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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孙杰:现代货币理论的学术根基和政策实践

发布时间:2020-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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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标题】现代货币理论与宏观政策和政府债务的现实 

  【作者简介】孙杰,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     

  与所有新出现的思潮类似,萌芽于上世纪90年代的现代货币理论,虽然冠以“现代”两字,但是也依然要借助一百多年前的经济学经典来证明自身的学术渊源与逻辑合法性。该理论在当今受到广泛关注的背景,是美国联邦债务突破22万亿美元,以及随之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产生的忧虑。 

  现代货币理论对政府债务的核心观点是:政府不应该被财政平衡束缚手脚,而应该放手发挥“功能性财政”的作用,甚至政府不用关注债务和财政赤字,可以直接通过增发货币来刺激经济。极而言之,政府不仅不需要平衡预算,甚至预算盈余会在实际上损害经济活动。 

  现代货币理论将自己的学术根基建立在整合国家货币理论、内生货币、功能性财政、金融不稳定假说以及部门均衡法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关于货币本质的问题,学界在传统上可以按照有无内在价值的视角分为互相对立的两派理论,即货币信用论或货币商品论,也可以称为名目主义或金属主义。信奉现代货币理论的学者在货币信用论和名目主义基础上进一步将货币与政府税收联系起来,即货币起源于政府税收。但是,现代货币理论关于货币本质定义问题上还存在一个可能的挑战,即如果货币是政府创造的,那应该如何保证不出现通货膨胀呢?毕竟,世界经济史上的恶性通货膨胀几乎都与政府的贪婪或过度开支,比如战争开支有关。为此,现代货币理论又引入功能性财政假说,即认为政府的首要目标是实现充分就业和稳定通胀,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稳定总支出水平。 

  在现代货币理论的框架中,税收、政府支出都只是创造和毁灭主权货币的手段,是为了维持总支出稳定在既定水平上的手段。因此,财政平衡本身并没有意义,盈余和赤字也不存在好与坏,一切都取决于私人部门的支出水平。在功能性财政的意义上,现代货币理论既不是“赤字狂热者”,也不是“赤字辩护者”,财政余额的目标是依据总支出的水平而波动。事实上,现代货币理论者认为,虽然政府没有名义上的预算约束,但却有实际约束,即通胀的威胁,而通胀恰恰又是功能性财政失灵的表现。 

  如果我们从现实适用性的角度看现代货币理论,会发现其与现实有极大的冲突。首先,现代货币理论的逻辑起点不是历史起点,最多是以国家出现以后的历史作为起点。由此得出对货币本质的认识,就割断了历史发展和演进的逻辑过程,不仅与主流经济学的共识相左,更是将货币的职能简单化,无视社会对货币价值储藏手段的需求以及价值尺度本身必须具有价值的公理。其次,现代货币理论在对货币本质的认识以及在“财政货币化”问题上的看法,是对中央银行制度本身的挑战,更遑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最后,尽管现代货币理论提出了“就业保障计划”这样的“自动稳定器”,但是政府在“就业保障计划”项目下的财政支出计划,在事实上还与大多数政府支出计划一样,都面临着巨大的信息劣势和对真实资源配置扭曲的可能性,即“就业保障计划”的“自动稳定器”作用本身也可能存在因果误读或市场失灵。 

  即使我们不从理论和历史的逻辑来评论现代货币理论的对错,仅仅是从其结论上看,由财政赤字累积起来的政府债务,也绝不会因为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和征税权而变得无关紧要。事实上,正是这种担心才使得政府债务问题成为热点。如果恰恰是因为对政府债务的担心而信奉现代货币理论,则很可能使现代货币理论不仅成为毒药,更是一种逃避现实的鸵鸟政策。 

