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27日，早上出门时看到阴沉灰蒙的天，心里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果然，很快收到曙光师兄的短信，说导师张传玺先生走了。虽然不应觉得突然，毕竟先生年老体弱，又多次入住医院治疗，自然有些思想准备，但听到消息后，内心的感伤还是一下子涌了上来。回想起先生领我入学术研究之门、助我走学术研究之路的一件件事情，心中感慨和感激万千。

殚精竭虑，潜心治学，追求学问的本真

张传玺先生长期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从事教学和科研，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声誉卓著。在北大历史系发布的官方讣告中，说张先生在一些重大历史课题研究上取得了重要成就，尤其在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研究、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和契约关系研究等方面，被许多学者赞为见解独到、造诣深厚。讣告还说，张先生一生著作颇丰，撰写学术著作30余种，学术论文200余篇，其中不少著作代表着史学界相关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深受好评，屡被征引。

自1987年9月入先生门下，跟随先生学习秦汉史，依我的了解，官方对张先生的这些评价并非虚誉。我经常研习揣摩先生治学之道，自感先生从事学术研究有许多独特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善于抓住关键问题和主要矛盾。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土地制度无疑是最为核心、最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之一。1954年开始，有关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进入高潮，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性质作为一个重大学术问题被提了出来，这标志着中国史学研究新的深入与发展。张先生积极参加了这场讨论，并开始崭露头角。所谓封建土地所有制性质，具体说就是中国封建时代的土地属于“国有”（或“公有”)还是“私有”这一理论性极强的问题。张先生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研究，他认为，对于那些在广泛研究基础上所得出的一般规律应该如此，对于一些史事所做的具体论断，更要注意其特定的时间、地点、条件。张先生是“封建土地私有制”论者，认为“土地国有制”论者的缺点之一是在理论上有偏向，他们所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亚细亚”和“古代东方”的论述，都有明确的地域界限和自然的、社会的特点，并不是指中国，不可和中国混为一谈。张先生鲜明指出，土地国有制论者经常引用的那段恩格斯所说的“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确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还有下文，即“但是东方各民族为什么没有达到土地私有制，甚至没有达到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呢？这主要是由于气候和土壤的性质，特别是由于大沙漠地带，这个地带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直到亚洲高原的最高地区”。张先生指出，这里的“古代东方”与中国不仅不在同一个地域，就是气候、土壤、农业生产，乃至政府机构的组成等，也大不相同。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只能作研究的指南或研究的出发点，不可生搬硬套，更不可直接作为结论。

张先生认为，土地制度是大问题，事涉上下几千年，倘若囿于一朝一代一个片断，是不可能窥其全豹、不会解决根本问题的。他主张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从土地国有制形成及其瓦解过程中，从土地私有制产生、发展、演变中，找出其基本的发展变化规律。为此，他撰写《论中国古代土地私有制形成的三个阶段》一文（《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将中国古代土地私有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开始于农村公社时期，就是“房屋及农作园地”开始私有的时期。“房屋及农作园地”在中国的传统叫法为“宅圃”，其基本结构为“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孟子·滕文公上》）。其开始买卖的时间应在西周时期或稍晚，春秋时期已经盛行。第二阶段开始于农村公社解体的时期，就是“破坏耕地的公有制”、农田开始私有的时期。此一时间，在欧洲的许多国家或地区表现很不平衡，有的甚至延续到19世纪。在我国的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则延续到近现代。张先生认为，在中国的西周中后期，虽仍维持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原则，但在贵族之间已出现了赠送、赔偿、抵押、典当等土地转让关系，已显现土地公（国)有制解体的迹象。到春秋时期，这种情况不仅在民间日益普遍，而且土地的私有现象在贵族内部乃至民间已经存在。如大小贵族之间“取田”“假田”“赐田”“争田”“受田”“归田”“为之田”“与之田”等情况的发生。在民间，如孔子曾问弟子颜回曰：“家贫居卑，胡不仕乎？”颜回答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包粥；郭内之田十亩，足以为丝麻……回不愿仕。”至战国时期，土地买卖已是合法的、正常的社会现象了。卷入这一新社会关系的，有贵族、官僚、地主、商人和平民。其具体事例，除商鞅变法，“除井田，民得买卖”之说外，还有赵国大将赵括的母亲曾对赵王说：“今括一旦为将……王析赐金帛，归藏于家，而目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是否可以说这时中国华夏族地区已处于农村公社解体时期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第三阶段开始于“破坏森林、牧场、荒地等等的公有制”时期，也就是作为农村公社经济基础的土地全面转向私有的时期。但这一时间在中国古代开始于何时？张先生认为，“山林川泽不以封”制度的破坏，是土地私有制第三阶段确立的主要标志。而山林川泽的买卖关系，发生在西汉中期。张先生的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因其观点新颖，资料翔实，所述合情合理，很快为学术界所重视，不少民族学专家也认为对少数民族的社会形态变化研究大有助益，而且多所引用。

