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佛教内道场为皇家祠佛场所，并不局限于皇宫之内，皇帝与皇后在京及京外住地的佛事活动场所、驾崩后的帝后陵寺均为内道场，同时，以父系计算的皇帝直系亲属、皇帝家奴相关的佛教活动场所也可视为佛教内道场，因此，除东西两京的皇宫内苑外，皇家陵园、离宫、行宫、王府等地均有内道场存在。前贤已考知唐代内道场26处，分别为太极宫4处、大明宫9处、长安禁苑8处、洛阳宫内1处，另有帝后陵内道场2处、行在内道场2处；在此基础上，笔者增补太极宫内道场1处、兴庆宫内道场2处、大明宫内道场2处、长安禁苑内道场3处、另有洛阳宫中与禁苑内道场6处、长安离宫内道场4处、帝后陵内道场4处、皇帝行在内道场2处、王府内道场1处，共增补25处。

　　关 键 词：唐代；佛教内道场；考补

　　作者简介：王兰兰，历史学博士，西安文理学院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从事隋唐史研究。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科研计划项目——唐代长安与东亚宗教文化交流研究(14JZ044)阶段性成果；陕西省社科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西安外来历史文化资源整合开发研究(2018Z098)阶段性成果。

　　唐代佛教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关系均极其密切，唐代佛寺建制沿革是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内道场研究又是其中一个非常特殊且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其展开研究，可为唐代政治、宗教、社会史等多方面研究的深入推进提供助力。内道场萌芽于东晋，南北朝时进一步发展，但此时“内道场”一词尚未见诸史书，隋朝统一后，文帝、炀帝均崇尚佛教，尤其是炀帝好以今为古，使内道场制度逐渐成形。①隋亡唐兴，佛教内道场盛极一时。20世纪90年代，学界对唐代佛教内道场问题开始了系统研究，此后，关于唐代佛教内道场的各个方面，专家学者屡有涉及，对此问题的认识也逐步拓展、深化，②但目前对此问题的研究尚未全面展开，已取得的成果相对较为零散，且有可商榷之处，故笔者不揣浅陋，拟在梳理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见附表1)，补充自己的点滴发现(见附表2)，进一步推动该问题的研究。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历史大辞典》对内道场的定义为“皇宫内供佛弘法处所”，③《佛学大辞典》说：“大内之道场也”，④张弓先生认为：“中古皇室的‘内道场’是设置在宫禁之内的经、教行事场所”⑤，这些说法似还可商榷。首先，内道场可指各种宗教的内道场，故皇宫中祠佛场所才可称为佛教内道场。其次，以上观点均认为内道场位于皇宫之内，这种看法非常普遍，也为人们广泛接受，但由于其对“内”的理解局限于字面，导致这种看法并不全面。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唐代佛教内道场主要分布于东西两京皇宫内，但也有些位于皇宫外，如帝陵、离宫、行宫、王府与州县，其服务对象不仅包括皇帝，还有其直系亲属，如皇后、皇子、皇父等，唐后期，其服务对象还添加了皇帝的家奴——宦官，故以皇宫内祠佛场所为内道场是对其的狭义理解。

　　本文将唐代佛教内道场界定为以皇帝为中心，以其直系男性血缘关系、夫妻关系为纽带的，位于宫廷内外的佛教活动场所。皇帝在生前多处居所设立的祠佛场所是内道场；帝、后(含追赠)陵及开国君祖陵作为帝、后及其开国君祖先死后的居所，也有内道场。皇子为皇帝的男性直系血缘后代，王府内佛教活动场所也被唐人视为内道场。唐后期，宦官势力大盛，作为皇帝家奴，本与皇帝同居一宫，故崇佛宦官在宫苑所建的祠佛场所也可被视为内道场。

　　一 两京皇宫禁苑内道场

　　唐代西京长安的皇宫有“三大内”之称，分别是太极宫、大明宫与兴庆宫。在这三大宫殿中，均有佛教内道场存在，因为不同帝王执政时期常会选择宫中不同的地点作为佛事活动场所，故“三大内”共有多处佛教内道场。

