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疆吐尔洪盆地的哈萨克族牧民经历了定居后较快的人口自然增长与农业发展相互强化的过程。该过程改造了盆地自然景观，诱发了草原生态环境的退化，使牧民与草原的关系由平衡走向失衡。近年来，哈萨克族牧民人口自然增长的速率减缓，牧民积极地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这些新的变化降低了资源利用强度，推动了盆地生态环境的改善，使牧民与草原的关系开始重新走向平衡。

　　关 键 词：游牧民；定居；草原生态环境；哈萨克族

　　作者简介：罗意，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

　　20世纪80年代以来，草原生态环境与游牧社会进入一个快速转型期。草原的碎片化与游牧社会文化的碎片化及其相互强化引发了人们对草原生态环境和游牧社会发展前景的担忧。一些学者指出，定居游牧民需要经历一个显著的再社会化过程以适应变迁了的环境，①更有学者发出了“游牧的终结”②之问。这些研究共享三项基本假设：一是游牧是适应草原生态环境的生计与生活方式，是草原地区人群在实践中生长出来的适应策略。二是草原碎片化与游牧社会文化的碎片化主要由定居和农业过度发展引发。定居与农业更多是政府引导的替代性生计与生活方式，是当代游牧社会变迁的主要形式和动力。三是人口增长、牧区城镇建设和工矿业的发展加剧了碎片化，导致草原生态环境退化加剧和游牧社会脆弱性增强。这些认识建立在田野调查和经验数据分析之上，回应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的研究发现。③但是，这种认识陷入了“由外而内”的二元分析范式中，认为游牧社会与草原生态环境相平衡和谐的美好景象被国家牧区现代化的努力所“打破”，而较少关注游牧社会内部变化及其对草原生态环境变迁的影响。即便变迁的动力首先源自外部世界的输入，但内部一些因素是否会因此而发生变化，进而作用到生态环境上？在草原生态环境变迁中，游牧社会自身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游牧社会变迁与草原生态环境变迁两个过程如何相互作用？

　　20世纪70年代，生态人类学家从人文地理学家博塞拉普(Ester Boserup)在《农业增长的条件：人口压力下农业演变的经济学》一书中提出的假设中获得了灵感，尝试从一个社会内部人口压力与生产体系转换入手，去破解“社会文化变迁与生态环境变迁”的关系问题。人口的增长推动了耕种体系和技术的变迁，④而“集约化”只有在要养活更多人的需求面前才有可能。⑤“集约化”是伴随人口的增长，休耕期变得越来越短，土地的耕种频率越来越高的过程。⑥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学界对主流理论中忽略个体能动性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强调行动者在情境中的决策，将社会视为个体互动的结果而非原因。⑦二十年后，行动者视角和决策模式被引入生态人类学中，分析生产体系转换过程中地方人群的决策和实践。生产体系转换意味着人群从环境中提取资源的能力和力度都得到了增强，这必然会导致生态环境的退化。⑧

　　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指出，游牧民与草原生态环境的短期平衡取决于移动和分散地利用资源，长期平衡取决于人口自然增长率和疾病。⑨定居后，游牧民与草原生态环境的平衡关系被打破，既受到了农业发展的影响，也受到了较快人口自然增长的影响。⑩人口自然增长是人口再生产模式转变的结果，即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较低自然增长率转变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再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11)在转变过程中，一段时期内会因为出生率和死亡率不均衡出现人口数量的急剧增长，定居游牧民的人口每隔15-20年便会翻倍。(12)为解决增长人口的生存问题，发展农业便成为一种重要策略。同时，发展农业又需要稳定的劳动力供给，反过来要求保持较快的人口自然增长。较快的人口自然增长与农业发展相互强化势必会推动草原生态环境变迁。(13)

　　在新疆牧区的人类学研究中，关于定居后游牧民的生计与生活方式、经济生活、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相当丰富，但对游牧民定居与草原生态环境变迁关系的探讨尚不够深入。本文结合前人相关研究，以阿尔泰山南麓吐尔洪盆地哈萨克族游牧民为例，从游牧民定居过程中人口自然增长与农业发展相互强化的关系入手，对游牧民定居所引发的草原生态环境变迁进行描述和分析，并对近年来当地牧民与盆地生态环境关系的新变化进行揭示，提升生态人类学对于地方人群与生态环境变迁关系研究的解释力。

　　2011-2014年，笔者在吐尔洪盆地累计做了11个月的田野调查。几次田野工作的时间与一年中哈萨克族牧民的生产生活周期基本对应。调查中除了关注游牧民定居与生态环境变迁关系这一主题外，还关注盆地哈萨克族的历史，哈萨克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以及定居后当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等内容。2018年8月10日到22日，2019年5月8日到15日，笔者两次返回盆地，调查了当地牧民与盆地生态环境关系的新变化。文中凡未明确注明出处的材料，均来自上述田野调查。

　　一、阿尔泰山南麓吐尔洪盆地的哈萨克游牧民

　　阿尔泰山南麓草原是游牧族群重要的发祥地，至今部分地方仍保持着较为完整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吐尔洪盆地是阿尔泰山东段南麓一个面积60平方公里、地势平坦、水土资源条件较好的山前断裂盆地，有“绿色如绸带”之美誉。盆地三面环山，唯独在西北方向留出了一个通往阿尔泰山深处的出口，吐尔洪河自东而西穿越盆地并在出口处汇聚为阔克塔勒湖。盆地主要有三种草原生态景观，分别是东南群山中的山地草场，山前与河流之间的平原草场，河谷与湖泊周边的沼泽草场。从游牧的角度来看，盆地是牧民生产生活冬夏两季转换的“加油站”。每年5月上旬，牧民从东南方转场至盆地，利用山地草场与平原草场，完成接羔和剪羊毛等生产活动，在山地溪流谷地种植少量麦子；6月上旬向西北阿尔泰山深处转移；9月上旬，牧民自阿尔泰山返回，在平原草场放牧，完成配种和收割麦子等工作，一个月后向东南方转移；盆地内冬季较温暖，沼泽草场发育很好，有大量原生灌木林供应燃料，故有少量牧民选择在此过冬。

