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胡军(1968- )，女，北京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课程教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课程，教学，教材研究。北京 100088

　　内容提要：在世界各国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发达国家纷纷从战略高度审视和强化教材建设与发展，努力提高教材质量。尤其是不断加大教材管理办法、质量标准和评价标准的研制和改进力度，在教材评价标准研制依据、评价内容维度及具体指标、评价方法及工具等方面形成了特色。剖析发达国家教材评价标准的特点，借鉴发达国家教材管理的经验，有助于完善我国中小学教材评价标准，加强和改进我国教材的开发、管理与建设。

　　关 键 词：发达国家 教材评价 评价标准

　　标题注释：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2018年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高校学生教材费用调查及其应对策略研究：以美国、加拿大为例”(GYC2018011)。

　　中图分类号：G42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0186(2019)04-0138-06

　　随着全球经济、文化、教育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化和教育现代化、信息化进程的加速，从国家战略、未来发展及国际竞争的高度重新审视和加强教材建设与发展，提高教材质量，突出教材特色，培养创新人才，已在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形成共识。因此，加强发达国家教材评价标准及教材管理研究，剖析其主要特点，汲取其先进经验，立足我国实际，完善和创新教材评价标准，提出加强和改进教材开发、管理和建设的对策建议，将对提升我国教材质量和推进教材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主要发达国家教材质量评价标准的特点

　　通过文献研究和实地调研，对英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比利时、丹麦、俄罗斯、日本、韩国等主要国家教材开发、使用与管理政策与实施进行深入研究，聚焦主要发达国家最新教材评价标准，全面剖析其特点如下。

　　(一)无论是联邦制还是中央集权制的国家，都越来越重视教材质量和管理制度建设，不断加大教材管理办法、质量标准和评价标准研制与更新的力度

　　英国教材评价最具代表性的是苏克萨斯大学三位学者研制的“苏克萨斯方案”(Sussex Scheme)，由“引言”“描述性分析”“教材使用”“评价”“具体情境提示”五部分及43项具体指标构成，静态和动态评价指标兼有。[1]美国科学促进协会为配合“2061计划”推出一系列评价标准和工具[2]，包括教材评价标准，涉及“内容分析”和“教学分析”两个维度。另外，美国有近30个州实行教科书评审制度，其中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得克萨斯州的教材评审标准及管理办法在美国影响较大[3]。德国国际教科书研究所于2013年出版《教科书质量：教科书标准指南》，提出教科书质量标准由7组标准和43个维度构成，即每组标准包括若干维度，每一维度又包括若干指标。[4]日本成立国家教学用书审议会，制定了详细、严格的教材管理和审定制度。韩国则以总统令的形式颁布教科书管理办法，包括“总则、编辑、检定、认定、审议会、修订和改编、发行、价格、监督及权限”共八章40条。[5]尽管研究和开发教材评价标准的主体不同，但不断加大研究和修订力度，努力落实最新教育理念、目标、方法和内容，保证教材质量已成共识。

　　(二)教材评价标准的研制和更新主要基于教育法规与政策、相关理论研究以及课程改革动向，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尤为突出

　　加拿大安大略省教育部制定的“加拿大安大略省教育部教材审批指南(2008年)”，其中“法律依据”部分严谨、清晰、详实地呈现出政策中关键内容所依据的相关法律名称、条、款、项、出台及变更时间和版本等信息。占用篇幅之长、内容之详细，足以彰显加拿大有关教育法律的健全和精细，更不难理解加拿大是世界上最早实施教育立法的国家之一。[6]再如，德国《教科书质量：教科书标准指南》的研制是以巴赫金(Bahtin)的言语流派理论和维果茨基(Lev Vygotsky)的文化发展理论为理论基础。另外加拿大安省在教材审批要求中明确要求体现最新学科课程标准的理念、内容和方法，只有根据最新课程标准开发的教材，经评审通过后方可列入教科书推荐目录。

