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反贫困事业，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其中，既有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反贫困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又有这一理论指导下的立足中国乡村的实践探索。回首中国共产党文化反贫困的中国化道路，不论是取得的成绩还是走过的弯路都值得系统总结。梳理学界研究现状，或是关注当下的文化贫困问题，或是历史维度的个案探究，还少有对中国共产党文化反贫困历史探索进行系统总结的理论成果。在全面开启乡村振兴的新时代，总结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反贫困的中国化道路，无疑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一、文化反贫困的双重任务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问题是，如何让群众掌握理论。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指出，“既然资产阶级在生活上只满足工人起码的需要，那我们也就不必因为它只允许工人接受符合资产阶级本身利益的那一点点教育而感到奇怪了”。显然，即便是那“一点点教育”也是以满足劳动力的再生产为目的的，不可能满足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为了革命，就要教育工人进行革命的手段，掌握革命斗争的理论。因此，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可见，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反贫困是建立在工人已经掌握一定程度的专业知识基础之上的，提高工人思想觉悟是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反贫困的主要内容。 

　　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面对的是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历史任务，在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列宁面对的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问题。在一个文盲的国家里如何建成社会主义？列宁指出，“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谎话偏见，而没有政治”。同时，唯有扫除文盲，才能提高人们“同拖拉作风和贪污受贿行为作斗争”的文化素养。面对以电气化为主要目标的国家发展任务，当我们有文盲的时候是不可能实现电气化的。劳动人民不但要识字，还要有文化，有觉悟，有学识。可以看出，俄国的文化反贫困已经肩负着消灭文盲与提高工农思想觉悟的双重任务。 

　　中国革命同样需要消灭“文盲”，提高工农群众自我解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决议，就提出要建立工人学校，以提高工人的思想觉悟。随着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建立，工农群众作为新政权的领导者，唯有接受文化教育，才能获得参加政治生活的能力，才能参与新生政权的建设。有别于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的文化反贫困还肩负着革命动员的任务。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造就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大会号召全国文化界应该更进一步地努力从各方面提高中国文化，为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而斗争。可以说，这为全国人民指明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因而，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反映民族自卫战争的现实，把民族革命的精神灌输给人民群众。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并非盲目排外，而是要洋为中用，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绝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从民族解放出发，中国共产党人不但要提高人民群众的“民族意识与政治文化水平”，还要“实行干部教育，培养抗战人才”。实践证明，新民主主义文化不但塑造着民族精神与民族脊梁，也是凝聚各族人民共同抗战的精神力量。 

　　反对一切封建和迷信思想的最有力武器是科学。这就是要用科学来完成文化的启蒙，就是要将有病菌的食物和生水放在显微镜下让群众观看，给群众直观的科学知识；就是要反对武断、迷信、愚昧、无知，拥护科学真理，把真理作为实践的指南，提倡真能把握真理的科学与科学的思想，养成“科学的生活与科学的工作方法的文化”。唯有掌握科学文化，才能打破旧社会思想习惯的束缚，创造新的工农革命文化，来团结千百万工农群众，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也是民主的，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有别于传统舞台上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大众文化反映社会底层生活，有着泥土的气息，为全民族中90%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文化的大众性凸显了文化的革命性，就是要在打碎旧的文化枷锁的基础上，建立工农群众自己的文化。这种大众文化既是革命动员的思想武器，也是革命成功后巩固新政权的思想基础。 

　　总结马克思主义文化反贫困中国化的双重任务，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前置性条件是消灭文盲。较之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一个文盲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里，消灭文盲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都有着现实的紧迫性。对工农群众而言，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本身就具有思想启蒙的意义。在根据地实践中，就表现为消灭文盲与思想启蒙的同时并举，二者也是一体两面的同步推进过程。因此，中国共产党文化教育运动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能够把各个时期的文化革命运动与反帝国主义反封建的群众运动相结合”。把扫盲运动与思想启蒙结合起来，与根据地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反贫困的中国化道路，也是中国特色文化反贫困的实践逻辑。 

