内容提要：

　　本文提出私社区概念，以描述移动新媒体时代的自我、他人与地方新关系。借助于当前独特的地理媒介，人们以自我为中心，构造了自我与地方、自我与他人的多重关系，展示出散布式、碎片化的社区形象，并且在社交网络中以多种方式连缀、拼贴。这种社区形态打破了传统社区统一、稳定的公共形象，体现了个体与公共的矛盾性共存，因而称其为私社区。与传统的依赖性、政治性社区不同，这种私社区主要呈现出审美的公共性。而地理媒介的具身中介化性质，耦合了身体、物质与符号，连接了具身与中介、物质与象征，由此创造了私社区新的社区感。地理媒介生成的私社区并未完全取代传统和现代社区，但是开启了一种新的社区生活，同时影响个人的主体性与社区的公共性。

　　关键词：

　　地理媒介/审美公共性/具身中介化/社区感/地方拼贴

　　作者简介：

　　谢静，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 200433

　　基金项目：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沟通城市：新媒介背景下中国城市传播状况调查和评估”(16JJD860001)的阶段性成果。

　　在移动时代谈论地方社区，似乎陷入一个悖论。当信息技术全面植入物质生活、个体的移动性与灵活性大幅度增强的时候，如果沿袭传统的社区营造逻辑，用定着对抗移动，用地方抵制全球，用肉身替代虚拟，犹如手持长矛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注定徒劳无功。

　　人类终将永远失落那种曾经带来家一样温暖的地方社区吗？仔细观察当前城市居民与其生活地方的关联方式，我们的回答却又不能如此斩钉截铁。因为，一方面，虽然那种“休戚与共、同甘共苦”“默认一致”①的共同体式地方社区已然难以普遍存续，终将成为“失落的天堂”②；但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借助于新的媒体技术，构造一种截然不同的人地关系。比如，借助电子地图，人们能够更随意地亲近地方、造访社区；在运动软件上记录自己的行走轨迹，同时在社区虚拟空间镌刻自己的痕迹并广为分享；在社交媒体上贴出自己拍摄的社区照片，标注地理位置向朋友展示，等等。已有经验研究表明，并不如一些批评所断言，定位媒体削弱了人们的地方感，相反，凭借网络互联，通过提供地理相关信息和经验，记录和分享与地点相关的印象，以及通过陌生化和去商品化等新颖而愉悦的方式呈现地点，定位媒体为人们提供了个人营造地方的自由。③

　　不过，新媒体的地方营造显然已经不同于过去，在前述媒体行为中，人们亲近、表达、展示并分享对于地方社区的情感的方式，大多在移动中完成，并广泛借助于影像、地图等视觉手段。这种人地关系、社区关系，已然大异于滕尼斯的地方共同体。在此，移动亦能创造地方，全球与地方不是互斥而是并置(身体或/和心灵可以同时处于特定地方和全球任一地方)，肉身在虚拟空间和地理空间交相呼应。而且，在移动、社交媒体中显示出来的地方形象各不相同，人们与地方的关系深浅不一，甚至相互观看的人与人之间也互不熟悉，却通过相似的社区图景或相邻的地图位置而建立起一种新的关联。

　　这是一种全新的地方社区，它不是传统社区的回归，却又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现代化、城市化之后地方消失的悲惨命运，同时也挑战了传统的社区理念。社区越来越失去稳固的定位以及相对封闭的边界，而是更多地在移动、变换中不断生成。不似传统社区的人为营造，这种社区的生成进一步凸显了媒体的中介作用，在自我、他人、媒体和地方之间形成新的连接网络——新的“杂合体”④。

