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14年以来的乌克兰危机带来了两方面挑战：一方面，这是冷战结束后对现存以美国为首的国际体系的巨大冲击；另一方面，此次危机对国际关系理论也构成了新的挑战。乌克兰危机中的俄罗斯政策，特别是克里米亚入俄事件，引起了国际关系学界的大量讨论。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俄罗斯为什么会采取如此行动？目前学者对此问题提供了分别基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的三种解释。前两种解释虽然有较强的说服力，但是局限于表面上的利益——所谓“国家利益”或“掌权者的利益”，而忽略了塑造这些利益的具体内涵和更深层次的因素——认同。建构主义的解释虽然把认同介入到分析框架之中，但现有的研究没有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缺乏整体性与系统性。实际上，俄罗斯大国观念下的大国认同，是俄罗斯行为的最好注脚。

　　关键词：克里米亚事件  乌克兰危机  俄罗斯外交  俄罗斯大国认同

　　一、当前理论对乌克兰危机之评析

　　（一）现实主义理论

　　目前对乌克兰危机最常见的解释，是基于现实主义理论，认为俄罗斯的行为，包括克里米亚入俄一事，是出于对乌克兰靠拢西方之后早晚会加入北约、导致北约军事设施部署到俄罗斯边界的担忧。比如，约翰·米尔斯海默关于乌克兰危机原因的文章，就体现了观察俄罗斯激进外交行动的现实主义视角。米尔斯海默指出了导致乌克兰危机的三套西方战略：北约扩大、欧盟扩张和民主主义之推广。[①]这三套政策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是促使乌克兰脱离俄罗斯的影响并融入西方世界，而实现这个目标的核心措施乃是北约东扩。[②]米氏称，普京处理该危机的方法很好理解，这个方法实际上是本着现实主义的原理。[③]历史上，俄罗斯一直面临来自西方的威胁，而乌克兰则扮演着极为重要的“缓冲地带”角色，因此，任何俄罗斯领导人都不会放任曾经是“死敌”的北约把乌克兰吸纳为成员国。[④]

　　很大一部分俄罗斯外交专家，也倾向于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解析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的政策。比如，俄罗斯著名的专家谢尔盖·卡拉加诺夫（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认为，乌克兰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西方不顾俄罗斯的安全利益，一直固执扩张北约的理念，造成了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因而使得俄罗斯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⑤]俄罗斯科学院国际安全问题研究所研究员阿列克谢·费年科（Алексей Фененко）也认为，美国借着乌克兰危机阻挠欧亚一体化[⑥]进程，而俄罗斯在该危机中的目标，就是防止乌克兰加入北约，以免降低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地位与在黑海的军事存在。[⑦]俄罗斯国家领导人也或多或少同意现实主义解释的观点，认为苏联解体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直忽略俄罗斯的切身利益，仍将其当作对手来对待，试图把俄罗斯挤到国际政治的边缘。[⑧]

　　现实主义的确具有强大的解释力，然而这种解释并不充分。往往被忽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解释俄罗斯历年来针对北约扩张的不同态度？早在1993年，当北约东扩议题还没有决定之际，俄罗斯就已经开始向西方国家提出相关担忧。[⑨]1994年，叶利钦称北约接纳前华约成员国的计划，会使欧洲重新分裂。[⑩]1996年，俄罗斯外交部长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表示，俄罗斯不会容忍北约军队接近俄罗斯边界，北约军事基础设施东扩的前景，是不可接受的。[11]然而，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伊始，对北约扩张议题并没有激烈反对。2002年，普京甚至表示，波罗的海三国加入北约“不是悲剧”。[12]同年，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伊万诺夫（Сергей Иванов）关于此议题称，“俄罗斯不会渲染这个情况”，甚至说“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决定它想要加入哪个军事同盟”[13]。但从普京第二个总统任期起，俄罗斯逐渐开始强调反对北约继续东扩。在2007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普京以相当犀利的措辞表示，北约扩张是一个“降低相互信任的严重挑战”[14]。2008年4月北约布加勒斯特峰会之后，普京称，俄罗斯把强大军事同盟出现在俄罗斯边界视为“对我们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15]如果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激进对外政策是俄罗斯对北约东扩的反应，那么如何解释普京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期间对北约第二轮扩张的勉强适应态度？现实主义理论并不能对这个问题给出有说服力的答案。

　　另外，现实主义也无法解释：既然北约扩张是造成俄罗斯激进对外政策的原因之一，那么为什么在不同的时期，俄罗斯对北约扩张的反应是不同的呢？譬如，为什么2008年俄罗斯仅仅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独立[16]，却在2014年将克里米亚置于自己的主权之下？站在现实主义理论角度的学者，往往强调克里米亚半岛对俄罗斯的战略重要性。俄罗斯黑海海军驻扎在克里米亚南部塞瓦斯托波尔市，因而能够向黑海投射自身实力。倘若乌克兰加入了北约，北约海军会替代俄罗斯黑海海军驻扎塞瓦斯托波尔。这不仅抢走了俄罗斯重要的军事基地兼黑海出海口，还会给俄罗斯南部带来威胁与压力，于是俄罗斯不得不趁机抢占优势并巩固自己的军事存在。然而，从同样的角度看2004年波罗的海三国加入北约，这对俄罗斯意味着巨大的安全压力。因为在此情况下，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被北约成员国所包围，而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兼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的圣彼得堡，距离北约边界才150公里左右。[17]那么，为什么在面临堪比失去克里米亚的战略威胁时，俄罗斯没有去占领波罗的海三国？这也是现实主义难解之题。

　　（二）国内制度理论

　　基于自由主义理论的国内制度理论认为，俄罗斯2014年的外交政策是俄罗斯国内政治制度的结果，即普京执政带来直接的后果。迈克尔·麦克福尔[18]（Michael McFaul）认为，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的激进对外政策，是受内政变化之影响所致。他反对米尔斯海默的观点，认为，北约扩张这个作为不变的因素，无法解释俄罗斯时而与美国合作，时而与其对抗的两个相反现象，应该把焦点放在变过的变量，即俄罗斯内政。[19]麦克福尔强调，梅德韦杰夫当选总统后，逐渐跟奥巴马发展互赢关系框架，随着“重启”[20]政策的实施，两国开始进行多方面合作。[21]然而，2012年普京再任总统之后，俄罗斯外交政策变得更加具有进攻性。原因在于，总统选举前后俄罗斯发生了大规模反政府、反普京游行示威。为了动员选举者并提高支持率，普京将美国描绘成游行背后的煽动者和企图使俄罗斯崩溃的敌对势力。结果，相较于梅德韦杰夫，普京倾向于把俄美关系视为零和博弈。因此，当乌克兰发生革命时，普京把这视为美国导演的阴谋，从而下决心收纳克里米亚并影响东乌克兰，以此保障实力均势有利于俄罗斯。[22]更何况危机前夕北约并没有打算接纳乌克兰，乌克兰人自己也没有打算加入其中。[23]总之，麦克福尔认为乌克兰危机的起因并非北约扩张，而是普京“无拘束、叵测的冒险主义”。[24]

