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认真学习这一重要论述，对于弘扬中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振奋民族精神、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把民族复兴的历史伟业不断推向前进，具有重大、持久、深远的历史意义。

灿烂辉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坚实根基

　　2014年10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思想文化，记载了中华民族在长期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人类文化与人类文明密不可分，具有不容忽视的内在联系。文化横贯于整个人类历史的长河之中。“文明”是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较为稳定的文化价值结晶。文化和文明不仅均具有多样性，而且彼此都具有关联性和继承性。现代文明无不蕴含着古典文明的精神基因。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与古老灿烂的中华文明也具有牢不可破、不容分割的内在联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回顾历史，支撑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走到今天的，支撑5000多年中华文明延绵至今的，是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应该深刻认识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催生出中华文明，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英国“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史）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用毕生精力写就了一部十卷本12册巨著——《历史研究》，在这部被誉为“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和被资产阶级史学家尊为“经典”的著作中，讲述了世界各个主要民族的兴起与衰落。他把人类有史以来的文明分为21种，后又扩大为26种。他创造性地把这些所有文明用离散的犹太模式、分崩离析的希腊模式和大一统的中国模式来概括。他认为，26种文明中最古老的有6种，即埃及、苏末、米诺斯、古代中国、马彦和安第斯文明。而经过历史的洗礼，其他文明都已消亡或中断，唯独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历史悠久、延续时间最长且从未中断的文明。没有强大文化实力的民族，无论军事力、经济力如何强大，最终都会衰败。所有传承至今的民族，都是依凭其文化软实力所蕴含的丰富而高超的智慧而生生不息。中华民族因立足于强大而坚实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经历过人类历史上震撼人心的灿烂辉煌和繁荣，它缔造了周秦伟业，创造了两汉文明，形成了大唐盛世，产生了康乾胜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的中国古代文明巅峰留下了中华民族永远的骄傲。这不仅是“中国梦”的文化根基，也是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深刻影响和改变世界的许多重大文明成果，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汉语和汉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石。我国的汉字是至今通行的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世界上像汉字这样古老的文字，如两河流域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尼罗河流域古埃及人创造的圣书文和玛雅人的图形文字，都在历史变迁中早已消亡。唯独我国的汉字得以保存下来并继续使用。汉字不仅是中国文化的结晶，也是世界文明的标志。不仅如此，世界上使用汉字的人数最多，使用地域也很广阔，由日本起经朝鲜、韩国、印度、南洋群岛直到新加坡等广袤地带，包括几十个独立国家或地区，称为汉字文化圈。

　　重视历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中国人是最“有历史感的民族”。中国自公元前841年（周共和元年）每年都有历史记载。这在世界上是唯一的。苏联大百科全书《历史》条记述说：“中国古代的历史知识较其他古代各国获得了更大的发展。”著名历史学家漆侠曾指出，在两宋统治的三百年中，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居于世界的最前列，是当时最为先进、最为文明的国家。世界著名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也认为，“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中国无疑是世界上经济最先进的地区。自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

　　所谓古代科学，就是古代各文明中关于自然的知识体系，主要包括数学、天文学、自然哲学、医学和博物学等。据统计，从公元前直到15世纪末，在世界最重要的298项发明或发现中，中国即有173项，占58%，尤其在公元401年至1000年间的世界45项重大发明中，中国有32项，竟占71%。在中国古代科技成果中，战国时的《甘石星经》，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隋唐时，进行了世界上最早的子午线长度实测。郭守敬于公元1280年编订《授时历》，通过三年多的两百次测量，经过计算，采用365.2425日作为一个回归年的长度。这比欧洲的格里高列历早了300年。我国公元前240年的彗星记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哈雷彗星记录。祖冲之在数学方面的主要成就是关于圆周率的计算。东汉末年的华佗发明的麻沸散，是一种从植物中提取的麻醉药，适用于外科手术。这一发明比西方早一千六百多年。唐高宗时编修的《唐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的、由国家颁行的药典。当然，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是四大发明。马克思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长期演化过程中，中华文明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中获得了丰富营养，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简言之，这些深刻影响和改变世界的重大文明成果及中华民族创造力和创新力的历史证明，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牢固根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无与伦比的丰富伦理道德资源，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2013年9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时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远古时期，中华先民同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也是尊神的。到了周朝，周公制礼作乐，建立了周代礼制，确立了宗法制度，以尊礼文化取代了夏商时代的尊神文化，开辟中国古代伦理道德与政治结合的历史先河。“文以载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光荣传统。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有经典文化内容，都肩负有叙说道理、展示情怀、传递精神、激发热情、引领思想、点燃能量的教化作用。文以载道，就是通过文艺作品中蕴含的人文道理，实现“文以化人”的作用，达到用经典思想浸润人生、用美善之学教化社会、用精神力量化成天下的目标。

　　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的灵魂，是中华儿女的共同价值观，是支撑中国社会不断发展进步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传统美德。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优秀民族品质、优良民族精神、崇高民族气节、高尚民族情感、良好民族礼仪的总和。传统美德的总结与认同，是继承和发扬民族优良伦理道德传统的关键，也是现代与未来中国道德文明建设的牢固根基。

　　中华传统美德的内容博大精深，许多学者对其概括亦不尽相同。社会普遍认同的传统美德基本内涵主要包括：精忠报国、勤政爱民、秉公执法、天下为公、志向高远、自强不息、仁爱孝悌、诚实守信、尊老爱幼、助人为乐、见义勇为、尊师重道、勤俭节约、邻里团结等。这些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践的结晶。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有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资源，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古代文化具有探讨治国安邦之策的传统，并不断应用于治国理政实践。北宋著名政治家和史学家司马光鉴戒古人得失，完成具有重大影响的史学著作《资治通鉴》，他的写作目的非常明确，即专取国家盛衰、生民休戚而资于治道。我国不仅有“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资治通鉴》，而且从价值观上也有对中国古代历史的辉煌展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的这四句话被称为“横渠四句”或“横渠四句教”，对此作了最好的揭示。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和日本学者池田大作的对话集《展望21世纪》中有这样的评论：“几千年来，中国人比世界任何其他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上、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

　　我国有着丰富的治国理政的实践。唐朝长安超过100万人口中至少有10万人是外国人。宋朝“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宋朝比唐朝首都长安更加繁华，更加开放。单是养活这些人，就十分考验国家的治理能力。“八荒争凑，万国咸通。”“万国舟车会，中天象魏雄。”繁华有序的社会，更展示出高超的社会治理水平。

　　在西方启蒙思想家的眼里，中国古代社会的治理资源和治理经验值得学习。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在《风俗论》中写道：“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国。”不仅如此，他还对中国的文官科举制度赞誉有加。所有这些，既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源头活水。

　　（作者系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