　　这一新的“杂合体”拥有一个共性：它以个体为中心，在移动新媒体的中介下，构造了自我与地方、自我与他人的多重关系，展示出散布式、碎片化的社区形象，并且在社交网络中以多种方式连缀、拼贴。这种社区形态打破了传统社区统一、稳定的公共形象，体现了个体与公共的矛盾性共存，因此，我们也以一种矛盾的方式将其命名为“私社区”。私社区既是个人化的，又具有一定的共同性；而个人化与共同性的创造，都有赖于新媒体特殊的技术可供性。移动媒体界面综合了文字与图像，连接了人与人、人与地方，不仅再现了地方社区的多样化的具体形象，还形塑了人与地方社区的多维度的具身关系，促进了一种全新的社区感。面对这些新的现象，我们需要探讨和思考：移动新媒体中介下的社区形态与传统社区究竟有何不同？它如何生成？它将如何改变个人的日常交往与公共生活？本文希望通过解析人与地方、他人交往方式的变化，探讨移动新媒体在型构人地关系、社区关系中的新的可能性，以及新的社区问题。

　　一、作为审美的社区及其“私人化”

　　长久以来，基于地方的社区生活主要有两个基本面向：一是与周遭物质环境的关系，体现为“恋地情结”⑤，或者在地方有意义地生存，即“诗意地栖居”⑥；二是与他人共处，形成有价值的集体形式，即“共同体”⑦。在传统社会，由于交往范围有限，上述两个面向之间基本协调一致，且相互促进，人们对于地方、社区的认同，往往同时包含了对于所处物质环境和共同生活于其中的群体的情感联系。不过，随着交通、传播技术的发展，人们交往关系中的中介因素越来越多，具身性关系越来越让位于中介化关系，社区终为滕尼斯所说的社会——一种“暂时的、表面的共同生活”——所取代。新的关系中介，典型如货币⑧、“印刷资本主义”⑨、或者电视所制造的“媒介事件”⑩，它们突破地理障碍，在越来越大范围的空间中将人们连接起来。但同时，由于这些媒介的标准化、大众化，甚至全球化，“想象的共同体”拉平了多样的、纷争的、狭小的地方共同体，导致了地方的消失，在国家乃至全球层面进行整合，甚至完全与地方无关，导致“虚拟社区”(11)出现。这样的现象，即是“脱域”(disembedding)(12)，或者非地方(non-place(13))、无地方(placeness(14))、地方无感(no sense of place(15))等。

　　面对地方社区“消亡”的恐惧，人们努力采取各种手段重建社区，其中最为典型的方式即作为抵抗的力量而构建的地方共同体：“通过集体行动建构起来、通过集体记忆保存下来的地方共同体，是认同的一种特殊资源。但是，这些认同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防卫性的反应，为的是反抗全球无序和全球失控的无奈，反抗节奏太快的变化。”然而，正如卡斯特所说，“这些认同所构筑的，不是天堂，而是避风港”(16)，在勃然崛起的网络社会面前，作用终是有限。中国的社区建设添加了从“单位人”向“社区人”转变的特殊背景，因而被寄予了“居民自治”和“基层民主化”(17)的期望。但是，在实际的社区建设过程中，居委会大多被当作“政府的腿”，社区自治的作为有限。(18)社区认同缺失往往被认为是居民自治的障碍，而居民自治的制度藩篱和实际困难，又进一步加剧了社区认同构建的难度。

　　其实，无论是“社区消亡”还是“社区重造”，基本上都没有超出滕尼斯所界定的社区概念，即视社区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依赖性、必然性场域，它构筑了无可逃避的共生关系，用帕克的话说，社区中的人就是“生活在多种多样的依赖关系之中，这种相互依存关系与其说是社会的，不如说是共生的”(19)。但是，社区研究者早已发现，这种必然性的共生关系已然逐步消解，当前的社区多是“有限社区”(20)，即局限于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而不是全部领域。不过，从社会学和政治学出发，人们往往聚焦于社区的政治意义，关注社区在权力过程中的作用(如卡斯特所说的作为抵抗的共同体)，仍然带有较为浓厚的强制性因素，而相对忽视了社区公共生活中非权力政治的维度，以及地方作为“诗意”的存在。