　　斯蒂芬·谢思达诺维奇（Stephen Sestanovich）指出，即使2008年北约曾答应过乌克兰未来加入该组织，但此后因为北约议题威胁国家团结，几乎所有乌克兰政治人物都避免提出这个话题。奥巴马也没有给予此问题多少关注，所以不久后此议题几乎消失。[25]一些学者指出，2014年以后，乌克兰的新领导人没有提出加入北约的议题，俄罗斯驻克里米亚黑海海军基地也没有因此而受到威胁。实际上，亚努科维奇政权的倒台，意味着俄罗斯对乌政策的失败。因此，普京的政策是出于“保留面子”的考虑，而非国家安全。[26]另外，谢思达诺维奇在为北约扩张辩护时表示，当初扩大北约的决定旨在稳固欧洲局势并预防潜在冲突爆发。要不是北约的这一决定，当前乌克兰危机的规模很可能更大，会外溢到欧洲其他国家，可能会导致整个大陆的混乱及恐慌。[27]

　　基本上，采取国内层次分析法的学者，往往把当今的俄罗斯体制理解为“普京制度”，即，把政治体制本身跟领导人个人这两个变量混为一谈。比如，上文提到，麦克福尔区分了俄罗斯与西方合作的梅德韦杰夫时期和俄罗斯与西方对抗的普京时期。然而，梅德韦杰夫上台后没过多久，就发生了俄格战争。那么，问题到底在于具体的领导人还是在于体制？当然，有些学者否认这种区分，认为梅德韦杰夫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领导人，实际上普京当时仍是主要决策者。[28]但是即使我们承认所谓“普京制度”并非局限于个人，而是一种制度，这个变量仍不能解释普京上台之前俄罗斯已经采取过的一些激进对外政策。比如，从制度角度分析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学者，他们承认叶利钦执政下的俄罗斯体制比普京执政下的俄罗斯体制要民主很多。[29]然而，恰好在叶利钦任期内的1999年，在科索沃战争期间，俄军抢占了普里什蒂纳机场。换句话说，此前俄罗斯也做过一些虽然没有像接纳克里米亚那么极端、但仍然算得上是激进的决策。再者，没有足够的证明能支持如果2014年不是普京，而是另外一个人执政，俄罗斯就不会占领克里米亚的假设。

　　（三）建构主义

　　除了上述的两种解释，建构主义学者也试图从理论角度对俄罗斯的政策进行分析。

　　根据安德烈·齐甘科夫（Андрей Цыганков）的观点，在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中，俄罗斯的情感一直处于“期盼-挫败-害怕与愤怒-再期盼”的循环之中。[30]俄罗斯历来要求西方承认其大国地位，并且希望其价值观受到尊重。[31]俄罗斯的价值观不同于西方，其主要包括精神自由和能够保护其国民的强国理念，因此这些价值被西方承认与否，是决定俄罗斯与其合作或对抗的主要因素。[32]比如，对于乌克兰危机来说，欧盟把乌克兰与其签订自由贸易区的决定，描绘成乌克兰在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的“文明选择”，这使得俄罗斯领导人把欧亚经济联盟也视为基于价值的共同体，并采取避免被欧盟包围的手段。[33]据此，乌克兰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西方对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利益及价值缺乏承认和尊重。[34]

　　力求恢复大国地位，是建构主义学者分析俄罗斯外交政策时的一个核心焦点。一般认为，俄罗斯和西方对俄罗斯大国地位的看法有着基本矛盾：俄罗斯一直强调，即使它的实力衰弱，它仍是个大国；而西方强调，就是因为俄罗斯的实力衰弱，所以它成不了大国。[35]对于俄罗斯领导人来说，虽然苏联解体和俄罗斯实力衰弱，俄罗斯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仍是拥有核武器的大国，而且拥有长久参与大国政治的丰富经验。既然西方不以为然，他们就认为，俄罗斯应该向外面的世界证明自己具有大国地位以及大国认同。[36]自从苏联解体以来，恢复大国地位一直是受俄罗斯国内广泛支持的目标。[37]

　　俄罗斯政治精英把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视为俄罗斯大国地位的历史基础，因而西方在这些共和国的政治干涉，在俄罗斯领导人眼中等于俄罗斯大国地位的丢失，以及对国家自我评价的威胁。[38]2014年乌克兰危机证明，后苏联空间国家在俄罗斯作为大国的认同中，占据中心地位。俄罗斯为了确保在这一区域的影响力，宁愿付出很大的代价，包括与西方国家的关系。[39]另外，打赢小规模战争，历来是确定或保持此地位的途径[40]，所以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或可被看成维护其地位的手段。

　　在一些学者眼中，俄罗斯激进外交行动是一种强迫西方重视俄罗斯、尊重俄罗斯的方法。[41]多玛斯·福尔斯堡（Tuomas Forsberg）认为，俄罗斯以为西方不尊重它，而西方以为它已经给了俄罗斯足够的尊重，这两种判断的差距，造成了双方关系中的地位冲突。[42]对俄罗斯来说，北约扩张剥夺了俄罗斯以平等身份参与欧洲安全体系建设的权利，以此贬低俄罗斯的地位，是西方不尊重它的最显著的表现。[43]

　　综上所述，建构主义相比于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在解释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激进对外政策时有两个明显的优势：一是，通过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认同方面，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所说的俄罗斯“利益”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俄罗斯如此重视它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关系以及其在该区域的主导地位？如果说俄罗斯激进政策是普京执政的结果，为什么普京的这一政策受到民众广泛的支持和赞扬？如果我们不关注认同问题，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俄罗斯会如此界定自己的利益。二是，俄罗斯在实施激进对外政策时，往往不顾这种政策给它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2014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引发了西方世界的抵抗，其中对俄影响最大是经济制裁。根据世界银行关于俄罗斯经济的报告，对俄制裁与俄罗斯反制裁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三重负面影响。第一，外汇市场急剧波动以及卢布急速贬值；第二，限制俄罗斯利用国际金融市场；第三，破坏投资与消费环境。[44]2015年俄罗斯GDP呈现2.8%的负增长，2016年又是0.2%的负增长[45]，国家名誉受到前所未有的损害。俄罗斯不顾成本之高，采取激进外交行动，令人怀疑它的外交政策是否符合理性选择模型（rational choice model）的逻辑。的确，建立在理性选择模型基础之上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很难解释为什么俄罗斯愿意承担如此之高的成本，来追求没有太大物质好处的地位承认。聚焦认同的建构主义理论，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这个问题以及对此有更深刻的理解。

　　虽然建构主义的解释让我们从更深的层次看待俄罗斯的激进对外政策，然而目前的研究有一系列缺陷。其中最主要的是缺乏整体性与系统性、变量繁多、逻辑分散。建构主义学者各自提供很有意思的理论，然而它们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变量之繁多也是一个明显的问题。笔者尝试在建构主义基础上建立基于俄罗斯大国观念的大国认同理论，并以2014年克里米亚入俄事件为检验此理论的案例。