　　1.太极宫

　　太极宫又称“西内”，目前学术界已经确认的太极宫道场有：弘法院、神龙寺(有学者认为又名佛光寺)、大佛光殿、东宫佛堂院，共4处。

　　除此外，太极宫还有1处曾举行佛事活动，却未被学界注意。

　　林光殿。林光殿是中宗在太极宫的一处内道场，有时也称林光宫，《宋高僧传》记载：“释恒景，……以景龙三年奏乞归山，敕允其请。诏中书、门下及学士于林光宫观内道场设斋。先时追召天下高僧兼义行者二十余人，常于内殿修福，至是散斋，仍送景并道俊、玄奘各还故乡。”⑥有学者认为林光宫位于东都，应误。史载唐太宗贞观四年(630)“三月戊辰，宴三品已上于林光殿，赐物各有差”⑦，而当年没有太宗巡幸洛阳的记载。中宗神龙二年十月从洛阳回到长安，居太极宫，景龙三年为送恒景等而在林光殿设斋，故林光宫殿应在长安。释道岸⑧、思恒⑨、法藏⑩等均曾在中宗时期入居林光殿内道场，故该殿在中宗时是一处常设内道场。

　　2.兴庆宫

　　兴庆宫以唐玄宗为藩王时的府邸为基础扩建而成，开元十六年(727)后，他始于兴庆宫听政。此宫在“三大内”中位置最为偏南，故又称“南内”。玄宗通常被视为一位崇道的帝王，故这里的佛教活动少见学者论及。其实，他也曾利用佛教为统治服务，因此这里也留下了祠佛的痕迹。

　　(1)佛舍。开元末，宰相李林甫联合武惠妃，欲立武氏子为太子，未果。天宝五载(746)正月，李林甫罗织刑狱，谋陷太子李亨，太子妃韦氏之兄韦坚受牵连而被赐死，李亨恐惧，请求与韦妃离婚，“妃遂削发被尼服，居禁中佛舍”(11)。前哲多认为此禁中佛舍处于大明宫中，但开元十六年后，玄宗以兴庆宫为主要活动中心(12)，肃宗末年，柳芳与玄宗心腹宦官高力士均被贬黔中一带，柳芳“因从力士质开元、天宝及禁中事”(13)，可见以当时人的角度看，禁中可指兴庆宫，且玄宗听政于兴庆宫后，禁中应多指兴庆宫；另一方面，玄宗时期，“太子不居于东宫，但居于乘舆所幸之别院”(14)，则此时当随玄宗居兴庆宫居多。肃宗韦妃虽然被迫与肃宗离婚，但史载她生育了4个子女，“生竞王僴、绛王佺、永和公主、永穆公主”(15)，且还抚育年幼丧母的和政公主(16)，鉴于孩子较多且未成年，故不排除不令她与子女远离的可能。新中国成立后在兴庆宫亦发掘出白石菩萨坐像、残佛像像座等(17)。综上，此佛舍暂定位居兴庆宫，期待有更多的出土资料以资佐证。

　　(2)兴庆宫不空内道场。天宝中，西蕃、大食、康国合兵攻西凉府，玄宗“诏(不)空入，帝御于道场”。安史之乱后，不空追忆说：“上皇诏入内立灌顶道场，所赍梵经尽许翻度。”(18)显然，不空所入的内道场并非韦妃所居佛舍，而当是另有所在。目前尚无法对兴庆宫不空内道场给出确定名称，有待新考古资料的出现。

　　综上，兴庆宫以上2处地方，有1处为名称待考的内道场，1处可能存在佛舍。

　　3.大明宫

　　大明宫又称“东内”。长期作为唐政治中心，故这里的佛教内道场数量不少。学者目前指出的大明宫道场有12处，即含凉殿佛堂、肃宗韦妃出家的大明宫尼庵、长生殿、昭德寺、护国天王寺、南桃园译经内道场、咸泰殿、福寿寺、法乾内寺、昭成寺、追福院、奉敬寺等，其中，上文已论此大明宫韦妃修道尼庵有可能位于兴庆宫，而南桃园译经内道场实位于禁苑，当时参与译经的良贲曾言：“今年二月二十一日恩命令在内园修撰经疏。”(19)护国天王寺也位于禁苑，“寺在左神策军球场北。寺与大内隔墙，即皇城内城东北隅也。常置二七僧令转念”(20)，据此，应在东内苑。法乾内寺为宣宗以旧藩邸所造(21)，不应在大明宫中。近年，麟德殿也被认为是唐后期大明宫中一处重要的佛教内道场，是重要的三教论衡场所(22)。故已知大明宫内道场实为9处。

　　除此外，大明宫还有2处尚未被注意的佛教活动场所。

　　(1)文成殿是代宗时的内道场。大历四年，“七月庚申，文成殿置道场，为万姓祈福，是日佛见，光相自子至丑，久而不散，六宫近侍咸覩”(23)。尚书左仆射裴冕等上表祝贺，还请求将此事编于史册，宣示中外，代宗表示同意。

