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区三州”脱贫攻艰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即将整体脱贫并进入可持续发展的振兴之路。但由于“三区三州”面积广阔，各地市州情况不尽相同，需要有针对性的确立其发展的方法与路径。利用地区市场潜力对其发展水平加以衡量是确定其发展路径的方法之一。地区市场潜力是地区发展水平的综合反映，通过对“三区三州”市场潜力水平分解并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可以发现“三区三州”在发展方面的短板，进而在全面脱贫后的振兴发展方向与方式上获取相应的路径。通过对“三区三州”市场潜力水平的进一步分解与匹配，将“三区三州”市场潜力特征细分，根据其不同的市场潜力特点，施行不同的发展策略。

　　关键词：三区三州；市场潜力；脱贫发展路径

　　基金项目：西南民族大学2018年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博士项目“可持续发展视角下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教育观念转变的内外动因研究”（CX2018BS14）

　　作者简介：边作为，西南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区域经济。郑长德，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少数 民族经济、区域经济、金融理论。

　　一、引言

　　地区发展与其拥有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交通资源等密切相关，这些要素组合在一起，构成了商品生产、消费的空间。商品生产能力、消费能力决定着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生产出的产品能够顺利的出清途径主要有本地的消费以及本地区将商品出售到区域以外地区。由于地区之间并非独立而是互相关联，商品、人力等的流动时刻在发生，这一动态的过程在直观上通过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予以表现。但地区生产总值的增减并不能全面的反映地区发展的能力与水平，政策偏向，资金流入，基建投入等帮扶措施可以使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快速提升，如果以上措施发生改变，区域发展是否能够持续？这一问题对中国“三区三州”地区的发展振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精准扶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三区三州”即将整体脱离贫困的背景下，这些地区的发展能力如何，是否能够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如何因地制宜的推进实施发展政策等需要相应的政策依据。区域市场潜力水平能够从现实及未来的角度来审视区域发展的能力，从全局角度来衡量本地及区域外因素对地区发展水平的综合影响。

　　国内外的学者研究表明，市场潜力是综合反映区域发展能力的指标，它综合考察了经济、地理等因素，对区域发展能力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预测性。市场潜力大的地区会吸引更多的产业、人才的集聚，产生更强的本地效应。同时市场潜力水平对区域的产业分布会产生影响，并以产业带，圈层等经济形式表现出来。这表明区域协调发展不仅需要后进地区不断加强投入与政策支持，对其周边的地区同样要根据其市场潜力水平的情况进行协调，形成区域之间互相影响，相互促进的均衡发展格局。对于中国“三区三州”地区，提升这些地区的市场潜力水平是通过内部的不断投入，增加其自身的发展能力，还是要加强外部的影响，通过外部不断的人力、物力、产业的输入提升其市场潜力水平，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内外市场潜力的均衡与否分地施策。

　　二、“三州三区”发展与市场潜力综述

　　“三区三州”包括西藏、新疆南疆四地州和四省藏区以及临夏州、凉山州和怒江州，其80%的我区位位于青藏高原区。其地理第一性特点包括高、寒、大、岖、远、边的特点（郑长德，2017）。“三区三州”是国家层面的深度贫困地区，贫困面广、贫困发生率高、区域发展位次差、人均生活水平低，且对扶贫政策有高度依赖性（李俊杰，2018）。 其地域广阔，内部发展处于不平衡状态。总体来看，四川藏区、甘肃藏区、云南怒江州、德宏州市场场潜力水平相对较高，西藏自治区各区市市潜力水平低，发展相对滞后。“三区三州”总国土面积约298万平方公里，2017年常住人口总计约2829万人，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9.5人，与全国每平方公里142人的平均水平差距巨大。在城镇化率方面，“三区三州”约为36%，与全国2017年平均城镇化水平的58.52%有很大差距。