　　20世纪50年代前，盆地是哈萨克族阿巴克克烈部且柔奇、哈拉哈斯、木里合与萨尔巴斯四个部落约350户牧民的春秋牧场和冬季牧场。20世纪30-40年代，阿尔泰山及周边战乱，牧民四处逃散，有的翻过阿尔泰山进入到蒙古国科布多地区，有的经奇台、木垒而迁移至巴里坤草原，还有的流散到乌鲁木齐周边山区。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动员和组织流散牧民重新返回盆地，提供母畜、粮食、衣物等生产生活资料。1952年，政府引导牧民在盆地周边组建了22个互助组开垦耕地，兴修水利以发展农业，在东北角建设住房、学校、医院和二区政府“大院”，拉开了定居和农业发展的序幕。(14)

　　1953年，且柔奇部落178户1002人，户均5.6人。(15)以户均人数计算，四个部落350户牧民人口将近2000人。1959年，盆地完成了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组建了吐尔洪公社与公私合营一牧场(1964年改为国营一牧场)。大约1200位牧民留在盆地，划归公社，组建3个农业队和1个社队企业(铁木加工厂)。约800位牧民划归牧场，在乌伦古河的恰库尔图河段组建3个牧业队，在阔克塔勒湖边组建了1个牧业队。之后，定居牧民人口逐年增加，又吸纳了300余位汉族、回族移民组建了1个汉族队和1个水利队。1964年，盆地分化出8个农业队、1个牧业队和2个社队企业(铁木加工厂与基建队)，另有其他公社的1个牧业队，每个队人口在40-50户不等。随着人口增长，公社从各队抽调劳动力组建了3个新队。20世纪70年代，盆地成为富蕴县乃至阿勒泰地区最大的定居点和最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在当地有了“粮仓”的称号。

　　1984年，包产到户后，队和社队企业逐渐转变为村，人口还在持续增加，零星开荒仍在持续。1990年，盆地11个农业村、1个牧业村和邻乡的1个牧业村人口达到近6000人，2012年人口增至近1.4万人。在盆地人口中，81.2％是哈萨克族，9.7％是汉族，7％是回族，还有很少的维吾尔族、东乡族和撒拉族。(16)

　　二、定居游牧民的人口自然增长与盆地农业的发展

　　定居前，吐尔洪盆地牧民人口出生率缺少记录。吐尔洪乡第一任女计生干部提供了1988年计划生育政策落实前盆地的人口出生率，高达43‰。(17)检验该数值准确与否的一个办法是计算不同年龄段女性的终生生育率。如果定居前后女性终生生育率相当，便能以此数值作为定居前出生率的参考。本文选择了13位1958年前后开始生育的女性作为调查对象，也让她们回忆自己母亲的生育情况。13位女性终生生育子女7.69个，她们母亲终生生育子女7.23个。1990年，张天路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了时年50-54岁、55-59岁和60-64岁哈萨克族女性的终生生育情况，结果分别是7.51人、7.47人和6.92人。(18)这些数据说明，哈萨克族人口出生率变化不大，1952年定居之前人口出生率应比之后的略低。

　　人口死亡率尽管有记录，但并不精准。1949年，新疆人口死亡率为20.82‰。(19)这个数值是估算的均值，牧区的死亡率应更高。一方面，婴儿死亡率很高。1944年前后北疆婴儿死亡率为400‰，柯尔克孜族地区死亡率达到了560‰。(20)另一方面，成人寿命很短。贾忠科根据新源县1949年以前的死亡登记资料计算出哈萨克族男女的平均生命只有30-40岁。(21)加上战乱影响，定居前哈萨克族人口死亡率应比全疆均值高出一些。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1949-1958年新疆人口出生率为30‰左右。(22)结合全疆人口死亡率20.82‰的均值，全疆1949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接近10‰。哈萨克族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都比全疆均值高，这意味着人口自然增长率应与全疆均值大体相当。简言之，定居前哈萨克族人口再生产模式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较低的自然增长率”的传统型。

　　一位88岁的老奶奶讲述了自己母亲的生育情况，同时也讲述了自己的生育状况：

　　我的父亲娶过两个老婆。第一个老婆怀孕3次，流产3次，自己也死于难产。第二个老婆就是我的母亲，共怀孕了19次，其中9次流产。生下的10个孩子中，有2个夭折了。母亲说“一个前一天走的，一个后一天走的，都是咳死的”。还有2个孩子未及成年便去世了，一个得了风寒，另一个是在转场途中病死的。我自己本来有7个孩子，但第一个儿子和最小的女儿在出生后分别因为伤寒和肺炎夭折了。与母亲她们相比，我们这一代人生育的条件好了很多，流产、夭折的孩子也少了很多。

　　定居后，盆地牧民人口增长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1952-1965年是第一阶段，出生率开始上升，死亡率开始下降，自然增长率小幅增长。而人口规模并没有大的变化。1959年分流后，盆地牧民仅余1200余人，之后几年迁入移民300余人。考虑人口自然增长因素，1965年盆地人口应接近2000人。1965-1990年是第二阶段，人口再生产模式转向了“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过渡型。前文提到的第一任女计生干部告诉笔者，盆地人口死亡率在20世纪70年代初降到了10‰以下，之后十年再降3-4个千分点，后维持在6‰-7‰的水平。按此推算，自然增长率长期维持在35‰及以上的较高水平。(23)1990年后是第三阶段，人口再生产模式逐步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型转变。1988年计划生育政策落实后，哈萨克族人口出生率在1990年后降至20‰，十多年后又降低了2-3个千分点。(24)尽管如此，但由于前一阶段出生人口进入生育期，人口仍保持着较快增长。

　　盆地人口增长主要是人口死亡率快速下降所致，主要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首先，定居后牧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已有研究表明，游牧转场过程中生育环境很差。妇女若在搬迁途中分娩，只能临时在地上铺些毡子，孩子出生后，即上马赶路。妇女产后没有固定休息日，产后2-3天就开始干家务。(25)婴幼儿死亡率过高与转场过程中频繁地移动相关。1991年，富蕴县婴儿死亡率为109.98‰。224例0-4岁死亡儿童中，死于家中和途中者201例(89.73％)，主要来自转场的牧民。(26)定居不仅改善了生育环境，还为产妇和婴幼儿提供了很好的物质保障。集体化时期，每个大队都保留了一部分供应肉乳的牲畜。按照规定，两位产妇可分享一只绵羊的肉和一只山羊产的鲜奶，两位婴幼儿可共享一只山羊产的鲜奶；其次，定居后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包括乡村卫生院和卫生室的建设、赤脚医生的培养、疫苗的普及和各类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等。盆地第一位接受新法接生培训的女接生员介绍了定居后生育条件的变化。

