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生态移民的社会适应问题是三江源生态移民工程关注的重点。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查拉沟社区的生态移民来自农区、牧区和半农半牧区，三类生态移民所呈现出的社会适应有所差别，移民自身对社会适应的认知与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相同。社会适应作为移民应对生存困境的一种机制和策略，其本质在于移民在与迁入地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互动过程中达到和谐平衡的关系，这一互动过程受到移民在迁出地生活实践的影响。了解和区分不同类型移民的社会适应状况，才能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地提高移民政策的适配性。这关系到生态移民工程的成效、区域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关 键 词：藏族生态移民/生计差异/社会适应

　　项目基金：北方民族大学重点科研项目“青南藏区生态移民搬迁与石刻文化传承保护研究”(2017MYA10)

　　作者简介：冯雪红，北方民族大学 学报编辑部，宁夏 银川 750021 冯雪红(1968- )，女，宁夏中宁人，北方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学、生态移民研究。

　　社会适应，亦称社会调适，最早由斯宾塞提出，他认为生活即是内在关系与外在关系的调适[1](209)。社会适应是个体在与社会环境交互作用过程中，追求与社会环境达成和维持和谐平衡关系的过程[2]，即“个人通过社会化，明了自己的社会权利和义务，形成与社会要求相适应的知识、技能、价值观和性格，就会在社会交往与社会行动中采取符合社会要求的行动”[3](353)。社会适应既包括客观层面，也包括主观层面，可以操作化为经济生存、社会交往和心理认同三个维度[4]，也可以概括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即宏观层面的制度适应、文化适应，中观层面的社会交往适应、族群认同适应、生活方式适应，微观层面的职业适应和心理适应[5](17)。布莱克(J.S.Black)认为移民适应包括三个方面：一般适应，即对本地食物、交通、生活条件、娱乐设施及医疗设施的感受等；交往适应则包括移入国居民在工作内外交往情况的感受；工作适应则包括对所从事工作的感受[6]。社会适应有三种形式：学习、应对和防御[7](23)，而社会适应的结果有同化、隔离、整合及边缘化四种情况[8]。与社会适应这一概念十分相近的概念还有社会融入和社会融合，三者通常相互替代使用，但仍有细微差别。其中，社会适应是从个体心理角度出发，描述移民对迁入地环境的熟识，在时间过程上发生在社会融入之前，是社会融入的前期准备阶段。而社会融合是社会融入结果的描述，是发生在社会融入之后的阶段[9](354)。此外，还有社会吸纳、社会并入、文化适应等相关概念，在具体研究中，往往对这些概念并没有绝对清晰的区分。事实上，这些概念并不相互排斥，它们在内涵上存在着交叉和互补，它们或者针对社会融合的某一具体方面、具体阶段进行描述，或者从多个维度进行综合说明[10]。

　　移民迁移之后的社会适应问题是生态移民这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的核心。目前，学界对生态移民社会适应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总体来看，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生态移民社会适应的内容描述、问题与困境探究和影响因素分析。对生态移民社会适应的内容描述多集中于移民的生活适应、生产适应、社会交往适应等多个方面[11][12][13][14]。其中，谢治菊运用人类认知五层级理论对生态移民社会适应状况的探讨具有新颖性，该研究引入了新的理论工具，且突破了前人研究中将社会适应各方面并置的情况[15]。而李霞等人基于年龄层次对生态移民社会适应性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对该问题的认识[16]。对生态移民社会适应的困境主要从政策、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几个方面进行探讨[17][18]。其中，一些学者从社会排斥视角对生态移民的社会适应问题进行分析[19][20]。针对生态移民社会适应的影响因素，大多数学者认为，移民的经济收入、文化水平、传统习惯及政府政策等因素对移民的社会适应具有重要影响[21][22][23]。概括来看，已有对三江源藏族生态移民的研究，其研究对象均是从牧区搬迁出来的牧民，面对搬迁后遭遇的社会文化变迁，这些移民具有相似的社会适应能力。然而，青海查拉沟社区的藏族生态移民并非全部来自牧区，因而，本文的研究对象本身并非以往学者所析——藏族生态移民具有同质性且具有相似的社会适应能力。