　　(2)承明殿。唐睿宗景云年间，“有诏(崇)业入承明熏修别殿，为帝授菩萨戒”(24)。玄宗、肃宗时，僧楚金“承明三入，扬法六宫，后妃长跪于御筵，天华分散而不著。明皇题额，肃宗赐幡，岂荣冠于一时，亦庶几于佛在也！”(25)似此殿近后宫区域。唐代宗时，僧良贲助不空译《仁王般若经》，代宗当时曾“御承明殿灌顶道场躬执旧经，对译新本，而复为序冠于经首”(26)。唐人崔颢诗云：“一朝敕书至，召入承明宫。说法金殿里，焚香清禁中。”(27)承明宫当即指承明殿。

　　4.长安禁苑

　　目前已知的长安禁苑内道场有德业寺、鹤林寺、北苑内道场、感业寺、护国天王寺、左神策军精舍、南桃园内道场，右神策军元和圣寿佛寺，共8处。

　　此外还有3处。

　　(1)贞元镇国寺。德宗贞元十二年九月，“右神策等军上言：‘宴设堂去年腊日蒙车驾临幸，请置寺，以贞元镇国为名。’从之。”(28)此寺以右神策军宴设堂为基础而建，应当处于西内苑中。

　　(2)法乾寺。此寺乃宣宗以旧藩邸所造，宣宗为宪宗子，“幼时，宫中皆以为不慧，……文宗幸十六宅宴集，好诱其言以为戏笑”(29)。则其旧邸在十六王宅。十六王宅源于玄宗时期，胡三省考证说：“开元以来，皇子多居禁中，诏附苑城为大宫，分院而处，号十王宅，中人押之；就夹城参天子起居。其后增为十六宅。旧史曰：‘开元于安国寺东附苑城为大宅，分院而居，号十王宅。’十王，谓庆、忠、棣、鄂、仪、颍、永、荣、延、济。其后盛、仪、寿、丰，恒、梁六王又就封入内宅，此十六宅得名之始也。”(30)自此后，藩王不复出閤，“虽开府置官属及领藩镇，惟侍读时入授书，自余王府官属，但岁时通名起居；其藩镇官属，亦不通名”(31)。可见，宣宗当并未在坊里开府，其旧邸当在十六宅中。

　　十六宅虽被视为内宅、禁中，但其实并不在大明宫宫墙内，而是附于苑城之南，后并入内苑，《长安志》卷9曰：“朱雀街东第五街，即皇城东之第三街，街东从北第一坊，尽坊之地筑入苑。”故可认为其在禁苑范围内。

　　《宋高僧传》中称该寺为法乾内寺(32)，此书成于宋代，但其原始资料均来源于唐人记载，唐诗中对该寺的地理位置也有描绘，“师居中禁寺，外请已无缘。望幸唯修偈，承恩不乱禅。”(33)可见该寺院被唐人视为内道场。

　　(3)安国寺。睿宗景云年间舍长乐坊旧邸建大安国寺(34)。长乐坊位于朱雀街东第四街，街北第一街，此寺隔夹城与大明宫紧邻，东为十六宅。

　　武宗会昌灭佛时，仅许长安左右两街各留两寺。日僧圆仁被遣归国，在前往扬州的路上遇见旧识裴舍人，裴舍人说自己五月廿九日离长安，在城之时，城中僧尼还俗已尽，且“诸寺见下手毁拆，章敬、青龙、安国三寺通为内园”(35)。

　　宣宗即位后，改变武宗灭佛政策，两街各增置八寺，原清禅寺改名为安国寺，成为左街新增八寺之一(36)。《长安志》卷9载清禅寺位于十六王宅正南邻的义宁坊南门之东。旧安国寺名被清禅寺袭用，且因原清禅寺屋舍数少，取华阳寺连接充数(37)。显然这里的安国寺非原大安国寺，也非清禅寺并入原安国寺。武宗时已入内园的原安国寺此时已衰败，“后寝摧圮，宣宗欲复修，未克而崩”(38)。