　　二、探索消灭文盲的中国化道路

　　十月革命后，针对工农群众识字率低的问题，俄国人民委员会于1920年7月19日决定成立全俄扫除文盲特设委员会，提出在8—50年内扫除文盲。以俄为师，消灭文盲也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地文化反贫困的重要内容。问题是，对于文盲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乡村社会而言，消灭文盲本身就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如何借鉴俄国扫盲经验？从中央苏区到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在不懈探索着消灭文盲的中国化道路。 

　　1.扫盲是社会教育的中心目标 

　　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大会通过“宪法大纲”，规定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阶级战争许可的范围内，应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同时，提出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实行”。青年人的普及教育是从消灭文盲开始的。根据1933年9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第十七号训令，立刻开始有组织地、有计划地扫除文盲运动，要尽量地在最短时期内完成这一任务。落实中央人民委员会指示，时任少共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青年实话》总编阿伪指出，社会教育的中心目标，“应该为着消灭文盲而斗争”。各地应根据自身特点，既可以组织识字班、识字组、读报组，也可以组织群众办夜校、半日学校、露天学校、星期学校，暑假或寒假学校等各种补习学校。其后，虽然围剿与反围剿成为根据地军事斗争的常态，但消灭文盲一直是根据地干部群众努力的方向。 

　　为创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1937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教育建设委员会提出,要把“广大群众从文盲中解放出来,普遍地进行普及教育,使每个特区人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为此，制定实施民众教育的纲领，要求对于40岁以下的成年和青年男女、14岁以下7岁以上的男女儿童，应普及最低限度的教育，至少要使群众“能用汉字看标语、口号，填写自己的履历表，能利用新文字学习汉字及学习自然和社会常识，最高限度能用汉字写信及做报告”。与此同时，西北青年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当年5月1日—12月底是普及教育突击年。在此后的两年里，边区政府又先后提出了消灭1万、3万个文盲的突击目标。可以说，消灭文盲同样是抗日根据地很长一个时期文教工作的中心任务。 

　　当然，作为社会教育中心目标的扫盲运动是与思想启蒙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早在中央苏区时期，人民教育委员部颁布的《夜学办法大纲》就规定夜学的任务是“扫除文盲，与提高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夜校中除识字外，要教政治和科学常识，而《捷报》《红色中华》《青年实话》中的政治消息等，都可以作为辅助教材。及至抗战时期，在文化反贫困问题上，《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提出，“发展民众教育，消灭文盲，提高边区成年人民之民族意识与政治文化水平”，而这一纲领又被基层干部用作识字课本向人民宣讲。可以说，消灭文盲与思想启蒙的同步展开，凸显了根据地文化反贫困的实践特点。 

　　2.以文字改革推进扫盲运动 

　　在短时间内消灭文盲，创造模范的抗日根据地，需要中国共产党人适时总结识字运动中的经验教训。1941年10月24日的《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地广人稀，使用文字机会太少，固然是造成文盲“扫不胜扫”的原因之一，但方块汉字难学难记是最主要的原因。把中国教育落后归之于汉字的难学难记，是很多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在他们看来，教育大众遇到的绝大难关就是方块汉字，一个文盲即使花费大量时间精力，也很难真正掌握汉字。这就需要创造新的革命武器——新文字。自1941年冬根据地普遍推行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就成为实施新民主主义大众文化的一部分。 

　　抗日救亡的时代背景，使得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被赋予了民族救亡与革命动员的历史使命。1941年6月4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为使中国文字向着科学化、国际化、大众化的道路前进，新文字的任务不是简单地代替汉字，而是要彻底改造中国的语文，创造与群众实际生活相关的活的文字。新文字不仅是扫除文盲、普及教育的工具，而且是提高民族文化、弘扬民族艺术的利器，它是比汉字更高一级的文字。推广拉丁化新文字，就是为了把这一个“老百姓翻身的武器”真正地交到人民群众的手上，使他们能够更好地用它来加强自身力量，战胜强大的敌人。为保证新文字扫盲的顺利进行，边区政府规定新文字跟汉字享有同样的法律地位，凡上下行公文、买卖账单、文书单据等，“用新文字写跟用汉字写一样有效”。 

