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陕甘宁边区乡村相对落后的自然、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状况，曾严重阻碍了中国共产党对乡村社会的组织动员进程，加剧了为抗击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势力的双重围困而获取政权和民族独立的难度。在综合力量不足的条件约束下，中国共产党探索实施的“民办公助”教育政策，本着实事求是原则和群众路线方针，将乡村教育与政府工作、劳动生产、家庭生活和社会教育相结合，通过牢牢掌握领导权和引导权，充分发挥农民主体的自主性作用，形成了以文字下乡为主要形式的乡村教育。相对土地改革、民主选举、诉苦等组织动员方式，以文字下乡的柔性动员方式改造乡村、建设乡村，使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能深入乡土社会，达到组织动员农民的目的。从社会动员的视角阐释“民办公助”教育政策，对全面、客观地理解中国共产党与乡村、农民的关系，乃至对当前“教育扶贫”工作都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民办公助；文字下乡；柔性动员；乡村整合

　　作者简介：张晓晴，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

　　一、组织动员：“民办公助”教育政策的认识视角

　　关于乡村组织动员问题很早就有学者进行研究和讨论。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指出：“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去是乡土性，在基层，有语言而无文字。不论在空间和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地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同一生活中定型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1］也就是说，在面对面社群的乡土社会中，文字的作用是不大的。因为在一个熟人与封闭的社会，成员互动就可以借助语言来完成。“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随着历史长河中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变迁，文字作用不大的封闭、落后的乡村必然会受到外部力量的冲击，从而促使其内部发生深刻变化。

　　美国当代政治学家亨廷顿就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体制与乡村动员中曾讲到：“一个政党如果想首先成为群众性的组织，进而成为政府的稳固基础，那它就必须把自己的组织扩展到农村地区”；“政党是一个现代化组织，为了成功，它又必须把传统的农村组织起来”。［2］1923年，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三大”通过的党纲指出：“至于农民当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3］1925年，中共创始人李大钊在《土地与农民》等系列文章中强调：“中国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中国革命，中国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4］“八七”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肯定了农民运动的合理性和农民的革命性，并将革命的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尽管革命早期就已认识到了农民和农村对革命成功的重要性，但这些重要认识未能正确执行。而在中国乡村实际中，正如徐勇所说的，中国农民社会是一个分散的而不是组织内分化的社会。要将一个“一盘散沙”的农民社会整合到国家体系中来，仅仅依靠外部性的政权机构是远远不够的。中国能够成功地进行乡土政治整合，得益于“政党下乡”和“宣传下乡”，即通过政党对农民进行组织与动员，从而将一个传统的乡绅社会改造为一个现代政党领导和组织下的政治 社 会。［5］［6］15－22。相 对 于 较 为 抽 象 的“政 党、宣传”对乡村的组织动员，李里峰的论述更为直观。他认为抗日战争期间，中共通过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抗日救亡的宣传和实践，民主政权建设给予了农民利益引导、民族意识和精英培养。而在内战期间，主要是以资源再分配为核心的土地改革的利益动员，以分清敌我为核心的阶级划分的身份动员，以情绪调动为核心的诉苦斗争的情感动员。［7］从徐勇、李里峰等的研究中，说明组织和动员是政党对乡村社会进行整合的重要途径。然而，这些组织动员方式是否就仅仅是利益动员、身份动员和情感动员三种类型呢？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陕北这块相对独立和较小的区域，对乡村动员从碎片化逐渐到系统全面的重要时期，也是“农村包围城市”方针得到更加深入贯彻的重要阶段。从陕北早期党组织开始活动到中共中央到陕北以后，陕北乡村原来的封闭落后保守状态注定要被打破，其内部也必然发生深刻变革。然而，这种“外部刺激——内部变革”的过程，是一个由中共占据主导地位，陕北乡村和农民处于主体地位，“政党—乡村—农民”之间长期互动的复杂过程。中共作为高度组织化的政党，是处于主导地位的行动者，在“目标确立—组织动员—成效发挥”的行动系统中，如何组织动员农民的方法和途径是关键。而陕北乡村经济非常贫困、民众文盲率高，这与中共追求民族独立、夺取国家政权的目标有极大的差距。而文字本身承载的信息、文化、思想是人类文明的基因，能够跨时空传播中共的方针政策和施政理念。因此，晏阳初曾将中国农民的四大特性归纳为“愚、贫、弱、私”，其中，针对“愚”和“私”就需要采取“以文化教育攻愚”和“以组织生产攻私”［8］。梁漱溟也认为，“文字是乡村呼喊的工具，是乡间人的喉舌”，因此教育社会大众是乡村运动中建设理想社会的重要工具［9］391。质言之，发展乡村教育，让农民接受最基本的文字教育，以此组织动员农民，是中共和广大有志之士的基本共识。