　　二、大国认同理论建构

　　在提出理论之前，先需要分别定义何为“大国”、“认同”与“大国认同”。

　　大国认同，或者大国性（greatpowerness），一直是学界关注的议题。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大国通常垄断和主宰全球的政治和经济，而且“大国在分配他们自己和外国政府的权力及威望时，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负起责任”。[46]从现实主义开始，大国被定义为拥有超过其他大部分国家的综合实力。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大师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Waltz）提出了大国的五个指标：（1）人口及领土面积；（2）资源分配；（3）经济实力；（4）军事实力；（5）政治体制稳定性。[47]沃尔兹强调，大国之所以排名前列，是因为这种国家同时在这五个维度上明显优于其他国家。[48]鉴于此，沃尔兹认为，国际体系的本质与运转逻辑，受大国的实力分配所决定。据此，大国可被看成是超出普通国家的实力和影响力、对国际政治和经济发挥决定性作用、有特定行为模式的国家。

　　随着建构主义理论的兴起与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利用认同来解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然而，关于“认同”概念的主要问题在于，其定义非常广泛。其中一个原因是，除了国际关系外，很多其他学科同样频繁利用此概念，而根据具体学科的需求或目的，认同的定义有迥然不同的解读。就国际关系这个学科而言，亚历山大·温特对认同提出了以下定义：认同是“带来动机与行为意向、属于有意行为体的特性”。[49]同时他强调说，认同包含两种观念，即自我（the Self）所持有的观念和他者（the Other）所持有的观念，因此，认同被内在与外在结构共同构成。

　　芦泽久仁子（Kuniko Ashizawa）试图抛开关于认同的所有预设，给认同下一个最基本的定义。为此，她引用罗纳德·杰佩尔森等学者（Ronald Jepperson et al.）的观点指出，认同是有关于“行为体持有并投射关于自己的个性与独特性的形象”。[50]这样的形象，或自我概念（self-concepts），很大程度上通过与重要他者（significant Other）的互动与关系而形成，并被行为体所认知。[51]由此，社会经验与互动，加上诸如文化或制度规范等环境因素，能够塑造并影响认同之建构。[52]有了关于认同的此种简单定义，芦泽久仁子进而将此用于国家身上。她说，“国家认同是一种认同，是国家在具体国际环境中所持有并投射关于自己个性与独特性的形象。在最简单意义上，国家认同意味着，关于此国是什么、以及它代表什么的观念。”[53]

　　在芦泽久仁子关于认同的定义里面，“关于自己个性与独特性的形象”这一部分指的“形象”可以是多元的，反映出具体国家的特色。按理来讲，国家的“形象”应建立在其最显著的特点之上，突出其最明显、最能够代表其“个性”的特征。其中一个较为关键的特征是，国家在历史上与国际政治中的特殊地位与角色。从历史上来看，世界上总存在着实力极为强大、对国际政治有着极大影响的国家，被称为大国。以其国际地位为依凭，这样的国家会逐渐发展出大国性，或大国认同。按照汉娜·斯密的定义，“大国性是国家作为世界主导国家之一、能够对国家行为产生一系列影响的自我形象。”[54]受大国自我形象影响的国家行为包括，一方面向本国国民不断证明本国是大国，另一方面不断寻求国际社会，尤其是其他大国，对该国地位的承认。[55]这里的大国性就是一种自我观念，而且依靠他国承认。由于认同也是依赖于跟他者关系的自我观念，因而“大国性”与“大国认同”两个概念可以互用。

　　这个定义在抓住关于大国的核心特性的同时，缺乏一个重要部分。大国的自我形象不是自从国家诞生就有之，也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形成的观念，它必然要靠国家的领导经验，并由此经验而衍生。此外，这样的经验必须是长期的，国家才能将它内化成自己的认同。换言之，相较于中小国家，大国往往会或单独或集体做世界领袖，通过长期领导经验养成作为领导的习惯，进而把这个“领导性”内化成一种自我感觉并产生自我优越感。鉴于此，笔者认为可在斯密定义的基础上再行补充：大国认同是国家根据其长期作为世界主导国家经验而形成的关于自己所应拥有的地位、发挥的角色、肩负的责任、甚至履行的使命的自我观念。此外，正如温特和其他学者或直接或间接地指出的，国家的认同包括基于他者与基于自我两个部分，大国认同也一样，一方面由同他国的关系与互动而生成，另一方面建立在国家自我认知的基础上。现有的大部分研究只是聚焦前者，但是后者也是大国认同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需要对其作用进行严谨分析。

　　与大国认同息息相关的是大国象征，或者寄托。大国认同根据大国的具体情况包括不同的符号。换句话说，认同的“大国”成分与某些标志着国家“大国性”的历史事件、人物、文化产物等多种象征，有内在联系并结合在一起。当这些象征被冒犯时，大国将此视为对自己认同的冒犯或威胁，遂进行回击。当国家恢复或重新获得某种象征，这将强化并再次确定国家的认同。以此角度看，当以激进政策试图恢复认同时，国家会或多或少地涉及与其大国性相关的象征，公开把这些象征与自己的认同联系在一起，甚至用来辩护自己的行为。比如，占领他国领土的时候，国家领导人会为此提供理由，如：当地居民属于本国种族，占领地是本国的发源地，本国某些重要历史与占领地密切相关，等等。因此，当进行研究时，我们可以通过分析领导人的演讲、官方文件、甚至媒体的态度，发现大国认同与大国象征，同国家激进行为间的这种联系。

　　对于俄罗斯来说，大国认同通常被说成影响其外交政策的核心因素之一。比如，马克·乌尔诺夫（Марк Урнов）认为，大国性是构成俄罗斯自我意识的最为关键的一部分。[56]按照他的看法，俄罗斯有关于自身应当是大国的深刻信念，此信念进而[57]塑造其认同及行为。在谢尔盖·卡拉加诺夫看来，大国是俄罗斯自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所流传下来的一种国家理念，它使俄罗斯人产生了对感到自己是大国公民的强烈诉求，并从这种感觉中获得自尊。[58]托马斯·安布罗西奥（Thomas Ambrosio）曾宣称：“俄罗斯寻求被公认为大国，因为俄罗斯有关于其认同及世界地位根深蒂固的观念。”[59]汉娜·斯密认为，俄罗斯的大国性不仅在其外交政策中发挥着重要角色，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内政。[60]就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作用而言，大国性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条件下，使俄罗斯对西方采取不同的态度，时而接近之，时而反对之。[61]

　　与大国认同相关、并被经常提到的另一个现象，是苏联解体与地位下降给俄罗斯带来的心理冲击乃至侮辱感。斯蒂芬·奥尔（Stefan Auer）指出，苏联瓦解之后，俄罗斯形成了类似于一战后德国的社会心理状态。与魏玛德国相似，俄罗斯的精英产生了“背后捅刀”的意念，认为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盖达尔等出卖了苏联，导致俄罗斯目前的悲惨境遇。[62]谢尔盖·卡拉加诺夫曾将西方对俄罗斯的政策，比喻成“丝绒手套中的凡尔赛政策”，意指冷战以后西方对待俄罗斯的方式，跟对待一战后的德国一般，只不过是用的手段稍微温柔一些而已。[63]他进而指出，这种政策使得俄罗斯民族产生了相当于“魏玛综合症”的情结。[64]

