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揭露“普世价值”的实质与危害，需要我们用科学态度从理论上澄清错误宣扬“普世价值”的认识根源，廓清政治上思想上的迷雾。深入批驳“普世价值”，要把价值共识、客观认识同“普世价值”区分开来，不能把抽象的人性作为“普世价值”存在的根据，不能把客观事物的共性当做观念上的“普世性”，还要严格区分“普世价值”探讨中的认识问题与政治问题。

　　关键词：“普世价值” 价值共识  抽象人性论  马克思主义

　　作者汪亭友，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872）。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在主旋律更加响亮、正能量更加强劲的社会背景下，“普世价值”思潮的影响日渐式微，其实质和危害遭到广泛揭露和抵制。尽管如此，在学术期刊和网络空间中依然可见直接或间接宣扬“普世价值”的观点，一些模糊的甚至错误的看法依然存在，既需要我们继续从政治上批判“普世价值”思潮，又需要我们从理论上澄清“普世价值”的错误根源，以廓清思想认识上的迷雾，坚定理想信念，明确方向道路，努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一、要把价值共识同“普世价值”区分开来

　　马克思主义否定超越时空、适用一切时代、适用一切人的“普世价值”，但并不否定人类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会形成一定的价值共识。这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化过程中彼此联系、相互交往的必然结果。在社会实践中，不同的主体会对客体提出不同需求，但也会产生利益交汇点和价值共识。这样的价值现象广泛存在于社会交往的各个层面，存在于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之间，存在于不同国家、民族之间，存在于不同文化、文明交流互鉴中。在社会交往的全球化进程中，在应对全球性问题与挑战的共同课题中，必然会形成全人类对一些基本价值的认可和共同追求的价值。所谓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实质上指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在追求共同的目标、促进共同的发展、实现的共同利益的过程中形成的基本共识，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

　　但必须指明的是，所有价值共识的形成都不是无条件的，也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受到具体条件和具体范围的限制，因而是相对的、有限的、易变的。全人类的价值共识也是如此，总会受到时代主题、历史潮流、社会变迁、文明进步等客观条件的影响而随之变化。比如，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平和文明进步，是各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普遍共识。但这种共识是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而不断变化发展的。例如在工业化初期西方社会普遍忽视自然规律，强调征服自然、掠夺自然以满足人类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并因此遭受大自然的惩罚。在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基础上，当今人类已经确立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走绿色发展道路。以后，随着科学和社会的发展，这些认识将更加深刻、更加科学。

　　还要看到，所有的价值共识都是以承认不同的主体具有自身的特殊价值为前提的，是一种存异基础上的求同。没有以差异为前提和基础的共识是不存在的。从哲学上讲，任何事物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反映在观念上也是共识价值与特殊价值的统一。仅强调个体的特殊价值，完全忽视相互联系的不同个体之间的共识价值，是错误的；反过来，仅强调个体之间的共识价值，而完全忽视个体自身的特殊价值，也是错误的。“普世价值”的逻辑误区在于，只看到或只强调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而忽视甚至否认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有自己的特殊价值，把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绝对化、凝固化、永恒化，以为存在一种超越一切时空界限的所谓“普世价值”，这实际上是一种唯心主义认识方法，同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本质上是一回事。

　　从现实看，“普世价值”讨论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之争，有着明确的真正意图和价值指向。“‘普世价值’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共同价值，而是专指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鼓吹所谓超越阶级、超越历史、超越时空的“普世价值”，实质上是要为其在全球推行资本主义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服务的。进而言之，“普世价值”是西方国家推行他们价值观念、制度模式，实现其政治、经济、文化霸权的一种意识形态工具。我们批判“普世价值”，并不是要否认人类在民主、自由、人权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共识，而是要反对把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人权等观念“普世”化，反对按照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念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根本改造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国家制度，把西方那一套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照搬到中国来。

　　二、要把客观认识同“普世价值”区分开来

　　人类在改造世界、改造自然的过程不断深化、丰富自己的认识。这些认识中有的是客观认识，有的是价值认识。客观认识以探究客观世界本来面目及其规律为目的，反映客观事物本身的状态和发展趋势，形成事实判断和客观描述，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比如黄金的不可氧化性、可延展性，这是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事实判断。

