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液态”话语经历了从社会学领域向新闻学领域的迁移过程。文章试图勾勒出这一理论的迁移历程，并比较迁移后所形成的液态新闻话语与鲍曼原初液态社会理论之间的差异。研究发现，在新闻学研究职业范式的影响下，液态话语向新闻学领域的迁移过程中，鲍曼液态社会理论中的研究视域、价值关怀、理论方法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读或流失。文章认为，新闻学应当重新审视鲍曼的流动现代性理论，并充分汲取其中的精华来研究液态新闻现象。与此同时，新闻学应当以鲍曼的理论为参照，在新闻与人、新闻与生活世界的关系视野中，以社会化的新闻活动为研究对象，以人的存在方式为价值关怀，开创出新的新闻学研究范式，创造出新的新闻学研究取向。

　　关 键 词：

　　液态新闻/流动现代性/鲍曼/新闻学/德尔兹

　　作者简介：

　　李泓江，杨保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北京 100872 李泓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专业方向：新闻学；杨保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新闻与社会发展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新闻理论。

　　基金项目：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18XNLG06)。

　　当今时代，学术研究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交叉性、融合性特征，以新闻活动、新闻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尤为如此，法国新闻学家瓦耶纳说过：“新闻学不是任何一门学科的特权，只有通过多种途径探索，才有可能真正理解新闻学这门学科。”①以学科发展历史来看，新闻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关系尤为密切，20世纪70年代便出现了不少新闻学与社会学交叉的经典著作，以至于这一时期被称为“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的黄金年代”②。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对人类社会生活造成了革命式的改变，新闻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迎来了“第二次浪潮”③。

　　作为一种对人类新闻活动样态的描述，“液态新闻”(liquid journalism)便是新闻学与社会学理论、话语交叉融合的表现。从源头上看，“液态”话语来自于英国社会学家鲍曼的现代性理论，而其在新闻领域的滥觞，可追溯至荷兰新闻学者马克·德尔兹(Mark Deuze)所做出的理论迁移与嫁接。此后，又有一些学者就液态新闻进行了思考、研究与阐释，其中自然不乏闪光之处，但这些研究因循的却依然是传统的职业范式，这与鲍曼原初理论的研究视域、价值关切及理论方法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而且研究观照的客体对象也存在着逻辑层级上的不一致。鲍曼的液态社会理论提出的初始语境是什么?新闻学者对液态社会理论的移植与原初理论存在怎样的意义差异?我们该怎样更好地利用鲍曼的液态社会理论，以理解、解释、研究当下的新闻活动、新闻现象，并推动新闻学研究的发展?这些是本文所要解答的核心问题。

　　一、鲍曼及其现代性理论

　　从对社会的洞察力来看，鲍曼无疑是敏锐的。历史不断向前推进，社会形态、人类生活方式变换频繁，传统现代更迭。现代自身也并非一成不变，其在时间流转中显露自身的过程性、历史性与结构性。而谈到过程性与历史性，必然牵涉到向何处去的问题，即现代性经历着“一种从已知的分类向另一未知而又充满意味的未来的跃迁”④。对这种社会样态的转变，不同于其他学者(包括早期的鲍曼)以抽象、隐晦、含糊的“后现代性”“第二现代性”“超现代性”等语词进行描述，在世纪之交，鲍曼开始以一种类比的、直观的方式，勾勒出一幅现代社会从固态(solid)转化为液态(liquid)的历史景观。

　　以初始意义看，“液态”本是一种用来描述物理状态的概念。相较于固体，液体“既没有固定的空间外形，也没有时间上的持久性”，“流体非凡的流动性，使人把它们和‘轻灵’这种想法联系在一起”。⑤在这种特性和意义上，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一书中将“液态”引申，用以形容、描述现代性发展至后期的社会形态特征。现代性早期，社会存在着确切、稳定的模式、规范和准则。而如今，之前的模式、规范和准则不断变化，我们所处时代人们生活依存的模式和框架“不再是‘已知的、假定的’，更不用说是‘不证自明的’”，“系统性结构的遥不可及，伴随着生活政治非结构化的、流动的状态这一直接背景，以一种激进的方式改变了人类的状况”。⑥