二是精益求精，苦心钻研。秦汉至明清时期存在着大量有关土地私有制的记载，但也存在着为数不少的公田，例如，国家为救灾而“赐民公田”“假民公田”，皇帝赐给贵戚大臣的“田宅”，汉文帝为北防匈奴而在阴山北假（今内蒙古大青山一带）实行的军屯、民屯，汉武帝在居延海和河西走廊（今属甘肃）一带以60万大军屯田等，还有历代王朝在西北、西南为军事需要而广设的马苑，或为生活上的享乐而遍置于各地的苑囿，乃至所谓“山林川泽不以封”等等，应当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张先生指出，封建王朝所以拥有或多或少的国有土地，主要原因是国家拥有政治特权。国有土地的主要来源有三：一是战争后接管前代或邻近国家、民族的疆土而来；二是没收罪犯的家产而来；三是代管无主土地而来。关于第一类，张先生举例说，汉宣帝时期赵充国在金城（今甘肃永靖西北）一带打败羌人后进行屯田，“计度临羌，东至浩盛浩亶，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汉书》本传）。关于第二类，他举例说，汉武帝时“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史记·平准书》）。关于第三类，土地国有制论者一般举黄巾大起义后曹操的幕僚司马朗之言论为例证：“今承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宜及此时复之”（《三国志》卷十五《魏书·司马朗传》）。针对上述观点，张先生说，“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的田地本各有主，政府暂时接管并非所有权属于国家，而只是代管而已，田主一旦归来即应当发还。南宋初年，由于宋金战争，两淮、荆湖北路和川陕交界等地区，居民大量逃亡，荒地众多，政府对原业主早归或晚归者，都有归还田产的具体办法。只有越期不归者，才循法而将土地所有权收归国家。

在史料甄别使用方面，张先生很强调考镜源流，引用“典型”“可信”的史料以说明问题。他认为，此类史料虽不能说俯拾皆是，但只要用心搜集，总会找到。例如关于“井田”“授田”千年不变之说，汉代学者早已否定。如郑玄《驳五经异义》曰：“玄之闻也，周礼制税法……其授民田，家所养者多，与之美田；所养者少，则与之薄田，其调均之而足，故可以为常法。汉无授田之法，富者贵美且多，贫者贱薄且少，美薄之收不通，相倍蓗而上中下，与周礼同义。”又荀悦《申鉴·时事》曰：今“诸侯不专封，富人民（名）田逾限，富过公侯，是自封也；大夫不专地，人卖买由己，足专地也。或曰：复井田与？曰：否，专地非古也，井田非今也”。这自然不是说郑玄、荀悦在“割断”历史，而是反映了历史在变化，土地所有制也在变化。