　　查拉沟社区位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称文镇(为行文方便，玉树藏族自治州下文简称玉树)，距镇中心三四公里，平均海拔3800米。根据称多县三江源办公室资料，查拉沟社区生态移民工程始于2010年，共安置人口620户3498人，属于县内搬迁。2014年7月以来，笔者持续关注和研究三江源藏族生态移民问题，其中，2014年、2016年8月，两次前往查拉沟社区对藏族生态移民进行田野调查。与其他移民点不同的是，从迁出地看，查拉沟社区的生态移民有三种类型，他们是从农区、牧区、半农半牧区搬迁而来的移民。也因此，笔者专门就这个社区三类不同移民的社会适应问题进行了调查。该社区委员会成立于2009年8月，常住人口是来自称多县称文镇、拉布乡和尕朵乡的生态移民搬迁户，绝大部分是藏族。移民来源不同，搬迁前他们的生计类型有三种：畜牧业、农业及畜牧业和农业兼营。本文涉及的牧区有尕朵乡卡茸村、岗由村，拉布乡吴海村和称文镇上庄村；农区有称文镇宋当村、拉贡村和拉布乡得达村；半农半牧区有称文镇岗茸村、阿多村，尕朵乡卡吉村、布由村、科玛村，拉布乡郭吴村、拉司通村、达哇村和拉达村。据此，笔者将移民划分为三种类型，三类移民的社会适应状况呈现出或一致或差异的特点。通过对查拉沟社区藏族生态移民社会适应的个案研究，归纳分析藏族生态移民社会适应的一般规律，以期为三江源地区乃至其他地区生态移民的社会适应及其关联问题提供有益启示。

　　一、三类移民的生活适应

　　(一)明显不同的居住适应

　　移民的居住适应不仅是对居住房屋的适应，还是对整体移民社区空间的适应。搬迁之后，移民首先面对的是政府规划齐整的网格状社区空间格局。此外，还有与之相配套的生活设施，包括电力、自来水、公共厕所和垃圾处理系统等。而基础生活设施的不健全往往会给移民带来生活上的不便。基础生活设施的建设是移民社区生活的物质基础，这些基本的社区物质条件直接影响到移民对新社区的评价和心理归属，在这一点上，三类移民呈现出较大的一致性。在查拉沟社区，冬季气候寒冷，自来水管道非常容易结冰。移民需要在停水期间从两三公里外的查拉河取水，或从县上、山里用摩托车运水。

　　(刚搬到这里时)最不方便的是自来水没通，路边共用的自来水只有1个，在院子里自己挖了个井，冬天会冻结，冻结时我们到2公里远的称文镇雪吾村达哇社去取水，是神山圣水——泉水，那个地方冬天水不结冰，水特别清，几天去取一次水。①

　　此外，众多人口的集中聚居必然带来环境卫生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大致有两方面：一是由于移民社区缺乏有效的环境管理；二是移民缺乏环境卫生意识，将生活垃圾随意丢弃和堆积。从半农半牧区拉布乡达哇村搬迁来的48岁移民BMZG说：“垃圾到处都扔，垃圾桶有呢，不自觉。有的人往垃圾桶放，有的人不放，一说的话就吵架呗，再没办法说。”公共厕所无人及时清理，这也是关乎移民日常生活质量的重要问题，正如移民TDGS所说：“厕所不太好，卫生不好，没人管。”厕所旁边成为移民社区生活垃圾的堆砌之地，32岁的牧区移民DJ就批评了人们随意丢弃垃圾的行为，“附近有厕所，厕所附近扔着(垃圾)，有个空地就扔那里”。调查期间，查拉东路路边的两个公共厕所已荒废许久，成了羊群的休憩之地。而移民社区的治安问题也是移民日常生活的困扰之一，牧区迁来的JYAB一家就遭遇了房屋失窃的情况，“我家被盗过两次，藏袍、电视、藏毯丢了两次”。