　　(三)教材评价标准框架趋向更加全面、科学、简明，教材评价方法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动态与静态相结合及核查表法，根据评价标准研发的评价工具更易操作

　　教材质量评价标准框架及内容力求体现最新的教育目标和课程要求，更注重内在逻辑结构的科学合理，语言表述的简单明了以及行为动词的恰当准确。教材评价标准一般由维度、子维度、具体评价指标构成，有些还包括评分(等级)量表。例如，比利时教材评价体系涵盖“外观”“内容”“结构”“可读性”“插图”“学业评价”“教材使用”7个维度以及27个子维度和145个具体指标。[1]此评价体系内容全面、系统，且在具体指标上用不同符号区别标示针对学生和教师的指标。

　　教材评价方法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发展至今一些行之有效的评价方法逐渐趋于成熟。例如，核查表法、综合分析法、插图评价法、实验法、问卷法、访谈法、学生评估法等，每种方法各有优劣。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教材评价方法包括两大类，即偏重文本的静态评价方法(如上述前3种)和偏重影响和效果的动态评价方法(如上述后4种)。例如，美国一些州采用核查表法评价，包括教材可读性、权威性、生词、概念、教材的编排、辅助材料、插图、没有偏见、教学参考书、印刷质量、价格等评价项(相当于维度)，每项包括若干条具体评价指标和评分，评审者在相应栏目上打分，简便易行。又如，英国“苏克萨斯方案”提出采用静态与动态相结合、定性与定量评价相结合，使得教材评价视角更为多元。再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为例[7]，其教材评审工具包括六部分，前五部分是分别根据评审标准的五个维度和指标转化为评价表(工作单)，包括评分等级(程度)，相当于定量分析；每部分都有相应维度的归纳总结，相当于定性分析，第六部分为整体总结并做出判断。评价者认为这种工具更加规范、实用、易操作。总之，评审标准是教材审批的核心，优质、科学的评审标准和简便易行的评审工具有利于保证教材评审的严谨、公正。[8]

　　(四)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省/州)将“教材内容”“教学设计”“出版设计”以及“偏见问题”等作为教材评价标准框架的主要维度

　　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各自文化、历史、经济、教育发展背景下研制的教材评价标准框架从形式到内容各具特色，同一国家不同省(州)的评价框架也差异明显，甚至在同一维度上的词语表述也有所不同。如针对教学维度的用词就包括教学特性(征)、教与学设计、教学属性等。通过深度分析发现，几乎所有评价指标框架都涉及“教材内容”“教学”“出版”以及“避免偏见与歧视”维度或内容。俄罗斯全国通用教材评审标准包括“教材的基本构想”“教材内容”“教材的指导材料”三个维度[9]，其中“内容”维度涉及教材内容的科学性、时代性、完备性、系统性、语言规范性、图表审美性、学生水平适应性、与补充教材的衔接性等。有关偏见与歧视的内容一般涉及人种、种族、民族文化和多元文化，宗教信仰，性别或年龄，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结构、残疾等弱势群体，语言使用等方面的具体指标，以避免教材出现歧视、排他或错误价值观、不恰当语言、照片和插图等，杜绝出现暴力、神秘色彩内容和各类广告等[7]。在一些国家的教材评价标准框架中，即使不将偏见与歧视作为评价维度，也会将涉及的具体评价指标融入其他维度(如教材内容、语言使用、价值观等)中。

