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晚，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邓安庆教授组织策划的“黑格尔与现代世界”系列讲座的第五讲举行。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朱渝阳副研究员应邀做了一场基础性与前沿性兼具的讲座，其题目为“黑格尔耶拿哲学体系方案的演变及其方法机制转变”。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张志伟主持，长安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贾红雨、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副研究员张大卫担任讲座评议人。讲座以线上方式举办。

　　讲座伊始，朱渝阳引用Klaus Vieweg在《自由的哲学家》（Philosoph der Freiheit）中的一句话：“在耶拿黑格尔成为黑格尔”，以此说明，黑格尔在耶拿时期完成了从无名小卒到哲学家形象的蜕变。本次讲座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主要内容正是考察黑格尔在耶拿时期所构想的哲学方案所经历的演变过程。以1803年谢林离开耶拿为界，朱渝阳把黑格尔耶拿时期的思想发展分为耶拿前期和耶拿后期，并将其前后期转变概括为从“实体性形而上学”到“主体性形而上学”的转变。

　　在讲座第一部分，朱渝阳考察了黑格尔初到耶拿的教学活动。她认为，黑格尔公开发表的著作与讲课稿之间有一定的差异，因此，要理解黑格尔哲学的本真语境，就有必要考察他的讲课稿。她在此考察了《哲学导论》和《逻辑学与形而上学》（1801/1802）这两部讲义，说这些讲义虽是黑格尔哲学体系构想的第一次表达，但与黑格尔后来成熟时期的体系相比，有着“令人惊讶的稳定性”。

　　哲学是否需要导论？朱渝阳注意到，黑格尔在《哲学导论》中给出的回答极具辩证意味：就哲学以绝对为对象并因而具有自足性而言，哲学不需要导论，但就思维主体与哲学整体之间的张力而言，哲学又需要导论，以充当连接主观形式与绝对体系的桥梁。除此，朱渝阳还注意到，不同于黑格尔后来体系的三分方案（即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黑格尔在《哲学导论》第二个残篇中构想的哲学体系是四个部分：哲学首先要在理念中认识自身，继而要在自然中分化自身、获得实在性，接着自然要上升到精神，最后理念在宗教和艺术中返回自身，重建统一性。

　　朱渝阳还考察了《逻辑学与形而上学》这部讲义，主要探讨逻辑学与形而上学为何在此分离。她给出了两方面原因：首先就学科建制而言，在1800年左右的德国哲学界，“逻辑学与形而上学”是教席或一门科学的名称，人们在此名义之下讨论哲学的基础或方法论。其次，就黑格尔本人的思想处境而言，两者在体系中所起到的作用不同：逻辑学的作用是引导知性思维克服自身的有限性而过渡到形而上学，因而只是哲学的导论，而形而上学才是真正的哲学，其功能为探讨理念与自身的关系。

　　主讲人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朱渝阳博士

　　第二部分探讨黑格尔耶拿前期的哲学构想。所谓耶拿前期，它大致涵盖从黑格尔1801年写作《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下文简称《差异》）到他1803年写作《伦理体系》这段时期。朱渝阳将黑格尔在此期间的体系构想描述为以“绝对”为特征的实体形而上学。她在这部分依次考察了《差异》、《论自然法的科学处理方式》（下文简称《自然法论文》）、《伦理体系》三个文本。

　　首先，主讲人介绍了《差异》的哲学史背景、写作动机、主要观点以及黑格尔在其中所遭遇的问题。她指出，此时黑格尔把绝对视为唯一实体，并以主体客体为主要范畴来刻画绝对：例如，他把费希特哲学的本原称为主观的主-客体，而把谢林哲学的本原称为客观的主-客体，并认为后者因达到主客体的真正统一性而优于前者；再比如，黑格尔分配给理智科学、自然科学的任务分别是研究主观的主-客体、客观的主-客体（这两门科学只有相对的总体性），而艺术、宗教和思辨形式则体现主体与客体之间无差别的统一性，因而是绝对的总体性。主讲人接着指出了黑格尔在《差异》中尚未解决的两个难题：第一，主体与客体是一种平行并列关系，以致两者之间既无关联，亦无优劣之分；第二，自然与理智相互并列，缺乏过渡的介质，此时黑格尔只能用一些诸如“自然之光”之类的神秘话语来描述自然向理智过渡。

　　朱渝阳紧接着考察了《自然法论文》，并重点关注黑格尔在其中所构想的哲学方案。她指出黑格尔在描述绝对者方面的变化：黑格尔的体系结构从四部分变为三部分，用以描述绝对者的范畴也不再是主体客体，而是统一性与多样性。朱渝阳认为，这种理论的优势主要表现为：统一性-多样性这一对范畴把对立物置于相互关联的关系中，从而使得体系内部的各部分之间不再是并列平行、无关联的关系，而是彼此具有了相互关联的可能性，整个体系更具连贯性。不过，主讲人指出，此时黑格尔仍然没有清楚说明自然与精神的关系：一方面物理自然和精神具有“质”的结构同一性，另一方面“精神高于自然”，精神同自然具有“质”的差异性。

　　朱渝阳在这部分的最后还简要考察了《伦理体系》。她特别指出，这里发生的变化在于：黑格尔在其中使用了谢林的 “因次方法（Potenzmethode）”，借此把人类社会实践领域的各种现象纳入到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分裂到统一的逻辑发展结构。这些伦理要素不仅有先后的逻辑次序，而又也被赋予了高低不等的价值等级。