　　对房屋的需求是移民选择自愿搬迁的原因之一。从牧区迁来的移民搬迁前住的是帐篷，与帐篷相比，房子有诸多优势，移民BMCD就清晰地点明了房子的好处，“住房子，不漏水，挡个风”。从农区和半农半牧区迁来的移民，搬迁前住的则是土房子或平房，因此，他们对于搬迁后稳定的居住环境更加适应。同时，这也意味着他们会注意到更多的房屋问题，而且对房子有更多的要求，比如从农区迁来的移民YY就说：“对现在的住房不太满意，主要是对房子大小不满意，门换了两次，小区内门没换的几乎没有，不结实。”对于牧民来说，居住空间的改变主要体现在流动性向固定性的转变；而对于农区和半农半牧区的移民来说，更多的是住房面积的大小和房屋质量的改善。但不可忽略的是，正是由于许多移民是玉树地震的亲历者，他们对于房屋的安全性会格外在意。正是由于房屋在地震中出现了裂缝和坍塌，许多人不满意移民社区的住房，而房子的预制板屋顶抗震性较差，这让经历了地震的移民心怀忧虑。此外，房屋漏水、面积狭小也影响到移民对房屋的评价。相对于住房格局和结构对移民适应性的影响，房屋质量才是移民关心的重点。当然，对于那些从前没有房子，以及靠租借别人的房子居住的移民来说，因为搬迁而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这总归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二)略显差异的饮食适应

　　查拉沟社区生态移民的饮食习惯为一日三餐，饮食构成主要有四类：肉食、乳食、面食和蔬菜，包括牛羊肉、牛奶、酸奶、酥油、糌粑、馍馍、洋芋和油白菜等。一般情况下，早餐为糌粑，午餐为米饭和炒菜，晚餐则是面片。牧区迁来的移民，搬迁前的主要饮食是牛羊肉、牛奶、酥油和糌粑。蔬菜有时也会出现在饮食中，但只是“一星期偶尔吃一两次”②。搬迁后，以油白菜、洋芋为代表的蔬菜成为移民日常生活中的常见食物，而牛羊肉在饮食结构中的比例大幅下降。来自牧区拉布乡吴海村的37岁移民JYAB说：“以前主要吃牛羊肉、酸奶、牛奶，到这里变成了面食、蔬菜为主。”牛羊肉和蔬菜的市场价格是造成移民饮食结构中肉类减少而蔬菜增多的重要原因，与牛羊肉的价格相比，蔬菜要便宜很多。牧区迁来的移民JC对饮食习惯变化的感受十分明显，“搬迁后，肉吃不上，酥油之类的买不起，来这里，菜吃的多了。现在只能吃些菜，(不论)菜吃得习惯吃不习惯，也得吃，买不起就不吃”。肉类和蔬菜对他们来说是差别迥异的身体感受，“油白菜吃的稍微习惯一点，其他菜感觉没油，吃肉感觉能吃饱”③。对于搬迁后食品构成中牛羊肉比例的下降，半农半牧区迁来的移民与牧区迁来的移民有同样的感受，但并没有牧区迁来的移民那样感受强烈。对于牧区迁来的移民而言，如果说蔬菜在饮食结构中的变化是从无到有的改变的话，那么，对于半农半牧区迁来的移民来说，则是从单一到多样的变化。相比之下，农区迁来的移民对饮食结构变化的感受不是很明显，认为搬迁前后饮食“差不多一样”。当然，这只是对移民饮食变化的一种总体性概括，对于单个移民来说，并非完全一致，饮食变迁的感受受到个人喜好、年龄、迁入地地理位置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三)总体一致的穿着适应

