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范长江先生奠定了中国无产阶级新闻教育的基础，作为中国无产阶级新闻教育的奠基者，他所倡导和践行的新闻记者“自我教育”思想，既符合当时时代的要求，也符合新闻学的学科特点。对此，我们应该很好地加以总结并继承，进一步改革我们当下的新闻教育工作。

　　关键词：范长江/新闻教育/新闻思想

　　作者简介：吴廷俊，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武汉 430074）。

　　范长江是中国现代新闻史上绕不过去的人物。有关范长江的研究不仅时间长，而且成果多，据有关研究者检索，从1957年至2014年1月，仅研究论文就有570余篇。这570多篇论文的内容大致分为人物研究、作品研究两大类，人物研究包含有范长江新闻思想和长江精神研究等。[1]从这个检索结果看，在这众多的有关范长江研究成果中，唯独没有范长江新闻教育研究。

　　是范长江没有新闻教育的思想与活动吗？笔者初略翻阅了一些资料，得出的是肯定的结论。范长江之子、新闻传播学者范东升先生对笔者说，据我所知，我父亲在加入共产党之后，对于开创中国新闻教育确实有重要贡献。因手头缺乏资料，没有这方面的论文发表。实际上，范长江不仅是加入共产党之后，而且加入共产党之前就有丰富而独特的新闻教育活动，并形成了独特的新闻教育思想。本文试图对范长江的新闻教育思想和实践进行初步探析，以弥补范长江研究在这个方面的不足。

　　一、重视新闻人才的培养

　　范长江重视新闻人才培养不是忽发奇想，也不是凭空虚幻，而是基于现实新闻业发展的需要而提出来的。1937年“7·7”卢沟桥事变后，国家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动局面。抗战的怒火燃遍神州大地，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民奋起抗战。配合军人拿起枪杆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威武雄姿，文人拿起笔杆，口诛笔伐形成强大抗战舆论，新闻记者更是冲锋在前。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能看到勇敢的记者冒着硝烟采访的身影。范长江是其中最耀眼的明珠，他从卢沟桥到察哈尔、晋北，从苏皖战场到台儿庄前线，从徐州会战到武汉保卫战，在繁忙的战地采访中，他写出了一篇篇著名的报道，同时，也发现了新闻界种种与抗战形势不相适应的问题。

　　（一）抗战形势急需补充大量新闻人才

　　战局千变万化，造成普通民众新闻欲激增，但是现有报刊太少，远远不能满足民众需要[2]，尤其是战区中军队和民众的文化食粮太过于缺乏。范长江在前线采访时，发现一般军民很难看到后方较完善的报纸。“在准河南岸的军队，有些青年军官告诉我们，他们已经二三月未见到报纸了。范长江说：“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抗战一方面是物质基础，一方面是精神信念。”如果抗战军民看不到报纸，就等于与世隔绝，“他们只知道他们当前极小范围的事情，在他们直接经验以外的事情，完全没有办法知道。战争时间愈长久，战争内容愈复杂，而他们的头脑反而愈简单。”“精神上已成了野人了”[3]，这样的军队这就很难长期支撑下去。因此，必须创办和出版更多的报纸供应前方。

　　出版报纸，除了必要的资金，就是必须要有经过专门训练的新闻人才。

　　（二）原有新闻记者素质急需提高

　　范长江还看到，当时，“大多数新闻机关使用新闻记者，很少注意到他们的学习问题。只要他们有一点编辑采访技术，能够敷衍工作，就算了事，并不要他们有多大的造就。”[4]而抗日战争是一场关乎中国生死存亡的大战，全民的抗战建国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它要求新闻机构不能仅仅营利，而应该服务，为抗战大业服务，新闻记者不能仅仅把自己的工作当成一种为稻粱谋的职业，而且应当当成一种事业，一种谋民族抗战建国的大事业。在抗战宣传实践中，范长江深深感到，原有的新闻工作者，无能是记者人格，还是新闻技巧都远远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不能担当起抗战建国的重任，因此必须经过重新学习来一个彻底转变，才“能担负真正指导舆论的工作”[5]。

　　关于人格提升，范长江在《今后之战时新闻政策》中说：“新闻记者不能作普通文化工作者看待，其影响于人心者太大，故新闻记者本身应有之训练，远比一般文化人要加强。”[6]因此，战争时期新闻记记者要特别加强人格修养。在《建立新闻记者的正确作风》中，范长江指出：“中国新闻事业，在平时大家并不觉得有急不可待的缺点，要大刀阔斧地来改变。”“然而，当战争紧张到全民族的生死存亡的时候，新闻工作的影响就显著了”，这种情况，“客观上要求新闻记者人格之健全更大”，若记者人格不健全，就会因“外力所诱惑”而“不忠实的做新闻工作”，“使国民是非颠倒，毁誉失真，丧失正确而有力之国民舆论，则难以支持战争”，“这种现象如果令其长存，则如何恶劣地影响于社会”，因此，对战时新闻工作者来说，必须把“人格问题”视为“根本的第一的信条”。记者必须牢固树立起这样的观念：“有了健全高尚的人格，才可以配作新闻记者”。[7]范长江指出，新闻记者人格“最低限度的”有两点：“第一，必须绝对忠实。我们必须以最客观之态度，从事于新闻工作，我们绝对不能挟丝毫私人感情于新闻工作中，是非善恶，我们不能论人，只论事。第二，必须生活于自己正当工作收入中。无论如何个人不能得非工作报酬的津贴与政治军事有关之津贴，它本质上带有浓厚的毒质，最易摧残一个有希望的新闻记者的前途。”[8]