　　其实，作为公共生活的社区，不仅仅是讨论公共事务、协调利益关系的地方，还是人们向陌生人展示自我、交流情感的具体场景，即戈夫曼所说的“剧场”(21)。正是“从世界剧场方式观察公共领域”，森尼特提出了与阿伦特、哈贝马斯强调理性讨论的公共领域不一样的观念，森尼特所关心的公共领域暂时搁置了“理性面具”，以“自我戏剧化”的方式展示差异、形成刺激和集聚，因此是一种“注视”胜于言说交往方式，体现了审美的公共性。(22)如果从审美而非权力政治的角度来观察社区就会发现，即便许多人在社区中较少参加公共讨论和自治行动，但是却以“自我戏剧化”的方式参与到社区生活中，也在注视他人的戏剧化行为中认识社区、观赏社区从而认同社区。比如，在社区公共椅子上安静地阅读，在社区花坛前拍照留影，一方面表达了个人对于社区公共空间的理解与情感，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激发他人的社区生活想象，体现一种非政治的公共性。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个人与他者、个人与地方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松绑，不再具有以往所强加的必然性与束缚。当然，这并不是说剧场就没有规范，恰恰相反，剧本的限制依然存在，但是毕竟不同于直面利益冲突与政治对话时的厚重与坚硬。也许人们不再拥有战友般深厚的情谊，但是轻快而表象化的社区生活，更接近于深水静流的日常性，也更具有持久性。

　　事实上，对于个人社区生活的展示，从宽泛的意义上解读，也是一种政治行为，即差异政治的正义性。芝加哥大学政治学者杨提倡摒弃传统的公私二分法，认为“不应将‘私’定义为‘公’所排除之物，而是应当在自由主义理论的张力中，将之界定为有权排除他人的生活与活动。在这个意义上的‘私’并不能被公共制度排斥，而是个人选择从公共视野中撤出的领域”(23)。由此，个人坚持将私人层面的东西展现于公共空间，只要不违背他人利益，就不应当被干预、剥夺。从私的角度来重新理解公，那么公就不再是私的对立面，而是对私的开放和通达，即杨所谓的“异质性公共空间”。也正是从这一角度的公私观念出发，我们提出私社区的概念，将社区看作是通达私人日常生活最为细微、琐碎层面的地方，不仅要求理性言说和协商对话，也容纳情感性的表达与展演。不过，与戈夫曼的场景观不同的是，在我们看来，社区物质环境不仅仅是私人生活得以展开的既定场所，也是被人们积极利用的在手资源，用以构造于自我具有独特意义的社区时空；社区的地方不仅仅是剧场，也是道具，是拉图尔所说的“行动者”。在这样的社区中，人们以自我为中心，将他人与地方编入舞台。由于演员和舞台都是个体化的，所以社区也并非整齐一致，甚至居住在同一区域的不同个体心目中的社区范围与形象也大不相同，更不要说很少有人活动范围完全一致。总之，私社区以个人为中心，更为多元化，多种私社区在世界与媒体当中异质共存。