　　从拉布乡吴海村(牧区)迁来的47岁移民江才说：“之前在牧区穿藏服，搬到这里就开始穿‘汉服’，到这儿干活穿‘汉服’方便。现在老婆穿着藏服，老婆以前就穿藏服，习惯了，穿‘汉服’感觉特别冷。”④江才的叙述直观地反映出移民搬迁前后穿着的变化。显然，着装习惯受到气候环境、职业类型、生产方式、文化传播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第一，“汉服”的影响范围广大。即使生活于牧区的牧民，在搬迁之前也早已经习惯藏服和“汉服”混搭的穿着习惯，很多移民甚至在幼年时已开始穿“汉服”。第二，藏族男女在着装的适应能力上存在差别。经常外出打工的男性，出于工作方面的考虑，他们早已改变穿衣习惯。而一些没有外出打工经历的藏族中老年女性更习惯于穿藏服，即使搬到移民社区，这种习惯依然没有改变。第三，民族重大节日对移民的着装有所影响。平日里习惯穿“汉服”的移民，在重要节日时也会选择穿藏服，因为在这样的节日里，服饰是民族文化的象征和外在体现，是彰显民族文化的重要方面。第四，藏服和“汉服”的便利性和舒适性对人们的穿衣习惯有影响。正如来自半农半牧区尕朵乡布由村的68岁老人ZM所说：“以前买不起藏服，后来穿的话感觉特别不舒服，系个腰带，腰这儿特别疼，袖子特别长，干个活也特别麻烦。一般藏服一身四五百(元)，好看是藏服好看，虽然藏服好看，但年纪大了，架个炉子、起床，特别麻烦，做个饭也特别麻烦，‘汉服’光着身子就可以穿。藏服，男装肩膀必须放1尺半，袖子3尺以上；女装，一般肩膀1尺左右，袖子领口也得放1尺，女的身材小，(因此，衣服)流传下来就那么小，男的身材大，男女有区别。”第五，移民在不同季节会选择不同的服饰。冬季，人们往往会选择穿藏服，因为藏服比“汉服”更能防寒保暖，能够适应藏区严寒的气候。因此，很多移民像TDGS一样，“冬天冷穿藏服，夏天热穿‘汉服’”。也就是说，三类移民的穿着适应差异并不明显。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牧区迁来的女性移民依然保留着穿藏服的习惯。一方面，从小穿藏服的习惯使得她们不容易改变长久形成的穿衣习惯，“老婆穿藏服，不喜欢穿‘汉服’，从小到大就这么穿着放牧，穿习惯了”⑤。另一方面，对于穿“汉服”所要承担外部压力的自我认知使得她们羞于穿“汉服”，40岁的藏族妇女ZC在家时常穿“汉服”，但逛街时一定会穿藏服，因为上街时穿“汉服”担心旁人会笑话。

　　(四)差别较小的出行适应

　　由于半农半牧区和牧区自然环境及经济条件的限制，移民在搬迁前大多选择步行或骑马。当然，也有一些半农半牧区和牧区的移民在搬迁前就已经有了摩托车。相比之下，农区迁来的移民在搬迁前骑马出行的很少，不少人都有摩托车甚至小汽车。搬迁后，农区迁来的移民，他们的交通工具并没有太大改变，而对于半农半牧区和牧区迁来的移民来说，摩托车成了他们普遍的交通工具。一方面，由于县城交通便利，公路体系健全，摩托车便捷实惠、易操作、速度快，于是成为人们出行的首选；另一方面，移民社区与称多县完全小学相距3公里，家长们为方便孩子上下学，基本上用摩托车接送。

　　二、三类移民的工作适应

　　查拉沟社区生态移民的收入来源主要由四部分构成：挖虫草、政府补贴、低保和打工，其中，虫草收入和政府补贴是移民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牧区迁来的移民主要从事的工作有环卫工、挖虫草、采草药、清理厕所、做建筑工及开烧烤店。半农半牧区迁来的移民所从事的工作有运货、挖虫草、开车、打工、种地⑥。农区迁来的移民所从事的工作有装修、打工、挖虫草。当然，更多的移民没有工作而赋闲在家，他们将这种状态称为“随便坐着”。除却开车运货、开店做生意、搞装修这些需要一技之长的工作外，移民所从事的工作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基于当地自然生态获取自然生长物的工作，如挖虫草、采草药和种地。尤其是挖虫草，这项工作几乎是所有移民每年五六月份都要做的事情。称多县境内有零星冬虫夏草产区，年产500公斤左右，虫草采集很早就成为当地农牧民⑦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每年5月下旬开始挖虫草。称多县各地均出产虫草，其中尕朵乡较多，尕朵乡临近曲麻莱县的巴干乡一带更多。虫草收购较好时，全县可达到2000余公斤[24](114)。另一种则是环卫工、清理厕所等工作。在这一点上，牧区迁来的移民展现出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

　　我是个环卫工人，在称多县环卫局每个月700元，干了快3年了，一年四季每天早上5:30起床，在街上打扫卫生，虫草挖不来哦!(我是)残疾人，一个眼睛没有了——左眼，戴着一副黑色的墨镜，我不是正式的环卫工人，替别人工作，别人一个月1600元，别人的活让我干，我从中抽取月工资700元，这样干了将近3年。⑧