　　唐懿宗咸通七年，重建原大安国寺，“以先帝旧服御及孝明太皇太后金帛，俾左神策军再建之”(39)。未特别指明重建位置，故神策军再建之安国寺当位于原址。但虽是原址，其地已为内园。重建耗资不菲，“始，懿宗成安国祠，赐宝坐二，度高二丈，构以沈檀，涂髹，镂龙凤葩蘤，金扣之，上施复坐，陈经几其前，四隅立瑞鸟神人，高数尺，磴道以升，前被绣囊锦襜，珍丽精绝”(40)。后懿宗请法门寺佛骨舍利，“迎入禁中，置于安国寺”(41)。此时，在大安国寺原址重建的安国寺已为一座内寺。唐末诗人李洞《题新安国寺》曰：“佛亦遇艰难，重兴叠废坛。……开讲宫娃听，抛生禁鸟餐。”(42)此新安国寺的听众为宫娃与禁鸟，证明其有内道场性质。

　　5.东都洛阳宫中及禁苑内道场。

　　唐代洛阳佛教内道场目前未见专文系统论及，仅张弓《唐代的内道场与内道场僧团》一文言及大遍空寺，武周证圣元年(695)，实叉难陀“于东都大内大遍空寺翻译，天后亲临法座，焕发序文，自运仙毫，首题名品”(43)。显然这是洛阳宫中的内道场。今翻检史料，又得以下6处。

　　(1)慧日内道场。隋炀帝在东都设慧日内道场，武德初年，秦王攻入王世充割据的洛阳，为此道场“别请名德五人”(44)，则慧日道场在唐初仍为东都内道场。

　　(2)积翠宫。唐高宗、武则天曾长期居住在洛阳，高宗显庆二年驾幸洛阳，玄奘随行，“安置东都积翠宫，召入大内丽日殿翻《观所缘》等论，又于明德宫翻《大毗婆沙》等论”(45)。积翠宫、丽日殿、明德宫均设翻经内道场。

　　(3)丽日殿。见上文。

　　(4)明德宫。位于东都苑内。玄奘在明德宫具体的翻经地点为飞花殿，《开元释教录》记载：“安置积翠宫。召入大内丽日殿翻《观所缘》等论。夏四月，车驾避暑于明德宫，法师亦陪从，安置飞花殿译《大毗婆沙》等论”(46)。

　　(5)功德堂(天堂、佛堂)。武周证圣元年，薛怀义“造功德堂一千尺于明堂北。……功德堂火起，延及明堂”(47)。除了笔记小说，正史对此事也有记载：“则天又于明堂后造天堂以安佛像，高百余尺。……证圣元年正月丙申夜佛堂灾，延烧明堂。至曙，二堂并尽。”(48)则功德堂亦名佛堂、天堂。

　　(6)佛光寺。开元二十八年，“东都新殿后佛光寺灾”(49)。

　　从现存一些石刻资料可知东都宫中还有尼寺，但不能确知其寺院数量与名称(50)。

　　二 其他内道场

　　1.唐代离宫内道场

　　离宫是皇帝避暑或避寒所居之处，其附属佛寺均应为内道场。

　　(1)玉华寺。唐玉华宫(在今陕西铜川)为皇家离宫，玄奘曾在此译经，高宗永徽二年八月，“废玉华殿以为佛寺”(51)。

　　(2)滋善寺。唐文宗开成元年夏六月，“凤翔麟游县暴风雨，飘害九成宫正殿及滋善寺佛舍”(52)。九成宫是隋代及唐初帝王青睐的夏季避暑之地，显然此滋善寺应为九成宫附属建筑。

　　华清宫则是玄宗情有独钟的冬季温泉宫殿。开元年间大多数冬季，玄宗会前往华清宫，但时间不长，基本都是当月往返，天宝四载至十二载，玄宗与贵妃常于冬十月赴温泉，十二月或次年正月返回长安(53)，长达3、4个月，华清宫成为当时的冬季政治中心。其宫禁范围内有内道场存在。

　　(3)符国寺。华清宫符国寺。在骊山禁苑缭墙内的西绣岭第一峰，宋代游师雄《唐骊山宫图》、元代李好文《长安志图》中均有绘制。第三峰半山腰还发现一个佚名佛寺遗址(54)。

　　(4)石瓮寺。在骊山东绣岭，处于华清宫禁苑缭墙内。开元进士储光羲《石甕寺》诗云：“下见宫殿小，上看廊庑深。苑花落池水，天语闻松音。”(55)大历进士王建《题石甕寺》曰：“青崖白石夹城东，泉脉钟声内里通。地压龙蛇山色别，屋连宫殿匠名同。”(56)都反映出此寺处于华清宫禁苑范围内。大中进士郑嵎《津阳门诗》注称：“石瓮寺，开元中以创造华清宫余材修缮，佛殿中玉石像，皆幽州进来，与朝元阁道像同日而至，精妙无比，叩之如磐。”(57)据说，唐玄宗与杨贵妃常自汤殿宴罢，微行佛庙，礼敬陁伽(58)。