三是既专且博，触类旁通。用张先生的话说，就是力求“左右开弓，上追下连”。譬如，他从研究土地制度问题开始，进而研究铁器、牛耕、盐铁，又扩展到研究契约问题。为了深入研究汉代土地制度，张先生深入研究了汉代生产力状况，包括铁器、牛耕等。1955年辽宁辽阳三道壕出土了一件大铁犁，长宽约40厘米，经鉴定为西汉后期制造。1958年在山东藤县又发现了个头更大的铁犁。这两件铁犁曾引起学术界不小的争议，有人说能用，曲辕犁能拉动；有人说不能用，曲辕犁也拉不动。问历史博物馆，答说可以用，因为从汉画像砖中见到的犁头似乎也不小。为了对铁犁的性能作真实具体的了解，1980—1981年，张先生三进中国历史博物馆量尺寸、画图样，在北大校办工厂制作模型、复制，随后在北京农业机械学院配制犁架，分别用单手扶、双手扶的方式，在各种土槽、土壤中试验了三次，并逐一拍照、记下试验数据，形成试验报告。在研究铁器时，先生一方面广泛搜集各种文献资料，一方面撰写形成学术论文《两汉大铁犁研究》，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这篇文章甫一发表，就成为这一学术领域的名篇，获得了很高的引用率。和研究土地制度相关联的，是张先生在契约方面的研究。这本是一个无心插柳的动作，后来竟成为张先生在学术上的又一个丰收园地。张先生对中国古代契约的源流、发展过程、史料价值等都有论述，相继出版了《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中国历代契约粹编》《契约史买地券研究》等颇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也是由于研究土地制度问题的需要，他进而沿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逻辑，进一步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张先生认为，中央集权制度的创立，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需要，其产生、存在是必要的、合理的，其前、中期是积极的、进步的，对于有效管理大一统国家的作用，应当给与充分肯定。这些学术主张较为集中地体现在他的《秦汉问题研究》《张传玺说“秦汉”》《从“协和万邦”到“海内一统”》《中国古代政治文明讲略》等著作里。

四是凡事认真，从不敷衍。对于领导和老师交办的研究任务，有的并不属于自己的学术领域，一旦应了，也从不马虎，从不应付，而是认真查找资料，进行整理研究。譬如，他应侯仁之先生邀请参与《北京历史地图集》的编制工作，对秦代北京地区的郡、县、关进行了翔实考证，填补了相关空白。张先生曾跟随导师翦伯赞老先生到内蒙古考察。在参观访问过程中，张先生特别用心，随手记下了上百个重要的蒙古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的地名及汉语含义。如包头意为“有鹿的地方”，呼和浩特意为“青色的城”，乌兰察布意为“红色的裂口”，锡林郭勒意为“玻璃一样的河流”，加格达奇则是为“有樟松的地方”。翦老对这些地名很有兴趣，在他的名篇《内蒙访古》一文中大量引用了这些地名。还有一个事情也可以说明。因为参加民族大调查，张先生开辟了民族史研究崭新领域，并取得诸多研究成果。1958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张先生参加了云南地区的调查，同年8月，率领潞西县遮放区傣族调查组的14个组员对潞西县遮放区和瑞丽、龙川两县进行了4个月的调查。12月，又率武定、禄劝彝族调查组一行10人进入武定万德原慕连土署开展了7个月的社会历史调查，随后相继写出了调查报告《潞西县遮放区户闷寨傣族社会历史调查》《武定县万德区万宗铺村彝族社会历史调查》，收入“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公开发表。后来，张先生又陆续发表了若干篇有关傣族、彝族历史与社会的重要论文，成为研究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和成果。武定万德彝区丰厚的历史文化积存一直牵动着张先生。1983年3月，张先生二赴万德，重回现场，对他长期思考、研究的某些问题或资料进行“复查”。1995年，先生将他集半生心血的研究成果、洋洋五万多字的《云南彝族慕连土司史迹补正》在《燕京学报》（1995年新一期）专刊发表，其内容涵盖慕连土司那氏世谱、慕连土司疆域与治所、万德《慕连土署平面图》复绘、兰启裔群墓神道碑、上下十三村反土司斗争及其遗迹等五个方面，是了解武定慕连那氏土司370余年历史的重要学术著作。张先生还向有关部门建议将万德那氏土司衙门恢复原貌，建设成为文化旅游重点项目。先生对武定彝族的深入研究，为彝区文化的发掘和研究留下了丰硕的成果，充分展示了其深厚的学术修养和对学术的满腔热忱，以及对少数民族地区持续的关切热爱，不仅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更为武定彝族同胞所铭记，直至今日还时常提起来，对先生心存感念。