　　中共自身也深刻认识到：“要创造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在满是文盲的国度里是建设不起来的。我们必须尽量深入到乡僻区域去扫除文盲，使我们正在生长起来的一代人，每个人的能力和政治文化水平都赶上或超过世界最文明国家每个人的能力和政治水平。”，“在今天急需提高群众的觉醒，把党的政策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以团结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时期，推行新文字和扫除文盲的工作，有着第一等的意义”。［10］为此，通过“文字下乡”，开展面向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教育，提高农民的识字率和文化水平，是组织动员农民的一种可行方式。正如费孝通所说的“文字下乡”必然会发生，原本属于上层人士的“读、写”的权力也能够被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拥有。相对于土改、减租减息、民主建设和诉苦等，乡村文字教育是一种前置性的、潜移默化的、柔性的，能从动员对象的主体性出发，赋予了农民本身一种能力，从而改变主客二元对立，在乡村空间形成一种有效动员。最终，在建设一个民族独立、现代化的国家进程中，被打破的乡村逐步由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的文字需要，由被动的思想宣传转变为对中共及其建立的边区政权的自觉认同，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国家建设等更为高级的社会事物会有新的认识。然而，以乡村儿童和成人为主要对象的“民办公助”教育政策虽然具有特殊价值，却并未被研究者纳入乡村组织动员的一种重要类型当中。基于此，本文对“民办公助”教育政策做简要的历史考察，以此分析中共对乡村社会柔性的组织动员方式及其路径选择，这对于全面认识中共在延安时期的治理经验以及对当前的脱贫攻坚等政策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群众路线：“民办公助”教育政策的形成与内涵

　　20世纪30—40年代的陕北乡村，自然条件恶劣，地瘠民贫，经济高度贫困，社会发展落后，农民遭受地主阶级长期残酷剥削。尤其教育资源匮乏，文化教育基础薄弱，1937年以前，全边区初小仅有320所，学生5 600人［11］，民众文盲率高达99%。具有现代化性质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外部力量进入陕北乡村之后，打破了陕北乡村原本封闭保守的状态，但也面临着巩固根据地、发展农村经济、整顿社会风气、抵抗外敌和获取政权的多重任务。陕甘宁边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和地理空间，为中共深入乡土社会组织动员农民、整合乡村资源提供了机遇。为了广泛开展社会教育并动员群众抗战，增强抗战力量，将边区建设成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中共在边区进行政治、经济建设的同时，着手开展文化教育建设，提出并实施“民办公助”教育政策，通过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办学，从思想文化上开始改造乡村及其农民。

　　（一）“民办公助”教育政策的酝酿与背景

　　早在1927年苏区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时期，为解决托儿所的用具问题，苏维埃政府就提出：“托儿所用具由群众力量设法购置，在特殊情形下苏维埃政府可补贴一部分”。“群众购置、政府补贴”是解决托儿所用具问题的基本方式。［12］全面抗战爆发后，1939年1月，中共再次提出“实行普及免费的儿童教育，以民族精神与生活知识教育儿童，造就中华民族的优秀后代”的方针，为普遍提高边区少年儿童的科学文化程度做必要准备。［13］但从边区农村社会整体情况看，要改造千百万群众的愚昧、落后、封建迷信，扫除占人口大多数的文盲，培养民族的新一代，群众教育的任务非常艰巨。边区经济以农业为主，农村村落分散，劳动力不足，加大了群众教育普及与推广的难度。从边区政府经济情况看，严重的经济困难使政府财政能力薄弱，教育师资和经费的短缺成为了基础教育面临的大难题。尤其是在1940年前后，由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的双重封锁，经济建设状况更为艰难。

　　全面抗战初期，为了彻底消除边区儿童失学的状况，推行小学义务教育，边区政府曾在教育上盲目采取“扩生”“正规化”政策，不切实际地普遍推行义务教育，严重脱离边区小学社会实际，造成教育内容空虚、片面的“正规化”问题，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边区小学教育的健康发展。其原因在于“边区地广人稀，学校集中于县城，学校离家远，家庭经济不发展，劳动力缺乏；教员质量差，在群众中威信不高；学生进步慢，学用不一致；学生读书无课本”［14］。在这种“目标设置与客观实际”不符的现实情况下，单由“公家”（政府）来办社会教育和小学教育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二）群众路线与实事求是方针的践行

　　1943年，在边区召开的中等教育整学会①精神推动下，绥德分区率先提出“学校与劳动、社会、政府、家庭相结合”的国民教育方针［15］279。随着边区小学教育的发展和文教改革的深入推进，边区政府在小学教育的办学体制和形式上进行了一次探索性尝试。1944年初，在边区政府和中央民委的引导下，群众为支持当地小学办学，主动提供土地、校舍、炊具等必要的场所和物资，采取自己聘请学校教员，实行学制灵活、教学内容符合群众生产需要的民办小学教育。在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同年3月初，当地唐家湾村提出办学的请求，在市政府的领导和民委的帮助下，迅速完成了学校的筹建，设立起学校的最高机关“学校管理委员会”，代表村民管理自己的学校，委员会委员由简章联席会议公推产生。同年，在延安市政府领导、居民工作委员会的帮助下，延安市裴庄小学、杨家湾小学也得以顺利复学和建立。

