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已经发展到应自觉思考如何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时候了。建构上述“三大体系”，马克思本人及其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光辉典范，简称“马克思典范”。

马克思为构建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提供了“价值典范”

　　和“自然科学”不同，哲学社会科学总体上是“有立场”的，因而，哲学社会科学是“价值之学”。一方面，我们并不排除有些哲学社会科学的观点在东西方是一致的，甚至对于各民族来说都是一致的，比如，没有任何一种哲学否认“真诚是美德”。尤其是，人类作为“有意识的存在”，必然具有某种价值观上的共同性，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基础。但是，另一方面，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和文明以及价值观确实又有所不同，特别是在“政治价值”（即通常所说的意识形态）的意义上差别巨大。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在政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仍然处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分析的状况：世界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阵营，这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由此代表着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这就是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以西方资产阶级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价值之学”，是无法逃脱两种意识形态限域的。因为在根本上，意识形态的政治价值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共同体的最高价值。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同意所谓的哲学社会科学“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而仅仅是“客观真理”的观点。在这方面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典范。

　　只有代表世界历史进步方向的思想理论，才能引领世界历史。马克思主义是代表资本主义社会以来的世界历史发展方向的，因此，并不是中国“主观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独断”，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具有世界历史的客观明证性，这就是，在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和批判的意义上，至今无人超过马克思这位大思想家。这是在西方世界公认的，而不只是中国。因此，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引领哲学社会科学，这不是中国对马克思的“偏好”，而是由世界历史的客观真理性所决定的。目前，我国有些哲学社会科学学者还沉浸在西方的思想观点、逻辑范畴、思维框架当中，这是因为“学术自我”的不成熟（有学者称其为“学徒状态”）。这种影响具有客观历史必然性，是由中国近代以来的国情所决定的。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原创性建构问题的自觉，首先要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应该是首要的。

马克思为构建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提供了“原创典范”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和引领世界历史进程的光辉典范，这为我们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提供了“先天条件”。西方很多学者批判马克思主义思想，特别是在苏东剧变之后，出现了一系列“反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这看起来好像马克思在西方世界“不受待见”，而实际上则不然。马克思主义从诞生开始就是批判资本主义世界的。然而，恰恰是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批判，才使马克思的思想理论赋有最大的“原创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由马克思主义批判旧世界的本质所决定的，即它必然实现飞跃。因为它要“改变世界”，而改变世界就得首先超越现存世界。再来看马克思。他打破了唯心论的束缚，从人类的现实问题出发，实现了对德国古典哲学的超越，实现了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超越，实现了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超越。这是马克思实现的最基本的“三大飞跃”。可见，如果今天的经济学研究还“唯西方马首是瞻”，这相对马克思来说是“倒退”，马克思在19世纪就已经彻底批判西方经济学的前辈了，而我们今天又回到马克思之前了。

　　另外，我们要清醒地看到，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多数学者对马克思的批判，这不仅不能说明“马克思错了”，而是反倒说明“马克思太重要了”！因为，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是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批判，在他们看来马克思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所以西方学者才批判马克思。这本质上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国内有些学者不明白这一点，甚至还认为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的研究“很客观”，因而，有些学者宁可相信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的理解和解读，而不相信中国学者自己的理解和解读，于是出现“言必称西方”的情况。由此，我们想到了美国哲学家莫尔顿·怀特对黑格尔的评价：“几乎20世纪的每一种重要的哲学运动都是以攻击那位思想庞杂而声名赫赫的19世纪的德国教授的观点开始的，这实际上就是对他加以特别显著的颂扬。我心里指的是黑格尔。”正因为一位思想家太重要了，所以才值得批判。这一逻辑也适用于今天西方学者对待马克思的态度。因为他从人类现实问题出发，为人类社会历史指明了有些人（资产阶级）不愿意看到的“未来”——共产主义。而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大原创性贡献。

马克思为构建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提供了“精神典范”

　　马克思的人类性情怀和科学精神，为我们提供了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原创性“三大体系”的主体性力量。马克思指出，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在马克思身上凝聚着深深的人类性情怀和“爱智慧”的科学精神。马克思在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又几经流亡的生涯中，写下了浩瀚的思想理论著作。一般说马克思首先是革命家，然后才是思想家，但这两者是不能分开的。马克思虽然不是“学院派”，但马克思的思想理论一点而都不逊色于西方“学院派”学者，甚至在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和洞见上，远远超出了“学院派”学者，包括康德和黑格尔这样的学院派哲学家。这是事实。那么，是什么东西支撑着马克思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仍然能够创作大量的经典作品？概括起来就是人类性情怀和科学精神。哲学社会科学原创性的“三大体系”建设，绝不仅仅是一种“主观愿望”，它必须要诉诸人类性情怀和“爱智慧”的科学精神才是可能的。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应该秉承马克思的人类性情怀和科学精神，继续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上，实现哲学社会科学原创性的“三大体系”建设。

　　由此我们也不能不想到，今天中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提升，但仍需要有所警醒，特别是在有功利性的价值观侵蚀学术界的情况下，这种状况是制约“三大体系”建设的最大阻碍。如何继承马克思“超功利”的人类性情怀和科学精神，或许是今天建设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最根本的主体性力量。或者说，只有坚持一种纯粹的人类性情怀和科学精神，才会有孙正聿教授意义上的“‘有我’的哲学社会科学”，才会有吴晓明教授意义上的“学术的自我主张”。

　　（作者系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