　　对于有大国认同的国家来说，高等地位之失落与强烈的侮辱感结合在一起，必定对该国行为带来深远影响。然而，正如汉娜·斯密所言，地位失落与随后产生的侮辱感结合起来，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一问题尚未得到学界适当的关注。[65]鉴于此，本体性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理论，或许能给我们提供看问题的新视角。

　　建构主义理论大师亚历山大•温特曾经指出，国家互动之中不光有收益的考虑，最关键的是国家认同在此过程当中不断被产生与复制。[66]认同是所有行为体必不可少的要素。固定的认同是确立确定性的重要基础。确定性之确立，满足人的一种基本需求，即所谓“本体性安全感”。按照詹妮弗·米册（Jennifer Mitzen）的定义：“‘本体性安全’指的是一种对于自我经验的完整性、时间上自我的连续性─比起不断地改变─的需要。这种需要是为了实现自我的能动感。”[67]鉴于维持认同对于所有人来说是进行观察、衡量得失、依此做出回应等理性选择模型所建立的步骤的基础，因此，如果认同的连续性受到威胁或被间断，为了保障正常活动，人先将致力于恢复认同，尔后才会考虑成本与收益。正好在这个阶段人所做的选择，往往与理性选择模型所预测的结果背道而驰。

　　因为其强大的物质实力，俄罗斯历来把自己视为能够影响并改造国际体系、有权利参与到重大国际事务中，并决定其发展的主导国家之一。随着拿破仑战争的结束及维也纳国际关系体系的成立，俄罗斯正式得到作为欧洲大国的公认。据此，俄罗斯的国家认同开始围绕其大国地位而形成，其长期扮演的大国角色，逐渐成为俄罗斯根深蒂固的自我观念，最终使得俄罗斯由此产生大国认同。二战以后苏联获得超级大国地位，成为两极体系下的一极，以此进一步巩固了俄罗斯的大国认同。苏联解体导致的地位丢失，不但危害了俄罗斯的物质利益，更重要的是带来了认同危机，威胁到了本体性安全并引发了强烈的焦虑与失落感。按照本体性安全理论，惯例与认同连续性被破坏以后，恢复认同成为优先目标，因此苏联解体所导致的俄罗斯大国认同的破坏，迫使俄罗斯对其国家利益的优先次序进行重新排序，使得恢复大国地位成为俄罗斯的优先任务。鉴于此，俄罗斯对其地位变得极其敏感，尤其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是否承认其大国地位这一问题上。因而，当俄罗斯认为西方对其地位表示蔑视或以不平等态度对待其时，它就会出于本体性安全的考虑，采取保障大国认同的措施。由于本体性安全的需求凌驾于实质性安全，俄罗斯对得失的衡量，不再以物质利益为主，因而其所采取的措施往往体现在激进的外交政策上，并具有相当高的物质方面的成本。下面笔者将分析克里米亚入俄事件，以检验上述假设。

　　三、克里米亚案例

　　2014年2月22日乌克兰政府更迭后，作为乌克兰一部分的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也开始陷入危机。26-27日间，无标识、后来被称为“礼貌人”[68]、并被普京亲口[69]承认为俄罗斯特种部队的武装部队，占据了克里米亚主要权力机关和战略要地。2月27日，克里米亚最高议会通过决议，将于2014年5月25日举行关于克里米亚地位的全民公投。根据此决议，公投将提出的问题是：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拥有国家主权并在相关条约与协议基础上，加入乌克兰，作为乌克兰的一部分（是／否）。[70]

　　但3月6日，克里米亚政府通过决议，决定以联邦主体身份加入俄罗斯联邦[71]，并宣布将关于克里米亚地位的全民公投时间改成3月16日。更为重要的是，公投时将提出的问题被分为两个：（1）您是否赞同克里米亚以俄罗斯联邦主体身份与俄罗斯进行统一[72]？（2）您是否赞同恢复克里米亚共和国1992年的宪法，是否赞同克里米亚作为乌克兰一部分的地位？公投问题的这一新表述，排除了否定答案以及保持现状这两个选项。

　　11日，克里米亚最高议会与塞瓦斯托波尔市委员会，通过了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与塞瓦斯托波尔市独立宣言。根据此宣言，在公投结果表示大部分居民愿意跟俄罗斯统一的情况下，克里米亚将会把自己宣称为独立主权国家，并以此身份申请在国际条约基础上，加入俄罗斯联邦作为其新的联邦主体。

　　16日，关于克里米亚地位的全民公投如期举行。根据公投结果，96.77%参加公投的克里米亚居民表示愿意克里米亚以联邦主体身份加入俄罗斯。[73]按照官方统计，总共有83.1%居民参加了此次公投。[74]

　　17日，以公投结果为依据，克里米亚最高议会宣布克里米亚为独立主权国家，并正式申请以具有共和国地位的联邦主体身份加入俄罗斯联邦。塞瓦斯托波尔市也单独申请入俄，成为俄罗斯第三个直辖市。同日，普京签署命令承认克里米亚共和国为独立国家，以及批准克里米亚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的条约方案。

　　1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克里米亚议会议长弗拉基米尔·康斯坦丁诺夫（Владимир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克里米亚总理谢尔盖·阿克肖诺夫（Сергей Аксенов）、塞瓦斯托波尔市议会主席阿列克谢·恰雷（Алексей Чалый），共同签署克里米亚共和国与塞瓦斯托波尔市加入俄罗斯的条约。签字仪式之前，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就克里米亚入俄发表讲话。在讲话中，普京多次提到克里米亚在俄罗斯历史和文化上具有的特殊地位。他具体阐释道[75]：

　　“为了理解为什么他们（笔者注：克里米亚人）做出了这样的选择（笔者注：加入俄罗斯），需要了解克里米亚的历史，需要了解俄罗斯和克里米亚对彼此意味着什么。克里米亚渗透着我们共同的历史与骄傲。这里有古老的克森尼索城市，在这里圣者弗拉基米尔大公接受了洗礼。他的这一精神功绩，即接受东正教，奠定了联结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民的共同文化、价值观与文明的基础。在克里米亚有俄罗斯士兵的墓地，正是他们的勇气使得克里米亚在1783年被收纳为俄罗斯领土。克里米亚即是塞瓦斯托波尔，传说之城，伟大的命运之城，堡垒之城，以及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故乡。克里米亚即是巴拉克拉瓦和刻赤，马拉霍夫古墓和萨布恩山。这些地方对我们来说都是神圣的，是俄罗斯军事荣耀与前所未有的英勇精神的象征。克里米亚即是不同民族文化与传统独一无二的结合体。在这一点上，克里米亚与更广大的俄罗斯非常相似，在俄罗斯历史上，一个民族也没有消失或被同化。俄罗斯族人、乌克兰族人、克里米亚鞑靼族人和其他民族，历来在克里米亚土地上一起生活、工作，并同时保存了自己的特性、传统、语言和信仰。”