　　当试办民办小学取得初步成绩时，1944年4月18日边区政府发出《关于提倡研究范例及试行民办小学》的指示信，明确提出边区小学教育实行“民办公助”［16］155。随后，边区文教大会及时总结前期工作经验，提出了在小学“民办公助”教育中要遵循实际需要与自愿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力量，走群众路线，通过群众最易接受的形式，推动小学教育发展。8月，毛泽东在《四个民办小学》一文中明确指出了“民办公助”教育的原则和宗旨：一是民办、公助缺一不可；二是教育与生产相结合，教育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生产；三是学校与家庭、社会结合，小学应成为群众文化运动的中心；四是教员对一个学校有决定的作用，热心为群众服务的小学教员是光荣的革命家［15］285。之后，边区教育厅正式出台了“民办公助”教育政策，开始大力推进小学“民办公助”教育改革工作。毛泽东对这项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陕甘宁边区这样人口稀少，交通不便，原有文化水平很低的地方，在战争期间，统一战线尤其要广泛，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但要有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社和识字组。不但要有新式学校，而且要利用旧的私塾加以改造。”［17］

　　（三）“民办公助”教育政策的内涵

　　“民办公助”教育政策包括“民办”和“公助”两个方面。其中，“民办”是指将教育事业交给群众，群众作为办学的主体，采用村民自治和组织文教合作组、学习互助组的形式提供人力、物资、财力方面的保障，进行办学与自主管理，办学类型包括半日校、夜校、冬学、扫盲班、“小先生”等形式。“公助”是指政府对群众所办的学校进行全面的指导、扶持和帮助：一是边区政府在经费和师资上对群众办学给予支持与鼓励；二是在政策和制度安排上对学校教育进行引导；三是在规范教学管理和提升教学质量上进行定期检查和培训。简言之，为了启发群众觉悟所实施的“民办公助”教育政策，其实质是把群众教育交给广大群众，让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自己动手办学。无论学习的形式、学制的年限、上课时间、课程教材都不强求一律，由干部及教师根据群众意见来做。所谓的群众需求和自愿，“从内容上讲，包含着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群众有了客观需要时，不一定就能自愿。第一，要真正理解群众的心理，选取适合他们要求的教学内容与形式；第二，必须紧贴群众的困难，及时解决他们的困难；第三，善于通过群众的切身经验，给他们以亲眼看见的益处”［18］。

　　在“民办公助”政策推动乡村教育中，民办小学办学遇到困难时，通过政府的鼓励、支持和引导帮助群众办学。政府为民办小学提供助粮助款、教师延聘等支持，民办小学在边区政府的思想引导、路线引领下，遵循党和政府的教育方针，实行科学的教学内容。除了小学教育外，针对成人社会教育的冬学也接受了需要与自愿的原则，在实践中发挥了高度的创造性，使冬学的发起、组织与教学的方法，都能适应于极端分散的农村环境，适合农民群众的生活情况及其具体需要。一是在发起的方法上，不是贸然的号召和简单的动员，而是先在积极分子和有威望的人士中进行酝酿，形成冬学的骨干和和核心，通过他们去了解群众对冬学的态度、需要、困难和顾虑，进行宣传、解释和说服的工作，启发群众自愿入学；二是创办时不拘求学生数量，有多少教多少，力求在教学上做出榜样，以影响和推动其他的群众入学；三是在组织形式上力求照顾不误工、不误活、不误时以及上学地方的方便，而采取了分散经营与分时教学的方式；四是在教学内容上，虽然主要是识字，但不拘于识字，不拘于课本［19］。

　　由上可知，“民办公助”教育政策是边区政治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的目的是通过群众的自觉、自愿，易于推广与普及，实施效果显著。虽然“公家”所处的地位是帮助指导、解决困难、纠正偏向，而不是自上而下的以行政方式进行工作；但民办教育是加强领导，而不是减弱领导。［20］换言之，“民办公助”不是党和政府放弃领导权，而是“民办是群众的公办，小公办；公办是民选政府的公办，大公办”。“大公”与“小公”是统一的，“局部”需要“全部”的帮助，“大公”领导“小公”，“民办”必须“公助”；只有在正确的领导下，才能创立真正为群众所拥护的学校。“民小”的成长与发展，只有在积极的领导下，才有可能。特别在民办学校大量发展的当儿（关键时刻），尤需加强领导；任何放松领导，而任其自留，都是极大的错误。［18］