　　问题是，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无法消解文化大众性与民族性、识得快与用不开的矛盾。由于拉丁化新文字与汉字没有任何的内在联系，掌握汉字的人无法阅读新文字的书籍，也就是说，让文盲掌握新文字，就意味着掌握汉字的人如不学习新文字，就成了新的文盲。面对无法走出困境的文字改革运动，1943年冬,陕甘宁边区政府终止了新文字运动。梳理文化反贫困的中国化历程，不能无视文字改革走过的这段弯路；但瑕不掩瑜，中国共产党人试图让人民群众摆脱文化贫困、掌握文化革命武器的努力，由此可见一斑。 

　　3.扫盲要尊重文教发展的规律 

　　战争情境下的扫盲运动就是一项政治任务，需要通过政治动员来完成。根据1934年4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修改的《教育行政纲要》，在教育工作中要组织突击队，让先进的区域帮助落后区域的工作。各级教育部联席会议，要有竞赛精神，省与省、县与县、区与区、乡与乡、村与村等要订立各种竞赛条约。从中央苏区到抗日根据地，为超额完成任务,各级政府通过“运动月”“突击年”等各种可能的手段推动识字运动。问题是，识字运动收到的效果与实际投入相比都远不相称，而脱离民族文化传统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也只能以失败告终。 

　　面对根据地文教工作存在的问题，1942年4月17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反对教育工作中的急性病”。教育本来是长期事业，但是我们在教育工作中却常常犯着严重的急性病。在课程编排上，应依据学生年龄、知识基础，按部就班地循序渐进，而不是主观上往学生脑袋里硬塞；在教学方法上，应着重学生思想判断能力的启发，而不是死硬教条的灌输；在学习态度上，应提倡恒心与耐心，而不是简单的“学习突击”“学习竞赛”，结果是“欲速则不达”。1942年年底，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开始全面反思根据地工作，而普及教育工作也进入批评整顿阶段。 

　　与旧政权的文化教育不同，根据地扫盲运动有着独特的目标任务。1944年4月7日的《解放日报》社论指出，既然乡村是根据地群众的生活基础，乡村生活中所实际需要的知识，就应该成为教育的主要内容或全部内容；适合家庭生活、农村生活情况的学习形式，就应该部分地或全部地代替现有的小学的地位。既然根据地干部的中心任务是战争和生产，我们的干部教育，就应该把指导战争和生产所实际需要的知识列为课程，来部分地或全部地代替那些为升学考试而存在、为所谓正规化而遗留的课程；就应该吸收那些具有战争和生产经验的干部来做教员、做学生。从根据地文化教育的特殊性出发，思考文化脱贫之路成为这一时期文教工作努力的方向。 

　　1944年10月，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召开，检讨边区过去文教工作存在的问题。一是主观主义错误。教育厅所规定的学校教育的具体内容与组织形式，几乎都是从外面搬来的，不顾及边区的农业生产，硬要学很多不切实际的东西，不顾及边区多数地方的村庄分散、劳动力缺乏，硬要办集中的学校，行死板的学制。二是行政管理上的官僚主义。不顾下情的瞎指挥，势必发生强迫命令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可见，以扫盲为先导的文化反贫困，同样要以满足群众需要和吸引群众自愿参加为原则，要适应分散落后的根据地社会环境。 

　　三、造就为工农兵服务的知识分子

　　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指出：“工人们所具备的一个成功因素就是人数众多；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众多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因此，无产阶级领袖“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不断增强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团结”。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广泛参与，问题是，知识分子如何参与到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去。马克思恩格斯在1879年9月《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中指出，如果统治阶级以外的其他阶级出身的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首先就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在此，马克思虽然没有把“其他阶级”明确为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投身革命的文化启蒙，无疑也要实现自我的思想改造。 