　　价值认识则反映客体与主体之间的价值联系，以获取客体对主体的效用和意义为追求，形成价值判断。价值认识不同于客观认识的地方在于，价值判断依据的是主体的需要，不同的主体对同一客体存在不同的认识。比如黄金的市场价值、收藏价值，对于不同的主体而言，具有不同的判断。有人把“人是要吃饭的”看成“普世价值”，说这是没有人群、地域、文明差别的“普世价值”，这种观点的谬误之处就在于把客观认识与价值认识混为一谈了。不管谁都要吃饭，过去的人类需要吃饭，现在的人类需要吃饭，将来的人类也需要吃饭。人类存在地球一天，就离不开这种需要。毫无疑问，吃饭是人类的普遍需要，但这是人类从生活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属于客观认识的范畴。如果把“人是要吃饭的”纳入价值判断的范畴，显然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回答。无论坚持什么立场、持有什么观念的人都要吃饭，但乞丐同富豪对自己的吃饭问题以及生存状况的看法能是一样的吗？目前世界上仍有10亿人在挨饿，每6秒钟有一名儿童饿死。面对这样的现实，能说吃饭是没有阶级、没有国家与民族差别的“普世价值”吗？“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也是这样的客观认识，因为这是为无数的实践检验所证明了的。不管人们在主观上是否承认，客观上就是如此。而如果把“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纳入价值判断的范畴，显然也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西方国家能承认吗？从“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这个事实判断中，得不出马克思主义是“普世价值”这个价值判断来。

　　三、不能把抽象的人性作为“普世价值”存在的根据

　　“普世价值”论者从抽象的人出发，颂扬人类的共性，即人作为社会存在所具有的的普遍性、共同性的一面，并由此说明“普世价值”的存在。“普世价值”论认为，在向善的天性和理性的驱动下，人类会逐渐形成超越时代、地域、族群等条件限制的“普世价值”。这个观点的立论根据是不存在的。

　　马克思主义历来不否认人类有区别于自然界其他动物的属性即人性的存在，但又明确强调人性是具体的、历史的，要受到一定时代的社会关系的影响和制约，在阶级社会中具有阶级性。毛泽东就曾明确指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

　　有的辞书把普遍的人类之爱即博爱，解释为“指普遍地爱世间所有的人：博爱众生”，有的人把博爱描绘成“人间大爱”，所谓“大爱永恒、大爱无疆”。可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就没有什么超阶级的“博爱”或无疆的“大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直批判超阶级的、抽象的人性论。恩格斯曾一针见血地批驳资产阶级宣扬的“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自然的平等”“不可剥夺的人权”。他指出，这个所谓的理性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18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使他们受到的限制”。列宁也曾一语中的地指出：“把世界范围的剥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爱，这种观念只有资产阶级才想得出来。”毛泽东指出：“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

　　现实中并不存在所有人都能认同的抽象的人性。中国历史上围绕人性是恶还是善，争论了几千年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其实人性的善与恶本质上不是一个观念问题，而是一个存在问题。社会存在决定了人的善恶观念。脱离了社会存在，脱离了具体环境，脱离了社会基础，是说不清楚人性的本质的。比如，奴隶主对奴隶的惨无人道，封建主对农奴的肆意压迫，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仅用善恶观念是不能给以唯物的科学的解释的。

　　与历史唯心主义把剥削社会的一切押上道德的法庭进行评判不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人类文明进步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出发，充分肯定了剥削社会的统治阶级在其历史的上升期所起的历史进步作用。按照人类的道德标准，奴隶社会是最不讲人道、最应遭到彻底批判和否定的，可恩格斯却认为“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对于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曾给以高度评价，充分肯定其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以及人类文明进步方面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只是当剥削阶级的历史作用随着剥削阶级统治的确立和巩固趋于消亡、剥削社会的生产关系越来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剥削阶级越来越成为阻碍人类文明进步的反动力量时，剥削社会才成为落后的社会而成为马克思主义批判和否定的对象（即便如此，也不是全盘否定）。恩格斯还指出，用抽象的公平正义衡量和评判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不科学的，“这种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作是证据，而只能看作是象征。相反地，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征兆，并且在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

　　四、不能把客观事物的共性当做观念上的“普世性”

　　主张“普世价值”的人，将客观事物的个性、特殊性对立起来，把从客观事物中抽象出来的共性或一般性，当做观念上的“普世性”，这在思维方法上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从哲学上讲，共性或一般性既寓于个性、特殊性之中，又要通过个性与特殊性表现出来。客观事物的共性或一般性并不能孤立地存在，完全脱离个性与特殊性的抽象事物是根本不存在的。就好比人们可以将西瓜、梨、苹果等纳入水果的范畴，使它们有了“共性”，但是，人们只能食用某种特定而具体的水果，根本不可能食用抽象的水果。显而易见，水果这一共性只能通过不同的水果来体现。