　　一位年轻摄影师姚的社区实践，生动地诠释了私社区的审美性以及自我与社区的新关联。姚来自成都，从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居住在上海市中心淮海中路的上海新村(24)，一个典型的上海里弄的亭子间里。姚选择居住在此，即使收入微薄不定，即使住宿条件逼仄艰苦，也坚持租住在这个昂贵的社区，原因很简单：“我喜欢这个地方”。但是，她很少与本地人交流，她如数家珍的街区故事，大多来自少数朋友和媒介。她那位在此居住了数十年的房东夫妇，也很少与邻居说话，这在她看来，就是上海人的文明：冷静、内敛。姚曾经是杂志社的图片编辑，后辞职不再在机构从事固定工作，更多地游走于周边街区，也偶尔远游国外，用手机镜头记录下一个个细节和场景，参加摄影展、出版自己的摄影专辑。她把自己全方位地浸入地方社区，再现社区。当她带领我走在这个地方，时不时就会随手指着一栋建筑，述说它的前世今生；或者站在一个小小的点心铺前面，嗅着浓浓的香味，说这是她经常购买的早餐。在一片饭店、咖啡馆密集的地方，她说这是她的“客厅”，朋友来了就到这里坐坐。一条安静的街道，则是她的“走廊”，经常路过，却较少停留。在这个区域，她拍摄了大量照片，大多是一些司空见惯的细节，但是经过她的镜头框定、凝固，变成一种“惊喜”。在她住所附近乌鲁木齐中路上有一个小小的门面，取名“寄存处”，以艺术展示加售卖的方式面对街区居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开张的时候，“寄存处”邀请姚举办了为期两周的个人摄影展，展出她拍摄的本街区的照片。看到她的照片，一位邻居阿姨惊呼：这就是我经常路过的地方啊！我也可以拍出这样的照片！姚更多的照片是第一时间发在微信朋友圈里的，标题大多是某某街道、某某地方。朋友时常会在照片下面留言：这个饭店我去过的啊！这个位子我也坐过！姚的摄影也许算不上“私摄影”(25)，但是却展示了厚重的个人视角和个人感受。有人在评论姚的摄影作品时说：作为同行者，看着她拍照，“随后，我们便会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她拍的照片，同处现场的自己与她所看到的场景竟然有这么大的不同。再加上她给照片赋予的只言片语，又能清晰地体会到某种感觉上的折射，好像她拍摄的根本不是眼前的那片真真切切的现实，而是存在于另一个维度里的某种只属于她的独特感觉”(26)。不过，正是通过这些极具个人化的影像，姚的邻居和网友感受到了社区的魅力；通过这一私社区，姚及其微信朋友圈连接了广泛的人群，触及世界各地。

　　二、具身中介化：地理媒体与新社区感

　　在以往的社区、地方研究中，交往方式虽然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交往所依凭的媒介技术，却较少进入关注的中心，这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矛盾：一方面，人们斥责媒介和传播变化带来的地方消失；另一方面，又总是以传统交往技术下形成的社区和社区感来衡量新媒介技术下的新生活，并且试图回到过去。事实上，无论是赞叹超越地方还是哀伤地方消失，有一个共同倾向：都将地方与地方感的概念停留在定居时代的时空框架之中，以彼时的地方观念来衡量当前人们的感知。比如，被瑞尔夫视作“无地方”(相对于传统的地方)的机场等流动空间，人们也能以不同的方式在此获得地方感。由此可见，在地方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就是人与地方之间的第三方：中介技术。

　　有关地方的观念强调人与物质的直接接触，将具身性视为当然；而地方的象征与再现研究，几乎从不在意身体与物质，只是聚焦于象征符号与精神文化。从媒介性质来看，身体作为一种媒介，本身具有一定的硬度和厚度，与物质的关联往往是隐蔽、不可见的；而象征符号具有意义表达的直接性和透明性，同时也是轻盈、柔软的。这两类媒介以往的确较少直接关联，但是，随着定位、智能感知等技术的发展，身体、物质与符号在数字界面实现了连接与耦合，促使我们不得不将具身与中介、物质与象征结合起来，分析自我与私社区关联的新方式与具体过程，重新理解社区感。

　　私社区生成所依赖的媒介，与传统社区或现代社会都有所不同，它综合了移动和定位的技术，即麦奎尔所说的地理媒介，其基本特点表现为媒介融合、普遍连接、位置敏感和实时反馈。更简单地说，地理媒介的核心在于媒介的空间化，这是当前新技术与以往超越空间“限制”的媒介技术最为关键的区别，由此改变的城市样貌则体现为“公共空间的网络化”(27)。

