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26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编辑部主办，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协办的“电影理论体系建设与中国电影学派研究”论坛在线举行。论坛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贾磊磊教授主持，参会学者有：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亚洲影视研究中心主任陈犀禾教授，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中国电影家协会原秘书长、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原主任饶曙光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长江学者”、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任陈旭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顾亚奇教授。

　　论坛伊始，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编辑部孙晓霞主编介绍了本次论坛的相关组织工作，谈及《艺术学研究》对中国艺术理论建构和学派建设一直以来的关切和支持。随后，与会学者围绕“中国电影学派”、“国家理论”、“共同体美学”、“电影工业美学”等前沿理论进行发言，共同探讨中国电影理论体系建设路径，展望中国电影学派研究的发展前景。

　　一、中国电影学派：凸显“民族性”的话语体系建构 

　　2018年，由北京电影学院刘军教授作为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电影学派理论体系构建研究”正式立项。作为艺术创作方向子课题的负责人和中国电影学派理论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贾磊磊教授指出，中国电影学派理论体系构建的三个主要方向为艺术、产业、和科技。科技方向关注数字时代和人工智能时代的中国电影，产业方向关注工业和发行、放映、制片，艺术方向主要关注电影创作。陈犀禾教授认为，中国电影学派是一个在全球化环境下凸显民族文化主体性、承袭了丰富的民族电影实践和理论资源的电影理论话语。广义上，中国电影学派涵盖以“共同体美学”、“电影工业美学”、“国家理论”等为代表的所有相关理论建构；狭义上，“中国电影学派”则主要指以北京电影学院为主体研究机构的相关研究成果。

　　通过使用CiteSpace对近三年相关文献进行计量分析，顾亚奇教授将“中国电影学派”、“电影工业美学”、“共同体美学”等理论研究的研究机构、作者群体、高频关键词进行了可视化数据分析和呈现。2019年1月以来，中国电影学派理论研究的相关文章有211篇，CiteSpace分析数据后聚类形成的核心关键词为：中国学派、中国电影、电影美学、民族性。

　　尽管“民族性”作为关键词的聚合性并不十分凸显，但却被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代表了中国电影学派理论研究的核心重点。饶曙光教授认为，中国电影学派的核心关键词有二：“中国艺术和传统”，以及“中国特色”，整体亦可归结为“民族性”。陈犀禾教授同样认为，中国电影学派的理论核心为“民族化话语”，往前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罗艺军对电影民族化问题的阐发。近年来，李道新等学者对“空气”说与中国电影美学精神的阐发，同样属于中国电影学派的研究思路，即承袭传统文化理论资源、关注民族电影实践。因而，“中国电影学派”在理论建构上具有丰富的理论资源和实践资源，其民族化话语具有文化和道德上的优势。以“民族性”为理论核心，使得中国电影学派的理论建设表现出鲜明的文化传承和历史观照。顾亚奇教授以“构建凸显民族性的理论体系”为题名总结中国电影学派的理论进路，他认为，从中国电影史角度切入、将传统文化和美学精神纳入理论视野，是中国电影学派理论建构的重要路径。与此同时，顾亚奇教授还强调，中国电影学派具有明确的现实意义，聚焦中国特色电影类型、中国特色电影理论和数字时代中国电影发展现状研究。对此，陈犀禾教授认为，“中国电影学派”理论建设在“往回看”（承袭传统理论资源）的同时，也应该“往前看”，以回应当下全球化、市场化的电影发展现实需求，寻求战略性建构和创新性发展。

　　二、国家理论：一种历史哲学的思考 

　　和中国电影学派的历史观照类似，“国家理论”同样具有鲜明的历史导向。这一理论体系由陈犀禾教授于2009年正式提出，是一个按照历史本体论原则建构起来的理论话语，它不是像一般西方电影美学或哲学从心理学或语言学或后结构主义方法切入电影本体、而是从新中国电影史的发展中理解电影的性质。同时，因其所依据的历史本体和实践是中国的，因而可以顺理成章地把它理解为中国式的电影美学话语或理论建构学派。“国家理论”的架构参照了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对宇宙万物和现象的研究，必须回答以下四个问题：素材、方法、形式、价值”。按照四因说的模式，结合毛主席在解放初期对于电影的评论，陈犀禾教授将“国家理论”概括为四个主要方面：1. 电影素材：取自“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2. 电影的创作方法：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称赞和歌颂”人民。3.电影的形式：革命历史叙事和革命现实叙事，20世纪50年代的历史叙事多为战争、现实叙事多聚焦社会主义建设；如今中国电影的历史叙事则多为史诗，如《长津湖》《长津湖之水门桥》，现实叙事更为流行的则是喜剧。4. 电影的价值：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现在则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总的来说，电影是“国家形象的展示”或“国家意志的体现”。