　　社会生活走向液态化这一思想的诞生，与鲍曼所处时代以及他的个人经历有着紧密联系。1925年出生于波兰一个犹太家庭的鲍曼，年轻时参加过二战，战后先后在波兰华沙大学和英国利兹大学任教。二战风云、美苏冷战、苏东剧变，他亲历了20世纪最为重要的大事件，也体验了社会生活方式的深层次变迁。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语境中对现代性的反思已成潮流，与之相伴的是消费社会、后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到来，西方社会后现代的特征日益明显”⑦，这种语境下，像许多其他同时代的思想家一样，反思权力、现代性、人类生活，寻找人在社会生活、精神世界中的位置成为了鲍曼所关注的核心话题。事实上，早在写就《流动的现代性》之前，鲍曼就已出版了《后现代伦理学》《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后现代性及其缺憾》《现代性与大屠杀》《现代性与矛盾性》等与现代性、后现代性相关的系列著作。在这些对现代性及后现代性的反思中，鲍曼逐渐把握了现代社会变化的基本态势与方向，在《流动的现代性》一书中，他系统地阐释了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走向：从固态现代性转向了液态的、流动的现代性。

　　液态指涉的对象在鲍曼的理论版图中是清晰的，即人类社会的生活样态与存在方式。从《流动的现代性》一书的逻辑结构来看，鲍曼从解放、个体性、时间/空间、工作、共同体，5个概念、5个维度出发，阐释了“流动”与“液态”的丰富内涵。但不论内涵如何丰富，“流动”和“液态”都不过是修饰语，所描画的是人的生活样态和社会形态面貌。解放关乎自由，指涉人以何种方式处理与自我意志、周遭和历史的关系；个体性刻画的是关系网络，涉及社会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及其存在方式；时间/空间是人与社会的存在维度，二者的结构性变化影响着人与世界的连接方式；工作是谋生手段与生活方式，是家庭收入的渠道和来源；共同体则是人的社会存在方式，是个体与社会的连接方式及社会生活的载体。这样5个维度架构起全书的基本概念，分别对应了人与社会存在方式的某个侧面和维度。对5个概念的检视，即是对人日常生活方式转变的根本性、彻底性的批判和反思。对“流动”一词的发现，无疑也是鲍曼学术思想的转折点。《流动的现代性》出版之后，他又围绕着人类社会、日常生活的存在样态，分别从不同方面进行了阐释，接连出版了《流动的生活》《流动的恐惧》《流动的时代——生活于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来自液态现代世界的44封信》等著作。

　　反思与批判毋庸置疑是“流动”系列的底色。在批判和反思中，鲍曼强化了“液态社会”理念，当下社会在规范、准则、模式等方面存在缺失，人们过着“游牧式”的生活，仿若无根之草，随风飘摇。流动意味着多变、不确定、未完成、不彻底，“我们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多变世界中，在一种严重的、没有希望的、不稳定的状况下”⑧，“最为痛苦的当代恐惧来自存在的不确定性……混合恐惧时刻萦绕于共存状态中城市居民的左右，它不是焦虑的根源，而是对焦虑的根源恶意解读、错误解读的产物”⑨，处于流动社会中的个体身份是不确定的，其永远处于对身份的寻求中，而“身份寻求者的自由，类似于骑自行车人的自由。停止蹬车的惩罚，就是摔倒；人必须一直蹬，只是为了保持不摔倒”⑩。类似的批判性的话语，在“流动”系列著作中俯拾皆是。流动是造成困境的原因所在，也是这些批判话语的基本指向。反思与批判源自于对人之生存境况的深度关怀，根基于对社会生活样态的系统把握，这种沿袭欧洲批判传统的反思与批判精神，连着人文底色和对人之生活境况的关怀，展现了鲍曼思想的鲜明特色。

