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马克思的人的学说形成和发展过程，是一个接受费尔巴哈人本学影响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历史性的超越并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过程。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的基本思想，深刻阐述了人的本质、作用和发展，内容极其丰富而严整，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体现了人民性的根本特征，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建立理想社会的人间正道。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历史性超越

　　1843年夏天，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撰写的“手稿”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标志着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第一次“倒戈”。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离开市民社会中人的具体活动、以思辨方式论证国家的职能和权力的观点时指出，“他忘记了‘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而国家的职能等等只不过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和活动的方式。”这一论述，从个人与国家的联系出发，强调人的社会特质，强调国家是人的社会存在、社会特性和社会现实形式，表明了马克思对人的本性的社会性的看法，既摒弃了黑格尔把理念视为国家的内在奥秘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也超越了费尔巴哈把人看成是离开社会的纯自然主义的观点。

　　1844年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标志着他在世界观上“两个转变”的最终完成。从关于人的问题的角度来看，他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超越主要表现在，马克思这时已经开始深入对世俗社会的人的解放问题的研究，提出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政治解放就是把人从封建专制制度下解放出来，人在政治上从宗教中解放出来是政治解放的完成。马克思通过对德国历史和现状的分析，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进行彻底的革命，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运用异化劳动的理论和方法，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关于劳动是人的本质的合理思想，得出了“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的结论。他从区别人与动物的活动方式出发，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是异化劳动，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而不是真正的劳动。由于劳动的异化，发生了人与动物的生存方式的颠倒。1845年春马克思撰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1845—1846年他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根本性转折。在这两部著作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由赞扬转为批判，表明其完全离开了费尔巴哈这个“中间环节”。在人的问题上，马克思已经实现了对费尔巴哈的历史性超越，形成了自己的人的学说，从而与费尔巴哈彻底划清了界限。

　　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的基本思想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命题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作出的新的科学规定，表明他彻底摒弃了费尔巴哈从孤立的个体中寻找人的本质，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把所有个体自然地联系在一起的普遍性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标志着马克思对人与社会关系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马克思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他强调这种满足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实践活动，是人们几千年来都必须时时刻刻进行的一种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之一，即使是“唱高调、爱吹嘘的思想贩子”布鲁诺·鲍威尔把感性归结为像一根棍子那样微不足道的东西，也必须以生产这根棍子的活动为前提。只有这样，才能为历史提供世俗基础，因此，历史就不再是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而是现实的个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的生产活动。正是人们这种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即生产方式，决定了个人的本质及其生活方式。

　　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在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时，他撇开历史的进程，孤立地观察宗教感情，他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他把人只是看成有血有肉的感性的自然存在物。实际上这样的人类个体不属于任何社会，是一个空洞的抽象普遍物，因而是不存在的。自人类产生以来，任何个人都是属于一定社会形式的现实的个人。社会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社会关系则是“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不管这种共同活动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彻底摒弃了费尔巴哈探讨主体自身的内在本质、探讨人的本质与社会存在的矛盾的人本主义，开始转向分析客观的生产劳动过程，阐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从而揭示出生产劳动过程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矛盾，并且进一步阐明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必将引起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产生新的社会形态，从而彰显出人类社会是自然历史过程。这样，马克思就既从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又从社会基本形态的更替的角度全方位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基本关系，阐明了人既是这种社会关系的产物，又是这种社会关系的担当者，科学回答了“社会关系”及其“总和”是什么的问题。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所阐述的“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这一论断已经逻辑地蕴涵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重要思想。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深刻批判了布鲁诺·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所宣扬的英雄史观，进一步阐明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人民群众才是实现社会革命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这样，马克思就把人民群众的作用上升到了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克服了唯心史观的根本缺陷。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中，如何认识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是一个关键问题。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将人类历史形象地比喻为一部生动的历史活剧，从事历史活动的人们，既是这部历史剧的“剧作者”，又是演出者即“剧中人物”。他指出，探讨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本质上就是研究每个世纪中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就是把这些人既当成他们本身的历史剧的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这是马克思对历史主客体关系问题的第一次明确阐述。马克思多次强调过，人们不能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因为它是与既成的生产力水平和性质相适应的。但是人也不能自由选择生产力，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是人们实践能力的结果。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马克思第一次明确提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命题。所谓“在那里”，就是“自由人联合体”，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人的发展的理想状态和远景目标，是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原题《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及其当代意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0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阮益嫘/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