　　陈犀禾教授指出，“国家理论”的优点在于从近七十年的中国历史中提炼，并符合当代现实；不足则在于其是一种历史哲学，而非战略设计。作为一种对独特中国经验的总结，“国家理论”提供了洞见；但作为中国电影学派的建构，“国家理论”对很多优秀的、有代表性的实践关注不足，如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功夫电影和艺术电影。

　　三、共同体美学：何以体现“中国性”？ 

　　“共同体美学”由饶曙光教授于2018年提出，至今已有将近80篇论文聚焦这一理论体系展开学术争鸣和话语建构。饶曙光教授强调，共同体美学的基本思路是立足于“我者”思维基础上的“他者”思维，在文本层面倡导共同体叙事，在产业层面倡导共同利益观。共同体美学主要有四个层面的意义：1. 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和机制；2. 在有效沟通机制的基础上进行对话，一方面充分表达自己的立场观点和诉求，另一方面倾听他者的立场观点和诉求；3. 在充分对话的基础上尽可能扩大共同性，降低差异性，尤其是要降低误判、降低沟通不畅产生的误区；4. 在共同对话、扩大共识的基础上实现双赢、共赢和多赢。

　　陈犀禾教授认为，共同体美学是一种呼应国家意识形态顶层设计而提出的电影美学思想，其优势在于对接顶层设计、紧跟政治潮流。如何在共同体之下回应多样化，是共同体美学面临的一个挑战。对此，饶曙光教授强调，共同体美学同样具有明确的现实面向和实践价值。这一理论体系试图打破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文化壁垒，并试图联通创作者和接受者，打通电影产业内部上游、中游、下游等各个环节，构建更高层面的共同体美学，以此来观照中国电影实践，推动中国电影现代化，并对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和电影强国建设提供更为多样的方法论。顾亚奇教授以“全域性命题与现代化路径”总结共同体美学的理论建构，结合CiteSpace可视化数据分析，指出共同体美学研究的关键词有电影语言、电影美学、叙事伦理、感觉结构等理论概念。

　　作为中国电影学派的有机组成部分，“共同体美学何以体现中国性”是理论建设的关键所在。饶曙光教授认为，共同体美学是一个原生性理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大同、天人合一、和合思想、共美概念以及关联式的思维模式，都是一种朴素的共同体思想。在承袭传统文化理论资源的同时，共同体美学还密切关注当下中国电影的实践发展、技术变革和观念转变，并尝试对元宇宙作出理论思考和阐释。因而，共同体美学亦具有旗帜鲜明的未来面向，面向中国电影的未来发展，面向电影强国建设，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是共同体美学的初衷与核心支撑点。谈及共同体美学的知识框架与体系，饶曙光教授指出，电影与观众的关系是共同体美学关注的焦点问题，尤其是在观影的社交属性超过审美属性的当下，如何回应这一现实状况，是共同体美学面临的一大问题。对此，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文化共同体、情感共同体、精神共同体等概念，为我们重新分析电影内部很多重要的关联提供了理论支持。其中，情感共同体强调电影与观众的情感关系，尤其是在流媒体时代，不同观影方式型构的观众情感体验殊为不同。地缘共同体给观众带来了新的想象空间，能够跟观众达成更大层面的共情共振。饶曙光教授认为，在作者中心论、文本中心论、读者中心论三个阶段以后，我们目前已经进入了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第四阶段：共同体理论。开放与包容是其理论精神，诸多学者的争鸣和发言，体现出一种共同创造的共享美学精神。

　　四、电影工业美学：从伦理维度“接着讲” 

　　2018年，陈旭光教授提出“电影工业美学”概念，在电影学界和业界均产生了广泛影响。经顾亚奇教授统计，2019年1月以来，知网发表的电影工业美学相关论文达到284篇，其中最为突出的研究力量是以陈旭光教授为代表的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作者群体。通过CiteSpace数据分析统计，电影工业美学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呈现为想象力、工业美学、影游融合、技术美学，这也正是陈旭光教授近年来尤为关注的理论话语。2020出版的《新世纪、新美学、新转向：电影工业美学争鸣集》、以及2021年出版的陈旭光教授的专著《电影工业美学研究》，对这一理论体系进行了概念阐释、理论建构和学术争鸣，勾勒出一幅详尽的电影工业美学研究地形图。

　　电影工业美学的理论精神可追溯至1995年邵牧君先生提出的 “电影首先是一门工业，其次才是一门艺术” 的观点，但其理论灵感则源于两个直接的现实因素。陈旭光教授指出，新力量导演迥异于第六代导演的创作实践、影像风格和电影观念，以及工业视效大片的差口碑，是促使其思考“电影工业美学”理论的两个强烈而急迫的现实诱因。因而，务实性是电影工业美学尤为突出的理论气质，呈现出与宏大理论不同的“中间层面”批评的研究取向。陈犀禾教授同样认为，工业美学是一个以当代中国电影发展为基础、试图推进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理论话语，是一种有别于宏大理论的中层理论，更注重产业和实际操作层面。“电影工业美学”理论的提出基于国内电影的工业实践，同时有好莱坞的丰富经验可以借鉴，如类型理论、市场运作、观众心理等，还将香港电影的人才和经验纳入理论视角之中。其显著优势在于回应了当下中国电影发展中的迫切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需求和操作性，对许多导演的创作和产业界的实践都产生了直接影响。