　　市场潜力（Market Potential）可以分解为市场与潜力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市场，也就是承载经济运行的区域，另一部分是潜力，是某个市场的发展能力。市场潜力是一个地区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它以新经济地理理论为基础，综合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地理区位，运输成本等因素，对地区经济发展的能力，政策效果的评价有着较科学的指示作用。特别对于“三区三州”地区，在资金、政策等帮扶措施下，其地区经济获得了较快速的发展，经济总量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但其区域的发展能力水平如何，市场潜力提升程度如何，这需要以更加综合的指标加以判断。有效的提升地区市场潜力水平才能让地区经济获得持续健康的发展，政策帮扶措施效果如何，帮扶措施应该持续到何时，这对于研究“三区三州”的发展都是现实的问题。将复杂纷繁的影响因素化简，可以用综合的市场潜力指标加以反映。

　　市场潜力（Market Potential）的准确计量最早由Harris（1954）做出，他在分析美国产业分布时发现，产业带的分布不仅与原料地、本地生产成本等因素相关，其与消费市场的地理位置也息息相关。Harris市场潜力综合了地区经济总量与区域间的交通距离因素，从全局角度衡量了地区市场潜力水平对产业分布的影响。指出美国的产业分布受地区的市场潜力大小影响更大，也就是更倾向于接近市场潜力高的地区。Redding and Venables（2004）以新贸易理论模型为基础，在模型中增加了运输成本，通过新经济地理的工资方程（Fujita and Krugman,1999）分解出区域市场潜力，利用101个国家之间的贸易量数据得出各国家的市场潜力水平，发现以市场潜力水平高低表现的与消费市场与原料市场的接近水平和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显著正向相关。范剑勇（2010）利用区域间投入产出数据计算了中国226个地级市市场准入水平，得出了区域工资水平差异受区域市场准入影响，市场准入水平高低影响了劳动力的流动。

　　在地区市场潜力计算方面，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计算方法，一种是Harris（1954）的市场潜力方法，另一种是Redding and Venables（2004）的市场潜力计算方法。经本文检验，这两种方法对中国各地市州的市场潜力计算结果总体趋向一致。Redding and Venables（2004）市场潜力计算过程较为复杂，计算的依据为地区双边的贸易额，其结论通过了相应的实证检验，但数据不易获得。Harris（1954）的计算过程较为简便，主要利用了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以及地区之间的运输成本。Harris（1954）计算方法国内学者刘修岩等（2007）及国外学者通过其方法也做了大量的验证。由于本文研究的是中国国内“三区三州”市场潜力水平，并综合考虑数据的易得性和连续性，本文将采取Harris（1954）的市场潜力计算方法。为了确保中国各地市州市潜力值计算的准确性，本文采用Redding and Venables（2004）和范剑勇（2010）的市场潜力计算方法，使用了《中国地区间2012年投入产出表》、《中国地区间2010年投入产出表》以及《中国地区间2007年投入产出表》对中国地级以上的城市三个年度市场潜力水平进行了计算，并与相应年度Harris（1954）各地市州市场潜力排名进行比对。由于2010及2007年投入产出表中西藏数据缺失，通过对2012年两种方法的对比，二者末位均为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其他各地市州排序基本一致。所以本文使用Harris（1954）的市场潜力计算方法能够反映出中国各地市州市场潜力变化水平。

　　Harris市场潜力是某地区的临近地区的距离权重市场购买力的加总。Harris市场潜力按照距离可以分为本地市场潜力及区域外市场潜力，二者之和为区域的市场潜力。Harris市场潜力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yj为各地市州的名义GDP值，Dcj 为两地之间的距离，由于数据量巨大，本文用Arcgis10.1测算的欧氏距离表示，对于每个地级市内部的距离Dcc，用公式计算得出。总体来年，某地区的市场潜力水平分为本市市场潜力及本市以外地区形成的市场潜力，本市市场潜力水平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地域面积相关。本市之外的市场潜力水平可以继续分解为本省形成的市场潜力和省外形成的市场潜力。无论从地域还是区域经济发展关系角度，省域内其他地区对本地区形成的市场潜力较省外形成的市场潜力更加重要。