　　二、新闻学对液态社会理论的迁移

　　液态社会理论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不少学科皆以此来对相关领域的现象、问题进行解读与阐释，“液态”“流动”脱离了其原生的社会学语境，向政治学、人类学、伦理学等相关学科蔓延、扩散，从而形成了理论、话语的不同迁移路径。新闻学亦属于液态社会理论话语辐射的范围，新闻是人生存、生活的重要方式，新闻领域自然会成为流动现代性话语理论旅行的目的地。

　　液态社会理论向新闻领域的移植，如萨义德在《世界·文本·批评家》中提出的“理论旅行”，“思想和理论就像人和批评流派一样，经历从人到人、从地点到地点、从情境到情境、从时段到时段的旅行”(11)。在“液态社会”向“液态新闻”迁移的旅程中，德尔兹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流动的现代性》一书英文初版在2000年出版，“流动”系列的书籍也在随后几年纷纷面世，引发了西方思想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德尔兹是关注到了流动现代性理论的，他在2007年对鲍曼进行过一次访谈，随后他将访谈情况整理成一篇文章《液态现代性时代的新闻业——专访齐格蒙特·鲍曼》(12)发表在《新闻学研究》上。德尔兹对鲍曼的专访是“液态”话语迁移过程中的节点性事件，基于此而形成的访谈性文章自然也是研究“液态新闻”绕不开的典型文本。

　　有学者认为，理论的迁移不仅涉及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还必须要将立场考虑在内。(13)以此出发，来研读《液态现代性时代的新闻业——专访齐格蒙特·鲍曼》一文，会发现德尔兹和鲍曼站在完全不同的立场。德尔兹的研究方向是媒介理论与互联网新闻学，在他的研究中，存在着新闻学的知识积淀和价值烙印。经过较长时间的理论发展，西方新闻学研究者对于新闻业的社会作用和职能属性有较为一致的看法，新闻业在民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可以为民主生活的持续和深化做贡献，甚至是不可或缺的，(14)而新闻工作者是一种存在自身职责使命与价值意义的阐释共同体。(15)从德尔兹的研究来看，他对此是有着深度认同的。在这个意义上，德尔兹是带着西方新闻学研究较为一致的立场与鲍曼相遇的。这种意味明显地体现在他对鲍曼访谈的核心问题之中：

　　主流的职业认知中，新闻业源源不断地向社会提供新闻信息，这些信息宛若社会之黏合剂，构成了民主社会的必要条件，以此，新闻业获得了自身的合法性。考虑到逐渐到来的液态生活，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仍然可以从新闻业中获得社会凝聚力?我们如何定义适合液态社会的新闻业?这会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新闻业吗?(16)

　　鲍曼的回应亦斩钉截铁。在他看来，新闻业仅仅是现代社会中从属性的要素，新闻业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形态，只能尾随社会形态、人类生存生活样态发展的趋势和潮流。互联网不是社群，传播不是黏合剂，强大的信息流也不是民主之河的汇合，恰恰相反，信息流越是强大，民主之河床干涸的威胁就越大。在访谈中，他不止一次表明了其对媒介中心主义和互联网拜物教的反对和否定，而对于记者及新闻业作用的判断是这种反对和否定态度的自然延伸。他用《流动的现代性》中提出的“衣帽间共同体”(17)来形容记者的工作：

　　当记者获得独家，通过接触其他人忽视或未能获得的耸人听闻的新闻时，记者也提供了一个“衣帽间共同体”式的挂钩。在这样一个流动的现代世界中，我们每个人与新闻事件的相遇都仿佛是最后一次，仅仅是在两周内，便无人会记得记者曾提供的挂钩的位置。只有很少的人会保留甚至记录昔日的报道，除非它是类似于911级别的事件，值得慢动作地在数百万个屏幕上无限制地显示和重播。记者们所建构起来的社区是脆弱的，其生命周期甚至不如蝴蝶长。(18)