　　他进而强调[76]：

　　“在人们的心目中和意识里，克里米亚，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都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份建立在真理与公正基础上的信念一直坚定不移，代代相传，不管是时间、环境、还是我们国家在二十世纪所经历过的动荡，都最终无法改变它。”

　　普京将克里米亚从俄罗斯分割出去的责任归咎于苏联政府和赫鲁晓夫本人，认为这一决定即使从当时的法理看都是非法的。[77]然而，在他看来，因为当时乌克兰是苏联的一部分，大家并没有给予此事很多注意，以为乌克兰和俄罗斯不会分开，成为两个独立国家。[78]而当苏联解体以及克里米亚突然变成了乌克兰领土后，“那时俄罗斯才意识到，它不仅遭遇盗窃，更是遭遇抢劫。”[79]

　　需要注意的是，普京将克里米亚之丢失与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实力的削弱直接联系在一起[80]：

　　“如今，许多年过去了，我听过，克里米亚人不久前抱怨说，当时，在1991年，他们像一袋土豆似地从一个国家的手里被交到另一个国家的手里。不能不同意这个说法。而当时的俄罗斯呢？做了什么？低下了头并接受了事实，把这个委屈吞了下去。我们国家当时处在如此严重的困境，完全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人们没能接受这个不可容许的历史不公平。这些年，普通俄罗斯人和许多社会名人不止一次地提过这个议题，说克里米亚是俄罗斯自古以来的领土，而塞瓦斯托波尔是俄罗斯的城市。”

　　从上面的这几段话中可以得出两个推论。

　　第一，克里米亚在历史上标志着俄罗斯的荣耀和威力，是俄罗斯文化的摇篮。普京自己若干次强调这一点。比如，在2015年上映的《克里米亚：回归之路》纪录片中，普京很明确地指出[81]：

　　“克里米亚在俄罗斯公民与俄族人意识里，跟我们历史上最英勇的事迹联想在一起。这包括俄罗斯得到这些领土的时期，二战期间克里米亚与塞瓦斯托波尔的英勇防御。克里米亚跟俄罗斯历史、俄罗斯文化、艺术、皇族联系在一起。总之，克里米亚与俄罗斯历史互相交缠。”

　　在2014年发表国情咨文时，他又强调说[82]：

　　“对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而言，这个事件（笔者注：克里米亚入俄）有着特别的意义。这就是因为生活在克里米亚的是我们的人，因为这个领土本身有很重要的战略意义，以及因为这里正是多元化、但同时团结坚如磐石的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国家的精神根源。<…>这一切给我们理由，说克里米亚、古老的克森尼索、塞瓦斯托波尔对俄罗斯具有巨大的文明和神圣意义。”

　　普京甚至把克里米亚比作耶路撒冷的圣殿山，表示克里米亚对俄罗斯的神圣。[83]

　　这一切说明克里米亚跟俄罗斯大国认同密切相关。正如金伯利·马尔登（Kimberly Marten）指出，因为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把克里米亚纳入自己版图，正好是俄罗斯崛起为欧洲大国的时候，所以克里米亚在其大国认同中占据核心地位。[84]更何况，苏联作为冷战期间第二个超级大国的历史也是始于此地。1945年初，苏、美、英三国首脑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市举行会面，就二战以后的世界秩序达成协议，建立了以美苏两极为中心的所谓雅尔塔体系。这一切都有象征意义，是构成俄罗斯大国意识的关键成分。

　　第二，在俄罗斯领导人眼中，克里米亚的失落和俄罗斯大国地位的丢失，这两个事实息息相关，不能分开来看。大国地位的丢失导致俄罗斯陷入系统危机、实力衰落、影响力衰退，甚至无法留住克里米亚。而没能留住克里米亚反过来又成为俄罗斯地位下降的表现，加强了大国的失落感和被侮辱感。克里米亚之丢失因而跟俄罗斯大国地位之丢失联系在了一起。由于克里米亚一方面是俄罗斯荣耀的象征及其国家性的发源地，另一方面它的失落代表俄罗斯的衰弱与侮辱，因此，它的地位，即或者属于俄罗斯，或者不加入其中，成了俄罗斯大国地位的指标之一。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是，当俄罗斯非政府调研机构列瓦达中心在2014年3月、2015年3月、2016年3月向被调查者提出“在您看来，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首先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时，分别有79%、72%、79%被调查者回答说，这意味着俄罗斯回到作为大国的传统角色，以及在后苏联空间确立自己的利益。[85]在2014年3月21日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加入俄罗斯法案的签署仪式上，国家杜马发言人谢尔盖·纳雷什金（Сергей Нарышкин）说：“今天我们为所采取的历史决定和历史事件感到由衷的自豪。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我们非常感谢您所表现的坚定立场，它提醒了很多人，俄罗斯的伟大不但在过去，不但在未来，还在当下。”[86]

　　当然，上述的原因不是唯一的，俄罗斯领导人还考虑了其他因素。在18日的演讲中，普京还提到乌克兰自独立以来一直试图强制同化当地俄罗斯族人，使他们放弃历史记忆和自己的母语。[87]他强调新政权对建立纯乌克兰民族国家的追求，以及他们强烈的反俄情绪。关于这一点，普京说了这样一段话[88]：

　　“那些抵制政变的人受到了镇压和惩罚的威胁。而首当其冲的，毫无疑问，就是说俄语的克里米亚。因此，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的居民请求俄罗斯保护他们的利益和人身安全，保障克里米亚不会发生当今在基辅、顿涅茨克、哈尔科夫等其他乌克兰城市正在发生的（混乱）【笔者注】。我们当然不能忽视这个请求，不能抛弃正处在灾难中的克里米亚及其居民，否则这会是一个背叛。”

　　在4月17日“直线对话”上普京又提到了这一点[89]：

　　“（笔者注：当时）主要风险在于，针对说俄语人群的威胁十分具体和现实。正是这个威胁使克里米亚人民出于对未来的考虑向俄罗斯求助。这也是我们（笔者注：做出行动时）所考虑的因素。”[90]

　　在《克里米亚。回归之路》中普京也强调说：

　　“对我们而言，克里米亚并不是陌生的土地。克里米亚在历史上都是俄罗斯的领土，其大部分居民也是俄罗斯族人。<…>我们当时必须保护那些人。”

　　普京上面指出的原因，可以简单表述为“保护与本国有文化、语言、宗教等内在联系人群的责任”。这也是大国认同的一种体现。凡是称得上大国的国家，必须有能力对自己公民及相关人群提供安全保障，否则会损害该国威望以及作为大国的形象。这是因为，公民是构成大国的集体，也是该国文化精神的载体，大国与其公民互相离不开。大国保护其公民尤其是境外公民的权益与安全，一方面是其理所当然的义务，另一方面也是其大国地位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国的实力和影响力。同时，感觉到背后有国家保护是该国公民自豪感的来源，此自豪感与大国威望交织在一起。如果大国辜负了公民的这一期望，便是软弱的迹象，是向内外传播的消极信号。