　　三、市场潜力的计量、分解与“三区三州”发展

　　本文计算了中国336个地市州1990年至2018年市场潜力水平。考虑到每个地级市GDP平减指数不易获得以及其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可能会出现连续性较差现象，本文采用了每个地级市的名义GDP进行了各地市州名义市场潜力值的计算。由于西藏自治区数据从1999年才统计完全，西藏自治区各地市的名义市场潜力水平数据从1999年至2018年。通过对全国336个地级以上城市及地区市场潜力水平的计算，可以对全国以及某个区域的市场潜力水平进行动态观察，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特别是“三州三区”深度贫困地区扶贫成效以及振兴路径提供相应的可量化的依据。

　　从总的各地市州的市场潜力来看，2018年市场潜力水平最高的佛山市是最低的阿里地区的12.94倍，本市产生的市场潜力水平最高的深圳市为最低的阿里地区的5975.93倍。2018年佛山市的GDP总量为阿里地区的188.83倍。由此可见，地区市场潜力水平是地区综合市场能力的反映，它不是单纯的以GDP为反映的经济总量为衡量标准，同时也综合考查了地区的地理区位，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关系。

　　从全国总体情况来看，全国336个地市州2018年名义平均市场潜力平均值为1184.95，较1999年的113.25增长了10.46倍。其2018年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值为2735.69亿元，较1999年的266.11亿元增长10.28倍。全国各地市州市场潜力水平略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从全国各城市的市场潜力水平来看，地区之间市场潜力呈现显著的高高及低低分布格局，区域市场潜力分化明显。

　　图1 2018年各市总MP莫兰散点图 图2 2010各市总MP莫兰散点图 图3 2000各市总MP莫兰散点图

　　2000年莫兰指数为0.822408，2010年为0.827333，2018年为0.825109，高高及低集聚比较明显，整体聚集程度变化不大。

　　总体来说，中国各地市州市场潜力分布情况呈现东部省份各城市呈现高高集聚，中部省份高高集聚增多，东北地区、西部地区缓慢改善的进程中。

　　从全国各城市市场潜力指数来看，各城市的市场潜力水平呈现较高的正向相关关系，高高及低低集聚态势极为明显。从地理区位上看，各城市市场潜力水平为由东部沿海城市向西部内陆城市逐步递减的态势。从全国各地市州的市场潜力水平来看，前五位以及后五位排名变化较小，需要注意的是，后五位城市均属于“三区三州”地区。

　　“三区三州”地理禀赋薄弱，发展水平相对滞后，表现在地区市场潜力水平上是总市场潜力、本市、本省及省外形成的市场潜力水平均较低，特别是本市形成的市场潜力水平远低于所有城市的平均水平。同时也要看到，在全国经济整体发展的情况下，“三区三州”各项市场潜力水平均处于稳步提升过程中，“三区三州”在市场潜力提升中并没有落后，而是逐步追赶。

　　“三区三州”的发展水平与地区自身、地区周边、全国其他地区都密切相关。为了更清晰的反映“三区三州”市场潜力水平与全国总体水平之间的差距，下面对“三区三州”全部市潜力、本市形成的市场潜力、本省形成的市场潜力、省外形成的市场潜力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进行相应的比较。

　　“三区三州”总的市场潜力水平均值为全国均值水平的42%左右，呈现总体提升态势。但2017年、2018年地区市场潜力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出现小幅下降，在比对本市及本省产生的市场潜力的基础上，发现主要与全国经济整体运行趋紧相关。与全国2018年各地级市市场潜力平均值1184.96相比，“三区三州”各地区总市场潜力水平普遍较低，“三区三州”总市场潜力受地理区位影响较大，特别是处于边远地区的西藏各区市、新疆南疆各地区市场潜力水平受地理区位影响较大，省外市场潜力水平较低。但新疆南疆各地市州的本地及本省市场潜力水平较高，本地市场潜力较大。从“三区三州”总市场潜力平均值与全国均值比较来看，从2000年以来，“三区三州”的市场潜力均值水平处于较低位置，总体上呈现缓慢提升态势。二者占比水平从2000年的40.98%上升至2018年的42.34%，虽然从比值上看增速较为缓慢，但从全国层面上看，“三区三州”的市场潜力水平提升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从均衡发展角度来看，“三区三州”经过精准扶贫，产业扶持等，在处于区位、科技、教育等方面劣势的条件下，仍实现的追赶式发展，体现了国家扶持政策的成效性。