　　上述回答是坦诚的，表露出的确实是他的真实想法。这种真实想法源自于鲍曼所处的观察位置，他是在一种更为宏阔的、基础性的位置审视人类熟知的日常生活和现实经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认为记者及其工作无关紧要，否定新闻业与民主生活之间的关系不代表否定新闻业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他看来，新闻业与液态现代生活存在于一个逻辑闭环中，在此闭环中，加速液态化的现代生活是第一动因，其促使记者按照与流动现代性相契合的方式行事，否则将会被淘汰。新闻业不断推动与强化液态化的生活方式，在呈现世界真实图景方面有着自身独特的现实价值和历史意义。

　　鲍曼并不认同新闻业对民主社会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当然德尔兹也没有完全被他说服。由于根本观念上的分歧，两人如同传播学中经验功能学派与批判学派之间的对谈，难以达成一致。这其实并不难理解，访谈所讨论的核心对象在两人的研究中乃至心目中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对于以社会生活样态为观察客体的鲍曼来说，新闻业只是一个组成部分，而对于在大多数时间都把新闻媒介、专业媒体作为研究对象的德尔兹而言，新闻业仿若他研究生涯中的“全世界”。以宽容的、理解性的视角来看，似乎并不能断言孰是孰非，但当立场被纳入考量因素时，我们或许更能理解两人观点的差异。对新闻业的维护及对其未来走向的关怀体现着德尔兹的价值关怀和拳拳之心，但也可能遮蔽了更多，鲍曼对新闻业看得或许不够精细，但由于他站在更为基础和宏阔的位置思考问题，却可能看得更清楚、更客观。

　　尽管两者存在分歧，但德尔兹对于液态现代性的到来却是认同的。如若不然，他便不会在2008年又发表另一篇论文对“液态新闻”进行阐释了。该论文以《转变中的新闻工作环境：液态新闻与监督性公民身份》(19)为题，探讨了新的公民身份理论和新兴新闻形态——液态新闻。在该文中，“液态新闻”显然是一个新创出来的词汇：

　　我们应该拥抱新媒体生态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并享受它所带来的、被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人所提供的无尽内容和体验资源……新闻业唯有主动将自身液化，变成“液态新闻”，方能成功地拥抱和参与到这种新兴的媒介生态环境之中。

　　这一词汇的诞生，依然深刻体现着德尔兹对新闻业的价值关怀和良苦用心。在德尔兹笔下，“液态新闻”应当是新闻业努力蜕变的结果，是主动为之的结果而非自然而然的现象，也是拯救新闻业颓势、改变新闻业现状的方式和途径。至此，“液态”从一种生活景观与社会样态，从一种可能会成为描摹和解释当下新闻业现状的合适话语，被“病急乱投医”的新闻学研究者强行解释为一种带有浓重功利目的的方法和武器。而这，或许会是带有强烈批判色彩的鲍曼最不愿意看到的迁移与解释了。

　　在德尔兹之后，出现了不少关于液态新闻的研究，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台湾地区学者华婉伶和臧国仁的《液态新闻：新一代记者与当前媒介状况——以Zygmunt Bauman“液态现代性”概念为理论基础》，陆晔和周睿鸣的《“液态”的新闻业：新传播形态与新闻专业主义再思考——以澎湃新闻“东方之星”长江沉船事故报道为个案》，周睿鸣、徐煜、李先知的《液态的连接：理解职业共同体——对百余位中国新闻业从业者的深度访谈》等。而不论是德尔兹，还是华婉伶、臧国仁，抑或是陆晔、周睿鸣等，他们的研究存在的核心相似之处在于既借用外来之液态社会理论，却又坚持职业中心取向。某种程度上，职业中心意味着在液态社会向新闻领域的迁移过程中，适合解释职业现象、指导职业行为的理论部分将会被保留、放大、发展，而原有理论中与职业现象、职业活动无关的则会在有意或无意中被忽略。或者说，理论迁移是聚焦性的而非平移式的，理论迁移是有选择、有目的的重新建构的过程，而在此过程中，职业始终是理论话语迁移、转换与建构的终点和目的地。