　　我的父亲是木里合部落的一位巴依，因此，我在1956年被选派到县里接受了为期28天的新法接生培训。之后，又被推荐到了阿勒泰地区卫生学校进修了两年多。在我之前，政府还培训了两位医生，负责看病，但接生的事管不了。1960年，我接生了第一个孩子。十多年后，政府培训的接生员逐渐增多，每个大队都有了1个接生员。一般来说，接生员也会接受赤脚医生培训，能够看最简单的病。公社有卫生室，感冒、发烧、头疼、脑热这些常见病可以得到治疗。但是，难产、大出血的情况我们处理不了，只有向县医院汇报，等待医生带着药箱赶过来。由于交通不便利，未及时救治而去世的情况也有，但比较容易出现在牧业队中。

　　大体来说，盆地经历了持续半个多世纪的人口增长，由1965年2000人增至1990年6000人，再增至2012年的14000人。第一任女计生干部提供的1988年前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数值并未区分哈萨克族、汉族和回族。笔者在盆地调查发现了两个方面值得关注的信息：一是汉族家庭孩子数量总体少于哈萨克族和回族家庭，多是2个，3个及以上的很少；二是汉族实施计划生育的时间比哈萨克族和回族早7年，按照规定一对夫妻只能生育2个孩子。(27)已有研究表明，新疆汉族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在1982年“三普”、1990年“四普”、2000年“五普”时分别为2.02、1.53和1.45，同期新疆少数民族妇女总和生育率分别为5.55、4.51和2.56。(28)这意味着，哈萨克族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高于盆地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的均值。另外，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汉族、回族人口便开始向城镇和非农产业(主要是商业)转移，实际在盆地居住务农的大体只占户籍人口的三分之一。1990-2012年，回族、汉族人口为主的喀拉奥依村和汉族人口为主的塔斯托别村在盆地居住务农的人口分别由750人、316人下降至2012年的245人和82人，还在盆地居住务农的汉族、回族人口主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口。(29)他们多准备再干几年，后到城镇与孩子同住，或是到城镇购房独住。汉族、回族人口迁移出后，空置房屋逐渐转卖给了周边哈萨克族村民。在盆地总人口中，哈萨克族人口比重将进一步提高，而汉族和回族人口比重将进一步下降。以上信息表明，盆地人口增长主要是定居哈萨克族牧民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

　　因地处偏远、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较弱、生活习惯与行为方式差异等原因，哈萨克族牧民很少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而是长期定居在盆地且从事农业生产。

　　1952年到1959年，流散牧民陆续返回盆地，逐步定居。如何解决人们吃饭的问题成为一个关键问题。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围绕“定居游牧”与“定居农业”有很多争论。“定居游牧”指通过定居改善牧民居住、医疗和教育等生活条件，仍以牧业为主要生计，牧区所需粮食从农区调运。阿尔泰山远离农区，调运不仅耗时费力，成本高，而且计划经济体制下跨区调运难度很大。基于这些现实因素的考虑，在水土条件较好的地方“开荒种地”便成为首选。政府调动全县劳动力在春季播种后集中开垦耕地，在盆地东北方几条山区溪流汇聚地修建了小型水库，沿着南北两侧修建了短距离的土渠。农业生产相当粗放，小麦亩产不到50公斤，个别地方甚至不足30公斤。客观地讲，发展农业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但解决人口的粮食需求是一个重要因素。

　　20世纪60-80年代，人口增长刺激着耕地的扩张，并推动农业向精细化方向发展。1966年，政府在原小型水库的基础上修建了可蓄水360万立方米的水库，延长和加宽了南北干渠，新修了若干支渠，为农业发展打下基础。而发展农业最有效的策略却是“分队”。首先，新队被安排到新开垦的地方发展农业。新队牧民多是单身男性，人口增长最快。以1966年组建的民兵连为例，当年仅有50名单身男性，1990年人口增至421人，2012年调查时已达857人。由于新增人口获得的生存性资源来自集体而非家庭，家庭感受不到人口压力，也就没有控制生育的意愿。每个队要养活新增人口，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就必须开荒以增加耕地。其次，土地的利用率大大提高。1984年包产到户时，盆地宜耕土地已尽数开垦。1987年基建队解散，80来户职工家庭竟无法获得耕地，表明人口与资源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最后，农业朝着精细化方向发展。20世纪70年代，政府开始推广农家肥，购买大型农机设备，改良小麦品种，小麦亩产达到了近70公斤。农业发展也要求有更多劳动力，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人口增长，这是很多游牧社会在定居后未及时采取人口控制措施的原因。(30)

　　20世纪90年代后，人口与资源的关系日益紧张，推动了农业的集约化。人口持续增加与耕地的有限性形成了鲜明对比，并很快在家庭层次表现出来。1984年包产到户时确定了“生不增，死不减”的原则，即以当年家庭人口数分配土地。家庭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生活单位，需要在内部解决新增成员的耕地问题。按照哈萨克族幼子继承制原则，幼子因承担着为父母养老的职责，分家时本可多得一份家产。但现在，他们成家后却面临着没有耕地或只能获得很少耕地的窘境，因为哥哥们已经拿走了自己的耕地。在牧区，这类没有耕地或耕地很少的牧户被称为“小户”，他们通常只有选择“代牧”(31)或务工(当地俗称“打零工”)来维持生计。一位1980年出生的小伙子和他的弟弟便是“小户”，选择了务工为生。

　　1997年我17岁，初中毕业。父母亲还年轻，家里有1个哥哥、2个姐姐和1个在上学的弟弟。我们家有25亩水浇地、10亩旱地和5亩草地，有10匹马、30只羊。哥哥和姐姐种地，父母放牧。第二年，我在一家炼铁厂找了一份工作，干了4个月。之后两年，我跟着一个汉族老板到山里淘金，每年5个月。那时，工资很低，每天20元。2003年，哥哥结婚，分走了10亩水浇地，家里的牲畜也都做了彩礼。我如果不打工挣钱，娶媳妇都困难。我夏天在建筑工地做小工，冬天到牧业村帮人代牧。我婚后(2007年)与父母同住，种余下的地，另外承包了我们村另一位牧民的10亩水浇地，仍在盆地周边做小工。2011年，弟弟结婚，给了他5亩水浇地。这点地根本就不够他们一家生活。所以，地还是我种，每年给弟弟一些口粮。弟弟和弟媳妇都在县城的厂子里打工，我和哥哥准备过两年帮助他在县城买一套房子。