　　三、主体自主：乡村教育“民办公助”政策的实施及其特征

　　梁漱溟指出：“现在小学教育的急需改造，是毫无疑问的。要改造的，一面是让小学教育如何能有实用；一面是让这实用教育享受的机会如何能够普遍开放给儿童……换言之：不能普遍也许就因为没有用处；没有用处大概就不能普遍。但怎能让它实用而且普遍呢？……现在只有交归给乡村自己，它会知道哪个有用，而往有用的地方去办；并且它一定会往简易切实里办；抑唯简易切实，才能普遍地为大多数人所享受。然此非乡村活起来，成功一个有力的生命，自己去找办法不可。我们的乡村组织就是要启发乡下人的力量，形成乡村的团体生命。”［9］239从梁漱溟早先十多年对改进乡村教育的方法便可看出，发挥乡村和乡下人自身的力量，从他们自身实际出发，即让乡村民众主体能够自主，这是办小学教育，形成乡村团体生命的基本途径。然而因日本入侵、个体力量偏弱等多重复杂原因，梁漱溟教育思想未能更好地得到实践，但他与中共此后在延安实施的乡村“民办公助”教育政策，即民众主体自主的方法所见甚同。

　　由于处于战时的特殊背景之下，延安时期的乡村教育除了办小学教育外，还开展多种形式的成人教育，所强调的是扫除文盲和传播经济生活的一些基本技能，以便能在短期内见效。因而，切实可行的方法对实现目标至关重要。1944年4月，晋察冀边区教育会议提出“进一步为群众服务、为政治服务”的方针，打破了原来的“正规化”教育思想。参会干部一致认为，进一步普及穷苦群众及其子女教育，必须使国民教育与合作运动、大生产运动紧密联系起来。新的学校在举办形式上，与工作单位直接挂钩，为工农大众的半工半读而设计，包括夜校、半日学校、冬学与扫盲班等。这些学校在管理上遵循“民办公助”原则，即教育部门的官员继续在确定教育方针、延聘教师方面发挥作用，而将责任下放到基层，包括具体的财政、师资和课程安排都不再由教育部门或专业教师负责［21］255。具体而言，“民办公助”教育政策在发挥农民的主体自主性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学校教育与政府工作相结合

　　在民办小学创办过程中，学校由政府所在区乡政府领导，校长由劳动英雄或村长担任，农村小学不再是一个完全悬空孤立的教育机构，而是形成了与行政组织的血肉联系，能够更加紧密地联系群众，证明劳动英雄不但能推动生产而且能领导教育。政府对参与教育工作的干部进行地方调整和调任，将地方干部调到学校当教员，或是将学校教员调换地方工作，增进彼此经验交流和学习。学校将政府法令、政策等内容作为教学与思想教育教材，定期给学生讲政府工作，如新三民主义、减租减息、按户计划等，使学生对革命情况、社会政策、抗日救国有了深入的了解和学习，学生毕业后可成为一名成熟的基层领导干部。此外，有些学校直接参与政府工作，积极参加社教、卫生、割野草、劳动英雄会和征粮等工作，帮助政府做些与群众联系紧密的事情。如莫家湾、裴庄两校教员由中央青委和中央妇委直接派干部担任，除教书外，在中央民委指导下，研究教员如何与农村群众活动、青年工作及妇女纺织工作相结合的问题，并准备开展成年识字及文娱工作。这表明，中共领导的边区政府将乡村教育作为重要工作内容后，除了把握好总体方向外，政府人员可以到农民当中担任教员，农民也可以参与政府工作，进一步加深巩固了中共与农民的互动关系。

　　（二）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相结合

　　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相结合，是中共将政党的动员方式渗透到乡土社会的新的形式，即把公共组织延伸到乡村，再渗透到家庭，把农民原本单家独户的“私”有效地融入到了“公”的范围。首先，推行家庭公约，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家庭教育。为解决边区农民家庭中存在的一些不和谐现象，分区专员还帮助农民召开家务会议，订立家庭公约，具体规定家庭每个成员的权利和义务，促使其家庭和睦。［16］140其次，实行家访制度，增强与家长的联系。在开展教育工作的过程中，在教学内容等方面征求家长意见。通过家访，了解送学生的健康状况、上学的目的、劳动情况及对教员的意见等，通过家庭调查来配合学校教育。再次，劳动要为家庭帮工。为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根据家庭情况，为学生制定家庭劳动计划，按时检查完成情况；在家庭劳动中，为了适应农村环境，完全以农忙需要为标准，服务于家庭生产；在课程内容上，讲授生产教材，以配合农业生产；在学生的选拔过程中，参加家庭劳动、听父母的话作为应遵守的校规，定为考核的指标。此外，帮助家庭推行卫生运动，如大扫除、捕蝇、烧开水作为家庭劳动的三项内容，列为学生竞赛条件，向中央卫生处请求奖金，予以定期奖励。