　　除了自己的公民外，大国还会至少关注属于本国主体民族、拥有与本国同样文化背景、但是属于其他国家公民的人。这样的人虽然是其他国家的公民，但因为他们保留该大国的文化认同，所以一定程度也是这个大国的文化载体，不能被大国视为完全陌生的人。由于他们与大国的此种联系，对他们的侵犯至少会引起大国的注意乃至强烈反应。在其著名的18日演讲中，普京强调说[91]：

　　“无论当下还是将来，乌克兰都会有千百万俄族人、说俄语的公民，而俄罗斯将始终用政治、外交和法律手段来保护这些人的利益。”

　　当然，这样的人遭遇歧视或生命威胁本身不足以构成大国干预别国内政甚至使用武力的理由，但至少会引起大国的不满。与此相类似，大国会关注和保护与自己相关的历史和文化遗产，比如雕像、建筑、艺术品等，因为这些遗产是代表大国的象征。对这些象征的不尊重乃至侮辱行为，便是对大国本身的不尊重和侮辱。这也是为什么俄罗斯一直坚决反对波兰及其他东欧国家数年来试图拆除纪念苏联红军解放雕像。当这些雕像遭到侮辱时，俄罗斯也一直表示强烈抗议。

　　从这一角度看，在俄罗斯领导人眼中，乌克兰新政权敌视境内俄族和说俄语人群，对他们构成实际威胁，而俄罗斯作为俄语和俄罗斯文化的主体，是这些人的最后依托，不能袖手旁观。虽然大部分克里米亚人不是俄罗斯国籍，但因为共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他们没有被俄罗斯领导人视作外人。在上文引用的一段话里普京自己指出，“生活在克里米亚的是我们的人”。更为重要的是，俄罗斯民众对此一问题有非常明确的态度。根据克里米亚公投前后进行的民调，94%被调查者认为，俄罗斯应该保护克里米亚俄罗斯族及其他民族的利益；83%的人认为，即使这将会导致俄罗斯跟其他国家关系的复杂化，俄罗斯仍应该保护克里米亚各族人民的利益。[92]不过，即使将这一种对非俄罗斯国籍克里米亚人的亲近感排除在外，克里米亚除了本地俄族人外仍有不少俄罗斯公民，包括俄罗斯驻军。总之，正如普京所言，如果不保护这些人，这会是一个背叛，是对俄罗斯大国形象的巨大危害。

　　根据普京的说法，俄罗斯决定统一克里米亚的另一个原因，是乌克兰加入北约会使俄罗斯遭逢失去黑海军事基地的威胁。他对此表态称[93]：

　　“克里米亚是我们共同的财富，也是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这片战略要地应当处于强大而稳定的主权之下，而今天这样的主权只能是俄罗斯的……我还想提醒一下，在基辅已经有人声明要加速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进程了。这个前景对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在俄罗斯的军事荣耀之城会出现北约舰队，同时意味着对俄罗斯整个南部的威胁——不是虚拟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威胁……我们并不反对跟北约合作，完全不反对。我们反对的是军事同盟，而北约无论其内部怎样改革，仍然是一个军事同盟组织，我们反对这个军事组织霸占我们家门口以及我们的历史领土。”

　　在“直线对话”上，普京再次强调北约扩张和导弹防御系统，是影响统一克里米亚决定的因素。[94]据他解释，俄罗斯担心北约会像以前那样先把乌克兰拉入其中，再对俄罗斯说这跟它没什么关系，结果北约战舰将驻扎在“俄罗斯海军荣耀之城塞瓦斯托波尔”。[95]他进而指出，尽管克里米亚有很重要的战略位置，但因为现有的现代武器，从军事方面看，它已经不像18-19世纪那样重要。[96]问题在于，俄罗斯担心一旦北约军队进驻克里米亚，随后必定将这些现代武器部署在那里。[97]

　　“……而这对我们有地缘政治意义，这样俄罗斯将会被挤出黑海地区。我们只会剩下一小片沿岸，大概450到600公里。仅此而已！”[98]

　　对此普京表态说[99]：

　　“这无非是把俄罗斯挤出对我们极其重要的世界地区的十分现实的威胁，在过往的数世纪中，多少俄罗斯人的尸骨被葬在这个地方。这是一件严重的事。”

　　从普京上面的讲话中，能清楚地看到，安全考虑，即乌克兰加入北约，加上对克里米亚失控的担忧，的确是决定拿下克里米亚的重要因素之一，不能完全否定其作用。然而，即使有作用，也不是决定性的。对此，笔者想指出这样几点来进行论证：

　　第一，正如丹尼尔·德雷斯曼（Daniel Treisman）所说，“……这一理论的最大难处在于，当普京攻击的时候，乌克兰并没有成为北约成员国的计划。”[100]至于普京所指出的关于基辅的一些人声明尽快加入北约，德雷斯曼强调，这些声明是在俄军出现在克里米亚之后，才被乌克兰领导人提出来的。[101]再者，德雷斯曼又指出，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于2013年10月很明确地宣称，乌克兰不会在2014年加入北约。[102]迈克尔·麦克福尔在2009-2012年间任奥巴马俄罗斯问题顾问，并在2012-2014年间任美国驻俄大使，他参与过所有奥巴马与俄罗斯总统的会面，也听过他们的所有电话会谈。[103]据他说，他一次也没听过北约扩张问题被俄罗斯总统，无论是梅德韦杰夫还是普京，摊在桌上。[104]如果俄罗斯领导人真的担心乌克兰会加入北约，很可能早就会跟美国总统谈到此事[105]。更何况，如果俄罗斯的目标是预防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安排到其边界，那并吞克里米亚之举达到的结果是相反的，因为正是俄罗斯的这一举动提高了毗邻国家的不安全感，使北约活跃起来，加紧军事建设与合作。[106]

　　第二，据普京自己所说，统一克里米亚的决定只是部分地取决于安全考虑。[107]也就是说，即使确实有安全考虑，也不能把这些考虑当作解释克里米亚入俄事件的唯一原因。另外，若我们考查普京关于北约和导弹防御系统问题的表述，便会发现，里面交叉着关于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不少情感化的言辞。比如，在上文引用的话中，可以看到普京若干次将塞瓦斯托波尔称为“俄罗斯军事荣耀之城”。在提到黑海地区对俄罗斯的重要性时，除了其战略位置外，普京还强调过去有许多俄罗斯士兵为此牺牲了性命，并把这一点作为必须确保俄罗斯在该地区存在的理由。在提出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担忧时，普京又说：“你们知道吗，我简直无法想象我们会到塞瓦斯托波尔的北约水兵那里去作客。”[108]由此可见，对于俄罗斯领导人来说，北约驻军克里米亚、北约舰队出现在塞瓦斯托波尔，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是个噩梦。这里不仅有对俄罗斯安全威胁的因素，更是大国名誉在起作用。让曾经是“死敌”的北约占领代表俄罗斯辉煌历史的地方，是对本国难以承受的侮辱。更何况，俄罗斯曾经是北约唯一的对手，实力与北约相当，倘若北约驻军克里米亚，便是俄罗斯地位下降的最显著表现。苏联解体后因为产生了本体性不安全，而对地位变得非常敏感的俄罗斯，实在难以接受这样的前景。这是在安全考虑背后、影响到俄罗斯对克里米亚政策的更深层次的因素。