　　三、液态新闻研究的应有取向

　　以职业中心为基本取向的研究行为，是典型的特殊主体本位式的研究，从学术谱系上看，属于新闻学研究中传统的职业范式范畴。(20)在职业范式的影响下，“液态”话语的迁移经历了研究方法、价值关切、视域眼界等方面的深层次变化，迁移前后的指代对象在逻辑层级上也存在着根本不同。一言以蔽之，鲍曼的液态社会理论与职业范式新闻学之间存在着衔接上的失衡。

　　其一，这种衔接失衡表现在指代对象上逻辑层级的不一致。恰如前文指出的那样，鲍曼的液态社会理论所要解释的是人类社会生活形态的历史变迁，对人的存在方式、生活样态的宏观思考与把握是鲍曼理论的核心与精髓。但处于职业范式新闻学谱系中的液态新闻研究，是以解释职业新闻活动和职业新闻现象为基本对象指向的，这些研究关注的是特定职业新闻传播主体的工作状况，思考和讨论基本上围绕着职业新闻活动、职业新闻主体与外在环境系统之间的关系而展开。这种研究对象背后蕴含的研究姿态，并不难以为人理解。职业范式语境下的新闻学研究，当然会以职业新闻活动为基本解释对象，将液态社会以职业化的方式移植进新闻研究领域符合以往职业范式新闻学的通常路径。从研究者秉持的价值取向上看，这些学者多怀揣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热忱和向往，新闻专业主义是他们的理想和期待所在，对职业新闻活动，尤其是对记者之专业观念、身份角色的关注是职业范式新闻学当然性的价值投射。当液态所指代的普遍人类社会样态被新闻学研究者具体化为特殊的职业主体活动时，所带来的是相互对接的指代对象逻辑层面的错位与失衡，而错位与失衡必然会导致新闻领域许多值得关注的现象和维度的缺失与被遮蔽，例如，研究者往往注重以鲍曼液态社会理论中与“共同体”相关的话语资源来阐释职业新闻主体的现实变化，而鲜有关注液态理论中诸如个体性、解放、时空等其他维度在新闻活动中的体现。

　　其二，鲍曼所运用的以批判、思辨、历史等强调新思想产出的创造性路径，随着理论向新闻学领域的迁移，相关研究则转换为实证、经验等强调理论检验的验证式路径。在多数情况下，新闻学是以社会科学的身份被纳入到现代知识生产体系之中的，而社会科学总是力图运用实证式的、自然科学式的研究方法，往往要求对象具有经验性、规范性的特征。(21)这与鲍曼强调“阐释人们所熟知之日常生活和现实经验”(22)的研究方式存在着明显不同。在鲍曼论述的5个维度中，并不像时空关系、权力关系、个体性等更适合以抽象的、思辨的、历史的方式把握，共同体是一个研究指向清晰且很容易为经验性、实证性研究方法所把握的范畴。在这种语境下，新闻学研究者的研究更多的是以新闻业在互联网革命中的变化来验证鲍曼在液态社会理论中提出的边界融合、规则消弭、身份模糊、不确定性加剧等结论。以此来看，理论迁移过程中，新闻学研究者从事的多是检验性的、解释性的工作，而非创造性的工作，他们从鲍曼理论中获取的是具体的话语、知识，而非认识世界、观察新闻活动的新的眼光与方法。显然，新的眼光而非具体话语、视野而非论断、作为方法的理论而非作为知识的理论，才是鲍曼为社会科学研究带来的最重要的财富。当研究者仅仅关注到鲍曼创造出来的具体知识，而非鲍曼运用的解读人类社会生活变化的新的眼光、新的方法时，最终获得的可能仅仅是“鱼”而非“捕鱼之道”。

　　以宽容的、理解的视角来分析液态理论的迁移，我们可以说分析视角、指代范围的具体化是学术发展走向精细化的一般路径，当然也可以说经验性、实证性研究有利于人们得到关于特定对象的更为深入的知识。但是，从理论纵向传播、演变的角度来看，鲍曼理论精华在理论迁移过程中的流失，还是会引发扼腕唏嘘。以此为鉴，在液态新闻研究中，我们应该做的，是寻回鲍曼液态社会理论的研究取向，更好地理解液态新闻的内涵，进而以鲍曼式的眼光观照人类新闻活动和新闻现象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变化发展。