　　（三）学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在民办小学教学过程中，加强学生的自然常识教育、对生产生活环境的认识，利用本地的实物进行教学，设置木工、纺织等劳动课，将教育与劳动、农村需要相结合，反对向小学生讲空洞的政治理论。一是将学校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既可以解决学校经费问题，又改变了过去学生轻视劳动的观点，如学校发动年龄大的学生割马兰草卖给纸厂，换回纸张；开设糊火柴盒手工课，按数量计成绩，每做1 000个火柴盒，能赚3升2合米［15］280，以此鼓励学生劳动生产。二是教育与劳动兼顾安排，尊重群众意见。按照群众的需要，安排教学，方便劳动；因时施教，对学制的期限、上课长短不做统一规定。三是教材体现劳动内容。教材多选自民众劳动生活，教学内容贴心群众、贴近劳动生产。由于注重学习与实践的结合，学生学有所用，极大提高了学习热情和学习效率。教学形式源自劳动，利用游戏的方式进行教学，开展“链条子游戏”“吹粉笔游戏”“锄草游戏”，活跃教学过程、激发学生兴趣，启发学生自学能力。此外，为加深记忆，教员还把识字课编成山歌调，如教学生“豌豆开花花，山鸡叫妈妈”“小豆开花花，拦羊娃娃打木瓜”等歌调；劳动在不妨碍学习的原则下进行，亦能从生产中体验劳动的伟大，获得生产知识。而在冬学运动中，将冬学和冬季生产相结合，学习组织和生产组织相结合，如分为运输组、妇女识字组、拾粪组等，把群众自觉自愿的积极性和群众的冬季生产相结合。［22］

　　（四）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

　　中共在小学教育的基础上，将教育对象和教育范围逐步扩大到乡村成人当中，使教育内容更加多样和丰富。第一，改革社会教育，摒弃社会中封建迷信、腐朽没落的思想，组织改造新思想，传播革命文化。将封建故事改为新的故事，改造秧歌和旧戏班子。第二，开展社会服务活动。教员与乡文化委员密切联系，教员除进行教学外，兼任乡文书工作，利用工作条件，使学校与乡政府工作结合起来，开展社会服务工作，为老百姓打条子、请医生，帮助群众生产。第三，开展社会教育活动。提倡“小先生制”①、普立识字班、半日班、大众黑板、发展夜校、识字组；提出“四会”原则：会写、会认、会讲、会用；成立妇女识字组，米脂女小办的妇女识字班，开展拥军优抗教育活动；开展读报纸活动，学校给村上干部读报纸，每半月一次，加强社会教育传播。第四，开展社会文化活动。普及群众文艺活动，改造旧社会，坚持为工农兵服务，推广民歌和戏剧；组织合作社、乡政府干部、工人技师及学校教员学习，学习时事政治和党章，研究业务；实行小组制的办学形式，以区为单位，组织教联会，按时召开座谈会，讨论教学内容、教导方法、时事政治、科普知识等；利用寒暑假举办教师讲习会或座谈会，总结经验，交流意见，讨论问题，提高文化水平。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教育活动，提高了农民参与的广泛性，使动员对象的覆盖面得到了进一步扩大。

　　企业的资金收入情况与企业的规章制度与合同内容不符，资金未遵照协议内容及时归入企业的银行账户，这种情况的存在势必会对资金完整性造成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存在多开户头行为，其二，转移收入现象普遍，其三，对闲置账户管理不善，其四，应收账款管理问题严峻，造成呆账和坏账，上述情况会导致资金完整性受到影响。

　　四、模式应用：“民办公助”教育政策的实施成效

　　（一）“民办公助”教育政策实施后的主要办学模式

　　办学模式是由办学资源的特殊属性及特殊组织结构形式决定的。由于边区小学建设过程中具体情况不同，在办学模式和办学特色上体现不同的特点，因此办学模式也不尽不同。边区政府根据民小办学自身的资源条件和发展情况，创造了米脂高家沟、米脂杨家沟、延安市杨家湾和新式巡回学校四种办学模式，使“民办公助”教育政策得到了充分实践。

　　一是米脂高家沟模式。米脂高家沟模式的民办小学由变工队创办，教员选拔方面，群众选出村干部及积极分子，成立理事会管理学校。［23］经全村变工队员商议，变工队中抽出全村识字最多的人当教员，帮助教员建立家务，教员土地由各农村变工队耕种；教育经费由全村百姓共同承担，全村妇女变工编织，集体分摊工费，村民主动提出将坟会地出租，将租金化整为零用作办学，将完全公办转为民办公助。教学内容方面，将家庭、生产、社会密切联系，兼顾家庭活动和劳动生产。学校课程根据家长自由安排，教学内容完全按群众需要设定，内容符合群众的实际需要，如识字、开路条、记账、写约、算数、读报、讲劳动英雄的故事等，教材采用现成课本及歌曲、故事等，在训导上注重学生的新公民品格的培养；教学形式上，把中心小学分散到各乡各村，成立多处民办学校。成立变工队员读报识字组、妇女识字组，配合农村发展建设，开展农村卫生运动。教学时间分全日、半日两班、农忙即放假，学制有大娃娃的半日制、小娃娃的全日制、妇女及变工队员轮流的隔日制，学业没有固定年限，学生能写能算即可毕业。由此以来，学校成了全村的俱乐部，群众在此听书读报、举办秧歌队、娱乐团、开展卫生清洁、反迷信巫神等，教育成年及青年男女，调动了区乡干部的积极性，使学校成为本村政治文化活动中心、农村文化运动的堡垒。