　　(五)具体评价指标中强调呈现最新知识，跨学科整合和学习进展评价，注重关键能力培养，倡导教学策略与学习方式多样，从而突出教材的探究性、建构性、活动性、对话性

　　随着21世纪技能、关键能力、核心素养、跨领域跨学科教育的提出以及教学和学习方法的改革，在教材评价标准的具体指标中，更加强调教材应尽量多地提供恰当的机会、途径和策略，营造适当的学习环境以支持学生批判性思维、有效交流、创新、问题解决、科学论证等能力的培养和发展，实现跨学科或跨领域的整合。教材中有关任务和问题设计应有助于学生体验和实现合作学习、发现学习、探究学习、交互式教学等。教材内容和教学设计应促进教与学策略与评价策略有机结合，提供足够且恰当的评价方法和工具。例如，德国教科书内容质量标准的子维度“教科书中知识的准确性与现状”就要求包含与其相关学科准确和最新的知识，遵循学科发展现状，提供该领域的最新知识；另外两个子维度“水平相关：连接与相关内容类似的主题”；“垂直相关：相关内容在同学科的跨年级、跨学段、跨水平联系”则强调同一内容在不同学科以及不同年段的整合[4]。可见，在培养学生素养的目标下，强调教材从内容到形式应更具探究性、建构性、活动性、整合性、专题(主题)性及对话(互动)性，这为教材特色的形成与强化提供了重要依据、创造了更广空间。

　　(六)在研制教材评价标准时，除以印刷类教材作为主要对象外，加大对数字化教材及资源评审标准和工具的研发和完善力度，以满足教育现代化、信息化、数字化迅猛发展的需要

　　德国教材质量七组标准中的最后一组为“教科书电子成分及电子教科书的质量标准”，包括“教科书电子成分和电子教科书的使用理由”“不同类型的电子记录之间的平衡及其对学习的影响”“教科书电子成分和电子教科书的网关结构”及其“对学生需求的适应性”四个维度[4]，每个维度又包括若干指标。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教育部根据时代发展需要，研制了针对DVD光盘、视频资源、视听资源、数字类资源、软件类、网站资源等多种类型学习资源的评审标准和工具[10]，使得教材评价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更加丰富。

　　通过深入分析主要发达国家教材评价标准和相关教材管理政策制定及实施，对完善和创新我国教材评价标准具有启示作用，有助于探索加强和改进我国教材开发、管理与建设的对策建议。

　　二、完善和创新我国教材评价标准

　　教材评价标准既是教材管理办法和章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把控教材质量的戒尺，还是教材编写和出版的依据、要求和导向。针对我国教材评价标准存在的薄弱环节，批判性借鉴国际经验，笔者创造性研制出“我国教材评价标准”。

　　以注重教材评审标准内容到形式全面、科学、简明为设计理念，以公平、公正，保证质量为目标，构建教材评价内容框架。主要包括内在品质和外在品质两大维度，其中内在品质包括教材内容、教与学、技术设计和社会考量4个子维度；外在品质包括实用、耐用、配套3个子维度；每个子维度下包括若干具体指标和符合程度(此略)。尤其是增加“社会考量”维度可谓填补空白；强调技术设计子维度，突出教与学领域新成果、新趋势可谓创新之处和设计亮点，以此来强化教材评价标准对教材编写的导向作用，为教材特色形成创造空间。同时，努力将课程与教学领域的改革成果通过教材开发与评价，传导到课堂教学实际中，充分发挥教材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期待此评价标准的设计为健全和完善我国中小学各级各类教材(包括非印刷类)审查标准、研制国家教材建设奖励办法和评优标准提供参考。

　　三、加强和改进我国教材开发、管理与建设

　　教材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是传达教育思想、培养价值观、实现课程目标、实施课堂教学的重要载体和资源。“在一定意义上，有什么样的教科书，就有什么样的年轻人，也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未来”。[11]在发达国家关注教材质量的背景下，根据我国实际及面临的任务和挑战，这里提出加强和改进我国教材开发管理与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将教材评价研究纳入教材建设和管理系统工程之中，作为全球课程教材研究领域面临的共同问题和挑战