　　首先，鲍曼的液态社会理论描述的是现代社会逐渐从一种沉重的、规则界限分明的固态样态转变为一种轻灵的、边界消弭的、社会生活重构的液态样态，这种社会生活整体性的转变引申至新闻领域，意味着不仅职业新闻活动发生了变化，非职业新闻活动也发生了变化，职业新闻活动与非职业新闻活动共同构成了一种弱边界、高融合的社会化新闻活动。在此语境下，液态现象发生的领域，不仅存在于新闻生产活动中，也存在于新闻收受活动中；不仅存在于媒介形态变迁中，也存在于新闻内容变迁中；不仅存在于新闻系统自身的变迁中，也存在于新闻系统与整体社会系统及其子系统的关系变迁中。液态新闻理论所应当解释的，绝不仅仅是职业范式视野下的那一方狭小的研究地带，其所涵盖和观照的应该是更为广阔的研究地带和研究范围，是历史语境下普遍意义上人的新闻活动样态变迁。事实上，当液态新闻研究的对象范围达至人类新闻活动时，液态新闻与液态社会理论之间在概念契合度和理论吻合性上才更具共通性，以液态社会理论延伸而来的对人类新闻活动的解释才更具说服力。

　　其次，对于新闻学而言，液态社会理论除了可以引入新鲜的知识话语之外，带来的还应当是以历史性、关系性、结构性的方式考察新闻活动样态的学术眼光与研究视野。鲍曼的“流动”系列著作呈现出来的一个共性是将当下社会生活放在历史的结构之中，而后，在历时性对比中揭示当下社会生活的存在方式及蕴含的核心特征。历史思维、结构思维、关系思维可以说是液态社会理论的方法论基础。与之相应，我们在研究液态新闻活动时，理当将其放在人类新闻活动的整体历史，尤其是现代新闻活动诞生之后的历史变迁中进行考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下新闻活动的结构性特征，更好地区分出当前新闻活动与以往新闻活动的不同，更好地理解新闻活动在人的生活世界中的意义与价值，也更好地揭示出新闻活动样态与地域、文化、社会发展阶段之间的内在联系。而基于实证性、经验性研究方法的验证式研究，则应位于学术想象力充分发挥、更多理论维度被开辟发掘之后，若是一开始即以验证式的方式迁移液态社会理论，自然会如前文所说，遮蔽大量有意义的研究空间。

　　此外，也是液态新闻研究中最应秉持的，是对人之生存方式、生活样态的关注，这是液态新闻研究中不应忽视的价值取向。正如前文指出的那样，液态社会理论的核心关怀在于人，不论是解放、个体性、共同体、时空、工作均与人存在直接且根本的关联，人之生存境况是“流动”系列著作讨论的中心对象，以批判的方式思索人的生存生活处境是液态社会理论的典型特征。这意味着，当我们研究液态新闻时，也应尤为关注人的生活世界，将新闻活动与人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视作探讨的重要乃至核心问题。这不仅是因为生活世界与人的存在方式是鲍曼液态社会理论讨论的核心，而且也因为生活世界、人的存在方式与新闻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新闻是连接人与世界的中间环节和特殊纽带。事实上，随着新闻活动的液态化，人存在的诸多现实性问题成为显性问题。例如时空关系的结构性改变导致的新闻活动弥散化，使人生活的严肃性、仪式性大大丧失；新闻的自由流通在使不确定性更容易消除的同时，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新闻活动逐渐从一种必然性活动走向自由性活动，而这又导致了人更大程度的不自由，甚至是深层的异化；新闻一方面变成了越来越重要的生活资料，另一方面却使人的否定性思维、批判性思维越发稀缺。这些关乎人之存在意义的问题，显然是液态新闻研究中应当关注的价值问题。