　　“三区三州”各地市州整体名义市场潜力水平均值从1999年的46.69升至2018年的497.36，二十年时间共上升了10.65倍。其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平均值为321.04亿元，较1999年的26.45亿元增长12.14倍。总体来看，“三区三州”的名义市场潜力水平较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略低。可见“三区三州”虽然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方面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市场潜力水平并没有同步增长。“三区三州”地理处于我国西部边远地区，地理区位欠佳，交通通达性相对较差，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建设成本高。同时“三区三州”地区面积广，人口稀少，人口聚集度低。以上都是地区市场潜力提升方面的不利因素。那么从市场潜力角度来探索“三区三州”发展路径可以从其市场潜力水平短板入手。

　　本市产生的市场潜力方面，“三区三州”平均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差距很大。“三区三州”各地区面积广阔，人口稀少，地区国内生产总值较低，这些集中体现在本市市场潜力较低水平上。但从数值及比例上来看，“三区三州”在本市市场潜力方面提升速度较快。本地市场潜力是本地市场效应的一种反映，拥有较高的本地市场消费能力的地区会产生规模效益递增，进而成为产品的净出口地区。“三区三州”地区本地市场潜力普遍较低，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本地居民较少，2017年各地市州平均常住人口数量为217.7万人，常住人口最多的是阿坝州483.52万人，最低的阿里地区仅有11.91万人。本地居民产生的消费总量少，产业带动能力低。二是运输成本高，“三区三州”区域面积广阔，地理条件复杂，运输距离长，道路建设成本高，商品运输成本提高导致交易成本的大幅提升。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法之一是充分发掘临近区域的带动效应，利用本省的有效资源带动“三区三州”的发展，形成由近及远的区域圈层。

　　对于本地市场潜力水平低的问题。“三区三州”本市市场潜力平均水平2000年至2018年一直处于全国平均水平的4.5%-4.9%之间，呈缓慢上升态势，但总体情况仍不乐观。生产生活条件差，产业聚集度低，产业发展层次较低等因素制约着三区三州地方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在2020年“三区三州”实现全面脱贫后，引导产业向集约化、现代化方向发展，完善乡镇建设，因地制宜的发展精品农业、大农业、特色农业、农产品深加工业等产业。鼓励乡村创业带头人发挥致富先行的示范与带头作用，鼓励有创新创业精神的乡村企业家扎根乡村，带动乡村产业发展。

　　本省产生的市场潜力水平上来看，“三区三州”总体水平虽与全国水平有较大差距，但整体同样处于上升态势，表明“三区三州”所在地区整体发展情况处于上升态势之中。本省形成的市场潜力是“三区三州”市场潜力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各地市州2018年本省形成的地区市场潜力均值为210.3，而“三区三州”2018年本省形成的市场潜力均值为31.6。本省形成的市场潜力中，四川藏区、新疆南疆及甘肃藏区相对较高，西藏较低。“三区三州”所处地区的整体发展水平对其市场潜力的高低有着较大的影响，溢出效应，发展的示范效应对相对落后地区的带动作用不容忽视。由此，以本省为主的区域协调发展至关重要，既要重视“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的帮扶，也要综合协调临近地区的发展，实现整体推进，发达地区带动落后地区。同时也要看到，“三区三州”所在省区综合发展水平仍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其对三区三州形成的市场潜力提升作用相对较小，对“三区三州”的帮扶需要有全局眼光，着重提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甘肃省、四川省、西藏自治区、云南省的全面发展，从产业、科技、人才等方面综合提升这此省区的总体经济水平。

　　对于本省市场潜力水平较低问题。“三区三州”本省市场潜力水平2000年至2018年处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3.5%-15%之间，呈缓慢上升态势。“三区三州”邻近地区由于距离其较近，对“三区三州”的发展影响较大。“三区三州”邻近的周边地区由于相对全国其他地区发展水平仍处于较低区位，集中连片发展水平低的情况较为普遍。实现区域整体协调发展，在对“三区三州”在产业、政策、资金等方面扶持的基础上，周边地区的协调发展不容忽视。