　　在讲座的第三部分，朱渝阳通过梳理黑格尔在耶拿后期（1803-1807）的三大体系草稿考察了黑格尔在此阶段的体系构想。她借用Klaus Düsing的说法，将该时期的体系构想概括为以主体性为特征的形而上学。

　　她首先援引国际上的相关文献学研究成果解释了“耶拿体系草稿（Jeaner Systementwürfe）”这一说法的由来，同时指出了以往通行的“耶拿实在哲学”、“耶拿逻辑”等类似说法的不妥。接下来她便进展到三部体系草稿。

　　朱渝阳指出，黑格尔在《耶拿体系草稿Ⅰ》（1803/1804）中所发生的变化在于，他开始引入意识理论、用意识规定的发展来论述伦理现象。自然在否定的意义上成为“精神的他者”，这样就论证了精神高于自然。另外的变化还有，绝对实体在这里不再是静止的、没有生命力的存在，而是自身活动着的存在与变化的统一性。民族精神被规定为“绝对的、单纯的、生动的和唯一的实体”。不过，黑格尔虽然在“精神哲学”的标题下阐述伦理现象或精神领域，但仍然以实体哲学为基础。

　　关于《耶拿体系草稿Ⅱ》（1804/1805），朱渝阳援引著名黑格尔研究专家Klaus Düsing的观点，如此定位这第二部体系草稿：黑格尔在这部草稿中建立了主体性的哲学，实现了哲学体系方案的所谓“范式转换”。逻辑学在其中起到的功能仍然是体系的导论，而形而上学则是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也是一个认知着的概念实现自身的过程。

　　关于《耶拿体系手稿Ⅲ》（1805/06），黑格尔的体系构想在此所发生的变化在于，黑格尔不再从意识的角度出发来看待诸伦理现象，而是直接从精神关系开始，把实践现象的展开纳入到精神自身的关系中。另外的变化还有，黑格尔在这里用“国家”概念取代了之前频繁使用的“民族”概念，用以指称主观意识与制度化客观性的统一。

　　主持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张志伟教授

　　张志伟教授认为此次讲座极具基础性，因为深入研究黑格尔耶拿时期的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消除很多疑团，例如，黑格尔到底怎样走出了谢林哲学，以及黑格尔已经明显地有了关于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这样的后期成熟体系方案，何以还会在此体系草稿之外再单独写一本《精神现象学》？

　　在讲座的评论与问答环节，评论人贾红雨指出，本次讲座虽叙事宏大，但特别清晰系统地梳理了黑格尔早期体系发展的内在逻辑、内在发展的动力以及演变过程的诸多细节。除此，他还补充介绍了莱因霍尔德在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过程中所起到的承上启下的作用、黑格尔的实体与斯宾诺莎的实体之间的区别等重要哲学史背景。另外，他就自然与精神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过渡问题给出了与主讲人不一样的看法。他认为，自然哲学何以要向精神哲学过渡，这与其说是缺乏过渡的介质（如主讲人所认为的那样），不如说是否有过渡之必要，因为只有不同的东西之间才有过渡的必要。最后，他向主讲人提出了问题：“该如何理解自然和精神具有质的差别？”

　　评论人 长安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贾红雨

　　张大卫认为，此次讲座虽就题目而言难度较大，但主讲人的处理方式很成功，至少能够说得通。在这位评论人看来，像主讲人那样用主体与客体、一与多、意识与精神等范畴来说明黑格尔在耶拿时期的思想发展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方式。他对此次讲座提出了三点看法。第一，他认为该讲座没有清楚交代黑格尔初到耶拿时的问题意识或理论困惑。他倾向于认为，黑格尔初到耶拿的问题意识与谢林不同，因而黑格尔开始独立思考哲学，并非如讲座所说，黑格尔从1803年谢林离开耶拿才开始。评论人提醒我们注意这一事实：黑格尔在耶拿末期重新使用了他本人在法兰克福时期用过的“精神（Geist）”概念，而此时也正是他发现谢林哲学的界限之时；第二，他认为该讲座在处理黑格尔的文本之时，没有仔细辨析同一个概念在黑格尔和谢林那里所具有的不同含义，例如，《伦理体系》中的“直观”概念就明显不同于谢林的用法；第三，对黑格尔早期文本的解读、评价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研究者本人的研究意图及其对成熟黑格尔形象的理解。

　　评论人 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副研究员张大卫

　　在讲座的最后，本次系列讲座的策划人邓安庆教授这样评论此次讲座：它“展现出耶拿黑格尔研究的前沿阵地”。他简要回顾了我国的青年黑格尔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并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以此凸显出此次讲座的难得、可贵。最后他也指出了《德国唯心论的最早体系纲要》这个文本对于理解黑格尔耶拿时期的问题意识的重要，以此补充此次讲座在这方面没能涉及的遗憾。

讲座的策划人邓安庆教授

　　针对评论人和观众提出的问题，主讲人分别给出了全面而详细的回答。此次讲座尽管专业性偏强，但仍然受到诸多哲学同行的热切关注，前后有近2000人通过远程会议等方式观看了此次讲座。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张有民/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