　　电影工业美学研究具有突出的电影观念变革转型意义，陈旭光教授指出，电影工业美学尝试回答电影研究的永恒之问：电影是什么、电影为什么？电影何为？艺术、宣传工具、事业、媒介、文化、娱乐、工业等诸多概念均被用来界定电影，电影工业美学则尝试整合这些观念，以超越二元对立的立场，从整体、动态、联结的层面重思电影研究的永恒之问。在这个意义上，陈旭光教授认为，电影工业美学和共同体美学有相通之处，各个要素、环节不是静态孤立互相隔绝的，更重要的是各个要素如何在动态中系统整体化。

　　如今，“电影工业美学应该如何接着讲？”，是该理论体系进行知识再生产的迫切之问。在大电影产业、技术美学、跨学科研究等拓展性维度之外，陈旭光教授提出主体层面的工作伦理精神，将伦理道德之维纳入电影工业美学知识再生产的理论体系建构之中。从新教伦理的理论资源出发，陈旭光教授将电影人的工作伦理置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伦理革命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语境之下，将电影的伦理研究分为“文本内部”和“文本外部”两个方向和领域，既关注叙事层面的文本伦理，同时也更关注电影产业链中创作、生产、运营、传播等各个环节的工作伦理，尤其是导演与投资方、制片人、观众之间的伦理关系。这些外部伦理在电影工业美学的“体制内作者”、“制片人中心制”、“受众为王”等原则中得到了重点关注。与此同时，陈旭光教授也强调，我们不宜在电影中强调“伦理至上”，更不应“道德绑架”，而应在“道德宽容”的基础上，强调中国电影人立足伦理底线，践行基本伦理承诺，超越道德真空而表现道德焦虑，进而走向道德自律。贾磊磊教授认为，电影工业美学的工作伦理研究应纳入比较视野，将中国电影人的工作精神和美国等外国电影人的工作伦理进行比较研究。他以宁夏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画皮》的创作经历、以及王晶导演的工作方式为案例，强调了中国电影人具有全身心为电影奉献的工作精神传统，这与好莱坞严格遵守拍摄时间的工作风格大为不同。站在比较的视角上，电影工业美学的工作伦理研究将具有更为多元的面向和全球化视野。

　　五、中国电影理论研究话语体系建构的未来愿景 

　　顾亚奇教授以《中国电影理论体系建构研究之研究》为题，采用CiteSpace可视化数据分析方法，对以上提及的“中国电影学派”、“共同体美学”、“电影工业美学”进行了综述式研究分析。通过论文发表数量及中心度、关键词共现及主题聚类分析，顾亚奇教授总结道，中国电影理论体系的建构，不是单向度的，而是诸多议题之间的网状勾连、不断迭代，在搭建过程中逐渐形成具有深度与广度的结构，具有一批较为稳固的电影研究学术群体，整体来看成果积累速度快，且处于稳步发展状态。陈犀禾教授也认为，“各种理论只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把对象照亮”，多视点的建构、多角度的思考，对于电影理论体系建设与中国电影学派研究大有裨益。与此同时，顾亚奇教授还指出了目前中国电影理论体系建构研究的不足之处。首先，一部分论文对中国电影现象有及时的总结和把握，但理论深度有待提升，尚未形成统一的研究范式；其次，研究群体的新生代力量还较为薄弱，成果交流的场域范围也较为有限。对此，顾亚奇教授认为，中国电影理论体系仍需与广阔的中国电影市场、实践应用紧密联系，并立足于本民族特色，结合政策、社会、市场、技术等力量，形成更加完整、科学、系统的理论体系，从而为中国电影由“大”变“强”提供充沛的智力支持。

　　论坛的最后，贾磊磊教授总结道，本次论坛是对近几年来中国电影理论研究和体系建设的一次检阅，展示了中国电影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同时也使我们看到了目前理论建构的不足之处与可增长空间。最为重要的是，在学术争鸣中，一种共识逐渐形成。“中国电影学派”、”国家理论”、“共同体美学”和“电影工业美学”等理论体系虽然各自有所侧重，但都源于我们对民族、国家、人民共同的关怀，对中国电影未来发展的共同设想，对中国由电影大国到电影强国历史迈进的共同思考。近年来，“中国电影学派”、“国家理论”、“共同体美学”和“电影工业美学”等理论话语的涌现，体现了中国电影研究的学术前沿活力，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网状勾连、不断迭代的发展态势，推动着中国电影理论体系建设迈入新阶段。

　　（李卉，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