终生追念，撰述不止，一切源于用情至深

张传玺先生不止一次对我说，他生命中极其重要的贵人是自己的导师翦伯赞先生。每每谈到翦老，先生都是抑制不住敬佩、热爱的感情。他常感叹，“天涯海角有尽处，只有师恩无穷期”。

张先生师从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是翦老1956年招收的副博士研究生，学制4年，留系任教后又担任翦老助手，又跟了他6年时间，直到“文革”。在翦老的悉心教诲下，张先生系统学习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终身信守不渝，并且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历史研究。跟随翦老10年，张先生对秦汉土地制度、中央集权制度和多民族国家的兴趣，都深受翦老的影响。“跟着翦老虽然累，但是有收获，直到现在，还有一些未了的问题在思考”。张先生常常说自己如何得益于和翦老学习的那些日子，这让他在人生黄金时代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文革”开始后，翦伯赞先生被当成资产阶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张先生受到波及，也去接受劳动改造。翦老的长孙翦大畏说，“文革”初期，北大乌烟瘴气，翦老为了保护他的得意门生、助手，硬要张先生站出来表态和自己彻底划清界限。恩师对自己的无私大爱令张先生异常感动与惶恐，但师命也难违，这让张先生痛苦万分。“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后来的岁月里，这种痛苦时时折磨着他，让他很不安，促使他暗下决心，一旦有一线希望就尽快为恩师做点什么。1978年，在政治上乍暖还寒的时候，先生率先为翦老上书鸣冤。他和妻子丁丽君女士一起张贴名为《翦伯赞同志革命的一生》的大字报，并寄给相关人士，为翦老平反昭雪四处奔走。多年来，张先生一直默默地研究翦老的学术思想，宣传推介翦老的学术成就和学术精神，整理编纂《翦伯赞全集》，撰写《翦伯赞传》，为翦老平反昭雪、组织翦老纪念活动等付出了大量心血。翦大畏说，我们翦家永远感激张传玺教授。但对张先生来说，不知道他回忆起恩师，回忆起过往的那些是是非非的人与事，会不会经常想起唐代王勃《别薛华》的诗句：“送送多穷路，遑遑独问津。悲凉千里道，凄断百年身。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无论去与住，俱是梦中人。”

熟悉张先生的朋友们知道，在张先生的诸多学术成果里，研究阐释翦老及其学术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占了很大的分量。在推动翦老平反后不久，张先生即着手搜集整理翦老的著作、诗作、图片、手稿等，出版了《历史哲学教程》《先秦史》《秦汉史》《中国史论集》《历史问题论丛》等，积极为撰写《翦伯赞传》、整理编纂《翦伯赞全集》做准备。张先生说，自己在翦老身边学习和工作10年，深受先生之惠泽，为他立传自是责无旁贷。为此先生通读了翦老四百余万字的论著，访问了翦老自“五四”运动以后到解放战争等各个时期的同事、同行、朋友、亲人，共30余人，多次前往湖南、四川、重庆，访问翦老的故乡以及工作、生活过的地方，大大丰富了对翦老的了解。先生用了18年去精心准备，然后厚积薄发，仅用一年就写出了洋洋洒洒五十万字的《翦伯赞传》。这本书图文并茂，以第一手材料、客观的叙述，非常详细地介绍了翦老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展示了一代史学大师革命的、传奇的、令人震撼的一生，许多史事过去鲜为人知。如，翦伯赞先生远祖世居今新疆地区，元朝内迁，明太祖赐姓翦氏，定居湖南。翦老青年时代曾留学美国，参加北伐，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前、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主要在上海、南京、重庆、香港等地从事统战和理论宣传工作，同时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为新史学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翦先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之一，学术生涯与革命活动相互交织，一生颇富传奇色彩。张先生师从翦老，对翦老的学术与生平知之甚稔，其所撰写《翦伯赞传》史料翔实，观点鲜明，文字流畅，赢得了史学界、文化界、大中学校师生及社会人士的广泛赞誉。2006年10月，该书经过压缩篇幅，以《新史学家翦伯赞》之名再次在北大出版社出版。