　　从历史脉络来看，公共空间从实体的咖啡馆、沙龙向大众媒介转型，塑造了新的共同体形式。依赖于地理接近性和社会生活延续性而铸造的共同体，在后出现的大众媒介技术面前节节败退，传统的“在场”为“缺席”所替代，终而只剩下虚拟社区。然而，新的地理媒介打破了现代化技术条件下的在场与缺席二元对立，塑造了新的“在场性”：它改变了以往由直接即时所定义的在场，将中介化的多重时间性插入具身场景之中。

　　这种变化，在实践层面产生了诸多新的可能性。跟姚行走在历史著名建筑之间，时常看到标识铭牌的文字简介旁边有一个二维码。扫码进去，即接收到所在街道的微信公号，内容既包括环境和建筑的图像、历史文字介绍，也有街道当前公共生活的再现。移动媒介的这种具身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又打破了社区地图和图像单一的表象性，将身体的表现、具体感知体验，与异时异地的再现的图景连接起来，形成并置与叠加。在理论层面，这种新的在场性颠覆了从柏拉图开始的将再现置于在场之后次要位置的理论假设，重新理解直接与中介的关系——它们不再是非此即彼、主次分明的一对，而是悖论式地并置、重叠而纠缠关联的。

　　事实上，特定空间中的多重时间叠加现象并不新鲜，拉图尔早就指出不存在纯粹的当时当下，所有的社会组合都是当时当下和异时异地的穿插和拼装。比如在特定的行动者网络中，总是存在各种人造物——他称之为非人类行动者或行动元(actant)，如减速带，这些人造物凝结了异时异地的结构和行动，是一种“远距”关系和跨越时空的对话。(28)不过，与当前地理媒介将不同的时间性标注在地图和图像上不同的是，拉图尔的非人类行动者往往以“黑箱化”的方式掩盖了异时异地的努力，除非其设定功能失效，才会被开箱检视，而地理媒介的可视化技术将时间和地形等各类数据图层展露无遗。这就使得地理媒介更多地承担了人与地方、社区互现的界面功能，而不仅仅是黑箱化的行动者。

　　界面的意义在于，“它们能在不同客体和系统的边界之间游走”(29)。计算机界面连接了身体和机械系统，并使信息具现化(instantiated)。作为私社区的界面，地理媒介一方面嵌入身体，成为一种具身技术；另一方面，它将身体与地方、他人的关系对应、展现出来，构造出多维的社区空间。在伊德看来，具身技术具有准透明性，“人造物被一同‘融入到’我的身体经验中，导向环境中的行为，或者作用于环境”(30)。而在环境一端，物质地景以具身的方式接入信息数据，使其成为一种“信息界面”(31)。地理媒介作为界面的特性，使其中介的社区空间，既不是单纯物理空间，也不是与物质环境分离的虚拟空间，而是叠加在具身中介的虚实并置空间中。在此，作为感官的身体和作为文化的身体，作为自然的景观和作为信息的景观，紧密结合，同时体现。这样的空间不只是三维的，因为具有多重时间和多层空间，所以是一种高维空间。

　　具体来说，当前的具身性媒介实践通过三种方式构造了新的自我与私社区的关联：

　　首先，它增强了本体感知和现实感。有人说，观看地图和图像，让人满足于虚拟行动，而不去亲身体验。但是，位置标签给人的嵌入感，再现了人与地方的关联，也可以促使人们更多地亲身参与地方。比如有人热衷于随时随地“打卡”，有时甚至将“到此一游”作为任务，即使已经筋疲力尽。也有人担心使用地图导航可能减少向陌生人问路的传统交往方式，但是亦有人表示使用地图帮助自己克服恐惧感，从而更愿意亲近地方，尤其是陌生的地方。

