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话语与商谈的关系

　　“discourse”在福柯的理论中适合翻译成“话语”，而哈贝马斯的理论建立在主体间性的沟通哲学基础上，所以适合翻译成“商谈”，或者是翻译成“讨论”。这反映了两种不同的社会理论在“discourse”这个问题上采取的不同角度和产生的不同认识。

　　在《交往行动理论》的两卷本中，哈贝马斯对哲学进行基本探讨时，他虽然没有讨论福柯，但是讨论了以葛兰西为代表的西方左翼批判理论的发展脉络。哈贝马斯谈到，其实在这一脉络当中，多用“意识形态”来表示类似于“话语”的意思。

　　但是福柯的话语理论比“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显得更加高明。因为话语本身是建构主体，而意识形态由主体建构，所以话语更具有无所不包的特性；意识形态可能是整块的，话语却具有离散性和渗透性，可以渗透进一个微观的社会关系中，以毛细血管作用发挥其影响力；话语具有隐性特征。

　　所以，福柯的“话语”其实超过“意识形态”概念。但是不论是意识形态，还是话语，在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看来，商谈过程本身具有对于话语和意识形态的解构力量，甚至更准确地说，是反思性力量，对于人能够产生解放性的作用。

　　二、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杨帆在谈论法的规范性的时候，已经涉及法与道德之间的关系，这是法哲学中的一个经典问题，但是我认为，哈贝马斯在此问题上的处理并没有使商谈原则、道德原则和法律正当性建立起线性关系。

　　这里的逻辑关系是这样的：哈贝马斯认为，商谈原则进入道德领域时，会转变成道德商谈，对道德的实体内容达成相互理解；但另外一方面，商谈原则与民主原则叠加，通过民主政治的实际过程生产法律，生产出来的法律包含着道德的内容，但绝不单单是道德的内容。因为在民主原则实际展开的过程中，具有正当性的法律经历了实用商谈、伦理商谈和道德商谈。这样生产出来的法律，既含有法律是否在实际生活当中存在可行的、经过实用商谈检验的内容，也包括伦理的、共同生活方式的内容，也包括合乎道德准则的内容。所以，经过民主原则叠加之后生产出的法律产品，比道德商谈的内容更多、层次更加丰富。由此看来，道德商谈和法律的民主商谈，二者之间是并行关系。此外，法律的实体内容不会违背道德商谈所得出的结论，所以二者之间又涉及相互涵摄的方面，既相互区分，又紧密关联。这样的话，它就使哈贝马斯的商谈法哲学既区别于康德主义这样一种在道德商谈和法律商谈之间建立起线性关系的法哲学学说，也不同于自然法学派和实证主义法学派。

　　由此看来，我们对哈贝马斯的法与道德关系的理解和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深化。正因为道德商谈和法治国的民主商谈都来自于商谈原则，而商谈原则却不建立在任何形而上学预设的基础上，我们才说，哈贝马斯的商谈法哲学是建立在后形而上学的基础上，没有本质主义这样一种前提条件。

　　三、本质主义与情境主义之争？

　　杨帆谈到，哈贝马斯和福柯之争是本质主义和情境主义之争。我认为这个论断很难成立。

　　首先，哈贝马斯不是一个本质主义者。哈贝马斯认为，其哲学是后形而上学的哲学；“二战”以后的语言哲学转向也产生了告别形而上学哲学体系的倾向。如果哈贝马斯的理论是基于语言哲学转向的普遍语用学，他又自称自己是一个后形而上学的哲学，那么如何说他是一个本质主义者呢？如果这个本质主义不是有一个形而上学的原点，而是说商谈的伦理基础具有实体内容的话，也不对。因为实际上商谈原则谈的是双方当事人在排除外在强制的情况之下，达成彼此的相互理解，形成共识的那些基础性条件。这种情况之下，如何能说这些基础性条件具有实体内容呢？

　　我猜测杨帆说哈贝马斯是本质主义，可能是受到“理想言谈情境”的影响。那么理想言谈情境看起来好像是一种规范性预设，但是我们实际考察交往行动理论当中对于理想言谈情境的论述，可以说，它既有规范内容，但又有经验基础。他对于以米德的符号互动论，还有皮亚杰和科尔伯格的成长心理学讨论的过程当中，是从经验角度、心理学和社会学角度，考察人在成长过程当中存在着内在于语言的沟通，及其对文化、社会和人格的构成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讲，它不是一个完全的规范预设，甚至也不是一个我们所理解的那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理想性的东西。它有经验基础。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哈贝马斯都不是一个本质主义者。

　　其次，我觉得本质主义和情境主义之间的对立，不足以解释哈贝马斯和福柯之间的关系。因为在商谈过程当中，每个人都着眼于具体情境来进行商谈，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存体验和生活史。因此商谈过程不可能去抛离每一个具体情境，每个商谈的主体都将自己的存在经验和生活史带入商谈的过程当中，从而将他人带入他自己的生活史里面，形成换位思考。正因为这个原因，每一个具体的商谈都是情境化的。因此不能说哈贝马斯就不是一个情境主义者。另外一方面，我们又能在语言沟通中发现另外一种现象，就是每一种商谈都有超越具体情境的潜力。如此，哈贝马斯就不仅仅是一个情境主义者。但是，我们说商谈具有超越情境的力量，不等于说他是一个本质主义者。所以我认为，至少杨帆发现的这样一个归类，值得再考虑。

　　最后，当福柯说他是一个情境主义者的时候，我的问题是，福柯是不是不知不觉地陷入到了另外一种形式的本质主义，即权力的本质主义？福柯说，一切话语背后其实都体现着某种权力关系，就像杨帆概括的，话语背后更本质的概念是权力。那么最后他自己绕来绕去，是不是成为了权力的本质主义者？他在反形而上学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落入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形而上学呢？我想这也是有待回答的问题。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法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雨楠/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