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社会思潮的“改头换面” 

后疫情时代，国内各种负面社会思潮转入潜伏状态。潜伏并不意味着永远销声匿迹，而是暂时的蛰伏。其实这些思潮并没有远去，只不过由于环境的改变，它们现身的方式和手法发生了转变而已。社会思潮的变化极具流动性，各种负面社会思潮就好像长着许多脑袋的怪兽，它们视环境的变化选择以不同的面孔出现。 

由于西方社会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以及西方国家疫情防控不力导致乱象横生，我们认为，至少在当前一段时期内，与西方价值观紧密勾连在一起的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个人主义等社会思潮在我国已然不得人心，它们想要露面，必须改换行头。这些社会思潮如何改头换面？这就要求其在战略战术上进行转变。细究后疫情时代各种负面社会思潮的呈现方式，我们发现它们发生了以下转变： 

▲ 首先，其斗争策略从阵地战转向了游击战。随着我国抗疫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以及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大力推进，各种负面社会思潮逐步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根基。各种负面社会思潮试图像从前一样，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正面交锋，用阵地战的形式赢得中国民众的认同，已经变得没有任何可能性。面对情势的急剧变化，负面社会思潮在斗争策略的选择上，不得不从阵地战走向游击战。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负面社会思潮没有固定的斗争场所，但同时也意味着，它们的斗争场所无处不在。民生问题或将成为它们未来斗争的突破口，哪里出现民生问题，负面社会思潮就可能在哪里现身。 

▲ 其次，其叙事逻辑从宏观叙事转向微观叙事。以往各种负面社会思潮的叙事逻辑是，采取高大上的方式向民众传递自己的理念，它们特别惯于将西方社会的法则包装成真善美的最高化身，不断向中国民众灌输这些西式的所谓黄金法则。然而，随着西方国家在社会治理上的无能和一些西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霸权主义嘴脸彻底暴露，各种负面社会思潮惯用的高大上的宏观叙事手法已然在现实中行不通，因为这套逻辑与现实存在明显的二律背反。所以，社会思潮在叙事逻辑上转向微观叙事是必然的选择。微观叙事密切聚焦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通过采取亲民—煽情—安抚的路径，以一种共情的姿态逐步抓取人心，赢得追随者。我们可以判断，以一种人性化、接地气的面目示人，是今后国内各种负面社会思潮的生存之道。 

▲ 再次，其游说对象从知识群体转向非知识群体。各种负面社会思潮长久以来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大多走高端路线，大学生、知识分子等知识群体是它们历来争取的对象。它们试图通过知识群体的带动，不断在中国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然而，中国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长期浸润在主流价值观的影响下，普遍形成了正向的价值判断，想要游说这些群体几乎没有希望。鉴于这种现状，负面社会思潮的游说对象有可能转向非知识群体，特别是集中在处于青春反叛期的初高中生群体、打工青年身上。因为这些群体稳定的价值观尚未形成，且大多处于叛逆期，总想通过对正向东西的抵触来彰显自我。而且他们是伴随着现代传媒工具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是信息建构起来的一代，对于现代媒体有着较重的依赖。因此，这类群体很容易被过滤的、煽风点火的虚假信息鼓动起来。 

▲ 最后，其攻击对象从体制攻击转向个人攻击。借助二元论的手法，以往的各种负面社会思潮通常将中国社会问题的产生归因于中国的政治体制，简单地将中国政治体制判归为落后的体制，并主张用西方先进的政治体制改造之。然而，西方疫情防控中的种种乱象，彻底暴露了西方新自由主义制度的弊端。对此，西方思想家特别是如齐泽克、哈维、哈特、朗西埃、巴迪乌、南希等一大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西方疫情治理无能背后所彰显的深层原因，他们共同指认这是新自由主义制度造成的必然后果。中国抗击疫情的有力举措与显著成效与西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充分证明和彰显了“中国共产党能”“社会主义好”“马克思主义行”。各种社会思潮从体制上对中国政府进行攻击已经丧失了说服力，因此，其在攻击对象的选择上可能会发生转向，即从以往的体制攻击转向个人攻击。当然，被攻击的个人不是普通个人，而是经过它们精心挑选出来的个人，这些人往往是中国的优秀分子，在疫情期间有可能是抗疫英雄，欲毁一国，先毁其国之干城，这是负面社会思潮在当前形势下采取的各个击破的战术。这种战术如何开展？最有效的杀手锏是进行道德诬陷。道德底线是中国人非常看重的做人的基本底线，因此，对一个人进行道德诬陷，是毁灭一个人最有效的手段。在当下中国，这种道德诬陷的砝码有很多，比如人品不端、私生活混乱、学术不诚信、贪污腐败、亲美亲西等等，这些字眼都能够迅速博取众人的眼球，从而达到彻底摧毁一个人的目的。这种对国之精英的打击，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都必须警惕和谨慎，当我们盲目跟风对一个优秀的人群起而攻之的时候，我们可能成了负面社会思潮所利用的工具。 

社会思潮是现实社会利益在思想上的表达，现实社会利益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决定了社会思潮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我们要认识到，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网络民粹主义等等这些在中国热闹了很多年的社会思潮的暂时式微，并不意味着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内负面思潮已全部消退。当一种负面社会思潮退场之后，可能会有新的负面社会思潮或者其变体出现。社会思潮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后疫情时代，国内社会思潮走向已经发生了明显转变，而且今后还会继续转变下去，我们要密切关注这种变化。对于国内社会思潮的体认，我们不能只聚焦在我们耳熟能详的几种社会思潮上，更要积极捕捉那些刚刚崭露头角，但渐成气候的新型社会思潮。 

至于该以何种态度对待各种社会思潮，我们认为，在一个利益诉求多元化的今天，社会思潮的存在有它的现实土壤，对负面社会思潮的规范和引导必须深入到对现实环境的剖析和治理上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只有这样，才能够建立正向的、积极的、健康的舆论环境，就像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那样，“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