　　其次，具身性媒介实践帮助人们获得多维度、异质性、开放的情境感知和认识。更多地造访地方，找寻地方特色，形成比较，有助于产生更为开放和包容的地方感。双脚踏在松软的草地上，双手感受这个或那个历史建筑的粗粝皮肤，同时在网络上看到他人不同的轨迹图，或者其他群体、组织的集体行动，不同时间的地方活动，不同的实践形式，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关照，都向人们展示了多维度的社区生活图景，而且常常是跟自己的生活习惯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和情境再现，这对于避免地方可能的落后与封闭，是一种必不可少的体验。

　　第三，它提供了一些新的、基于地理的他人和群体联系。位置标签的意义不只在于独立标注，而是在一定空间和群体范围内自我定位，使自己在地方和社群中可见，因此是与客体照面过程中的主体构造。在此，标准化的地图成为构成性元素，而标注了自我的地图，则成为个体与地方和社群对话的新媒介。而且，一些基于位置的新的人际、群体关系也在逐步形成，比如夜跑群。

　　上述三方面的感受构成了地理媒介中介下私社区的新社区感。

　　三、地方拼贴：私社区与公共生活

　　地理媒介生成的私社区并未完全取代传统和现代社区，但是开启了一种新的社区生活，同时影响个人的主体性与社区的公共性。

　　传统社区那种基于空间邻近和持续时间的浸润式实践，逐渐被具象传播越来越浓厚的表象性体验所替代。这不同于机械式、理性化的社会对于共同体的取代，而是越来越具有可见性，甚至将可见性体验为社区的基本特征。原先的浸润也意味着在言说之余静默的重要性，身体实践和惯习发出的是深沉的“沉默的言语”(32)，但是，将身体与地方相关联的具象传播，在沉默与言说的之间插入了多重维度的表象与表现，一方面改变言说的方式和“图像性体制”(33)(可见性与可说性分配方案的变化)，另一方面也重新构造了身体体验。

　　私社区进一步加剧了永恒性与流动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得社区构成更具有权变性。传统社区清晰的边界和场所的包被性，是社区营造的重要条件和特征，大众媒介和现代交通正是因为模糊甚至抹平了社区边界而被认为失去了地方性。然而，地理媒介促进了更大的移动性，也不可能为人们重新构造安全的林中小屋；它促进了人与地方的连结，但总是随时变化的，交往的版图也难以定型。每个人认同的社区可能分散在世界的各个地方，而在一个地方的人们所构造的社区无论在样貌、地界上也相距甚远。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我们说私社区在生成，因为它总是飘忽不定，即是麦奎尔所说的松散空间。(34)

　　私社区的表象性和流动性，为主体的构造带来新的方向与形式。传统社区的主体性与地方性密切相关，人们在一种相对稳定的时空场景和社会关系中构造主体。随着这种稳定性和统一性逐步被打破，主体越来越需要在流动的地方和变动的关系中调整自身的处境和位置，在拼贴的私社区中发现和存储自我。趋于表象化的私社区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多变的自我。与其说是自我选择、拍摄了私社区的地图和影像，不如说是私社区照亮了自我，使得自我在私社区中得到展现，散布在移动界面跳动的光斑之中，成为“闪烁的能指”(35)。

　　当然，由于私社区本身的碎片化和不稳定性，自我也是多变、多重的。海勒把这种由机器界面结合了表现的身体和再现的身体的自我称为“后人类”，“后人类的主题是一种混合物，一种各种异质、异源成分的集合，一个物质-信息的独立实体，持续不断地建构并且重建自己的边界”(36)，在产生一些问题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与人文主义所设想的普遍、统一、理性的主体截然不同，后人类主体被“具身化、性恋、情感性、通感以及欲望——这些核心品质所界定”(37)。这样的自我，必然重新构建自身与社区的关联，重新确认自己的责任与义务。

