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和哈贝马斯都在挑战现代性这个问题，都在试图给现代性的一些病症来问诊，但他们可能回答的不是同一类问题。理解福柯要回答的问题，可能还是要回到三个关键的文本。第一个文本是《什么是启蒙》，以及它的姊妹篇《什么是批判》。第三个文本就是L’Archéologie du Savoir，即《知识考古学》。

　　我认为这三个文本其实构成了一个三角。在《什么是启蒙》这篇文章当中，福柯认为，康德讲要勇于运用智慧、运用知识，勇于去知道。但康德同时也在暗示，你要知道在什么时候需要接受别人的判断。所以他说，启蒙不仅有康德的笔，而且还有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剑。

　　在《什么是批判》这篇文章中，福柯做的回答是，批判就是一种不接受统治的姿态，或者至少是不接受如此统治的姿态。而知识考古学，可能就像是一个行动纲领背后的认识论。

　　北京师范大学的钱翰老师写过一篇关于什么是知识考古学的文章。他很形象地用马克思的一句话形容知识考古学，那就是试图揭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福柯要做的就是告诉我们，看似高尚的“主权”“正义”“公平”“法律”“法治”，当它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它们身上流淌的是怎么样的脓血和肮脏的东西。在福柯生活的那个社会，从法治的角度来说，可能是西方近300年以来，甚至可以说是近600年以来，比较美好的30年，是一个法治的理想状态。但是要实现这个伟大的历程，从1789年开始，乃至更早时间，要有很多人去做一些看似不够重要的事情。在实现良法善治的过程中，需要有人将纲领落实到行动中，福柯要解决的就是哪些群体来完成不同的行动。

　　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福柯并没有杀死“人”这个概念和人的主体性，相反，他反对的是一个英雄式的个人，即某个理念由某人提出来，然后接着传到某人手中，又在某人的手中发扬光大。福柯否认了这种英雄式个人。用福柯的话来说，是一帮淹没于遗忘深渊当中的人，他们的所作所为汇聚成历史。

　　接下来是本文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即福柯如何看待规范性。福柯可能更关心的不是规范性的概念，或者规范性在当代法哲学、社会哲学当中占据怎样的地位，他可能更关心的是“规范性”是如何通过群体的行动而产生的。

　　在主讲人的文本当中，我认为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在于将规范和正常这个概念联系在一起，而这确实是福柯理解规范性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他认为法律跟医学或精神病学没有任何的区别，都是要把那些不太正常的人变成正常人。在我看来，这可能涉及另一个普遍受到忽略的文本，即《文明与疯癫》，法文书名是《古典时代疯狂史》。这本书其实是福柯整个学术积累的起步，他讨论了人的理性是怎样通过非理性而显现出来的。首先将一群人圈定为非理性的，接着讨论如何去治理这些非理性的人，最后才能得出一个理性的概念。

　　其实这跟他讨论法律最重要的作品《规训与惩罚》都是一脉相承的。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到，存在一个监狱的光谱；并不是名为“监狱”的地方才是监狱，生活中存在许多“监狱”。光谱的一端是监狱，另一端是幼儿园，中间有着一系列其他机制，如劳教所、精神病院和学校等等。接着福柯说到，我们人生中或多或少总会有一段时间是待在这个地方，这些地方都把我们变成了一个正常人。我觉得福柯可能更多地是从发生学的意义上来讨论规范性的概念。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

　　（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雨楠/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