　　为维持生计，牧民逐渐采取更加集约的方式发展农业。化肥开始普及，亩均用量持续增加。一位牧民说：

　　我1994年20亩地只用了1袋子底肥(50千克)，2012年用了6袋子底肥和6袋子化肥。

　　1992年，政府对水库堤坝进行了加固，将蓄水能力提高到了50万立方米，硬化了南北干渠以减少蒸发量。乡政府在盆地打了48口50米深的机井，以在枯水季补充农业用水。一些牧民购买水泵，将水渠中的水抽到耕地边上的蓄水池备用。替代性作物种植计划逐渐在盆地推广，政府鼓励和引导牧民改种适合当地气候、用水量少、市场价格较好的经济作物，比如土豆、豌豆和黑加仑。这些变化都意味着牧民试图以更高效的资源利用方式提高农业产出，以养活不断增加的人口。

　　毋庸讳言，定居后发展农业的确是由政府引导和推动的，而且受到了不同时期的体制、政策和地方需求的影响，但显然也受到了盆地哈萨克族人口自然增长的影响。定居后，较快的人口自然增长与农业发展两个过程大体同步，并很快就进入了相互强化的轨道。

　　三、定居后草原生态环境的变迁

　　当代生态人类学的核心问题是地方社区生态环境变迁是如何发生的？基本假设是原本对生态环境无破坏性的生产体系转向具有破坏性的生产体系，由此导致了生态环境变迁。(32)60多年来，盆地生产体系实现了游牧向定居农业的转变，这预示了生态环境的变迁。在盆地，生态环境变迁主要表现为自然景观的改造、生态系统的转换与生态环境的退化等。

　　自然景观改造既是定居和发展农业的前提，也是它们的结果。盆地东北吐尔洪河谷两侧至今仍保留了一片绵延4-5公里未经开垦的草场，草甸发育很好，蔓生着旱柳等灌木林。1956年，《新疆综合考察报告》曾对盆地的生态环境做过描述：“吐尔根(吐尔洪)盆地具有最广大的淤积平原，其上生长着一片好草，其间蔓生芦苇的沼泽——称科克塔勒湖。”(33)调查中，笔者搜集到了8种灌木、4种乔木和14种草的资料，老人们用“狗鼻子都穿不过去”“羊会迷失在草丛中”来形容植被的繁茂。显然，这种自然景观适宜牧业而不适宜农业。“改造”的过程既是集中的，又是渐进的。1956-1960年是集中改造的时期，政府调集全县劳动力，春耕后集中在盆地开荒。首先要伐掉乔木和灌木并刨掉树根，然后清理草场并将草皮翻到30公分以下，再平整土地并捡去碎石。1960年后是渐进改造的时期，通过分队，将劳动力输送到新开垦的地方，以队为中心继续拓展。定居点(村落)多选在河谷两侧台地和山前冲积扇上，同样需要清理植被、平整土地。一位85岁的老人向笔者描述了1960年集中开垦耕地的情况。

　　男人们5人一组开地，女人们5人一组将树木、灌木用骆驼、马和牛驮到公社食堂用作柴火。吐尔洪河边搭建了很多毡房，一个毡房可容纳20余人，因为喀拉通克、铁买克、喀拉布勒根等地的牧民也被组织来开地。开垦耕地有两个基本步骤。第一步工作是清理乔木和灌木。树木和灌木被分为建材和柴火，分别拉到铁木加工厂和公社食堂。粗壮的乔木用于建房，藤条类灌木用来搭建房屋的顶棚。第二步是犁地，将草皮翻到地下。每个男人都获得了一把洋犁或土犁，由一头牛或一匹马牵引。公社定期对各个小组开地情况进行评比，给表现好的组在地头绑一朵红布扎的花，我们组也得到过。还会给表现好的组员发烟、糖和香皂，一个星期奖励一次。我得到过一盒莫合烟，味道特别好。

　　自然景观改造只是以定居和农业为中心重构盆地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在这套新的生态系统中，还有与定居和农业发展相配套的水利系统、道路设施、种植作物等。集体化时期，每个大队仍保留了一部分畜群，以满足农业生产中对畜力和生活中对骑乘、肉奶和运输的需求。比如，笔者调查的一个村有90匹马、30头公牛、50-60头奶牛、600只绵羊、500只山羊和6峰骆驼。夏季畜群由专人带到阿尔泰山深处的集体牧场放牧，其他季节散放在河谷、湖泊、山前等未开垦的草场。包产到户后，牧民开始向未开垦草场进军，将这些草场也开垦为耕地，完成了草原放牧生态系统向农田生态系统的历史性转变，“绿色如绸带”的草原生态景观转变为了阡陌纵横的农田生态景观。

　　定居后盆地生态环境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山林生态系统的破坏，主要源于生活中对建材和燃料的需求。盆地经历了四次建房热潮，在21世纪初富民安居房建设之前，主要原料都是木材。一套两居室的土坯房需要15方木材，室内家具需要10方木材。以1户家庭计算，建3次住房，耗费75方木材。与燃料需求相比，建材需求不值一提。阿尔泰山本是极寒之地，冬季长达8个月需要供暖。阿尔泰山少煤，需从400多公里的奇台拉运，运费高于煤炭本身的费用。因此，2000年天然林保护政策落实以前，牧民的燃料(做饭、供暖等)皆以木材为主。入冬前，每户皆需到盆地东北山林中伐木，用马爬犁运回。保守估计，一个家庭每个冬季至少需要10余方木材作燃料。若再将其他季节燃料计算在内，将超过15方木材。政府、机关单位、学校需要的建材和燃料同样取自山林，周边无山林村落中的牧民通过盆地的亲戚、朋友间接获取木材资源。人口增长、村落分化和家庭析分都加剧了对山林资源的索取。一出持续了40年的“公地悲剧”在盆地上演，而牧民、政府、机关单位和学校都是主角。笔者在调查过程时，听到一位58岁的男子讲述了他上山伐木的经历。