　　最后也更为重要的是，私社区的个体性挑战了社区原本所包含的公共性的意义。私社区增加了分享和表现，却模糊了共享时空架构、肢解了共同关系体系，各种连接增加却又日益表面化。与其说是共同生活的人们组成社区，不如说是社区日益被植入到个人的私生活之中。另外，私社区中直接互动减少，言说与意象关系重新分配，使得言说的公共性逐步降低，政治与伦理的公共性变得日益稀薄(如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性(38))，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审美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也是一种感知的公共性，因为身体上的共存共生，身体化的自我表达更具有沟通性，所以如舒斯特曼所说，身体化自我并非向内躲藏，“使人退居自私的个人空间”(39)，而是以退为进，建立一种新的关系形式。当然，社区公共性转向审美与感知的维度，并非取消其政治性。不过，从当前的社区实践来看，政治的公共性需要制度的支持，也有赖于特定事件作为触发点，反而并非社区常态。

　　共享单车就像一面镜子，深刻地反映了私社区公共性的特征。作为一种新型的移动媒介，共享单车经过数字化网络的虚拟定位和连接，比原来的固定桩公共单车更灵活、方便，因而具有更大的公共性。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和地方的关系，使得原先的畏途变成一种轻松的享受，也扩张了个人的私社区版图。有些很少涉足的地方，借助共享单车人们可以随时造访；即使时常行走或者驶过，共享单车也能带给人们不同的地方体验。在人们的社交媒体上，时常可以看到贴出有关共享单车的地图和图像。典型的搭配是：一张行驶轨迹图，数张停留地方的照片(通常还在这些地方景致中刻意加上共享单车的形象)，以及目的地活动图像，比如某个餐馆及其食物。另外，各种媒体上也能看到人们围绕共享单车使用问题的批评和讨论，比如共享单车被损坏的图像，违规停在非公共区域的图像或者标志有单车位置的地图，在街头胡乱停放、违规行驶的图像，等等。这些图像、地图和言论，指向了公共性的问题，展现了公共性遭受破坏的现实，但是却很少成为公共协商和公共参与的直接媒介。有关共享单车的协商与共治，最终还是依赖大众媒介和既有组织机构，如街道、居委会和相关管理部门。

　　如果说传统社区是人们相忘的“江湖”，被事件和问题触发的公共讨论是一种相濡以沫，那么移动界面生成的私社区则像是倒映在水面的镜像，它照见了公共生活的多种境遇，本身却难以承受物质与责任之重。可以想见，在每天琐碎的日常生活中，需要组织动员起来的抵抗性行动并不常见，公共生活更多地以私社区的方式展现、拼贴，由此调动和组织起来的已然不是滕尼斯所说的共同体，也并非拉什所说的“后传统”的共同体。(40)

　　私社区关系，与其说建立在价值认同的基础上，不如说更多地只是共同生存的认可。因此，相较于共同体，不如说是“共通体”。这种共通体也不似彼得斯(41)、吴尔敦(42)在承认人们有时不可融合、不可分享的共存的无奈，而是“在没有同一性的差异中‘共-在’”，是一种“悖论性的联合”(43)。同时，这种共通体又是“可通达”(44)的，具有别处缺乏的“透明性”。桑德尔说：“形成这样一种共同体的东西不只是一种仁爱精神或共同价值的普及，甚至某种‘共享的最终目标’，而是一种共同的话语技巧以及固有实践和理解的背景，在其中人们的不透明性被减少，如果不是最终消除的话。”(45)共通体的透明性与多维叠加，表象性与具身性，对于人们组织和参与公共生活的方式与手段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是当前关注移动新媒介与社区的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

　　①[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3、73页。

　　②[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序曲第5页。

　　③Glen E.Farrelly,Claiming Places:An Exploration of People's Use of Locative Media and the Relationship to Sense of Place.A thesis submitted in conformity with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Faculty of Information,University of Toronto,2017.