　　进而言之，即使是对事物客观存在的共性、一般性，人类对其的认识也处在不断深化、丰富、发展的过程中，绝不是静止不变的。总要经历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过程，实现从无所知到有所知、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局部认识到全面认识的螺旋式上升。人类在认识上的每一次提升，都会更接近真理一步，但不可穷尽真理。就如同人类进入信息社会之后，对互联网有了新的认识，从而丰富了对媒体的认识的道理一样。

　　再比如，作为抽象概念的市场经济不可能独立存在，它总要和特定的生产关系、社会经济制度相联系、相结合。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与资本主义市场关系相适应、相匹配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模式；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就形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模式。江泽民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面的“‘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西方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搞的，我们的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的，这是不同点，而我们的创造性和特色也就体现在这里”。 习近平总书记也反复阐明并强调：“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现以后，颠覆了过去人类对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之间关系的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成功实践，极大丰富了人类对市场经济内涵及其运行规律的认识。

　　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体制也不可能完全一样。相对而言，美国的市场经济比较“自由”，政府主要发挥维护自由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市场环境的作用。日本推行的是“行政导向型市场经济”，政府采取各种手段，特别是行政手段对企业进行保护和扶植，同时鼓励企业之间开展竞争和合作。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时调整经济政策和调控方式，市场经济体制在不同时期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可见，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对市场经济的看法并不一致，甚至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并不能因为不同国家、不同社会都在搞市场经济，就认为市场经济是“普世价值”。应该说，得到不同国家、不同社会认同的市场经济，只是反映了彼此对市场经济存在某些共识，这些共识体现了市场经济的一般特点，不同的社会和国家可以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但并不因此抹杀各自的市场经济存在特殊性的一面。

　　总之，认识和看待事物要有辩证思维，既要看到共性或一般性，又要看到个性或特殊性。唯如此，才能得出正确结论。“普世价值”论者片面强调事物的共性或一般性，完全无视甚至否定不同事物、不同社会实践之间的差别，无视甚至否定事物的共性、实践的共识是基于自身的特殊性并随着自身的发展而变化，把事物的共性、实践的共识凝固化永恒化，这是形而上学的唯心论。

　　五、要严格区分“普世价值”探讨中的认识问题与政治问题

　　随着对“普世价值”讨论的深入，特别对西方“普世价值”实质的揭露，有越来越多的人不认同西方的价值观是“普世价值”，这是意识形态斗争取得的重要成果。尽管如此，有人支持批驳西方“普世价值”，但不赞成全盘否定“普世价值”，认为西方的价值观不“普世”，并不意味着世界上没有另外的“普世价值”；只是目前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还有人主张，只要在反对西方“普世价值”方面统一了认识，这场斗争的目的就达到了，就没有必要再细究有没有“普世价值”这类问题，甚至认为探讨这类问题得不偿失，容易引发学术争议，不利于团结大多数人，不利于孤立西方“普世价值”鼓吹者。还有人把怀疑、否定“普世价值”的人说成同鼓吹西方“普世价值”一样的极端派，认为这是思维僵化、情绪极端的表现，提出要加以反对和抵制。笔者以为，这些看法值得商榷。也正是因为还有人对“普世价值”存在认识上的误区，所以，我们需要做进一步的思想引导和理论澄清。

　　首先，在批判和抵制西方“普世价值”取得重要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学理上论证不存在“普世价值”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意义重大。

　　一是从学术研究的层面看，需要从理论上搞清楚到底有没有“普世价值”。科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明辨是非、去伪存真，特别是当重要问题出现严重分歧的时候更应如此。我们总不能认为“普世价值”可以有也可以没有吧！有观点认为，政治领域不存在“普世价值”，其他领域存在“普世价值”。这一说法也是不彻底的。言下之意，西方的政治观和西方的政治制度不具有“普世”性，西方其他领域的价值观比如精神文化领域的价值观可以是“普世”的。事实上，西方的政治观、政治制度同西方国家的价值理念、道德观念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抑或说在本质上是一回事，很难把它们截然分开。仅从政治上批驳而不进行学理上的澄清，不但不能彻底否定西方“普世价值”，反而为一些人宣扬“普世价值”制造口实，会给一些人攻击我们党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供空间。我们意识形态工作的研究者和工作者，批判“普世价值”必须针对思想认识上的问题进行学理性的剖析，做到有理有据。