　　1984年到1994年，我都靠拉木材挣钱。按照规定，村民有一个月拉柴火的时间。一个家庭只能够上去15次，拉一天休息一天。每次上去，都需要有护林员开的“条子”。但是，我是一周只休息一天，而且有两个爬犁子。这当然不符合规定，我和护林员的关系很好，不需要“条子”也能上山。一爬犁子木柴要花25元买一张票，可以拉1-1.5方木材。所以，一个家庭能拉下10-15方木材。除了自己用，也能够卖出去一部分。市场上，一方木材的价格是250元。最多的一年，我卖出去20方木材，挣了5000元。为了与护林员搞好关系，我平时会请护林员吃肉、喝酒，用摩托车接送他们。我虽然是拉木材最多的，但一般村民也会想办法和护林员搞好关系，一年可能卖出去5方左右的木材。

　　增长的人口以新队的形式分配到新开垦之地，圆周式地向外扩张耕地。经过持续40年的拓展，对资源的利用达至极限。分队本来是应对定居点人口与资源紧张关系的策略，但资源的有限性与人口过快增长间的矛盾注定这一策略迟早会失效。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更集约化的资源利用才可能维系现有生产生活体系。已有研究表明，草原地区农业的集约化策略是饮鸩止渴，会降低地方实践的可持续性，甚至导致环境不可逆退化。(34)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盆地生态环境退化逐步加剧，并在之后20年不断强化。

　　首先，农田生态系统退化。一位参与了历次“开荒”进程的牧民描述了土壤的变化：

　　翻开草皮时就像切开羊肝的感觉，土是黑的，松松的，小麦收成很好。过了十多年，土的颜色就变成了灰色，政府让我们在秋收后施用农家肥，次年春耕前翻到地下。又过了十多年，土就完全变黄了，我们开始施用化肥。

　　土壤颜色“黑色—灰色—黄色”的变化反映出肥力持续下降，而必须通过施肥来维持产出。包产到户后南北干渠外侧新开垦的耕地，因土质较薄，十多年后已无法种植小麦，相当多的土地已经抛荒。水开始变得紧张，前文提到打水井、建蓄水池等便是应对策略。然而，此种策略也很快失效了，因为水库已无法按照设计库容蓄水了。牧民自己分析有两个原因，一是冬季降雪减少，二是水库淤泥太多。为此，政府开始资助牧民变漫灌为滴灌、喷灌，以提高水的利用效率。两方面因素弱化了这项措施的效果：首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缺水的问题；其次，滴灌和喷灌增加了生产成本。在此，政治生态学关于环境退化与经济边缘化相互强化的假设得到了验证。就是说，当环境已经开始退化，人们选择了通过增加生产投入来维系现有生产体系及其效益，导致经济生产边际效率递减，反过来又进一步加速了环境退化。(35)一位退休的汉族大叔曾是水库的管理员，他认为缺水是最大的问题，但也与山林的退化相关。

　　降水确实减少了，但不完全是没有水的问题，而是水库没有办法蓄积足够多的水。水库的堤坝是1966年修的土坝，1973年决堤过。尽管1992年对进行了加固，但始终无法解决渗水的问题。这导致水库不能承受12.5米的设计水位，最高蓄水位实际只能达到11米。每年山里融雪形成的山洪，有一半的水必须放掉。另外，定居后生产生活需求已经导致山林和山地草原严重萎缩，洪水夹杂的泥沙已经在水库底部形成了3-4米的泥沙层。几条河流汇集处已经成为一块新的冲积扇，新生出一片旱柳林。两户牧民在此修建了住房，开垦出一片耕地。

　　其次，山林生态系统退化。这套系统包括森林、山涧溪流和山地草原，彼此相互依赖，又相互影响。山林“公地悲剧”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态后果。越是靠近盆地的山林，越是被砍伐得厉害，成了牧民所说的“光头林”。山林间分布着多条山涧溪流，山林被伐光后，每到融雪季节，碎石、泥沙夹杂在洪水中奔流而下，填塞了溪流。泥沙随溪流进入水库，常年淤积，又无法清理，降低了库容。溪流两侧的台地原是最好的草场，草场上散布着大小不一的泉眼。夹杂着泥沙的洪水也摧毁了这些草场，填堵了泉眼。南北干渠外侧未“开荒”之前原本也是草场，有泉眼分布。泉水周边生长的小灌木在“开荒”时被刨掉，泉眼很快被堵住，以至于原本靠泉水滋养的土地很快变成了真正的“旱地”，最终被抛荒。牧民的主业尽管已是农业，但每户都保留了少量牲畜以满足肉乳需求。夏季，牧民原本将牲畜放养到这些草场，现在只有花钱将牲畜托养给牧业队的牧民代牧。一位69岁的大叔在1992年将自己山间溪流边的草场开垦为了耕地，他向笔者描述了山林、草场和耕地的变化。

　　树被砍之后，很多泉眼都被堵住了，出不来水。我们在的库热萨伊原来有4-5个泉眼，现在这些泉眼都干了。以前，泉眼中出的水会把人冲掉，现在已经干了3年了。我感觉干掉的原因有3个：首先是雪比以前少了，其次是树砍光了，最后就是地下水的水位低了。其他萨伊的情况与库热萨伊的情况差不多。在树多的时候，融雪后的洪水就多。树少了，洪水就很少见。现在一发洪水，水都是黑的，里面夹杂着各种泥土、石块。原来，我们地里原有4口泉水，现在只有1口了。树少了后，好草也就没有了。实际上，只要有树，草也就好，长得高。原来常见的煮桑、别特给都是好牧草，现在很难找到。(36)

　　最后，环境风险加剧。牧民常用“白灾”与“黑灾”来描述环境风险，前者指雪灾，后者指旱灾。对游牧业来说，白灾危害更大，冬春交界之际的暴雪可在极短的时间造成牲畜大量死亡。黑灾也对游牧生产有影响，但牧民可通过更大范围和更频繁的移动来逃避或降低影响。然而，一旦定居并从事农业生产，旱灾便无法逃避。1959-2014年，盆地发生雪灾20次，旱灾13次。雪灾主要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前，之后逐年减少，2000年后仅发生2次。旱灾频率呈相反态势，2000年前累计发生7次，之后发生了6次。尽管相关记录中20世纪60-70年代发生了3次旱灾，但牧民对此却几乎没有记忆。这说明此时生态环境尚未发生不可逆的退化，抗风险能力较强。这也意味着，旱灾之所以成为“灾害”，还取决于人们应对能力的大小。2012年是大灾之年，13个村中3个村没有及时浇上水。政府不得不对3个村进行救济。一些牧民卖掉了手中仅有的三四只羊，以渡过难关。2014年开展贫困户精准识别时，3个村贫困户的数量显著超过其他村，旱灾是致贫的主因。

