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张杰）11月21日，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城乡发展与协同治理研究院、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联合举办的第二届“西北城乡发展与协同治理研究院2021年前沿论坛”邀请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上海市曙光学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叶超作题为《朝向治理科学：地理学与其他学科深度交融的路径》的学术报告。在讲座中叶超提出，治理是涉及地理科学与自然、社会、人文与技术的前沿交叉领域，地理学应该在治理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

　　探究地理科学与治理的关系

　　叶超的讲座从其课件封面的一幅大禹治水的油画开始，油画描述的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禹治水的故事。叶超认为，治理在中国最早的表现是治水，大禹治水奠定了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重要基础，由此延伸到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再到如今的全球治理，治理逐渐成为当前社会面对的重要问题和学术研究领域。

　　近年来，“治理”已经成为很多学科关注的热点问题，可以说是当前学术研究领域的一个“关键词”。在叶超看来，虽然很多学科都在进行治理研究，但治理还没有形成一门可以称为治理科学的专门学问，而仅是一个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

　　在中外古代历史上，不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治理都和地理学有密切关系。在叶超看来，第一，地理环境承载治理。在古代中国，治理思想源于人与水的共处经验，治理源于疏导河流，农耕文明影响下的治理具有稳定内向性，治理重点关注郡县化的内陆地区；而就古代西方而言，因其与海洋文明密切相关，西方岛屿众多，造船技术发展，西方的治理源于掌舵船舶。第二，地理知识支撑治理。地理知识在治国之道中具有重要地位，中国古代王朝通过建立一套地理体制来实现对国家的治理，比如《周礼》就曾记载：“惟王建国，辩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民为极”。此外，地图也是一个知识集合体，是治理的重要工具。第三，地理实践推动治理。比如，在中国古代，《禹贡》既是地理著作也是治理纲领，基于自然基底和社会条件，建立起以“九州”为核心的国土综合区划。第四，治理方案也蕴含着空间秩序。比如中国古代的“五服”圈层模型和西方的“T—O”地图模型，其中，“五服”圈层结构代表了王朝政权所倡导的统一和层级秩序，而“T—O”模型的板块结构则代表了海洋贸易所倡导的公平和竞争秩序。到了地理大发现时代，东西方的治理思想和观念也在进一步发展。

　　叶超介绍到，人居世界是人文地理学一直以来关注的重点话题。身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的人居环境也在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从宏观环境而言，气候在发生巨大变化，自然灾害频发，人类如何响应、解决、治理这些问题，需要包括人文地理学在内的多学科协同介入。另一方面，从微观的生活环境而言，我们生活在一个快节奏时代里，时空被压缩，变得渺小。如何去回应、研究人类生活时空的巨大变化，也是人文地理学需要关注的问题。

　　叶超认为，长期以来，单一服务于现实需要或“任务”使地理学成为一种治理之术，弱化了地理学的社会性、学术性和人文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呼唤地理学与其他学科交融产生新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尤其是“四个面向”（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科技发展要求，为治理研究指明了方向。

　　叶超认为，尽管地理学对于治理的研究早已经投入其中，但治理要成为一门科学，不但需要地理学和其他学科交叉和融合，而且要深度交融起来，才能达成目标，地理学介入治理，不仅要从理论角度，而且要从实践角度，包括政策制定、空间规划等。

　　跨学科治理理论与前沿研究

　　在讲座中，叶超围绕地理学与治理如何融合发展这一关键问题，介绍了经典的跨学科治理理论，西方学者对治理理论的研究及思考，以及当代治理研究的前沿进展。一方面，人地耦合成为治理的核心理念，多尺度多主体治理研究成为特色。在此基础上，叶超比较了当前中西方治理方面的差异。他说，中国和西方国家流动性和稳定性格局的差异，对乡村治理模式有深远影响，制度和文化创新是中国城乡治理的关键。

　　在系统梳理国内外地理学与治理研究的轨迹与特点的基础上，叶超提出，地理学的治理研究正处于加速发展阶段，建立治理研究框架是地理学与治理融合发展的首要任务。

　　叶超认为，地理学要在传承生产力布局、资源环境承载力、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空间结构、地域功能等经典议题基础上，加强对社会空间的研究，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格局和治理的地理学内涵，全面认识现代化进程中的自然和人文要素关系，掌握多尺度、多主体耦合的复杂系统分析方法，创新空间模拟和智能技术，形成地理学治理研究的核心价值、思想、方法和技术，进而围绕“十四五”时期地理科学整体发展战略，凝练地理学治理研究的基础议题，构建面向治理的学科体系，形成理论与应用研究并重的学者网络，以此提升中国地理学在国际治理研究中的影响力，促进地理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将自然与人文有机结合的理念应用于社会治理，增进居民福祉，并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可持续发展。

　　学科融合形塑治理科学的路径

　　叶超坦言，当前治理与地理学之间缺乏互动与衔接，治理没有成为地理学科的核心关切，地理学方法在治理研究中缺乏集成，地理技术与人才对治理贡献度不够。

　　地理科学必须顺应治理大势，积极应对时代挑战，从价值、思想、方法、技术等维度发掘治理与地理融合发展的路径。从基础研究、平台建设、人才合作三方面提出地理学与治理融合发展的策略，形成地理与治理融合发展的框架。

　　叶超提出，在价值层面，要融合人文科学，彰显价值导向。在具体路径上，突出地理学的可持续发展，安全、公正、以人为本等价值观念，梳理地理学与治理融合发展的脉络，厘清地理学的治理观念演变，聚焦治理的伦理、情感、艺术等维度，吸收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价值支撑。在思想方面，要融合社会科学，促进多元共治。百年来，中国的治理重心经历了从乡村治理、区域治理、城市治理、城乡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发展演变过程。面对社会大势，要推动人地关系理论创新，提升对多尺度可持续发展格局的认知水平，加强国土空间规划原理研究，形成超流动社会时代的决策支持理论，发展网络化治理理论，构建物质—经济—社会属性一体的治理网络，拓展多元共治思路。在方法层面，要融合自然科学，提升治理能力。近年来全球灾害发生频率显著上升，要凸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强调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健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探索建设生态文明的指标和监管方法；建立国土空间结构管控优化的模型，探索落实“人口资源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原则的方法。

　　在此基础上，叶超提出了地理学与治理融合发展的策略。第一，强化学术基础研究、地理科学的治理价值观念研究、社会—生态系统治理思想研究，多尺度多主体治理的效用研究和关键治理技术的攻坚研究。第二，优化学科平台建设，确定学科定位，增强学科管理，营造科研氛围，建设学科基地。第三，构建学科队伍，建立学术合作关系，项目合作与资源共享，加快人才培养。

　　据悉，本次报告由西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院长马利邦主持，西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书记于国建、副院长焦亮、院长助理张学斌参会，全国各大高校的专家学者共600余人通过线上方式聆听了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