　　俄国十月革命后，面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任务，为了把全国的一切力量充分调动起来，列宁指出，“对于专家，我们不应当采取吹毛求疵的政策。这些专家不是剥削者的仆役，而是有文化的工作者。他们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为资产阶级服务”，“这些人在无产阶级社会里是会为我们服务的”。如何让他们为无产阶级服务？1920年春，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明确提出，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俄国共产党人肩负着“战胜他们，改造他们，重新陶冶和重新教育他们”的任务。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关知识分子利用与改造的经验无疑是指导中国革命的方法论。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共产党人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革命的文化运动和统一战线，才能组织伟大的群众力量。文化与思想的脱贫，没有知识分子参加，是不可能成功的。如何把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结合起来，去创造革命的大众文化？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相关决定，对于一切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在服从苏维埃法令的条件下，应该充分利用他们为苏维埃服务。“知识分子在他们从事非剥削别人的工作，如当教员，当编辑员，当新闻记者，当事务员及著作家、艺术家等”，应受到苏维埃法律的保护。为培养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中央人民委员会第十七号训令，提出设立列宁师范与各种干部训练学校，来造就一支发展、普及教育与扫除文盲战线上必须的、强大的教育者军队。同时，吸收革命的知识分子入党，参加根据地的文化脱贫工作。 

　　及至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有了更为系统的认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生活条件与政治立场来看，旧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而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外，一般地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因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问题是，知识分子在没有与革命群众打成一片，并下定决心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并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之前，常常带有自由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倾向，表现为思想上的空虚与行动上的彷徨。 

　　可见，让知识分子为人民大众服务，就必须从无产阶级的利益出发，用人民的立场、态度、观点与方法去教育他们、改造他们。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指出，有什么办法使这种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变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知识分子到实际工作中去，与生产实践相结合，与工农兵相结合，也是艺术创作的需要。人民生活中存在文艺创作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毛泽东强调，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为此，就要实现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深入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所有这一切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他们头上的“贵族”，那么，不管这种人有多大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也是没有任何前途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知识分子重塑自我的纲领性文件。 

　　造就革命的知识分子是要为人民大众服务的。1943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通过“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指出由于根据地的战争、农村环境，文艺工作各部门应以戏剧工作与新闻通讯工作为中心。戏剧工作者的主要精力应放在指导地方与部队的群众剧团或群众戏剧活动，新闻通讯工作者及一般文学工作者的主要精力应放在培养工农通讯员，帮助鼓励工农与工农干部练习写作，并成为一种群众运动。随着延安文艺工作者走进乡村，新秧歌等艺术形式得到了快速发展。在知识分子的帮助下，秧歌队所表演的节目，很多都是群众基于日常生活的自我创作。而知识分子在这一过程中也实现了自我改造。可以说，这真正实现了工农群众的知识分子化与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 

　　四、发挥工农群众的主体作用 

　　总结俄国文化教育的经验，列宁在各省国民教育局社会教育处处长第二次会议上号召各省苏维埃社会教育部门的代表，在社会教育工作中，要得到劳动群众的配合，要把群众吸收到社会教育工作中来。如果群众的主动性得到应有的支持，就可望得到良好的结果。对于新政权下的文化教育问题，列宁意识到单靠苏维埃政权颁布一道命令，或者靠党提出一定的口号，或者派一部分优秀的工作人员去进行这项工作，那是不够的。还需要青年一代自己把这个工作担负起来，需要40万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联合起来到农村去扫除文盲，消除愚昧。

　　较之俄国扫盲工作面临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扫盲运动更加困难，唯有把工农群众动员起来才能完成这一任务。发挥工农群众的主体作用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逻辑必然。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也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1931年4月21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的决议》，要求苏维埃人民教育委员会必须定出文化教育的工作计划，利用群众力量来执行这种计划。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性质，决定了苏维埃一切文化教育机关要操控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苏维埃政府要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为了这个目的，给予群众政治上与物质条件上的一切可能的帮助。 