张先生编辑整理的皇皇巨著《翦伯赞全集》收录了翦老一生专著和文集17种，包括载誉史坛的《中国史纲》（一、二卷）、《中国史论集》《历史哲学教程》等，原书编次、行文、观点皆不作改动，只将繁体竖排改为简体横排，以史学为主，同时收罗大量有关社会经济、时事政治评论、散文、书信和诗歌等各类作品，书前还附有翦老照片、书影、信函、绝命书等文献资料。本套书是全面了解翦老的学术成就和思想的珍贵史料，颇具收藏价值。不仅如此，翦老主持编写的《中国史纲要》《中外历史年表》目前依旧是国内大学和史学爱好者的经典读本。

作为社会活动家，翦老的应和诗作也很多。张先生广泛搜罗了翦老的诗作，共48首，还有他人赠诗，编辑了《翦伯赞诗集辑注》（民族出版社2008年4月出版）。

为了系统编辑整理翦老著作，张先生花费巨大心力，甚至动员学生、家人参与工作。这其中，师母丁丽君女士贡献突出。在先生准备撰写《翦伯赞传》时，师母协助整理翦老年谱，在选用史实、排比年代、检索资料、查对人名地名方面贡献尤多。2006年，北大出版社欲为翦老出版新传，题名《新史学大家翦伯赞》，师母再次承担了图片的收集和选编工作，最终共采用各类人物、手迹、信函、诗歌等珍稀照片80余幅。

另外值得特别提及的是，1998年时值翦老诞辰100周年，张先生辛苦结撰的《翦伯赞传》正式出版；十年之后，《翦伯赞全集》（十卷本）付梓问世，这两部学术巨著堪为张先生苦心孤诣向恩师翦老特别致敬之作。不仅如此，2008年翦老诞辰110周年之际，张先生花钱请中央美术学院雕塑名家制作了两尊翦老青铜雕像，一尊赠送燕东园（北大附小）翦老故居（纪念馆），一尊赠送北京大学历史系，既寄托了张先生对于翦老历久弥衡的深切思念，也使更多人可以近距离瞻仰一代史学大师的人文风采。

我常常感慨，世上有几人能像张先生这样，抱着感恩之心，持之以恒，花费后半生数十年的心血来研究宣传自己导师的学术思想，直至入院的前一天呢？这里面自然有翦老的人格魅力和精神感召，也绝少不了张先生对导师恩情的未敢稍忘。

以春风风人，以夏雨雨人，桃李人间茂万丛

张传玺先生长期在北大学习、工作和生活，活跃在中国古代史教学研究的一线，教学时间长达60年，培养了大批优秀史学人才。这里面有给北大的本科生、研究生、留学生的专业授课，有面向社会大众的电视教学，还有向全国中小学生的教材编写和教学指导。面对不同类型、不同国家和地区，甚至不同文化程度的学生，张先生总是一视同仁，既能做到有教无类，又能做到因材施教。在教学态度上，张先生都是一丝不苟，对学生循循善诱，故而其所开设各种课程深受学生欢迎。