　　二是米脂杨家沟模式。杨家沟模式的民小又称“一揽子民办学校”，是由贫雇农在原有的识字组或读报组的基础上建立的一揽子形式的村学，典型的如关中领底、雷庄等村学。［24］杨家沟民小通过合作社生产的方法解决学校经费问题，学制无统一规定，教学分早班、午班、夜班进行，按群众需要规定教学内容。教育对象包括儿童、成年男子和妇女，无专任教员，由乡文书、本村知识分子或附近小学教员每天抽出一定时间义务教学。学校规定全体学生不能脱离生产，一切教育为生产生活。教学内容丰富，主要有国语、《关中报》《大众读物》上的“争取模范”歌、画画等。广大群众自觉自愿学习，学习热情高涨，文化学习和生产密切结合，杨家沟民小的创立和发展，推动了全村的文化、卫生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三是延安市杨家湾模式。杨家湾模式的民办小学是在积极分子的创意和发动下，在市、区、乡政府领导帮助下成立的，在推行教育过程中与劳动为家庭帮工、推行卫生运动及开展社会教育紧密联系［16］169。教员由政府选派，都是杨家岭机关派去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办学经费由家长集体出资，群众根据其自身实力自动捐款，群策群力，将家中的家具、小米等物资捐出，共同解决了校舍、经费等问题。学校的学制和校规灵活，学制没有统一的规定，完全以农忙时间为标准，除星期日外，平时还有劳动假，只要家长有劳动，经同村学生证明，便可回家劳作。学校校规包括六个方面。一是不吵架、不骂人、不打架；二是听教员话，好好学习；三是孝敬父母，尊重长辈；四是同学和兄弟姐妹间要互助团结；五是劳动好；六是讲卫生。课程内容包括识字、常识、联句、应用等混合的国语课、算数课和习字课。教学方式和方法主要是从实际事物着手，进行讲解和学习。教学采用启发式教学，了解学生心理，因材施教，同时穿插游戏进行教学。实行小先生制，采用学生帮助学生的方法，在教学中将个别教学与群组教学相结合。在教学管理上，注重个别说服教育，启发儿童的自尊心。同时，配合全校竞赛活动，调选卫生、文娱委员帮助开展工作，发扬好学生优点，改造调皮学生，促进了儿童自治。

　　四是新式巡回学校模式。新式的巡回学校是一种“走教”式的普及群众教育的形式。学生不离本村，由一个教员轮流到各村教课，校董会负责学校经营管理，各村选举有威望的、热心教育的学董一人，负责筹划经费、组织群众、解决困难是其重要特点。在学生中各村推选学习组长，协助学董会督促领导学生上课复习。经费来源于变工种地，教员吃饭由各家负责，节省了老百姓的开支。学校的其他费用，由群众共同解决。教学的管理方式采取群众自愿与自觉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管理，主要形式有两种，一是“旧式轮学”，二是“家庭学校”［25］。巡回学校的教学方法是“民教民”，其基本精神是不耽误生产，“送教上门”。巡回学校模式的创立与发展适应农村分散的生活特点，通过将生产与生活相结合，有效地统一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便于组织男女老少进行学习。在该模式实施过程中，教员责任重大，他们并非单纯的“教书匠”，还要经常流动，工作十分艰苦，是肩负着组织群众与教育群众双重任务的革命战士，也是发展边区教育事业精神脊梁。

　　（二）教育规模总体呈现出扩大的趋势

　　“民办公助”教育政策实施后，自主筹资、自主办学的社会实践深深地扎根于边区教育的沃土中，边区民办小学教育取得了快速发展（见表1）。1944年，边区有小学1 090所（缺盐池、吴旗两县），其中民办小学有574所；而在政策实施后，1945年上半年，边区小学增加到1 377所，其中民办小学猛增到1 057所。在34 004名学生中，小学生有16 797名。［16］239