　　以上分析表明，生态系统中各个亚系统间存在着相互强化的机制，山林生态系统退化加剧了农田生态系统的退化。退化最终以环境风险的形式进入牧民的生产生活领域，维系现有生产体系愈加困难。牧民缺少应对风险的能力，原本有效的策略开始失效。简言之，牧民的社会脆弱性(37)显著增加，但他们不只是受害者，也是主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四、后定居时代牧民与草原生态环境关系的新变化

　　2012年笔者调查时，盆地生态环境退化加剧与牧民社会脆弱性增强的双重困境似乎仍然看不出破解的可能性。一方面人口仍在持续增长，而且仍以农业为主要生计；另一方面生态环境退化弱化了农业发展的效益，牧民维持生计愈加困难。2018年和2019年，笔者再返盆地调查时发现，牧民人口的自然增长开始减缓，牧民积极地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为摆脱双重困境创造了条件。

　　首先，牧民生育决策理性化①趋势显著。对比1990年“四普”、2000年“五普”和2010年“六普”哈萨克族人口数据就会发现，0-14岁人口占比由42.95％下降至30.88％，后再下降至23.77％。同期，65岁以上人口占比由2.64％升至2.91％，再升至3.9％。②这些数据说明，哈萨克族人口的年龄结构由年轻型转向了成年型，人口自然增长由快速型转变为了稳定型。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出生率逐渐降低到了15‰及以下，人口自然增长率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反映出牧民生育决策的理性化。③一位69岁的老人说，自己在1988年第三个孩子出生后便到医院做了结扎手术。他告诉我，人们接受计划生育政策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耕地无法再增加，家庭无法为更多的子女提供生产资料；二是并非人们愿意多生，而是之前没有很好的节育措施；三是原来多生是因为流产和夭折的孩子多。笔者对盆地一个村1990年后进入生育期的20对夫妻做了调查，12对夫妻有2个孩子，4对夫妻有3个孩子，3对夫妻有1个孩子，1对夫妻没有孩子。虽然每个家庭选择生育子女数量的原因不尽相同，但都认为无法为更多孩子提供土地、牲畜等生产资料是主因。另外，牧民愈发重视孩子的教育。2012-2013年调查时，笔者已经注意到牧民倾向于将孩子送到县城的中小学就学，而且多选择“汉校”。他们提供的理由很多，但主要是“县城学校教学质量更高”与“学习汉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今后好找工作”两个原因。一些家庭夫妻带着孩子在县城租房生活，男性务工，女性照顾孩子。另一些家庭男性留在盆地搞生产，女性带着孩子在县城租房。在计算牧民家庭支出时发现，子女教育的支出通常占家庭总支出的40％以上。这反映出牧民对孩子教育的重视，他们愿意为孩子的美好未来进行投资。以上信息表明，牧民节制生育是自愿的，是个人生育决策理性化的结果。

　　其次，哈萨克族年轻牧民逐渐进入城镇就业和生活，缓解了盆地人口压力。2012年调查时，当地政府开始将未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送到职业技术学校培训，培训合格后安排到本地企业就业。2013年，笔者曾到富蕴县城周边多个铁矿厂和喀拉通克铜矿对盆地务工的年轻牧民做过调查。调查发现，男性多在厂子里干体力活，女性多在厂区周边餐馆做服务员。未结婚时，他们多在厂区集体宿舍居住。婚后，多在厂区周边以较低的价格租民房居住。夫妻两个每月工资加在一起有三四千元，去掉开支后能结余一两千元。由于在盆地没有耕地、草场、牲畜等生产资料，多数牧民没有返回盆地的意愿，而是期待能在城镇获得稳定的就业，并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积累在县城购房的资金。2014年以来，当地政府开始采取措施鼓励和引导年轻牧民进入城镇就业生活。一是对进城就业生活的牧民提供购房补贴，与富民安居房的补贴相当；二是在城郊的牧民定居点安置没有基本生产资料的牧户，引导他们在周边厂矿务工就业；三是对进入城镇的牧民提供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并帮助介绍工作。这些措施为盆地年轻牧民进入城镇就业和生活创造了条件，推动了牧民的城镇化进程。2018年，笔者在县城东郊一个小区见到了30多位来自盆地的牧民，其中包括我之前调查时的房东。他年轻时也曾外出务工，婚后回到盆地务农、务工。2015年，他们一家搬到县城，先是租房，两年后在县城购买了一套住房。现在，他与几位同乡一起在县城及周边乡镇建筑工地揽活干，妻子在一家服装店当销售员，收入尚可。

　　二十多年前，凯若琳·汉弗瑞(Caroline Humphery)和大卫·史尼斯(David Sneath)宣称游牧民“同样渴望城镇生活”；(41)十多年前，哈扎诺夫(Anatoly M.Khazanov)指出游牧民面临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全球化带来的“老问题，新挑战”。(42)在吐尔洪盆地，现在可以看到，游牧民已经走出定居点，进入城镇就业和生活，开启了后定居时代的新生活。

　　第三，牧民的生计模式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一是部分家庭延续了“农牧并重”的生计模式，但牧业的重要性显著增强。进城牧民多将土地交给自己的兄弟耕种，使细分的土地重新集中，夯实了留居牧民发展生产的基础。由于盆地气候寒冷、无霜期短，小麦仍是最主要的作物，但牧民多会适度扩大豌豆、苜蓿的种植面积。秸秆、豌豆藤和苜蓿都是很好的饲草，牧民有条件畜养更多牲畜，牧业收入也有所提高。二是部分家庭形成了“半耕半工”的生计模式。牧民仍从事农业和牧业生产，但季节性地外出务工。男性多在城乡的建筑工地做小工，女性多季节性地到种植大户那里捡棉花、葵花和沙棘。三是部分家庭选择了“半耕半商”的生计模式。近年来，吐尔洪乡政府在街道两侧兴建了三栋商业楼，在阔克塔勒湖(已更名为“可可苏里”景区)西侧修建了旅游纪念品销售区，在各村修建了小店铺。一些牧民承租店铺，销售日用品、农牧产品和手工艺品等。店铺经营者多是女性，她们的丈夫仍从事农牧业生产。在三种生计模式中，农业都是兼营其他生计的基础。对“半耕半工”和“半耕半商”的家庭来说，农业收入只占家庭收入的1/3，但稳定性比务工和商业高，是家庭经济的安全阀，不可缺少。总的来说，牧民在生计上有转向非农产业的趋势，家户经济多元化格局初步形成，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开始降低。

