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之于人类社会，是一种从潜能到实现、从特定当下到美好未来的历史进程。自现代国家出现以来，发展便成为一个进步主义概念，与文明发达、幸福生活或者现代化等概念联系在一起；其目标被定义为实现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的成长，尤其是国家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所追求的进展和进步。20世纪后半叶，西方针对欠发达地区提出了一套发展经济学理论，将发展狭义地、单向地解释为通过储蓄、投资和生产力进步所达到的目标，强调经济增长和朝向更高生活标准的发展。因此，发展与否、发展程度高低被用来判断国家的发达或者不发达，并由此产生了后发国家如何学习、移植先发国家发展模式的问题。

　　寻求替代性发展的拉美民粹主义

　　拉美有着丰富而持久的民粹主义历史。20世纪以来的一百多年间，拉美盛行的不是“街头的民粹主义”，而是一种“执政的民粹主义”，它既是以经济增长和收入再分配为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是以魅力领袖、宪政公投和多阶级联盟为特征的威权主义政治。为了摆脱依附性地位、争取国家的自主发展，拉美民粹主义政府探寻替代性发展之路的努力一直没有中断，先后经历了20世纪中叶的经典民粹主义及进口替代工业化、90年代的新民粹主义，以及21世纪激进左翼民粹主义。

　　然而，民粹主义的非正统发展模式遭受到的苛责和批判也是极其严厉的。拉美学者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认为经济民粹主义阻碍了拉美迈向现代、包容和持续的市场经济，是导致拉美掉队的根源。杨-维尔纳·穆勒认为，民粹主义政党上台之后会靠福利政策等措施实行“恩庇”政治，但最终也会因为损害长久利益而难以为继。20世纪以来拉美民粹主义循环更替但好景不长的现象一直备受诟病，批判者认为，民粹政府迎合民众需求的福利主义短期方案损害了国家的长远利益，因为“民粹主义领导人缺乏社会变革和经济改革的连续规划”。

　　爱德华兹区分了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三类拉美国家：第一类是坚持民粹主义政策的国家，如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尼加拉瓜和墨西哥等国，这些国家会产生对资本主义更强烈的抵制并寻找其他替代制度的愿望。第二类没有落入民粹主义的陷阱，也没有开放市场竞争和进行必要的制度变革，如巴西、阿根廷和大多数中美洲国家，它们缺乏勇气和政治能力去推行提高生产率和促进增长的政策，经济绩效表现平平。第三类以智利、乌拉圭为代表，走上了以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道路，增长缓慢但更加稳定。爱德华兹忽略的是，这三类国家都面临“压缩性发展”的困境，即同时面临政治、经济和社会全方位发展的需求，与先发的西方所处的环境完全不同。事实上，爱德华兹的判断没有经受住形势变迁的考验，2016年后巴西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2018年墨西哥左翼联盟在大选中的胜利、2019年智利“三十比索运动”的出现等都是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抗与抵制，也都说明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逻辑在拉美的种种不适。

　　发展问题上的关键性冲突

　　拉美民粹主义在发展问题上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两个关键性冲突上。

　　一方面，经济增长与扩张性财政之间的冲突。拉美民粹主义有一种以顺周期财政为指向的政策惯性，好年景顺风顺水，可以透支财政，扩张福利，如21世纪初大宗商品出口价格上涨，拉美迎来了“黄金十年”，左翼政府纷纷出台各种减贫和社会补贴政策，包括巴西的“零饥饿计划”“家庭补助金计划”等；但坏年景到来时就不得不进行痛苦的财政紧缩，结果势必导致民众不满和街头政治家的大量涌现。可以说，周期性的财政与福利变迁削弱了民粹主义替代性努力的效果，也制造了右翼保守势力反击的机会。

　　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与分配正义的冲突。民粹主义政权的执政合法性依赖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公正平等的收入再分配，但如何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尽快实现公平分配，或者如何在实现公平分配的同时保持经济增长，始终考验着民粹主义领袖。21世纪以来，得益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上涨，拉美出口收入持续增加，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据世界银行的报告，2003—2013年间，大约有1.5亿拉美民众迈入中产阶级行列，贫困率明显下降。然而，拉美各国的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出口收入，可持续性非常弱。同时，拉美地区的不平等现象仍然十分严重。根据2013年的民调报告，仅有25%的拉美民众认为分配是公正的。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与公平分配的严重滞后，是拉美民粹主义领导人面临的发展难题。

　　每个国家在发展问题上都面临许多方向性抉择，对于拉美各国来说，这些方向性抉择包括：国家定位是向南还是向北，即保持南方国家的独特性还是努力跻身北方国家行列；意识形态取向是向左还是向右，即走替代性的民粹主义发展道路，还是走追随性的新自由主义发展道路；政策导向是外向还是内向，即坚持出口导向工业化或者自由贸易，还是走进口替代工业化的经济民族主义之路。民粹主义在拉美的长期使命是寻找一条南方国家自己的替代性发展道路，它的兴衰更迭、左右摇摆说明了这种发展方向的抉择常常是不稳定的，并且始终未能摆脱西方影响。拉美发展的真正困境，就在于不管往哪个方向走，都停留在西方建构的发展逻辑和理念中，都是基于西方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经验，并依赖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社会关系、社会—自然关系所型构的发展模式。

　　追求“美好生活”的发展替代理念

　　为了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摆脱资源富裕诅咒，拉美左翼学界在批判性分析拉美各国长期陷入发展路径、模式与理念等多重依赖的困境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超越发展”的全新理念。2010年初，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组建了一个“发展替代长期性工作小组”，首先聚焦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三国，探索对霸权性发展模式的超越。“超越发展”理念以“发展替代”或“后发展”为核心概念，强调国家自主性和经济民族主义，主张对资本主义制度与体系的实质性克服或取代。但是，“超越发展”从性质上看更接近一种后现代主义的经济社会发展理论，接近欧洲学者最先提出的“去增长”理论。后发展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爱德华多·古迪纳斯认为，民粹主义者的“替代性发展”只是矫正、修复或完善当前发展的不同政策选择，相信无限增长的可能性和资本主义的不可替代性；而“发展替代”是要探索与当前的发展明显不同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秩序，主张经济增长应该建立在一个截然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之上。“超越发展”理论并不主张停止任何意义上的经济活动或经济增长，但是反对将发展等同于增长，主张发展途径的多样性，认为发展既有物质性目的，即改进财富分配、消除贫困和确保人们的基本需求被满足；也应该有精神性目的，即公平正义的“美好生活”。

　　“超越发展”/“发展替代”理念主张发展应该超越经济增长的局限，重视人民对公平正义的美好生活的需要，这与民粹主义一贯的人民至上主义原则是契合的。21世纪以来，拉美左翼民粹主义者提出的一些新发展理念与模式也包含某种“发展替代”的影子。2010年，厄瓜多尔的左翼民粹政府出台了《2010—2015年多民族美好生活计划》，提出一种作为国家与经济模式的“美好生活”概念，要求确保多样性、生活和再分配的平等。当前，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已经把“美好生活”作为国家和政府的发展目标写入了宪法。秘鲁前总统托莱多则推崇“共享型社会”，认为拉丁美洲应受益于经济增长，成为稳定、安全和具有凝聚力的社会，让生活在其中的人幸福自在。“美好生活”“共享型社会”等发展理念的超越性在于，它们重新定义了经济增长的工具性和分配正义的目的性，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基础上高度关注不平等问题，认为缺失了公平正义的经济增长将不足以推动社会进步。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