　　四、液态理论迁移对新闻学研究的启示

　　从社会学语境迁移到新闻学领域，液态理论旅行的过程，折射出的绝不仅仅是某些跨学科研究所存在的问题，而是新闻学在与其他学科进行交流对话时面临的共同困境：建基于职业新闻活动基础上的职业范式新闻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缺乏稳固的交流支点。从知识生成的角度来看，任何学科的知识都是人认识活动的结果，也都与人在某一领域的现实活动相关，换言之，人是一切知识的初始起点，也是一切知识的价值归宿。在此意义上。连通学科之间对话交流的支点，是人而非其他事物。长久以来，新闻学建立在职业语境之上，职业新闻主体从事的新闻活动、新闻实践，是新闻学关注的基本对象，新闻学根植于特定的主体类型，而非与普遍意义上的人发生关联。当新闻学遵循特殊主体本位而不直接与人相关联时，这门学科便处于悬空状态，将自身局限在狭窄的理论空间和知识话语之内，进而无法在更为基础、也更为深广的话语平台、理论平面上进行知识的拓展与创新，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流也常常不过是隔空喊话。

　　在这种语境下，对于新闻学而言，当务之急在于重建新闻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新闻与人之间的根本性关系、新闻学与人学之间的深刻关联，是新闻学得以生存、发展的灵魂和根本性尺度，恰如有学者所说，“只有当新闻学真正关注人的生存、人的价值、人的尊严时，新闻学才具备这门学科的本质内涵”(23)。进一步来说，在跨学科交流对话的语境下，只有当新闻学将根基建立在新闻与人之间内在关系的基础上时，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沟通互补才是有效的、坚实的。而若要重建新闻学与人之间的联系，最为重要的是转换新闻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新闻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新闻(news)，而不仅是作为职业实践的新闻业(journalism)，因为，不论从历史还是从学理上看，“新闻”都是先在于“新闻业”的社会存在，因而，要将新闻而非新闻业视为新闻学研究的根本逻辑起点。职业新闻在新闻图景中占垄断性地位的时代，我们将职业新闻活动和职业新闻实践作为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和价值关怀存在着应然性和必要性。而在新兴技术革命中，在新闻活动从职业语境走向社会化语境，职业新闻主体因其他主体被赋权而被降维至众多主体之一的历史语境下，(24)在互联网解除了“新闻”与“职业”之间一一对应式关系的现实境况下，(25)新闻活动发生了根本的、革命性的转变，而我们再将新闻学根植于职业新闻活动，就很难实现逻辑与历史、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统一了。因而，我们有必要做的是像黄旦所说的那样，实现新闻学立足根基的根本性转换，将新闻学建立在人类的传播实践基础上。(26)当然，更重要的是将新闻学建立在作为人之存在方式、作为一种与人之生活世界紧密相连的“新闻”基础之上，建立在新闻、人、事实和生活世界之间相互交错的深厚土壤中。

　　从另一层面讲，鲍曼的液态社会理论，是一种看待世界、认识世界的新的眼光，而眼光的变化为研究者带来的是一种格式塔式的世界观的改变。在鲍曼提供的眼光中，长期以来为人类社会提供存在依据的规则、模式、结构、准则之间的界限渐趋模糊，社会生活不再是铁板一块，而是相互穿插，交错互联，融合共生的。以之审视人类的新闻活动，我们会发现，不仅仅是职业新闻活动与非职业新闻活动间有融合之势，而且整体性的新闻活动也逐渐与其他社会活动相互交连、融合、共生，从一种专门性的、边界分明的活动融合、复归至人的生活世界中，成为生活世界中一种重要的生活资料乃至生活背景。这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人类新闻活动、人与新闻之间的关系、生活世界与新闻活动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进一步来说，以液态化为特征的现实新闻活动的变化和新闻研究面临的深刻危机，说明新闻学研究已经到了范式转换的时刻。从传统的职业范式主导的新闻学研究走向社会范式主导的新闻学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时代性命题。(27)社会学家鲍曼的液态社会理论及其研究思路，恰好为新闻学的范式转换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参照和一种可供选择的理论方法。我们可以以之为鉴，在新闻与人、新闻与生活世界的关系视野中，以社会化的新闻活动为研究对象，以人的存在方式为基本关怀，以历史的、批判的、结构的思维为方法武器，去理解、把握人类的新闻活动和新闻现象，进而开创出并不断完善既具科学性与解释力，又富有价值关怀的社会范式，建构起新的新闻理论研究取向和新闻学研究取向。