　　最后，山林生态系统逐渐恢复。前文已叙，2000年开始天然林保护政策得到落实终结了山林的“公地悲剧”。2003年后，退耕还林工程实施，山涧溪流谷地开垦的耕地和被破坏的草场首先被纳入进去，后又逐渐覆盖了沿山一带退化的草场和抛荒的耕地。2019年笔者调查发现，几条重要的山涧溪流树林已经开始恢复，山地草原相比2012年有了较为显著的改善。一些牧民在沿山一带种植黑加仑，发展特色林果业。还有一些牧民种植普通乔木，成林后可伐木销售，又在林下种植苜蓿。两种选择既可享受退耕还林的补助，又发展了家庭经济。山林生态系统逐渐恢复，为盆地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盆地位于阿尔泰山东部青河县三道海子景区与富蕴县可可托海景区之间，两县正在积极打造“三道海子—可可托海”环线旅游线路。盆地东北山林和西北的阔克塔勒湖是两个重点打造的景区，周边各村将重点发展以民宿为主的乡村旅游。

　　大体来说，上述新变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人口自然增长速率减缓与人口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缓解了人口过剩的压力，降低了从环境中提取资源的强度；另一方面牧民逐步从不宜耕作的土地和草场中撤出，从山林中撤出，使得盆地生态系统逐渐恢复。随着乡村旅游业的发展，牧民的生计格局将更加多元，牧民对盆地资源的利用将进一步减少，牧民与草原的关系会重新走向平衡。

　　五、结论

　　吐尔洪盆地只是阿尔泰山南麓的一个小地方，但游牧民定居后较快的人口自然增长、农业发展和由它们相互强化引发的生态环境变迁在新疆北部牧区有普遍性。如本文的个案所示，定居导致了盆地哈萨克族牧民较快的人口自然增长，推动了农业的发展。以农业为主的新生产方式和定居后对山林等资源的利用推动了对自然景观的改造，导致草原生态环境的退化，使牧民与草原的关系由平衡走向失衡。草原生态环境的退化反过来要求牧民改变资源利用方式，降低资源利用强度。牧民通过自愿节制生育和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降低了对盆地资源利用的强度，逐步缓解了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关系，为重新平衡与草原的关系创造了条件。在这个过程中，牧民与草原的关系经历了“平衡—失衡—重新平衡”的阶段性变化。应该注意的是，“多生”或是“节制生育”，“开荒”或是“抛荒”，“农业为主，牧业为辅”或是“农牧结合”，“半耕半工(商)”尽管都受到了国家相关政策、地方经济社会变化的影响，但主要是牧民基于现实需求、未来期盼和客观条件自愿做出的理性选择。因此，在游牧民定居与草原生态环境变迁关系的分析中不能将牧民视为旁观者或被动的承受者，而应将他们作为最主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本文选择的“由内而外”的分析进路按照三个步骤展开。首先，在一个较长时段中，从地方社会内部去描述和分析人口自然增长与资源利用变化相互强化的过程。强调“长时段”是因为人口自然增长和生产体系转换都有一定的周期，而两者相互强化所带来的环境与社会后果往往在一段时期后才会显现出来。其次，通过人口自然增长与资源利用变化来衔接生态环境变迁和社会文化变迁。从生态环境的方面看，是要搞清楚人口自然增长与资源利用变化产生了哪些影响，如何产生了影响，以及导致了哪些显著的变化。从社会文化方面看，要搞清楚人口自然增长与资源利用变化受到哪些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又对社会文化哪些方面产生了影响。生态环境变迁也可能反过来对人口自然增长和资源利用变化产生影响，进而促使社会文化做出新的改变。社会文化变迁、人口自然增长、资源利用变化和生态环境变迁构成了一个存在正负反馈的关系链，而人口自然增长与资源利用变化是衔接社会文化变迁与生态环境变迁的中介。最后，将小地方嵌入于大世界之中，分析外部因素如何影响了人口自然增长与资源利用变化的关系，如何借此介入地方人群与所处生态环境的关系中并产生影响。地方人群与所处生态环境关系的变迁有很强的外部性，即会受到外部各种因素的影响。但是，这些外部因素首先会作用到人口与资源利用两个变量上，通过影响人口自然增长与资源利用变化，参与并推动地方人群与所处生态环境关系的变迁。

　　笔者认为，聚焦地方人群人口自然增长与资源利用变化，有利于统合社会文化变迁与生态环境变迁两个过程，有利于衔接地方社会与外部世界，有助于增强生态人类学对地方人群与生态环境变迁关系的解释能力。

　　注释：

　　①崔延虎：《游牧民定居的再社会化问题》，《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②Caroline Humphery and David Sneath,The End of Nomadism? Society,State and Environment in Inner Asia,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9.

　　③罗意：《“游牧—定居”连续统：一种游牧社会变迁的人类学研究范式》，《青海民族研究》2014年第1期。

　　④⑥黄宗智：《走出“马尔萨斯陷阱”——博塞拉普〈农业增长的条件：人口压力下农业演变的经济学〉导读》，《文化纵横》2015年第3期。

　　⑤⑧Benjamin S.Orlove,“Ecological Anthropolog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9,1980.

　　⑦Thomas Hylland Eriksen,Small Places,Large Issues: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Second Edition),London:Pluto Press,2001,p.84.

　　⑨Fredrik Barth,Nomads of South Persia:The Basseri Tribe of the Khmanseh Confederacy,Oslo:Oslo University Press,1961,p.113.

　　⑩罗意：《“游牧—定居”连续统：一种游牧社会变迁的人类学研究范式》，《青海民族研究》2014年第1期。

　　(11)李建新、杨钰、姜楠：《结构差异视角下的新疆人口转变》，《西北人口》2019年第3期。

　　(12)Avinoam Meir,“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A Neglected Aspect of the Nomadism-Sedentarism,”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Vol.11,No.2,1986.