　　2.唐代皇帝行在内道场

　　行宫是皇帝出行所居之处，行宫内也有内道场。学者已经指出2处。

　　灵武行宫。安史之乱初，“銮驾在灵武凤翔，(不)空常密奉表起居，肃宗亦密遣使者求秘密法”(59)。至德二载(757)，肃宗由灵武(今宁夏灵武)还驾关中，“帝素凭释氏，择清尚僧首途，若祓除然。北土西河所推，(元)皎膺其选，召入受勑旨，随驾仗内赴京”(60)。这些都说明肃宗在灵武是有内道场佛事活动的。

　　凤翔行宫。因长安尚未收复，故令僧元皎先行前往凤翔府(今陕西凤翔)，于开元寺置御药师道场，择三七僧，六时行道，“忽于法会内生一丛李树，有四十九茎，具事奏闻。……帝大惊喜，曰：‘此大瑞应。’……加署内供奉焉”。(61)宋人认为，内供奉早已有之，但作为内道场僧官名称，最早出现于唐肃宗时期，“置此官者元皎始也”。(62)元皎并未在三大内行道讲经，当时，凤翔府开元寺药师道场被称为御药师道场，显然肃宗将其定义为战时的皇家内道场。《旧唐书》记载肃宗在凤翔，“时供奉僧在内道场晨夜念佛，动数百人，声闻禁外”。(63)显然，时人是将肃宗在凤翔行宫的佛事活动场所视为内道场的。因此，内道场不一定必在两京皇宫内，作为战时皇帝、太上皇临时驻跸之地，他们设立的佛事活动场所也可称为内道场。

　　现补充2处。

　　(1)成都行宫。安史之乱中，玄宗出奔成都，当时新罗籍僧无相有名于蜀，于是玄宗迎相入内殿(供礼)(64)。李商隐《唐梓州慧义精舍南禅院四证堂碑铭并序》曾记此事曰：“遇羯虏乱华，銮旌外狩，……上皇显图内禅，自恃真期，久披宸襟，徐叩妙键。……道含九主，恩浸四生，获永固于灵根，时仰资于圆智。”(65)玄宗初入蜀之时是皇帝身份，自其子肃宗登基后，被尊为太上皇。此时的玄宗，相继失去了江山、贵妃与父子亲情，曾经对江山永固、长生不老的狂热追求已非人生第一要义，心底的深重失落唯有以佛教来填补，在行宫设置佛教内道场也就成了自然的选择。

　　(2)兴元行宫。广明元年(880)十二月，黄巢起义军攻入潼关，僖宗出奔，十八日，至兴元(今陕西汉中)，不久，因兴元物资不丰，又迁成都。僖宗离长安时，“文武百官僚不之知，并无从行者”(66)，却有僧人同行，“其夕(僧)彻内宿，明日仓黄与杜光庭先生扈从入于岷峨”(67)。僧彻之师为知玄，僖宗入成都后，“遣郭遵泰赍玺书，肩舆诏赴行在。帝接谈论，颇解上心”，僖宗还亲挥御翰，为知玄题写“悟达”师号(68)。唐后期帝王多崇佛，僖宗逃难前夜留僧宿于大明宫，逃难时仍带着僧侣同行，从兴元再迁成都后，屡降玺书召僧人赴成都“谈论”，可想而知，在兴元、成都，他很有可能在行宫进行内道场佛事活动。

　　3.唐代东宫与诸王府内道场

　　从唐代佛教著作发现，当时僧侣将皇帝诸子在王府的佛事活动场所也称为内道场。如《净土论》记载，隋世并州汉王内道场主洪法师，因信仰弥陀，得以往生西方净土(69)。这段记载明确提出了汉王府内道场的概念，虽记载隋朝之事，但却出于唐代僧侣之手，反映的是唐人的认识。无独有偶，隋齐王杨暕仰慕吉藏，“乃屈临第，并延论士，京辇英彦，相从前后，六十余人，……皆来总集”(70)，他还将僧静琳“请至本第，从奉归戒”(71)，此应为隋齐王府内道场之证。杨广为晋王时，在江都建惠日道场，所延住的硕德，号为“家僧”(72)，显然，惠日道场被杨广视为晋王府内道场。