　　注释：

　　①贝尔纳·瓦耶纳：《当代新闻学》，丁雪英、连燕堂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年，第215页。

　　②陈阳：《为什么经典不再继续?——兼论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的转型》，《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6期。

　　③王敏：《回到田野：新闻生产社会学的路径与转向》，《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12期。

　　④查尔斯·詹克斯：《现代主义的临界点：后现代主义向何处去?》，丁宁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7页。

　　⑤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4-25页。

　　⑥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3-34页。

　　⑦朱永良：《鲍曼的后现代性及其向流动的现代性之嬗变》，《理论探讨》2015年第6期。

　　⑧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30页。

　　⑨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时代——生活于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谷蕾、武媛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8页。

　　⑩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生活》，徐朝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5页。

　　(11)爱德华·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李自修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400页。

　　(12)Mark Deuze,"Journalism in Liquid Modern Times:An Interview with Zygmunt Bauman," Journalism Studies,Vol.8,No.4,2007,pp.671-679.

　　(13)赵淳：《理论迁移的三个维度：时间·空间·立场》，《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14)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65-66页。

　　(15)Barbie Zelizer,"Journalists as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Vol.10,No.3,1993,pp.219-237.

　　(16)Mark Deuze,"Journalism in Liquid Modern Times:An Interview with Zygmunt Bauman," Journalism Studies,Vol.8,No.4,2007,pp.671-679.

　　(17)“衣帽间共同体”是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一书中提及的隐喻，是指现代社会出现的许多“被人们依赖着的一种弥散的脆弱的、短命的共同体，有着共同担忧、共同焦虑，或者共同仇恨”，“许多单独的个体可以紧紧地依靠它来消解他们独自的个人的恐惧”，“更好地去忍受在嬉闹片刻结束之后他们必须回到的日常工作”。参见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25-328页。

　　(18)Mark Deuze,"Journalism in Liquid Modern Times:An Interview with Zygmunt Bauman," Journalism Studies,Vol.8,No.4,2007,pp.671-679.

　　(19)Mark Deuze,"The Changing Context of News Work:Liquid Journalism and Monitorial Citizenship,"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No.2,2008,pp.848-865.

　　(20)职业范式是以往新闻学研究中的主导性范式，这是因为，现代新闻学诞生于职业语境之下，新闻学研究与职业新闻现象、职业新闻活动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像黄旦所说，新闻学长期以来被“框定在‘职业’中，其本身是顺随着新闻职业所搭建起的一套操作知识体系”。参见黄旦：《整体转型：关于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一点想法》，《新闻大学》2014年第6期。

　　(21)李醒民：《知识的三大部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学术界》2012年第8期。

　　(22)穆宝清：《流动的现代性：齐格蒙·鲍曼的后现代性思想研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23)杜骏飞：《新闻是人，新闻学是人学》，《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2期。

　　(24)杨保军：《“共”时代的开创——试论新闻传播主体“三元”类型结构形成的新闻学意义》，《新闻记者》2013年第12期。

　　(25)杨保军、李泓江：《技术视野中的当代中国新闻生产方式变迁》，《新闻爱好者》2018年第8期。

　　(26)黄旦：《重造新闻学——网络化关系的视角》，《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1期。

　　(27)新闻学研究的社会范式，是本文作者之一杨保军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术话语体系创新“深研会”第3期“互联网新闻学及其可能性”中正式提出的，在题为《新闻学研究的范式转换》的发言中，杨保军认为，随着时代变迁，在后现代的背景下，新闻学的研究范式应当根本性转换，开创社会范式的新闻学研究，全面研究作为社会现象的新闻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