　　从省外市场潜力水平对“三区三州”市场潜力水平的影响程度上来看，受益于全国经济快速发展，“三区三州”2018年平均省外市场潜力水平为462.3，全国平均省外市场潜力平均值为899.7。与“三区三州”本市及本省市场潜力与全国水平的比值来看，全国形成的市场潜力水平相对较高。随着我国基础设施的完善，区域之间的距离对地域的经济发展的影响逐步减小。

　　四、“三区三州”本省市场潜力与本市市场潜力匹配

　　“三区三州”同属于深度贫困地区，但由于其区位、地理禀赋各不相同，发展水平、方式也必然有所差异。从市场潜力角度则更能较清晰的梳理“三区三州”各地市州的发展阶段，明确其未来的发展方式。

　　下面选取本省市场潜力均值32，本市市场潜力均值3.4为分界，将“三区三州”各地市州放入笛卡尔象限，其中第一象限表示本省及本市市场潜力均较高的地区，第二象限是本市低本省高的地区，第三象限为本省及本市市场潜力均较低的地区，第四象限为本市高本省低的地区。

　　1.本市市场潜力与本省市场潜力均较高的地区主要有凉山彝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迪庆藏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等，这些地区整体处于较良性发展阶段，发展振兴路径较为清晰，需要继续加强当前产业政策，推动区域快速向高水平阶段发展。

　　2.对于本市低本省高的地区，如阿坝州、甘孜州、甘南藏族自治州，需要继续加大对这些地区的投入力度，并充分借助本省形成的市场辐射功能，实现追赶式发展。增强周边地市州与这些地区的联通能力，借力周边地区形成的市场需求、人力需求，吸收周边地区的产业、技术推动地区经济发展。

　　3.对于本市低本省低的地区，如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和田地区、山南地区、日喀则地区、林芝地区、昌都地区、那曲地区、玉树藏族自治州、阿里地区等，这些地区处于整体区域发展水平较低，需要全面推进地区所在省区，如西藏自治区、青海省的综合发展。稳定这些地区的帮扶政策，通过对口帮扶，人才扶持，产业引入等方式，不断提升这些地区的发展能力。

　　4.对于本市高本省低的地区，如拉萨市、武威市、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需继续推动其形成核心城市功能，增强其聚集作用，提升聚集水平。不断提升这些地区的产业层次，提升其城镇化水平。

　　五、结语

　　“三区三州”地区地域优劣势明显，发展程度不同，发展方式相异。充分认识“三区三州”地理第一性的与地理第二性特点，降低不利因素的影响，如建设通达性更强的高等级公路，跨江大桥等，实现本地运输费用有效降低，让区域外人、物等资源更方便的进入。发挥环境资源、民族文化优势，建设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旅游资源、康养资源，吸引外部资源进入“三区三州”，为其自主良性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借助易地扶贫搬迁，建设特色民族村镇，引导富余劳动力向旅游服务、商业服务方面转变，提升其自主致富的能力。加强特色村镇的通达性，发挥地区自然旅游资源优势。如怒江州兴建的沿怒江的“最美公路”，将怒江沿岸贫困地区产业资源、旅游资源、文化资源充分整合，吸引外地游客、商品等进入，将迅速改变如福贡县、贡山县等地区贫困落后面貌，加快沿线地区的发展。

　　有序提升“三区三州”各地区城镇化水平。充分发挥镇-县-市的集聚效应，提升分散的生产资源的集约化程度。以各城镇为中心，建立生产与销售的高效链条，加快当地产品的商品化转化速度，提升转化效率，进而提升当地产业生产效率，实现自身市场潜力提升。

　　充分借助外部资源，为引入外部资源创造有利条件。“三区三州”地区市场潜力的提升需要加大引入力度，吸引省、区外部产业进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为进入企业创造资金、税收等方面的优质环境。吸引省、区外部人员进入“三区三州”，给予各类人才在收入、教育、发展方面的支持。借力“三区三州”旅游大环线，整合“三区三州”旅游资源，形成持续增长的旅游收入，提升地区外部形成的市场潜力的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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