　　现在清理厕所，谁家有(需要)清(理)谁家，一家给200(元)，有的给100(元)，不是天天有，就我一个人干。⑨

　　来自农区、牧区、半农半牧区的移民中，很多人在闲暇时节外出打工，近则本地，远则玉树市，但是打工受工程量、语言、年龄、性别、文化水平、身体素质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如称文镇宋当村迁来的33岁移民ZXAJ所说：“希望能找个干活的地方打工，每年找不上，不好找。有时候干活的地方没了，有时有，最好一直有可干的活，最多一个月挣4000元。”因此，不少移民虽有工作意愿，但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或者收入并不稳定。

　　三、三类移民的社交适应

　　搬迁后，移民面对的交往群体增多，群体的差异性更大，社会关系也更加复杂。他们原有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关系被以地缘为纽带的移民社区所取代。这一点对于三类移民是一致的，并没有呈现出较大差异性。此外，在语言方面，受访的几位从农区迁来的移民基本上会说汉语，而半农半牧区迁来的很多移民都会说汉语，其中，打工经历、小学教育和电视媒介起到了重要作用。相比之下，牧区迁来的移民基本上不会讲汉语，但是在搬迁之后因生活所需，也能学说一点儿。根据笔者调查，移民对汉语的掌握受到工作、性别、教育、经济贸易、电视、通婚等因素的影响。不少人都是在外出打工过程中学会了汉语。一方面，外出打工给移民提供了学习和掌握汉语的机会；另一方面，对语言的掌握也会影响到移民工作机会的获得。很多移民认为语言是他们找工作的重要影响因素。新环境中的语言习得能力在男女性别上也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许多女性在掌握语言方面较男性有所差异。这种差异并不是来源于男女性别上的固有差别，而是社会分工的结果。相较于女性，男性与外界接触的机会更多。外出送孩子上学、购物的人主要是家里的男性，而外出打工的也多是家里的男性。藏族传统社会固有的社会分工造成的男女性格上的差异也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正如33岁的ZXAJ所说：“(老婆)牧区来的，不会汉语，老婆不敢(去)买东西。”显然，这样一种家务分工一定程度上形塑了男女的性格。当然，如同我们在BMZG身上所看到的，女性只要有同样的机会，也能迅速地掌握汉语。教育对语言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孩子身上，接受义务教育的他们往往会两种语言，藏语和汉语的交叉使用是藏区孩子们运用语言的一个重要特点。很多孩子面对家人时使用藏语，在学校面对同学和老师时使用汉语，也有藏语中夹杂汉语的情况。女性移民才仁求真11岁的儿子说：“和同学一起玩时，汉语说得多，有时说藏语，藏语说的话(说)不清楚。”因此，很多孩子成为家里的小翻译。经济贸易对于人们语言的习得产生了两方面影响。一方面，出于购物的需要，藏族移民需要掌握必要的汉语词汇，诸如“多少钱”“这个”“那个”等，37岁的江永昂布说：“买东西会说一两句汉语，我经常买东西，‘这个东西多少(钱)’会说呢。”同时，每年挖虫草的季节也会有大量汉族人进入藏区，这使当地人有较多的接触汉族的机会，从而促其使用和掌握汉语。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大量汉族人进入藏区做生意，笔者在调查期间就接触过不少汉族人，包括理发店老板、饭店老板、杂货店主人等，有从甘肃、青海来的汉族，也有从四川来的汉族，此外，还有从青海来的回族，他们常年在当地做生意，相当一部分人掌握了当地语言，所以才会有移民说“很多卖东西的都会藏语”。另有一些移民则是受电视节目的影响，更多的人则是为了方便看电视而希望学习汉语。除此之外，通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移民对汉语的掌握。少数女性移民的丈夫是汉族，对她们学习和使用汉语有很大影响。

　　移民搬迁后，并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因此，闲暇时多数人“就这么坐着”，看电视、串门、闲逛是人们常用的消遣方式。在称多县城广场上，每天下午六七点钟开始，有许多人跳锅庄舞，移民点上有些居民会去那里观看或跳舞。这样的活动既能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又能起到健身的作用，同时，也能使移民迅速融入当地生活。从尕多乡卡茸村迁来的37岁牧区移民JYAB和他的妻子就喜欢跳广场舞，“这里比牧区娱乐活动多，每天都有广场舞，我偶尔去跳，老婆经常去，她跳得特棒。闲暇时到父母家去一下，看电视，也没什么空闲时间”。