　　表1 文教大会后边区民众教育总发展趋势表①

　　由此看出，随着“民办公助”教育政策的普遍推行，边区小学的数量和学生的数量均明显上升，并持续到1945年上季。1945年下季，边区政府在推行小学义务教育的过程中受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影响，企图在三年内实现小学教育的普及，导致教育内容虚化、教育脱离实际等问题，只求发展不求巩固，追求数量疏于管理，虽然1945年上季学校数比1944年增加了190余处，但学生数却有所下降的后果。1945年下季，由于边区防旱备荒，一些民办小学无法坚持上课而停办，文教会前部分有名无实的民小被淘汰，学校数与学生数均减少；直到1946年，边区普遍丰收，政府注重管理，学校数目逐渐稳定下来，且学生数目超过了1945年，恢复到了文教会后的最高点。从公办与民办小学的对比看，1944年以前，边区仅在陇东、三边等地有极少数的私学，自从开展“民办公助”教育政策后，各地民小发展迅速。文教大会前，民小约占全区小学总数的52%，文教会后增至61%，1945年上季，又增至76%。民小数量之所以发展迅速，与其自身的办学效果有关，同时也得益于公办小学转为民办小学这一政策的推行。

　　民办公助政策实施以来，各县的发展情况均有所不同，分为以下四种情况①。一是学校数与学生数均有所增长，如表2所示富县、吴堡县、佳县、环县、赤水县和安塞县。②二是学校数和学生数都逐渐减少，如表3所示的延安、米脂两县。三是一度下降，然后逐渐上升，如表5所示的延川、清涧、子洲。四是一度上升然后急剧下降，如表4所示的固临、镇原、靖边三县。③但总体而言，小学数量和学生数量都呈上升趋势。

　　从上述四种模式实践来看，尽管内部各自有差异，但无论是学校数量、教学对象数量，还是学习内容，“民办公助”教育政策实施取得了显著成效，对边区农村教育发展起到了重要支撑和推动作用。而以“民办公助”教育政策的转变和驱动为途径，正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的应用。民众参与数量多，范围越广，说明中共将各种蕴含于识字学习的政策方针和施政理念在“目标—行动—结果”的框架中，对乡村一种更加柔性的，却富有深度、全面的整合动员过程。

　　五、柔性动员：“民办公助”教育政策的功能与价值

　　如前所述，中共作为外来的政党组织，进入陕甘宁边区乡村后，以获得政权、民族独立为目标，必然需要对乡村社会进行改造，以多种整合方式从乡村获得多种资源。因为土改、纳粮、征税等资源汲取方式对乡村地主、农民切身利益有直接、显性的影响，在此过程中受到过地主、农民等群体的排斥、抵制、抱怨或消极应对。而通过实施“民办公助”教育政策，使原本只在少部分人享有认识文字、接受教育的机会扩展覆盖到更多的乡村农民当中。而这种教育政策因为激发了农民主体的自主性，教学内容又与农村农民的实际生产、生活相符合，文字及其所承载的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将中国共产党的施政理念、培养农民的国家意识、引导支持抗日等融入其中。在各种群体形式的集体教育学习中，乡村民众从思想、内心上增强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政府产生了认同和行动支持。由此可见，“民办公助”教育政策实施下的文字下乡，具有一种乡村社会动员的柔性特质，对乡村改造和各种资源整合具有优势。“民办公助”教育边区为发展生产，推行“扫盲教育”的重要举措，是通过利用民办教育在国家政权建设和基层农村社会中打通了一条有利的通道，使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以教育的方式，深入渗透到乡土社会中，通过教育的启发和动员，实现对农民思想意识的改造，获得农民的支持与认可，形成持久的动员和宣传，打破了长久以来被乡土意识长期禁锢的乡土社会结构，改变了陕甘宁边区长期处于文化荒漠状态。

　　（一）完善了符合乡村实际的乡村教育治理体系

　　以米脂高家沟等四种模式为代表的“民办公助”教育政策实践，探索形成了符合乡村和农民实际、符合特殊时期国情党情的多样化的办学模式，丰富了乡村教育类型，扩大了针对不同教育对象的覆盖面，对完善边区教育体制具有重要意义。扩大了参与教育治理的主体，发展了公私合营和私营办学理念，完善了教育体制建设。教育多元化的主体参与，实现了“政府—学校”二元对立到“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多元参与的转变，加强了教育主体间的互动，对重构边区教育治理格局，转变传统教育模式有重要影响。边区群众在中共的领导下，坚持正确领导，发挥家庭、社会的力量，助力边区民办事业的发展，有效地发挥了群众办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升了群众办教育的责任性和使命感，增加了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和民族民主意识。在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相配合的过程中并行，发扬新民主主义家庭观念，营造良好的学校氛围和家庭氛围，因时因地教育，切合实际，深得家庭认可。