　　④Latour,B.:Reassembling the Social: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⑤[美]段义孚：《恋地情结》，志丞、刘苏译，商务艺术馆2008年版。

　　⑥[德]马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96页。

　　⑦滕尼斯的Gemeinschaft概念包含了血缘、地缘、宗教等共同体形式，译为英文community也不止地缘共同体，不过，帕克等学者更多地从区域角度理解community，吴文藻等中国学者将其译成社区，也是承继了地域共同体的观念。

　　⑧[德]格奥尔格·齐美尔：《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⑨[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⑩[美]戴扬、卡茨：《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麻争旗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

　　(11)Rheingold,H.,The Virtual Community: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revised edition).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2000.

　　(12)[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13)M.Auge的概念，参见Cresswell，T：《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徐苔玲、王志弘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

　　(14)E.Relph的概念，参见Cresswell，T：《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徐苔玲、王志弘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

　　(15)[美]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6)[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二版)，曹荣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页。

　　(17)费孝通：《居民自治：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新目标》，《江海学刊》2002年第3期。

　　(18)郑杭生、黄家亮：《论我国社区治理的双重困境与创新之维——基于北京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实践的分析》，《东岳论丛》2012年第1期。

　　(19)转引自王小章《何谓社区与社区何为》，《浙江学刊》2002年第2期。

　　(20)顾骏：《有限社区的理念与实践》，载田玉荣主编《非政府组织与社区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21)[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2)[美]理查德·森尼特：《公共领域的反思》，载[英]加里·布里奇、索菲·沃森编《城市概论》，陈剑峰等译，漓江出版社2015年版，第402—409页。

　　(23)[美]艾莉斯·M.杨：《正义与差异政治》，李诚予、刘靖子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4页。

　　(24)上海新村是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建于1939年，代表着上海的新式里弄。所在地段曾经为法租界，现在隔壁就是美国领事馆，是城市区位最好、价格最贵的地段之一。

　　(25)顾铮：《中国私摄影论》。《社会科学》2006年第12期。

　　(26)林叶：《爱丽丝的棱镜》，原文刊载于《中国摄影报》2017年第62期8版，引自“中国摄影报”微信公号2017年8月18日，网址为：http://mp.weixin.qq.com/s?--biz=MjM50DkzNDE0MQ==&mid=2651764801&idx=1&sn=ae2527ff3a58c4ec0eef5e84cc8060e7(2018年12月20日下载)。

　　(27)McQuire,S.:Geomedia:Networked Cities and the Future of Public Space.Polity,2016.

　　(28)Latour,B.:Reassembling the Social: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29)[英]尼古拉斯·盖恩、戴维·比尔：《新媒介：关键概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1页。

　　(30)[美]唐·伊德：《让事物“说话”：后现象学与技术科学》，韩连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6页。

　　(31)Farman,J.:Mobile Interface Theory:Embodied Space and Locative Media.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12,p.43.

　　(32)[法]梅洛-庞蒂：《可见的和不可见的》，罗国祥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344页。

　　(33)[法]雅克·朗西埃：《图像的命运》，张新木、陆洵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页。

　　(34)McQuire,S.:Geomedia:Networked Cities and the Future of Public Space.Polity,2016.

　　(35)(36)[美]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刘宇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9、5页。

　　(37)[意]罗西-布拉伊多蒂：《后人类》，宋根成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7页。

　　(38)[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39)[美]理查德·舒斯特曼，《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程相占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65页。

　　(40)[英]斯各特·拉什：《信息批判》，杨德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2页。

　　(41)[美]约翰·杜翰姆·彼得斯：《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邓建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版。

　　(42)[法]多米尼克·吴尔敦：《信息不等于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43)[法]让-吕克·南希：《无用的共通体》，郭建玲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作者中文版序第8—11页。

　　(44)塞尔认为“传媒性意味着实在性的可通达性，实在性也蕴涵着传媒的可现实化。”塞尔：《实在的传媒和传媒的实在》，载克莱默尔主编《传媒计算机、实在性——真实性表象和新传媒》，孙和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3页。

　　(45)转引自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58页。

    （原文刊于《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