　　四、三类移民的心理适应

　　从农区迁来的移民有很明确的自我身份认同，他们认为自己始终是农民，并没有因为搬迁而发生变化，他们判定自身身份的依据并非居住地点的转移，而是文化程度和汉语水平。44岁的女性移民YY说：“(我)认为自己是农民，主要是不认识字，不会说汉语。”与之类似，从称文镇宋当村(农区)迁来的33岁ZXAJ认为，移民点藏族和县城藏族最主要的区别是“(我们)没文化、不识字”，因此“认为自己现在是农民”。牧区迁来的移民对自我的身份定位也很明确，认为自己是城里人。一是因为“没牛羊，没田”，就像48岁的藏族妇女ZX的妻子所说：“没有牛，就是城里人，就算自己想当个牧民，现在也没牛了。”二是由于“城里人卫生，可能是受教育的原因，城里人和牧区的人言行举止不一样，说话时牧民有点重，牧区里打架的话不考虑后果，城里人打架会考虑后果，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牧区的人说话不对劲就开始动手动脚，法律意识淡薄，城里人会相互理解”⑩。相较之下，半农半牧区迁来的移民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则较为多样化，一部分人认为自己是农民，因为自己的收入水平与城里人还有差距，30岁的SN说：“感觉自己现在是农民，收入太低，城里人应该收入比这多一点。”而且移民没有牛羊，还是“从山沟沟里出来的”；一部分人认为自己是牧民，因为牧区始终是自己的出生之地，并不会因搬迁而改变，这种情结在尕朵乡卡吉村(半农半牧区)迁来的31岁女性移民昂文巴毛的话语中得到充分体现，“(我)觉得自己是牧民，不知道啥原因，我是那边的，生在那里，所以是那儿的人”。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自己是“半农半牧的人”，因为从小就在那里长大，已经习惯了那里的生活。从拉布乡吴海村(牧区)迁来的47岁移民JC认为自己是“半牧半城里人”，因为“没有牛了就不是牧民了，刚到城里也感觉不像城里人，到城里也没有城里人的收入，到牧区也没有牧区的生活”。还有一部分人则认为自己是城里人：一是因为没有牲畜和耕地，对于这一点，从布由村(半农半牧区)迁来的68岁老人ZM的语气极其肯定，“现在连一头牛都看不见，肯定的城里人”；二是因为自己身处城镇之中，就像拉布乡拉达村(半农半牧区)迁来的移民LS所说的，“城市里待着，肯定是城里人”。

　　在地域认同上，农区迁来的移民更多地认为自己是查拉沟社区的人，因为自己的孩子在这里长大，同时，移民自身享受的待遇都在查拉沟社区。而牧区迁来的移民更多认为自己依旧是原居住地的人，牧区迁来的JYAB认为这是出于藏族的一种故乡情结，“故乡是卡茸，生长在卡茸，藏族有个说法，‘payu’(藏语音译为‘帕域’，汉语意为‘故乡’)，‘pa’是爸爸的意思，‘yu’是故乡的意思，‘payu’就相当于爸爸的故乡，一般爸爸在哪儿，故乡就在哪儿，即便是住在这儿，我还是卡茸村的人”。而半农半牧区迁来的移民在地域认同上依然呈现出多样化特点，多数人认为自己仍旧是原居住地的人，因为祖祖辈辈都是那里的人，另一些人则认为自己已经是查拉沟(社区)的人，因为“我(在)查拉沟坐着，再就是查拉沟的人”(11)。