　　基于此，唐代诸皇子所居的佛事活动场所也应被唐代僧侣视为内道场。

　　李世民四子李泰曾请僧人法恭入府。贞观十一年，太宗巡幸东都，诏令苏州释法恭赴洛，法恭对谈称旨，于是太宗“特诏留住，传送京师”，远在长安的魏王泰也“遥加钦请，以为戒师”，且亲降疏曰：“弟子摄此心马，每渴仰于调御；恳此身田，常载怀于法雨。若得师资有讬，冀以祛此六尘，善导启行，庶无迷于八正。谨遣谘祈，佇承慈诱。”法恭“既膺斯请”，李泰“供施特隆”(73)。李泰此举，于公，是执行太宗的诏令；于私，是达成了自己的心愿，当时他任雍州牧，魏王府即牧守办公之所，于公于私，他必延请法恭至魏王府讲经说法。在唐僧侣的心目中，这也可被视为魏王府内道场。魏王泰崇佛不是偶然行为，贞观十五年，他还曾在洛阳龙门为长孙皇后造三龛大佛(74)。

　　4.唐代帝、后陵内道场

　　唐人有事死如事生的观念，一方面在唐代皇宫内廷有内道场，同时，唐帝、后陵佛寺也相应地设内道场。

　　唐昭陵、乾陵均有佛寺。永徽六年(655)，高宗“亲谒昭陵，……于陵侧建佛寺”(75)。

　　景龙二年(708)，中宗延请南山律宗大德文纲“于乾陵宫为内尼受戒”(76)，周玉茹《唐代的内道场比丘尼》已指出此二寺为内道场，认为其功能主要是为已故皇帝诵经祈福。

　　此外，有三所陵寺已引起学者注意，但认为其性质为皇家寺院(77)。比照前述乾陵尼寺的情况看，它们也应为内道场。

　　(1)光业寺。高宗总章年间在赵郡建建初陵和启运陵，以追尊李渊四代祖李熙、三代祖李天赐，并在陵园东侧建造光业寺，现存开元十三年《光业寺碑》碑文曰：“总章敕云，为像为陵置寺焉。”(78)

　　(2)瑶台寺。太宗在昭陵建瑶台寺，早于高宗在昭陵所建佛寺。“辛卯五年，帝为穆太后于庆善宫造慈德寺，及于昭陵立瑶台寺”(79)，辛卯五年即贞观五年，当时尚无昭陵，长孙皇后贞观十年葬昭陵，太宗在昭陵立瑶台寺当在此时，目的乃为长孙氏追福。此记载合两事于一个时间下，导致后人阅读时产生误解。

　　昭陵旧寝宫原在九嵕山上，后经火灾，其宫移在瑶台寺左侧(80)，并“客祭瑶台佛寺”(81)。唐德宗时太长博士韦彤称寝宫“必于昭陵柏城之内”(82)，则瑶台寺也应在柏城内。

　　许敬宗《瑜伽师地论新译序》列笔受僧有“瑶台寺沙门道卓”(83)，孙昌武文指出，外地僧均列出地名，故瑶台寺应位于长安城，此说忽略了其为昭陵内道场僧的可能。

　　(3)定陵寺。定陵为中宗陵寝。卢纶曾夜宿定陵寺，称“寺在陵内”，且亲见当时寺内仍有僧人居于禅室，朝启奠筵，夜课击磬(84)。卢纶为“大历十才子”之一，其生活年代距中宗亡故已隔半个多世纪，且在经历安史之乱后，但中宗陵寝的佛寺活动却依然如故，可见帝陵佛寺的维护是受到皇家重视的。

　　乾陵佛寺有内尼存在，定陵寺有僧人活动，可推知唐代帝陵的佛寺都会容纳一定数量的僧尼，他们由政府指派，承担祭奠先代皇帝的任务，同时也是为整个皇室追福祈祷。显然，唐代帝陵佛寺始终受政府管辖，专为李唐历代皇帝服务，具有内道场性质。

　　此外，尚有一处陵寺见于历史记载。

　　(4)三像寺。玄宗开元末武惠妃卒，“赠皇后及谥，葬敬陵”(85)，对武惠妃的葬仪一如皇后礼，陵区有佛寺，“三像寺，开元中建。背倚北原，高数百尺，始寺依原刻三大佛，故名。又云，开元末为武恵妃建，武氏墓在凤栖原长兴坊，与寺亦相近”(86)，这条记载再次证明唐代有在帝、后陵寝建佛寺的习惯。武氏生前虽仅有妃名，但玄宗对其宠幸与皇后无异，且死后得赠皇后，故其陵区佛寺也可视为内道场。