我于1987年9月从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考上北大历史系的硕士研究生，有幸认识张先生并拜在门下学习。当时，我不知道是否有人笑我不自量力，而我却一直“倔强”地认为到北大读书是失而复得。因为四年前我填写的高考第一志愿就是北大历史系，倘若不出意外我的愿望本是可以实现的（后来才知道，抱有我这种“本来应该怎样”的阿Q式的、浮夸虚骄心理的人不止我一个呢）。我清楚记得，第一次和张先生见面是1987年4月我来北大面试的时候。到燕东园张先生家时，不巧先生得了重感冒，卧床休息，知我不揣冒昧前来拜访，还是努力坐起来，和我耐心交流，嘱我认真准备，应对好面试。

回忆起来，受益于张先生是从《秦汉问题研究》一书开始的，这本书是我备考研究生时阅读的最重要的一本书。当时，学术界关于秦汉史的专著比较少，我把能找到的有关专著、论文都看了，觉得仍然有所不足。得到《秦汉问题研究》一书后，我如获至宝。这本书共收论文三十篇，分为六个专题组，依次为“研究方法”“土地制度”“契约问题”“社会经济”“地理交通”和“人物事件”，可以说涉及了秦汉历史的方方面面。特别是中间四个专题，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根据丰富的文献和考古资料，从土地所有制、铁器牛耕、商品货币及契约关系等几个不同方面，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及其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与之有关的一些重大或疑难问题，也进行了新的研究，并得出了精辟结论，是我重点研读的内容。这些文章既有史料爬疏论证，又有剖析阐述，还有学习和研究方法。读了这本书，我对张先生的研究领域、主要观点、研究方法和风格有了初步的、粗浅的了解，对我备考硕士研究生提供了很大帮助。

入先生门下后，尽管有些思想准备，但我仍然有一段时间的“适应期”。当时北大历史系都是名家大家授课，内容涉及古今中外，异彩纷呈，信息量巨大。如吴荣曾、孙淼先生讲授先秦史，祝总斌先生讲授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马克垚先生讲授世界中世纪史，潘润涵先生讲授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各个先生都各有神采，在课堂上旁征博引，娓娓道来。一开始，我学起来“很累”，但慢慢地就进入了状态，感到受益匪浅。这其中，张先生讲授秦汉土地制度是颇为有名的，选修的学生也特别多。张先生讲课，对内容讲得充实丰富、细致入微，而又深入浅出、信手拈来。他语言平实而又生动，间或伴有丰富的肢体语言，再加上一口地道的山东话，让学生们在收获知识的同时，感到轻松有趣，不觉得枯燥乏味，课堂上经常传来愉快的笑声。

谈到治学方法，张先生强调的首要一条就是不能怕吃苦。他经常以翦老“八读《汉书》”的故事激励学生，要求他指导的研究生对前四史要熟读、精读，同时广泛涉猎文献资料、考古资料、简牍、金石资料、今人著作（包括国外学者的著作）。在读前四史时，每周都到他家里汇报学习体会，交流学习心得，先生总是耐心地答疑释惑、循循善诱。一开始，我对那些竖排、繁体的古籍很是敬畏，一时进入不了状态。先生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解，谈对有关问题的看法，谈理论和方法，也谈当前学术界的情况，甚至从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方面详细解释，让我渐渐入了门。到了硕士二年级，在我选择硕士论文题目的时候，先生给了我很多指导性意见。他时常回忆翦老对自己的教诲，结合自己的治学经历，给学生以意见和建议。对学位论文，他主张选题要慎重，题目要有意义、有价值，大小要适宜。最好从制度史入手，容易把握，也有内容可写，对以后的研究也可以留下更大的空间。在先生的指导下，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题目定为“汉代财政管理体制研究”，写作过程和答辩都较为顺利。后来，我到社科院民族所从事民族历史研究，也是先生向著名契丹史专家刘凤翥研究员推荐，并对我从事南方民族历史研究、少数民族法制史研究给予了很多指导。