　　（二）培养了中国共产党依赖的新型农村精英

　　在民办教育的发展中，通过推选各类学校的负责人，选拔文化程度较高的教员，让他们在乡村教育中发挥组织管理和文化教育作用，因而造就了一批新兴的农村精英分子，逐渐取代了主要依赖于传统的地主阶级和乡绅治理乡村的群体，成就了一批通过受教育获得一定地位的农民。新型农村精英和农民因为生长扎根于乡村，与其他农民有着共同的生活方式、思想意识，更加了解农村社会，了解农民，能充分表达农民的要求，深得农民的信赖和认可。在以文字学习为主要形式的农村社会动员过程中，缩短了农村精英与普通民众的鸿沟，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缩短思想与行动之间的距离［21］256。通过举办夜校、识字组、半日校、读报组、知识、卫生竞赛，将民办学校转变为农村分散农民和先进知识分子的聚点，民办小学成农村文化建设的中心，而民办小学等集聚点成为了集教育学习、信息传播的乡村公共空间。以新型乡村精英为牵头，以民办学校和教学点为载体，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如何整合动员大量分散的农民个体的难题。

　　（三）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对乡土社会的有效整合

　　如前所述，“民办公助”是以农民为主体，但并不是要放弃领导权，而是要加强领导。边区民办教育在与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结合的过程中，除了举办识字班外，还通过开展卫生小组建设、组织全村农民开展卫生大扫除和卫生检查活动、改造“二流子”和秧歌等，在教学的过程中，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教育策略将群众需要与自愿相结合，坚持文教工作中的统一战线，将社会教育广泛地应用于边区的社会生活中。通过对党的方针政策的解读和宣传，在边区社会中形成良好的群众基础，宣传教育科学，破除了农村的封建迷信，保障了村民权益，净化了农村社会风气。由此可见，边区农村民办小学起到了农村文化堡垒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将有形的基层政党组织延伸到农村社会，建立群众性的教育组织，以无形的文化教育选出有效地调整了乡土社会的政治秩序。通过教育手段以及其他较为全面的方式，将一直游离于政治体系之外的农民召唤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组织网络中，加强了农民群众的政治化、国家化程度，促进了乡土政治整合，巩固了党在边区农村的政权基础。广大群众通过自主办学和参与社群组织，在政党、社会组织、学校机构等纵横交错的网络中定位自己社会位置，加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政党的结合关系。中共通过具有柔性动员的教育发展路径，坚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将政权与基层群众紧密联合在一起，加强党的执政领导，从而对乡村建设有深远的影响。［5］13－20

　　六、总结与讨论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26］，在历代上层阶级看来，乡土社会不需要文字，如此才便于自己的统治。然而，“在现代化社会中，文字是现代化的工具”。延安时期的陕甘宁地区，是中共改造乡村、建设乡村、追求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开始。但边区乡村封闭保守、经济社会落后，农民文盲率高的现实成为中共进行乡村建设和社会动员的重大阻碍。这为中共以文字下乡进一步整合乡村各种资源，巩固党的革命根据地建设，加快政党力量强大，从而赢得政权建设和民族解放独立提供了现实需要；而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势力的外部约束下，中共囿于人力、物力和财力等主观条件约束，难以全部承担边区乡村教育任务。为此，本着实事求是原则和群众路线方针，探索实施符合边区乡村实际的“民办公助”教育政策，在中共和边区政府的领导、引导下，在“目标—手段”的行动机制中，充分发挥农民主体自主性，实现了以文字下乡为基础，以及其他形式的社会教育方式。这种“民办公助”教育政策，是为实现人民大众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教育总方针而采取的一种群众路线，也是党和边区广大教育工作者经过长期的教育实践找到的一条适合边区社会环境、符合边区农村实际的重要路径。在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突出了农民的主体性，发挥了他们的创造性，民办公助教育政策起到了乡村教育动员的特殊作用。对推动边区国民教育、扫盲运动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建立了完善的教育体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乡村社会教育制度，为加强抗日根据地建设，巩固基层民主政权，初步达到了改造乡村、改造农民的目的，对乡村进行了全面有效的整合，对中国共产党推动下的乡村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社会动员原本属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概念，已有的研究者较多地关注中共在延安时期乡村动员中的利益动员、情感动员和身份动员，而本文对中共实施的“民办公助”教育政策进行了历史考察，客观阐释了中共对乡村社会这种柔性的组织动员特征，提升了乡村民众的文化水平，促进了以文字来传播国家、民族和政党的意识，得到了乡村民众的认同和支持，也进一步促进了乡村的现代化进程。“民办公助”教育政策实施距今已有七十多年，尽管如此，但相关的经验做法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针对当前深度贫困地区民众的教育，尤其是受民族、宗教等因素影响的“老少边穷”地区连普通话都不能讲、汉字不认识的民众，采取切实可行的举措，加强汉语学习仍然不能放松，这对于以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乡村现代化、国家主权统一和国家基层政权建设极为重要。而“民办公助”教育政策提出学校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这些宝贵思想和做法也进一步表明，我们今天需要利用各种更好的条件，努力培养学生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品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这些都是中共在延安时期取得的宝贵的乡村组织动员和乡村治理经验带来的启示，值得我们继续传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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