　　为了提高记者的业务能力，范长江还结合自己的实践和经验专门撰文《怎样发战事电讯和写战地通讯》，就战时新闻工作中经常使用的两种最主要的报道形式——战事电讯和战地通讯的重要性、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改进等问题进行论述。

　　只有提升人格，一方面提高技能，记者具备以下7个条件，才配当一名战时新闻记者：（1）正确而坚定的政治认识；（2）献身于新闻事业的志愿；（3）刻苦耐劳的身体；（4）相当的知识修养和写作能力；（5）比较干练的组织能力；（6）相当的编辑和印刷技能；（7）最基本的社会关系[9]。

　　原有学校的新闻教育本来规模就小，加之受战争影响有的关闭，有的迁徙，人才培养更是跟不上时代的需要。那么，大批量的战时新闻记者，采取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培养出来呢？1938年1月28日发表的《今后之战时新闻政策》一文，范长江对此有充分、明确的阐述。他在该文中说：“过去新闻记者公会之组织，虽遍于全国，而其所及于新闻界之影响，自优良方面观察并不很多。盖此种含糊混沌之组织，以之代表各报之主持人，则嫌不足。以之代表广大的新闻从业员，则一般从业员无过问力量。今后应在新闻记者公会之内，奖励新闻界自动分组两会，第一为报业者协会，第二为新闻从业员协会。前者为经营报业者之结合，应与新闻指导机关合作，讨论战时新闻纸之分布，内地新闻纸之补助，报业困难之解除，与一般新闻原则之商榷等。后者为纯从业员之组织，其作用在经常讨论战时政治军事经济诸问题，请新闻指导机关随时出席报告，并随时请专家演讲，关于新闻工作技术之提高，与工作环境之改善，皆在研究之列。”新闻从业员协会应担负起对新闻记者教育与培训的责任，“定期举行讨论会，在政府补助之下，举行编辑采访等训练班，目前尤应加强战时采访之训练，一面改进旧习惯，一面加添新方法。对于一般新闻从业员之健康改进与知识修养，尤应特别注意”[10]。

　　基于这样的认识，当年3月，范长江力主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改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使其部分地担负起新闻教育的任务。在《青年记者学会组织的必要和前途》一文中，对此做了明确说明。他说，“协会”这个名称对于我们教育和工作的意义表示得欠鲜明”[11]，更名为“学会”，意在突出“学”字，使学会充分发挥教育功能。并指出，更名成“学会”，“自此奠定我们自己教育与工作的组织基础，我们将更鲜明的走上我们教育和工作的大路”[12]。《学会宣言》写道：“为了训练成功大批健全的新闻干部以应付将来新闻事业的需要，我们不能不起来组织，不能不赶紧以集体的力量，加强自我教育，加紧自我扶助。”[13]

　　基于同样的考虑，1938年10月，范长江奉周恩来之命创建的“国际新闻社”（国新社），与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一脉相承，除了是一个新闻通讯社，也是一个新闻人才培养机构，除采写新闻稿件外，也把“新闻干部之团结与教育”放在很重要的地位。范长江要求，国新社的每一个同人，要正确处理学习和工作的关系，做到工作与学习兼顾，再忙也不能放松学习。“只有在不断的学习进步之下，才能保证工作的成功。”[14]

　　范长江创办新闻教育，一发不可收拾。抗战胜利后不久，他奉命带领一批新闻工作者进入苏北重镇淮阴，在这里重建华中新华社、着手筹备《新华日报》（华中版）出版的同时，还筹建华中新闻专科学校。1946年2月15日，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开学，范长江亲任校长，还亲自讲授《人民的报纸》。同年9月，陕甘宁边区延安大学开设新闻班，范长江受聘担任新闻班的首任班主任。[15]1949年11月，范长江在北京创办新华总社新闻训练班，后在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时期，为了培养造就新中国新闻事业亟需的大批新型人才，又筹划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所新闻学校——北京新闻学校，并担任校长。学校在举办新闻“普通训练班”的同时，还开办有“新闻研究班”，抽调已有一定新闻工作经验的业务骨干，进行新闻业务深造，以培养当时所需的更高层次的新闻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