  首先我们必须看到,美国国会和政府并不是对不断累积的政府债务无动于衷。在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的财政余额就实现了少见的盈余。小布什政府的海湾战争使得美国的财政赤字再现,而奥巴马政府的医改则使得财政赤字进一步恶化,结果造成白宫与国会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特朗普在竞选时也誓言要压缩政府开支、降低财政赤字。应该说在压缩政府开支方面他的确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留给他的空间确实也已经不多了;而减税、扩大军费和执法开支却使得特朗普治下的财政赤字进一步恶化。 

  目前,美国面临的政府债务问题早已经严重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借新债还旧债已经成为常态。在这种情况下,降低政府债务几乎不可能,而且能否维持债务不违约,还要看市场对美国不断发新债进行滚动融资的接受程度。如果投资者不再信任美债而抛售,美债价格下降而利率上升,美国就将重演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一幕。更严重的是,在前期美联储不断加息的背景下,国债利息的增长速度远超政府收入增长。这就可能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如果国债利息支出占政府开支比例越来越高,势必挤占其他财政支出。而在法定支出和自主支出项目都几乎没有进一步压缩的余地时,如果连利息开支也要依靠发新债,说明政府已经完全没有偿债能力,几乎就变成了庞氏骗局。一旦市场出现风吹草动,国债卖不出去或者利率上升,不仅会使得美国不得不依靠成本更高的融资替换以前低成本的融资,而且一旦无法维持借新债还旧债的滚动融资,美国就无法支付国债的利息,美债的市场利率就会大幅度上升,进一步加大国债利息支出的压力。而这最终就可能导致美国的财政系统崩溃! 

  从国债利息的负担看,尽管奥巴马政府在金融危机期间大发国债,但是由于那时候是零利率,所以利息负担并不大,美国的政府债务看上去还可以维持。但是从2015年底美联储开始加息以后,情况就逐渐出现了变化。到特朗普上台以后,压缩政府支出几无空间,而减税又使得财政收入下降,财政赤字上升,债务的可持续性问题就更进一步显现出来。从国债发行的可能性和融资成本看,奥巴马时代欧洲出了债务危机,全球避险资金对美国国债需求旺盛,压低了国债利息。到了特朗普时代,要维持市场对美国国债的需求就变得困难了。尽管土耳其和阿根廷等国曾经出现危机,但是给美国国债市场带来的避险效应并不明显。美国经济形势虽然看上去还不错,可美联储的加息抵消了这种影响。从这个角度看,也难怪特朗普对美联储不断的加息极度不满。 

  需要指出的是,在美国国会对白宫财政赤字的不满日甚,政府几度因此而关门的情况下,政府债务依然持续攀升,更说明了事态的严重性。不是美国政界不知道巨额政府债务的危险,而是眼看不断攀升的债务束手无策。因此,债务问题绝不像现代货币理论所说的那样不疼不痒。事实上,即使没有通货膨胀的压力,政府也不会无限制的发行货币。量化宽松期间,美联储在购买标的资产和寻找抵押物方面费尽心思,实际上就是要预留日后回笼货币的手段。美联储在资产负债表扩张以后开始缩表的政策,也说明了这一点。 

  总之,当前美国的现实政策并没有因为现代货币理论的宽心而不去考虑政府债务和流动性问题。 

  应该承认,现代货币理论在逻辑演绎方面没有明显的问题,这是它能够在当前形势下作为一个学派而受到关注的一个必要条件。当然,从极端的意义上看,一种理论只有足够偏颇,才可能就某一方面展开深入的分析而具有学术上的启迪意义。但是,作为一种试图解释一般性原理的理论,同时又是一种试图给出明确政策含义的学说,仅仅依靠逻辑推理是不够的。理论创新不能迎合现实的需要,不能为了创新而刻意片面地强调事物的某一个方面,更不能单靠演绎逻辑而违背历史逻辑,从而歪曲事物的本质。当前美国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债务问题,解决问题的态度应该是正视问题而不是粉饰太平。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现代货币理论,既不现代,也不理论,更会误导决策。回归常识、尊重传统、实事求是,才是所有理论研究和创新应该遵循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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