　　三 结论

　　判定佛教内道场，不应以是否位于京城皇宫内为唯一标准，而应结合服务对象来定位，凡是为李唐历代皇帝核心家族服务的佛教活动场所，无论位于皇宫内外，均应视为内道场。在当时人的心目中，皇帝与皇后在京及京外住地的佛事活动场所、驾崩后的帝后陵寺均为内道场，同时，以父系计算的皇帝直系亲属、皇帝家奴相关的佛教活动场所也可视为佛教内道场，因此，除东西两京的皇宫内苑外，离宫、行宫、王府、皇家陵园等地均有内道场存在。

　　概言之，唐内道场应包括帝、后及相关人等生前、死后居所的佛事活动场所。生前居所含两京皇宫、禁苑、行宫、离宫、皇子的王府，死后居所为帝、后陵。今后，随着更多的文献资料的出现，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必将会更趋完善。

　　①[宋]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中“内道场”条，《大正藏》54册，(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第247页。

　　②张弓：《唐代的内道场与内道场僧团》，《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3期，第81-89页；孙昌武：《唐长安佛寺考》，《唐研究》第2卷，1996年，第1-49页；龚国强：《隋唐长安城佛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介永强：《〈唐长安佛寺考〉补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3期，第130-136页；周玉茹：《唐代内尼稽考》，《佛学研究》2008年，第149-154页；周玉茹：《唐代的内道场比丘尼》，《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0月29日，第A05版。

　　③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史编纂委员会：《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史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第123页。

　　④丁福保：《佛学大辞典》，(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第687页。

　　⑤张弓：《汉传佛教与中古社会》，(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第71页。

　　⑥[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5《唐荆州玉泉寺恒景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90页。

　　⑦[宋]王钦若撰：《册府元龟》卷80《帝王部·庆赐》，(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923页。

　　⑧《宋高僧传》卷14《唐光州道岸传》，第335-338页。

　　⑨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开元23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321页。

　　⑩[唐]阎朝隐撰：《大唐大荐福寺故大德康藏法师之碑》、[新罗]崔致远撰：《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大正藏》50册，第280、282页。

　　(11)[后晋]刘昫撰：《旧唐书》卷52《后妃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186页。

　　(12)《旧唐书》卷8《玄宗纪上》，第192页。

　　(13)《新唐书》卷132《柳芳传》，第4536页。

　　(14)[宋]王溥撰：《唐会要》卷5《诸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60页。

　　(15)《旧唐书》卷52《后妃下》，第2186页。

　　(16)[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83《诸帝公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660页。

　　(17)李域铮：《西安附近出土的隋唐佛和菩萨像》，《文博》1993年第5期，81页；龚国强：《隋唐长安城佛寺研究》，第105页。

　　(18)《宋高僧传》卷1《唐京兆大兴善寺不空传》，第11、9页。

　　(19)《宋高僧传》卷5《唐京师安国寺良贲传》，第100页。

　　(20)[日]圆仁撰，顾承甫、何泉达点校：《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3开成五年八月廿四日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42页。

　　(21)《宋高僧传》卷6《唐彭州丹景山知玄传》，第131页。

　　(22)杜文玉：《唐大明宫麟德殿功能初探》，《晋阳学刊》2012年第2期，第106-107页。

　　(23)《册府元龟》卷52《帝王部·崇释氏二》，第577页。

　　(24)《宋高僧传》卷14《唐京兆西明寺崇业传》，第342页。

　　(25)《宋高僧传》卷24《唐京师千福寺楚金传》，第618页。

　　(26)《宋高僧传》卷5《唐京师安国寺良贲传》，第100页。

　　(27)[清]彭定求编：《全唐诗》卷130《赠怀一上人》，(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322页。

　　(28)《册府元龟》卷52《帝王部·崇释氏二》，第578页。

　　(29)[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卷248武宗会昌六年三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022页。

　　(30)《资治通鉴》卷238宪宗元和六年十一月条，第7687页。

　　(31)《资治通鉴》卷213宪宗开元十五年五月条，第6778页。

　　(32)《宋高僧传》卷6《唐京兆大安国寺僧彻传》，第133页。

　　(33)《全唐诗》卷702《寄法乾寺令諲太师》，第8076页。

　　(34)《唐会要》卷48《寺》，第992页。

　　(35)《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4会昌五年六月廿三日条，第189页。

　　(36)《唐会要》卷48《寺》，第999页。

　　(37)《唐会要》卷48《寺》，第999页。

　　(38)[元]骆天骧撰，黄永年点校：《类编长安志》卷5，(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32页。