　　结 语

　　俄罗斯敢于占领克里米亚的决策，似乎出人意料，至今对此事件发生的原因有不少争论。上文试图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从俄罗斯的大国认同的角度，解释俄罗斯所做的决定。正如上文所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产生了严重的认同危机。此时，俄罗斯出于本体性安全考虑，对其国家利益进行重新排序，使得恢复大国地位成为优先任务，以此保持其大国认同的连续性。既然恢复地位成为优先目标，因此俄罗斯对地位本身变得极其敏感，尤其是对西方是否承认其地位的态度。乌克兰危机被俄罗斯领导人理解为使乌克兰脱离俄罗斯势力范围、加入北约的策略，因而被视为对俄罗斯大国地位的挑战。而克里米亚是俄罗斯大国性的象征，这里的一切与俄罗斯作为大国的辉煌时期联系在一起。因此，占领克里米亚的决策，不仅是本着保障黑海海军基地的目标，更是本着证明俄罗斯是个大国、以此保持认同连续性的需求。

　　*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文章的不足之处，由作者负责。

　　** 李太龙（Зайцев Ярослав），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5级博士生（来自俄罗斯的留学生）。

　　[①] John Mearsheimer, “Why the Ukraine Crisis Is the West’s Fault: The liberal delusions that provoked Putin”,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14, Vol.93, No.5, p.80.

　　[②] Ibid, p.77.

　　[③] Ibid, p.84.

　　[④] Ibid, p.82.

　　[⑤]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Переломный год: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ые итоги. http://www.global affairs.ru/number/Perelomnyi-god-predvaritelnye-itogi-17193

　　[⑥] 欧亚一体化是指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地区经济一体化，重要的阶段包括2010年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三国关税同盟成立，以及2015年俄、白、哈三国欧亚经济联盟成立。如今欧亚经济联盟共包括俄、白、哈、吉（吉尔吉斯斯坦）、亚（亚美尼亚）五国。

　　[⑦] Алексей Фененко. Хуже, чем в холодную войну. http://www.globalaffairs.ru/global- processes/Khuzhe-chem-v-kholodnuyu-voinu-17994

　　[⑧] Михаил Горбачев. Я против любых стен. http://www.globalaffairs.ru/global-processes/ Ya-protiv-lyubykh-sten-17051; Сергей Лавров. Возврата к прежней модели не будет. http://www.globalaffairs.ru/global-processes/Vozvrata-k-prezhnei-modeli-ne-budet-16691; Евгений Примаков. Украина: тяжелое сегодня и сложное завтра. http://www.global affairs.ru/global-processes/Ukraina-tyazheloe-segodnya-i-slozhnoe-zavtra-16954

　　[⑨] Steven Erlanger, “Russian Warns NATO on Expanding East”, http://www.nytimes. com/1993/11/26/world/russia-warns-nato-on-expanding-east.html

　　[⑩] Elaine Sciolino, “Yeltsin Says NATO Is Trying to Split Continent Again”, http://www. nytimes.com/1994/12/06/world/yeltsin-says-nato-is-trying-to-split-continent-again.html

　　[11] Rick Atkinson, “Primakov Cites Concerns on NATO Expansion”, https://www.washington post.com/archive/politics/1996/06/05/primakov-cites-concerns-on-nato-expansion/0d172dcf-e902-4b7c-8a74-5cc43a7aa11b/?utm_term=.9302bd84fa2f

　　[12] Marcus Warren, “Putin Lets NATO ‘Recruit’ in Baltic”,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 worldnews/europe/russia/1398379/Putin-lets-Nato-recruit-in-Baltic.html

　　[13] Министр обороны в Финляндии// Красная звезда. 19 July 2002, p.1, quote from Mark Kramer, “NATO, the Baltic states and Russia: a framework for sustainable enlargement”,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2, Vol.78, No.4, p.748.

　　[14]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и дискуссия на Мюнхен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о вопросам политик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24034

　　[15] Заявление для прессы и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журналистов по итогам заседания Совета Россия-НАТО.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24903

　　[16] 格鲁吉亚一直不承认南奥塞梯与阿布哈兹的独立。

　　[17] 圣彼得堡距离俄罗斯爱沙尼亚边界才150公里左右。

　　[18] 迈克尔·麦克福尔在2009-2012年间曾任白宫俄罗斯问题首席顾问，2012-2014年间任美国驻俄大使。

　　[19] Michael McFaul et al., “Faulty Powers. Who Started the Ukraine Crisis?”,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14, Vol.93, No.6, p.167.

　　[20] “重启”（reset ）是指奥巴马政府2009年试图改善关系的对俄政策。2009年3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向俄罗斯外交部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展示代表“重启”的红色按钮作为象征。按钮上除了英文“reset”（重启）一词外，还 应有俄文同义的对照“перезагрузка”（也指重启之意）。但是因为某种失误，写在按钮上俄文的词是“перегрузка”（即，“重担”，overload）。克林顿和拉夫罗夫还是不顾此一错误，一起按下了按钮。http://content.time.com/time/world/article/0,8599,1971651,00.html

　　[21] Michael McFaul et al., “Faulty Powers. Who Started the Ukraine Crisis?”, pp.168-169.

　　[22] Ibid, pp.169-170.

　　[23] Ibid, p.169.

　　[24] Ibid, p.171.

　　[25] Ibid, pp.171-172.

　　[26] Ibid, p.172.

　　[27] Michael McFaul et al., “Faulty Powers. Who Started the Ukraine Crisis?”, pp.173-174.

　　[28] Mark Urnov, “‘Greatpowerness’ as the Key Element of Russian Self-Consciousness Under Erosion”,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14, Vol.47, p.320, footnote 36.

　　[29] Michael McFaul and Kathryn Stoner-Weiss, “The Myth of the Authoritarian Model. How Putin’s Crackdown Holds Russia Back”,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8, Vol.87, No.1, p.70.

　　[30] Andrei Tsygankov, “The Frustrating Partnership: Honor, status, and emotions in Russia’s discourses of the West”,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14, Vol.47, p.346.

　　[31] Andrei Tsygankov, “The Frustrating Partnership: Honor, status, and emotions in Russia’s discourses of the West”, p.348.

　　[32] Andrei Tsygankov, “Vladimir Putin’s last stand: the sources of Russia’s Ukraine police”, Post-Soviet Affairs, 2015, Vol.31, No.4, p.287.

　　[33] Ibid, p.291.

　　[34] Ibid, p.280.

　　[35] Mark Urnov, “‘Greatpowerness’ as the Key Element of Russian Self-Consciousness Under Erosion”, p.309.