　　教材管理和建设要根据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科技等领域发展的现状和未来，在体现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的同时，突出文化特色，紧跟时代步伐，保持可持续、动态发展。教材评价标准的研制需要依据相关法规和理论研究成果，其内容应体现最新教育理念和目标，确保教材成为落实课程标准、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和桥梁。教材评价过程可采取定量与定性、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方法和途径，保障结论公正。基于科学的评审标准开发操作性强的评价工具，可为完善教材评审、提高教材质量、推进教材建设和管理提供有力保障。更重要的是，教材评价研究应纳入教材管理和建设系统工程之中，将教材规划、开发、审查、出版、选用、修订等加以统筹设计，包括相关政策制定、实施和监督。构建中国特色教材管理和建设体系框架，不断完善内容，使之科学合理，特色鲜明。同时，要紧盯国际课程教材发展的最新动态和变化趋势，勇敢面对改革中遇到的问题、机遇和挑战，积极开展前瞻性研究，为教材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二)将教材开发、管理与课程、教学改革紧密相连

　　在教育现代化、信息化及“互联网+教育”背景下，教材建设既要体现课程、教学建设和改革的先进理念和最新成果，又要为课程、教学的深化发展和新型课程(慕课、微课等)开发与实施提供有力支撑，更要为人才培养和终身学习奠定基础。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层面，都要对课程、教材和教学进行统筹规划，整体设计，规范管理。及时将课程与教学研究与改革的新理论、新成果转换为教材开发与编写的新理念、方法，成为教材改革与特色形成的原动力。比如，从关注知识学习走向关注能力培养，再到关注人的发展[12]；再如，教学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有心理学的、信息技术的、认知科学的，还有脑功能研究的，[13]任何割裂三者联系的做法都会导致课程与教学领域的研究与改革成果束之高阁，不利于有效指导教材开发、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另外，教材管理要有前瞻性，需要重新定义新形势下教材及各种学习资源的内涵和外延，加快研制各类教材，尤其是非印刷类教材，包括开放教育资源的评价、审查、管理标准、办法和工具，以确保教材质量，丰富教材资源。

　　(三)从国家层面统筹规划和管理各级各类教材

　　针对不同学段以及职业、民族、特殊教育自身发展和教材建设特点，在充分研究和调查的基础上，从全方位、立体化、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的视角，科学、规范开展教材建设和管理的顶层设计和规程、办法的制定工作。可以基于中小学教材评价(审查)标准和办法，根据各类教育的重点和特色，适当调整和补充教材审查标准，以体现不同教育理念和核心素养、关键能力培养的落实。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体制机制，在各级各类教材质量、特色、立体化建设和管理方面有所突破。尽快构建国家教材奖励与监督机制，研制奖励办法和监管办法，以彰显我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实力和教材发展的成就。尤其要加大监管力度，对违反教材管理办法、侵害教材版权、扰乱教材选用秩序等重大问题做出严厉处理。

　　(四)构建研究主体多元、研究视角多样、研究方法多种、研究成果丰富、积极服务决策的教材评价与管理新模式

　　积极鼓励个人、科研机构和院校、教育管理部门、教材出版单位、第三方评估组织、民间团体等积极投身国内外教材管理制度、办法和评价标准研制、实施、监督与完善的研究中。根据研究主体的专业所长、兴趣所在，从多个视角、多个层面、利用多种方法进行深入研究，形成丰富的研究成果，积极为决策提供服务。建议在新模式下，从学术研究的视角，加快研制各级各类教材评价标准，为完善和健全各级各类教材审查标准和管理办法提供参考。培养、组建教材研究队伍，定期组织培训和研讨，关注国内外教材研究动态，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发挥引领作用。相对于教材评价标准，教材审查标准更具有政策性和行政管理的特点，需要国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针对当前和未来面临的问题、风险和挑战，组织多方力量投入研制，体现国家意志和利益，形成和完善相关政策及规程，保障教材管理健康、可持续发展。另外，建议创建“中国教材网”，在展示我国教材建设发展成就的同时，搭建国际教材交流合作平台，促进优质、特色教材的输出、引进与共享，增强教材建设与管理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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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杨文源，刘恩山.美国基础教育理科教科书评价标准及其启示[J].外国中小学教育，2013(8).

　　[4]赵明辉，杨秀莲.德国教科书质量标准的框架及启示[J].外国中小学教育，2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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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石鸥.论教科书的基本特征[J].教育研究，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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