　　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完全可以科学回答有没有“普世价值”的问题。作为一种认识、一种观念存在的价值，无疑是具体的、历史的，反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价值是有阶级性的。价值认识的这些特点，决定了人类社会不可能存在一种为所有人接受并贯穿一切时代的“普世价值”。1847年，马克思在其重要著作《哲学的贫困》中说道：“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方式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形成都是不断运动的”。价值作为一种观念、范畴，它同其他的观念、范畴一样，都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都会随着实践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发生变化。这是认识与实践关系的基本原理。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得不出有“普世价值”的结论来。

　　其次，不能仅从持哪种观点的人多、持哪种观点的人少来看待“普世价值”问题的讨论。

　　毫无疑问，开展意识形态斗争，从事意识形态工作，如同开展政治斗争、从事政治工作一样，需要讲究策略和方法，需要争取、赢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同时尽可能地孤立、打击有严重危害的极少数人。通过宣传、教育等方式，把受错误观点影响的人引导到正确方向上来，团结在党的周围、凝聚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这也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一项基本要求。可问题是在什么基础上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孤立和打击极少数，是在坚持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团结大多数，还是在不问是非的基础上团结大多数。历史和经验告诉我们，坚持正确认识基础上形成的团结是稳定的、持久的；反之，这种团结是暂时的、易逝的，是经不起风浪考验的。

　　虽然很多认识问题与政治问题不能截然分开，但两者仍有一些较为明确的界限。认识问题本质上是一种求知求真的过程，它以反映客观事实和事物发展规律为己任，是要论是非、讲对错的，客观世界是什么样、事物规律是什么样，认识活动就要努力把它真实完整地反映出来。政治问题是以团结大多数人为目的的，涉及人心向背。把赞成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自己的人搞得少少的，这是政治活动、政治斗争的要旨。正确处理好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关系，既不能过分强调学术性，搞去意识形态化，完全不考虑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在学术问题上搞政治“大民主”，这样会导致思想混乱，甚至犯政治错误。也不能把政治问题凌驾于认识问题之上，一切都以政治要求为准绳，压制学术争鸣，这样会导致思想僵化，削弱理论的说服力和彻底性。

　　从人类思想史和科学史来看，正确的认识往往一开始并不是掌握在多数人的手里。比如达尔文最早发现了进化论，但却不被当时的社会大众所理解接受，反而成为许多人戏谑嘲讽的对象。马克思主义一开始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等少数革命家掌握的真理。毛泽东深刻指出：“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马克思、恩格斯手里有真理，可是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是少数。列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也是少数。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经验，在陈独秀统治的时候，在‘左’倾路线统治的时候，真理都不在领导机关的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历史上的自然科学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他们的学说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不被多数人承认，反而被看作错误的东西，当时他们是少数。我们党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

　　因此，仅从政治上考虑认识问题，而对认识问题本身不问皂白是非，以支持者人数的多少选边站队，显然是不正确的做法。在“普世价值”思潮泛滥的时候，支持西方价值观是“普世价值”的人可是占了绝大多数，这股论调也是最强势的，只是2013年以后公开支持的人才逐渐少起来，支持的声音才开始弱下来。正确的做法是要回到问题本身，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分清正误，在此基础上统一人们的思想，争取越来越多人的支持。要相信科学认识具有强大的真理力量，具有无穷的感召力。因为科学认识符合人民群众的普遍愿望和根本要求。尽管马克思主义一开始为少数人掌握，但最终马克思主义还是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因为马克思主义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政党内的正确意见，包括进化论等自然科学成就，最终战胜了自己的对立面，成为绝大多数人认同掌握的真理。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这段重要论述说明的也是上述的道理。理论做到彻底，当然不是指简单怀疑、否定或打倒一切，而是指抓住事物的根本。所谓事物的根本，是指事物发展变化的本质和规律。认识的任务就是透过现象，揭示事物本质和规律，真实反映事物的面目和实际存在的状态。只有这样，理论才能做到彻底，才能说服群众、掌握群众，指导群众的实践，由精神力量变为强大的物质力量。

　　总之，政治上的揭露同理论上的澄清，是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的关系。对待“普世价值”争论也需要采取这样的态度。不仅需要政治层面的揭露，还需要理论层面的澄清，我们需要深入思考“普世价值”提法是否科学，是否符合实际，做到有理有据。惟其如此，才能彻底铲除“普世价值”滋生蔓延的思想基础，最大程度地达到教育团结广大人民群众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