　　五、藏族生态移民社会适应的分析与思考

　　从上述三种类型藏族生态移民社会适应不同层面的事实呈现来看，搬迁后，来自农区、牧区、半农半牧区的移民靠近县城生活，面对新的生产生活环境，其社会适应状况有所不同。首先，在生活适应方面，移民在居住、饮食、穿着和出行方面的适应有明显差别。在居住适应上，从半农半牧区和农区迁来的移民比来自牧区的移民适应性更好；在饮食适应上，从农区迁来的移民比半农半牧区和牧区迁来的移民更具适应性；在穿着适应上，牧区迁来的女性移民更习惯穿藏服；在出行适应上，农区迁来的移民比半农半牧区和牧区迁来的移民适应性更好。其次，在工作适应方面，三类移民并没有呈现出太多差异，因为影响工作机会获得的因素众多，在实际工作中，牧区迁来的移民更加吃苦耐劳。再次，在社交适应方面，主要是语言和娱乐两个方面。在语言适应方面，农区迁来的移民都会说汉语，半农半牧区迁来的移民多数会说汉语，牧区迁来的移民则基本上不会说汉语。在娱乐活动方面，三类移民并没有呈现出明显差异。值得一提的是，少数移民开始参与到县城广场舞活动中。最后，在心理适应方面，不论是身份认同还是地域认同，农区和牧区迁来的移民都较为明确，而从半农半牧区迁来的移民则相对多样。在身份认同上，农区迁来的移民认为自己始终是农民，牧区迁来的移民则多数认同自己的城里人身份，而从半农半牧区迁来的移民，有的认同农民身份，有的认同牧民身份，有的认同城里人身份，还有的认为自己就是“半农半牧的人”。在地域认同上，农区迁来的移民更多认为自己已是迁入地查拉沟社区的人，牧区迁来的移民更多认为自己依旧是迁出地××村的人，而半农半牧区迁来的移民呈现出多样化认同，多数人认为自己是迁出地××村的人，还有一些人则认为自己是查拉沟社区的人。显然，由于迁出地生活经验的不同，搬迁后，一些移民似乎存在身份认同的矛盾，而另一些移民已经较好地适应了当前的社会生活，自己是城里人的意识逐渐增强，这种身份认同或者说心理适应的变化对生态移民适应城镇生活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对生态移民今后的发展及青海藏区城镇化建设都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此外，从实地访谈看，多数移民认为，从半农半牧区迁来的移民社会适应性更好，这类移民对于耕作和放牧两种技能都很熟悉，应对各种环境的生活经验更加丰富灵活，比生产技能单一的农民和牧民更能适应搬迁后的生活。也有一些人认为，农区迁来的人适应能力更强，因为“耕地的(人)到这儿来，干活搬个石头，稍微适应一点，牧民不会干”(12)。还有一些人认为，牧区迁来的人适应能力更强，因为“牧区的人，可能是吃苦吃多了，有经验，遇到事自己解决，心胸宽阔”(13)。其实，人们对三种类型移民社会适应的认知与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相同，半农半牧区迁来的移民在各方面并没有如人们叙说和想象中的一样呈现出明显更强的社会适应。搬迁的移民普遍认为，牧民对基于草地和牲畜的放牧生产方式的依赖性最强，这种生产方式导致他们的生存技能单一，一旦脱离赖以生存的草场，就很难用旧有的技能适应新的环境，但是牧民在艰苦环境中培养出的吃苦耐劳精神有益于他们的环境适应性，对于他们更好地适应移民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

　　不难看出，社会适应作为移民应对生存困境的一种机制和策略，其本质在于，移民在与迁入地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互动过程中达到和谐平衡的关系，而这一互动过程又受到移民在迁出地生活实践的影响。同时，移民的生活实践本身已被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当中，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和城乡差距的缩小，人们与市场的联系加强，不同生计类型造成的各方面差距也在逐步缩小。此外，社会适应的这一和谐平衡关系又包括两个方面：个体与社会环境的外在平衡和个体内在的心理和谐[2]。这两方面相互依存，互为因果。不同类型的移民在达至和谐平衡关系的过程中，对内在和外在方面的社会适应程度各有差别，但是移民与社会的交融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较大。可以明显看到，不论哪种类型的移民，社会适应状况良好的多是那些社会接触面广、信息交流频繁、交融程度深的人群。如果移民的社会适应是一个不断试错(14)的过程，那么，原有生计类型对他们造成的影响最主要的并非某一技能的掌握，而是一种面对生产生活变迁时的心理态度和视野广度。与此同时，儿童成为移民家庭与当地社会的交流媒介，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加深移民家长的社会融入程度。可见，了解和区分不同类型移民的社会适应状况，才能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地提高移民政策的适配性。在此基础上，与移民生计息息相关的后续产业建设和发展才能实现调和移民社会适应平衡和谐关系的效应。同时，唯有详细了解移民的社会适应状况，才能差别化发展和系统化提高移民的社会适应能力。从这一角度来说，不论是研究者还是相关部门，都需要“致广大而尽精微”，由此方能“极高明而道中庸”[25](63)。而本文正是笔者通过细化藏族生态移民研究而“尽精微”的一个阶段性研究成果。青海玉树查拉沟社区藏族生态移民社会适应的个案考察，可以为全面系统地跟踪研究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社会适应及其关联问题提供有益启示。生态移民的社会适应状况与移民的生计方式转型、后续产业发展、社会关系重构、移民社区整合密切相关，它不仅关系到生态移民工程的成效，也直接影响着区域人口与青海藏区经济社会稳定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访谈对象：SN，男，30岁，藏族，2010年从拉布乡拉司通村(半农半牧区)迁来。访谈时间：2016年8月4日。根据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匿名原则和田野伦理要求，文中出现的部分人名以其名字的汉语拼音首字母代替，下同。