　　(13)Kathleen A.Galvin,“Transitions:Pastoralists Living with Chang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38,2009.

　　(14)袁广岳、张绍祖：《富蕴县土尔浑牧区的农业生产互助组(1953年4月)》，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新疆牧区社会》，农村读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83页。

　　(15)杨廷瑞、杨松贤：《富蕴县哈族且柔奇氏族畜牧业生产发展中的四个问题(1953年4月)》，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新疆牧区社会》，农村读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67页。

　　(16)1990年，盆地人口数据出自《富蕴县地名图志》(内部资料，1991年)，2012年盆地的人口数据是2012年5月吐尔洪乡派出所提供。吐尔洪盆地现在是阿勒泰地区富蕴县吐尔洪乡乡政府所在地。

　　(17)阿维隆·梅尔(Avinoam Meir)对全球多个游牧社会的人口出生率做过统计，数值为25.0‰-48‰，即在无生育控制的情况下可高达48‰。参见Avinoam Meir,“Comparative Vital Statics along the Pastoral Nomadism-Sedentarism Continuum,” Human Ecology,Vol.15,No.1,1987。

　　(18)张天路：《民族人口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页。

　　(19)周崇经：《中国人口(新疆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109页。

　　(20)张天路：《中国穆斯林人口》，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页。

　　(21)贾忠科：《哈萨克族人口素质分析》，《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

　　(22)周崇经：《中国人口(新疆分册)》，第81页。

　　(23)1963年，哈萨克族人口较为集中的伊犁、塔城和阿勒泰地区，人口出生率分别为39.45‰、43.58‰和45.24‰，可作为盆地人口出生率的参照，也说明43‰数据应较为可靠。全国哈萨克族人口死亡率在1974年为10.1‰，1990年降到6.85‰，2010年降至5.15‰。从全国来看，哈萨克族定居主要发生在1984年后，因此到20世纪90年代后才下降到正常水平。考虑到吐尔洪盆地定居较早，人口死亡率降低的速率应显著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盆地第一任女计生干部提供的数据应比较可信。参见周崇经：《中国人口·新疆分册》，第84页；田雪原：《中国民族人口》(第4集)，中国人口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180页。

　　(24)田雪原：《中国民族人口(第4集)》，第176、180页。

　　(25)周亚成：《哈萨克族妇女生育习俗调查》，《西北民族研究》1996年第2期。

　　(26)路慧琴、侯建华、于慧琼、王兰婷：《富蕴县哈萨克族0-4岁儿童死因分析》，《中国公共卫生》1995年第10期。

　　(27)1992年7月1日发布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计划生育办法》(2003年起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取代)规定：“汉族农牧民一对夫妻可生育两个子女，少数民族农农牧民一对夫妻可生育三个子女。”参见王朋岗：《新疆人口生育水平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李建新、杨钰、姜楠：《结构差异视角下的新疆人口转变》，《西北人口》2019年第3期。

　　(28)王朋岗：《新疆人口生育水平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29)1990年盆地11个农业村人口数据出自《富蕴县地名图志》(内部资料，1991年)。2012年喀拉奥依村和塔斯托别村在盆地居住务农的汉族、回族人口数字是2012年5月笔者在两个村调查时所做的统计。

　　(30)Avinoam Meir,“Comparative Vital Statics along the Pastoral Nomadism-Sedentarism Continuum,” Human Ecology,Vol.15,No.1,1987.

　　(31)在盆地，“代牧”有两种形式。一是季节性代牧，即将一两个村牧民家中零散的牲畜集中起来到夏季牧场放牧，按小畜(绵羊、山羊)每只10元/月，大畜(牛、马)80-100元/季度获得酬劳；二是常年代牧，即到牧业村帮助牧民放牧，与牧民家庭一起转场，按1000-1500元/月获得酬劳。

　　(32)罗意：《政治生态学：当代欧美生态人类学研究范式的转向》，《云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33)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队：《新疆综合考察报告(1956年)》(内部资料)，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10页。

　　(34)Paul Robbins,Political Ecology:Critical Introductions Geography,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2004.p.14。

　　(35)Paul Robbins,Political Ecology:Critical Introductions Geography,pp.76-77.

　　(36)“萨伊”“煮桑”与“别特给”都是哈萨克语，分别对应汉语中的“溪流”“狐茅”和“滨蒿”。

　　(37)社会脆弱性是指生计受到灾害和环境风险冲击和压力时，受害者应对能力的大小，它是由个人和集体脆弱性以及公共政策决定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带有损害力的事件对个体或群体生计的干扰后果，即风险暴露程度；二是个人或群体适应和应对这些变化的效果，即应对能力。参见张倩：《牧民应对气候变化的社会脆弱性——以内蒙古荒漠草原的一个嘎查为例》，《社会学研究》2011第6期。

　　(38)人口学家用“生育决策的理性化”来解释“有意识地控制生育的观念”逐渐增强的现象。工业化和城市生活大大改变了家庭在生产、消费、教育和娱乐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家庭重要性减小，缓解了赞同高生育率的社会压力。这是因为社会压力是由农业大家庭结构所造成的。义务教育的普及，将儿童从潜在的劳动大军的行列中分离出来，使儿童的经济价值降低。另外，死亡率，特别是婴儿死亡率，有了大幅度的下降。这些主要的社会变化削弱了高生育率的压力，有意识地控制生育的观念逐渐增强。参见米歇尔·斯·泰特尔鲍姆著、孙力译：《人口转变理论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顾宝昌主编：《社会人口学的视野：西方社会人口学要论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45页。

　　(39)田雪原：《中国民族人口》(第4集)，第208页。

　　(40)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包括伊犁州直、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是我国哈萨克族人口最主要的分布区域，2017年该州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分别是15.21‰、11.78‰和3.43‰。相关数据来源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编：《新疆统计年鉴·2018》，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年版，第87-88页。

　　(41)Caroline Humphery and David Sneath,The End of Nomadism? Society,State and Environment in Inner Asia.

　　(42)Anatoly M.Khazanov,“Contemporary Pastoralism:Old Problems,New Changes,”[英]当·查提、[美]绰伊·斯特恩伯格主编：《现代游牧民及其保留地：老问题，新挑战》，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