　　[36] Hanna Smith, “Russia as a great power: Status inconsistency and the two Chechen wars”,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14, Vol.47, p.357.

　　[37] Anne Clunan, “Historical aspirations and the domestic politics of Russia's pursuit of international status”, Communist Studies, 2014, Vol.47, p.289.

　　[38] Ibid.

　　[39] Ibid.

　　[40] Hanna Smith, “Russia as a great power: Status inconsistency and the two Chechen wars”, p.356.

　　[41] Tuomas Forsberg, “Status conflict between Russia and the West: Perceptions and emotional biases”, pp.323-324.

　　[42] Ibid, p.324.

　　[43] Ibid, p.326.

　　[44] The World Bank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Russia Economy Report”, April 2015, №.33.

　　[45] The World Bank. 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reports.aspx?Code=NY.GDP.MKTP. KD.ZG&id=1ff4a498&report_name=Popular-Indicators&populartype=series&ispopular=y#

　　[46]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Translated,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H.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46, pp.161, 172, quoted from Mark Urnov, “Greatpowerness as the key element of Russian self-consciousness under erosion”, p.306.

　　[47]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oston: Addison-Wesley, 1979, p.131.

　　[48] Ibid.

　　[49]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224.

　　[50] Ronald L. Jepperson et al., “Norms,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edited by P. J. Katzenstei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59, quote from Kuniko Ashizawa, “When Identity Matters: State Identity, Regional Institution-Building, and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008, Vol.10, p.575.

　　[51] Kuniko Ashizawa, “When Identity Matters: State Identity, Regional Institution-Building, and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p.575.

　　[52] Ibid.

　　[53] Ibid.

　　[54] Hanna Smith, “Russia as a great power: Status inconsistency and the two Chechen wars”, p. 362, footnote 2.

　　[55] Ibid.

　　[56] Mark Urnov, “Greatpowerness as the key element of Russian self-consciousness under erosion”, p.305.

　　[57] Ibid.

　　[58]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Мир находится в предвоенном состоянии. http://www.global affairs.ru/pubcol/Mir-nakhoditsya-v-predvoennom-sostoyanii-17999;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В предвоенном состоянии: о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е и экономике. http://www.globalaffairs. ru/pubcol/V-predvoennom-sostoyanii-o-vneshnei-politike-i-ekonomike-18108

　　[59] Thomas Ambrosio, Challenging America’s Global Preeminence – Russia’s Quest for Multipolarity, Ashgate, Farnham, 2005a, p.viii, quote from Hanna Smith, “Russia as a great power: Status inconsistency and the two Chechen wars”, p.355.

　　[60] Hanna Smith, “Russia as a great power: Status inconsistency and the two Chechen wars”, p.355.

　　[61] Ibid.

　　[62] Stefan Auer, “Carl Schmitt in the Kremlin: the Ukraine crisis and the return of geopolitics”,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5, Vol.91, No.5, p.956.

　　[63]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Европа и Россия: не допустить новой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http:// www.globalaffairs.ru/number/Evropa-i-Rossiya-ne-dopustit-novoi-kholodnoi-voiny--16579;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Мир становится все менее прозападным. http://www.globalaffairs.ru/ pubcol/Mir-stanovitsya-vse-menee-prozapadnym-16564

　　[64] Там же.

　　[65] Hanna Smith, “Russia as a great power: Status inconsistency and the two Chechen wars”, p.356.

　　[66]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317, 324-336.

　　[67] Jennifer Mitzen, “Ontological Security in World Politics: State Identity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6, Vol.12, No.3, p.342.

　　[68] “礼貌人”（вежливые люди）与“绿衣人”（зеленые человечки）当时通用，两者都指出现在克里米亚半岛的无标识的武装分子。笔者认为“礼貌人”的说法更常见，而且当时俄罗斯国防部属下的“军事贸易”（Военторг）机构甚至想把“礼貌人”当商标注册，参见https://ria.ru/defense_safety/ 20140516/1007988002.html; http://tass.ru/armiya-i- opk/4338463

　　[69] Прямая линия с Владимиром Путиным, 17 апреля 2014. http://kremlin.ru/events/ president/news/20796

　　[70] Крымский парламент назначил проведение референдума о расширении полномочий автономии на 25 мая. http://www.interfax.ru/world/361658

　　[71] Парламент Крыма принял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О проведении общекрымского референдума». http://crimea.gov.ru/news/06_03_2014_1

　　[72] 关于公投规定的俄文官方文件当中，表示“统一”的俄语词是“воссоединение”（英文是“reunion”）。这一词的词意很特别，大意指“以前是同一个整体，后来因某种缘故被分开，现在又要合在一起”。这个词的近义词是“присоединение”（中文：加入，参加；英文：joining），但前者更加强调原有的某种亲近关系，表示“离而复合”之意。

　　[73] На общекрымском референдуме 16 марта 2014 года за воссоединение Крыма с Россией на правах субъекта РФ проголосовали 96,77% крымчан. http://crimea.gov.ru/ news/17_03_2014_3

　　[74] Там же.

　　[75] Обращ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8 марта 2014. http://www.kremlin. ru/events/president/news/20603

　　[76] Обращ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8 марта 2014.

　　[77] Там же.

　　[78] Там же.

　　[79] Там же.

　　[80] Там же.

　　[81] 《克里米亚：回归之路》，纪录片，2015。

　　[82]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4 декабря 2014. http://www.kremlin. ru/events/president/news/47173

　　[83] Там же.

　　[84] Kimberly Marten, “Putin’s Choices: Explaining Russian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vention in Ukrain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015, Vol.38, No.2, p.195.

　　[85] Крым два года спустя: внимание, оценки, санкции. http://www.levada.ru/2016/04/07/ krym-dva-goda-spustya-vnimanie-otsenki-sanktsii/

　　[86] Церемония подписания закона о принятии Крыма и Севастополя в состав России. 21 марта 2014.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20626

　　[87] Обращ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8 марта 2014.

　　[88] Там же.

　　[89] Прямая линия с Владимиром Путиным. 17 апреля 2014 года.

　　[90] Там же.

　　[91] Обращ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8 марта 2014.

　　[92] Российское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о Крыме. http://fom.ru/Mir/11401

　　[93] Обращ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8 марта 2014.

　　[94] Прямая линия с Владимиром Путиным. 17 апреля 2014.

　　[95] Там же.

　　[96] Там же.

　　[97] Там же.

　　[98] Там же.

　　[99] Там же.

　　[100] Daniel Treisman, “Why Putin Took Crimea”,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16, Vol.95, No.3, p.48.

　　[101] Daniel Treisman, “Why Putin Took Crimea”.

　　[102] Ibid.

　　[103] Michael McFaul et al., “Faulty Powers. Who Started the Ukraine Crisis?”, pp.168-169.

　　[104] Ibid.

　　[105] Ibid

　　[106] Ibid.

　　[107] Прямая линия с Владимиром Путиным. 17 апреля 2014.

　　[108] Обращ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8 марта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