　　②访谈对象：JC，男，47岁，藏族，2009年从拉布乡吴海村(牧区)迁来。访谈时间：2016年8月5日。

　　③访谈对象：JC，男，47岁，藏族，2009年从拉布乡吴海村(牧区)迁来。访谈时间：2016年8月5日。

　　④根据《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汉服”具有三层含义：1.辽代服制中的汉族服饰；2.汉代服饰；3.泛指一般的汉族服饰，有别于各种少数民族服饰。参见周汛，高春明，编著.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12。通常所说的“汉服”，即汉族传统服饰，它是21世纪初叶的一个新词，被理解为是对汉族传统服饰的概约性简称。“汉服运动”之后，“汉服”被普遍理解为华夏—汉族的传统服装或民族服装，具有独特的汉文化风格特点，即所谓交领右衽、大襟、宽衣博带等。从这一角度来看，“汉服”是再造的传统。参见周星.本质主义的汉服说和建构主义的文化实践——汉服运动的诉求、收获及瓶颈[J].民俗研究，2014(3)。调查中，“汉服”一词常见于移民话语中，他们所谓“汉服”并非被普遍理解的汉族传统服饰之意，而是当代普通服饰或大众服饰，在移民的叙述中，“汉服”是作为与“藏服”相区别的概念。在民族学/人类学的以往调查中，少数民族群众常将大众服饰称为“汉服”，即使西装是西方人的服饰，也常被叫作“汉服”或被理解为一种“汉化”服装。参见段超，李吉和，主编.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第2辑[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81。本文基于当地人的表述，根据语境和当地人的语言习惯使用“汉服”这一概念。

　　⑤访谈对象：ZXQJ，男，47岁，藏族，2010年从尕朵乡卡茸村(牧区)迁来。访谈时间：2016年8月3日。

　　⑥从称文镇岗茸村(半农半牧区)迁来的67岁老人YP现今依然时常骑摩托车到岗茸村(迁出地)种地，主要种植青稞和洋芋。

　　⑦挖虫草的人并非仅限于牧区和半农半牧区的人，其他人只要交纳一定的草山费，也可以去别人的草山上挖虫草。因此，也会有一些农区的移民挖虫草，如从称文镇拉贡村(农区)迁来的YY一家在每年的五六月间都会去挖虫草，这部分收入是他们家庭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⑧访谈对象：ZXQJ，男，47岁，藏族，2010年从尕朵乡卡茸村(牧区)迁来。访谈时间：2016年8月3日。

　　⑨访谈对象：ZC，女，40岁，藏族，2009年从尕朵乡岗由村(牧区)迁来。访谈时间：2016年8月3日。

　　⑩访谈对象：BMCD，男，34岁，藏族，2011年从尕朵乡卡茸村(牧区)迁来。访谈时间：2016年8月3日。

　　(11)访谈对象：BMZG，女，48岁，藏族，2010年从拉布乡达哇村(半农半牧区)迁来。访谈时间：2016年8月4日。

　　(12)访谈对象：ZX，男，52岁，藏族，2010年从尕朵乡卡茸村(牧区)搬来。访谈时间：2016年8月5日。

　　(13)访谈对象：LS，男，29岁，藏族，2010年从拉布乡拉达村(半农半牧区)搬来。访谈时间：2016年8月4日。

　　(14)一种经验性的学习过程，即通过不断试验而消除误差并积累有效经验，从而寻求达到目标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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