近些年我去看张先生时，先生经常感慨现在念书之风不如过去，一些年轻人缺乏史学功底。他认为这和学位教育的局限性有关，也和评职称的指挥棒有关，这些政策弄不好就会“误导他们走捷径”。他说，虽然现在发表文章的机会不少，但是一定要用功，要付出艰苦的劳动，“不要急于成名，更不要为成名而成名”。每当听到先生的这些“抱怨”，我都会心头一紧，提醒自己要坐得住“冷板凳”。

张先生一向主张，史学不应老说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主要的应是研究社会、研究人民的学问，自然也应该让人民的史学走向大众。他之所以在学术界享有颇高声誉，在社会上也广为人知，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他不断践行自己的理念，得益于他在中央电视大学编写教材、授课和进行学习辅导，得益于他对中小学统编教材的指导。张先生长期担任全国各类成人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大纲审定委员会副会长兼历史学科组组长，在历史教学方面成绩卓著，编写了《中国古代史纲》《简明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文献简明教程》《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手册》《中国通史讲稿》《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地图集》等多部教材。不少教材和教辅作品在社会上影响很大。譬如，《中国通史讲稿》（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10月出版后，多次再版，累计印刷百余万册；《中国古代史纲》（上、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7月出版，亦多次再版，累计印刷数十万册；《简明中国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11月出版，再版15次，后又出了三版，累计印刷20余万册。这些书，无一不受到读者们的青睐。以《中国古代史纲》为例，有人说，张先生主编的这本书在历史初学者眼里是不可或缺的好书，也有不少大学生用来作为考研用书。有的读者反映，这本书的特点在于比较简单明了，看起来会很舒服，上面有很多名词解释都是可以作为答案的，比如卫所制度、八旗制度等。有的说，书里的内容条理清晰，主次得宜，要言不烦，语言也通俗易懂，因此很好读。

除了大量的教学工作，如撰写教材、录制讲稿、编写教辅外，像给学生回信、修改文章、代买书刊、接待来访者，为电大刊物撰写稿件等众多事务中，也倾注了他无数的心血。作为北大教授和秦汉史名家，张先生有着大量的教学科研任务。常常有好心人对张先生投身电大教学表示惋惜，认为太不值得。对此张先生总是宽厚地笑笑，仍旧全心全意地为电大忙碌。张先生的辛苦付出赢得了学员们的高度赞扬，也受到了组织上的肯定，1986年10月获得全国广播电视大学第1届优秀主讲教师奖，1989年7月获得国家教委（教育部）第2届普通高校优秀教材奖二等奖，1999年10月再次获得全国广播电视大学第2届优秀主讲教师奖。

张先生对基础教育和基础人才的培养也非常重视。他长期担任教育部中学历史教材审查委员会委员、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学科命题委员会委员，主持编写过中学教材《历史》（初中卷），深受广大师生好评。此外，普通读者可能会了解张先生为公众做历史普及的一些读物。他参与了“新编历史小丛书”的编辑，写作了该丛书中《秦始皇》《春秋战国史话》等既能展现当代史学高度又面向大众的通俗读物，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也有很好的反响。

时间若白驹过隙，不觉张传玺先生已经离开了半年，但恩师笔耕于寸心、谦逊于为人的音容笑貌宛在面前，谆谆如父亲般的话语犹在耳畔。有时想想人们常说的“活在心里”竟是那么的贴切。总想写点什么，但千言万语又不知道从何说起。对张先生的学术成就、治学思想及学者风范，已有许多人撰文回忆。作为学生，我不敢忘记、也不敢不学习践行的是恩师的待人以宽、为人以真、处事以谨和做事以专。寥寥数语，难以表达却也只能说聊表对先生的一片追思和无限怀念。

作者：张冠梓，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二级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