　　根据1933年4月15日人民委员会批准的《省县区市及各级教育委员会的暂行组织纲要》，由乡苏维埃指定一部分代表，协同群众团体，组织乡教育委员会，在乡苏维埃领导之下，发展文化教育运动，具体包括制定每月的教育实施计划，领导识字运动委员会开办各村的识字班、识字组等工作。1933年10月，苏区教育大会召开，提出社会教育的中心任务是消灭文盲运动。会议通过《消灭文盲决议案》，每乡设立一个消灭文盲协会，从乡到中央的各级消灭文盲协会，要成为独立系统的广泛的群众组织，以推进消灭文盲工作。 

　　从根据地群众文化水平的实际情况出发，消灭文盲急需培养工农出身的文化人才。借鉴苏联的工农通讯员制度，早在1932年4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就要求在工厂作坊、村庄中创办墙报，鼓励群众在党与团组织领导下自己投稿，注重描写乡村生活。工农通讯员来源于群众，以自己的生活体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提升根据地群众对革命的认同感，又壮大革命的宣传队伍。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的通讯员队伍一度达到数百人的规模。抗战全面爆发后，工农通讯员运动也迎来了大发展，及至1944年7月，《解放日报》已经有1020名工农通讯员。他们一面看报识字，一面为报纸写稿，《解放日报》则经常刊文，从如何选取典型案例、叙事完整性、材料真实性等方面加以指导。可以想象，当他们的文章变成铅字时，给初识汉字者带来的精神喜悦，以及对根据地群众的示范意义。 

　　为了解决识字人才短缺的问题，抗日根据地普遍推行小先生制。所谓小先生制，是针对农村教师匮乏，由先识字的小学生充当老师，识得多的去教识得少的，识得快的去教识得慢的，即随学随教的一种方式。1938年陕甘宁边区教育厅要求各小学特别是高级（等）模范小学训练小先生，发扬小朋友的积极性，由教育厅发给小先生证章，并给予奖励。较之庞大的文盲群体，师资短缺显然不是短时间能够解决的问题。1944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扫除文盲也可以民教民，认识10个字的就可以当组长，认识100个字的就可以当委员长。这种群众的自我教育虽然比不上专业教师的教学效果，但它不仅解决了师资与经费短缺问题，也让群众有了当家作主的社会归属感。 

　　从工农通讯员制到小先生制，发挥工农群众在文化反贫困中的主体作用是中国革命的逻辑必然。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动员广大的男女群众无论识字与不识字的自动的参加教育工作，从工作中创造教育干部，从学生中创造他们自己的领袖”，被写入实施民众教育的纲领。根据地文化反贫困的群众组织充分体现了乡村社会的特点，从夜学、识字组、列宁室到冬学、流动训练班、救亡室，都是适应根据地斗争环境的产物。同时，为了让群众及时了解党的方针政策，组织各种形式的群众读报组，以解决群众不识字的问题。及至1944年11月，陕甘宁边区已“有1万多群众加入读报组，各分区许多村镇都已办起为群众所欢迎的黑板报”。从识字组到消灭文盲协会，从冬学到读报组，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既是党的经济工作的方针，也是文化教育工作的方针，那就是发挥工农群众在乡村社会改造中的主体作用。 

　　五、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脱贫之路

　　针对俄国革命后社会教育的新特点，列宁指出，全部宣传工作、教育工作和社会教育工作应当同农民“最直接、最迫切的需要结合起来，衔接起来，这样就不能脱离最迫切的日常生活需要”。这就是要同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把文化和知识的普遍提高同迫切的经济需要联系在一起，就能使群众对教育的需要增长百倍。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显然不同于已经取得政权的苏联。如何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进行文化反贫困，没有可以借鉴的成功经验，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探索，在挫折中成长。从大生产运动到发展医药卫生事业，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到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中国共产党逐步走出了一条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脱贫之路。 