　　(39)《类编长安志》卷5，第132页。

　　(40)《新唐书》卷181《李蔚传》，第5354页。

　　(41)[宋]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卷3《方正》，(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15页。

　　(42)《全唐诗》卷721《〈题新安国寺〉》，第8279页。

　　(43)《宋高僧传》卷5《唐洛京大徧空寺实叉难陀传》，第31页。

　　(44)《续高僧传》卷4《唐东都天宫寺释法护传》，第466页。

　　(45)《续高僧传》卷4《唐京师大慈恩寺释玄奘传》，第128页。

　　(46)[唐]智昇撰：《开元释教录》卷8，《大正藏》55册，(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第560页。

　　(47)[唐]张鷟撰：《朝野佥载》卷3，《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6页。

　　(48)《旧唐书》卷22《礼仪二》，第865页。

　　(49)《旧唐书》卷9《玄宗纪下》，第213页。

　　(50)王去非：《关于龙门石窟的几种新发现及其有关问题》，《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2期，第121页；《唐代墓志汇编》开元239《大唐故兴圣寺主尼法澄塔铭并序》，第1362页。

　　(51)《册府元龟》卷51《帝王部·崇释氏一》，第574页。

　　(52)《旧唐书》卷37《五行志》，第1363页。

　　(53)《旧唐书》卷1《玄宗纪下》，第219-227页。

　　(54)骆希哲：《唐华清宫》，(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531页。

　　(55)《全唐诗》卷137《石甕寺》，第1387页。

　　(56)《全唐诗》卷300《题石甕寺》，第3405页。

　　(57)《全唐诗》卷567《津阳门诗》，6565页。

　　(58)[宋]李昉撰：《太平广记》卷373《精怪六》，2964页。

　　(59)《宋高僧传》卷1《唐京兆大兴善寺不空传》，第9页。

　　(60)《宋高僧传》卷24《唐凤翔府开元寺元皎传》，第617页。

　　(61)《宋高僧传》卷24《唐凤翔府开元寺元皎传》，第617-618页。

　　(62)《大宋僧史略》卷下“内供奉并引驾”条，第250页。

　　(63)《旧唐书》卷111《张镐传》，3327页。

　　(64)《宋高僧传》卷19《唐成都净众寺无相传》，第487页。

　　(65)[清]董诰编：《全唐文》卷780，(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141页。

　　(66)《旧唐书》卷19下《僖宗纪》，第709页。

　　(67)《宋高僧传》卷6《唐京兆大安国寺僧彻传》，第134页。

　　(68)《宋高僧传》卷6《唐彭州丹景山知玄传》，第131页。

　　(69)[唐]迦才撰：《净土论》卷下，《大正藏》第47册，(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第98页。

　　(70)《续高僧传》卷11《唐京师延兴寺释吉藏传》，第393页。

　　(71)《续高僧传》卷11《唐京师弘法寺释静琳传》，第746页。

　　(72)《续高僧传》卷25《唐京师胜光寺释慧乘传》，第939页。

　　(73)《续高僧传》卷13《唐苏州武丘山释法恭传》，第494页。

　　(74)[宋]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138《集古录跋尾》卷5，(北京)中华书局，第2194页。

　　(75)《旧唐书》卷4《高宗纪上》，73页。

　　(76)《宋高僧传》卷5《唐京师崇圣寺文纲传》，第332页。

　　(77)田有前：《唐代陵寺考》，《文博》2012年第4期，第60页。

　　(78)李兰珂：《隆尧唐陵、〈光业寺碑〉与李唐祖籍》，《文物》1988年4期，55页。

　　(79)[明]觉岸撰：《释氏稽古略》卷3，《大正藏》49册，(台北)台湾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第814页。

　　(80)《旧唐书》卷136《崔损传》，第3755页。

　　(81)《新唐书》卷200《儒学下》，第5709页。

　　(82)《唐会要》卷20《陵议》，第463页。

　　(83)《全唐文》卷152，第1551页。

　　(84)《全唐诗》卷280《宿定陵寺(寺在陵内)》，第3182页。

　　(85)《新唐书》卷76《后妃传上》，3492页。

　　(86)[宋]张礼撰，史念海、曹尔琴校注：《游城南记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