　　1.满足群众经济需求，筑牢文化脱贫的物质基础 

　　从中央苏区开始，根据地政权通过识字组、夜校等形式扫除文盲，及至全面抗战时期，更是有了冬学、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但扫除文盲的效果与预期目标之间仍有很大的距离。究其原因，无疑与生存困境有一定关系，在基本生存需求解决之前，很难激发群众更高层次的文化需求。这也是马克思的发现——“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活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成为破解根据地文教发展困境的前置性条件。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经过大生产运动，根据地面貌一新，成为“陕北的好江南”。经济上的丰衣足食，必然提升人民群众在文化上的要求。1944年1月20日的《解放日报》社论指出，丰衣足食的物质条件提高了群众的文化需求，“他们有了丰裕的物质食粮，现在就进一步要求丰裕的精神食粮”。希望文化工作者，真正眼睛向下，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接着，边区召开了文教工作大会，根据地迎来了文化工作的大发展。可以说，没有大生产运动，没有干部群众生产生活上的自给自足，就没有根据地文化事业的繁荣。 

　　2.开展群众医药卫生运动，破解文化脱贫的观念障碍 

　　文化脱贫需要破除陈旧观念，特别是封建迷信思想的束缚。中共中央落脚陕北时，当地群众缺少卫生习惯，有了病，就求神拜佛，以致人口的生殖率虽然不低，但死亡率却很高，这是根据地存在大量巫神的直接原因。对此，中共中央内部刊物《共产党人》刊文指出，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对于宗教迷信的态度，应当主张信仰自由，人民的宗教迷信不能强制地禁止和取消，“只有发展科学，才能逐渐的破除人民中的宗教迷信成见”。可见，要消灭巫神势力，就要提高群众的科学知识水平。 

　　提高群众科学知识，就要普及医疗与卫生常识。1944年10月，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召开，提出边区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解放，在支援战争、发展生产的运动普遍展开以后，卫生运动就成为群众文化运动中的第一等任务。由于缺少现代医疗技术，根据地群众还在遭受大量疾病死亡的威胁；这个威胁如不加以克服，则人民的解放就不能完全达到目的，也势必影响文化脱贫的效果。为此，大会提出迅速动员一切力量，为扑灭根据地大量的疾病死亡而斗争。其中，第一项工作就是开展普遍的卫生运动。 

　　通过普及卫生常识，让群众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才能减少疾病的发生。只有破除疾病死亡的威胁，解决“财旺人不旺”的矛盾，才能扫除文化脱贫的观念障碍。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提出了扫除愚昧、不卫生和各种封建迷信的任务，要消灭大量的疾病死亡，拔掉保留于大多数人民中几千年来那些封建迷信的老根子。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自然和社会的种种怪异现象越来越多地得到合理解释，人们逐渐摆脱了传统、闭塞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逐步改变了迷信守旧的思想观念。 

　　3.坚持人民的路线，促进工农群众的自我解放 

　　让工农群众从蒙昧中解放出来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反贫困的逻辑必然，也是中国革命的逻辑必然。1942年3月，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毛泽东指出：“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何谓人民的路线？那就是“与人民利益适合的东西，我们要坚持下去，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我们要努力改掉”。根据地文化反贫困就是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不论是发展经济解决人民基本生活需求，还是提高乡村医疗卫生水平，都是为群众文化脱贫提供物质与思想基础。根据地的文化反贫困，不仅要充实群众的知识，扩大他们的眼界，还要启发他们的思想觉悟，提高他们的革命意识。 

　　人民的路线，既体现为反贫困的原则立场，也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如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所言，“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对于已经建立了自己政权的根据地群众而言，就是要以主人翁的身份投入到反贫困的斗争中去。梳理根据地文化反贫困实践，通过成立文化反贫困的群众组织，发展工农通讯员、小先生等行动，发挥工农群众在文化反贫困中的主体作用。总结民主革命时期文化反贫困的中国化道路，归根结底是要把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智慧和力量充分激发出来，凸显了文化反贫困或者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民性原则，也以生动的实践诠释了历史与人民为什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2]《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3]《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4]《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5]孟宪平：《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研究方式论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4期。 

　　[6]俞良早：《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关于根据地文化建设的思想》，《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