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读大地之书、社会之书、人性之书。

研究政治学先要分清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

社会发展“在路口”——政治哲学大繁荣，

“在路上”——政治科学大发展。

能写政论、策论、文论是政治学的“全能选手”，否则只是个“蓝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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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政治学是一门综合性、实践性很强的学问，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政治事物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似乎无处不在。但政治事物是复杂的，是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获得解决的最终“角斗场”。大量政治事物又是隐秘的，普通人难于涉足甚至难以察觉。因此，政治学是一门艰深的学问。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政治学的教学与研究在中国高校中被取消，一度沉寂。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了著名谈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他指出: “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由此，中国的政治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得以恢复。40多年来，政治学、法学、 社会学和世界政治这四大“补习生”，紧随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进程而获得新生和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政治学与其他三门学科相比，处于较为落后的位置。

当前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不充分与滞后主要表现在学术研究原创性不足、研究方法专业化程度不高，以及学术共同体发育滞后等几个方面。从专门化到专业化是所有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的规律，中国政治学正在经历着这一进程。但是，与相关学科相比，中国政治学缺乏专业性的研究方法，这突出地表现为当前政治学研究方法和话语体系还在大量采用社会科学一般研究方法和表达方式。

政治是社会公共生活中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领域，政治事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公共话题。人们可以从多种角度、运用不同的专业知识，观察、研究、探讨政治问题。但是，研究政治问题不等于政治学。专业化的政治学研究，应当是具有特定目的、满足特定需要、采取特定方法进行的政治问题研究。特定的研究方法、研究工具是政治学学科建设的灵魂。没有专属概念体系和方法体系，政治学就不能与其他相关、相近学科加以区别，就不是一个发育成熟的学科。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政治学发展的 主要任务就是探索和建立专业化的研究方法和话语表达体系。

我于1982年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开始的时候，我跟随北京大学的向青老师和我所在的北京师范学院 (今首都师范大学) 的许俊基老师研究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问题，同时也从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87—1988年，我赴美国进修政治学。回国后转入政治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2001年，我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担任副所长，分管科研工作。后来又担任了党委书记、所长等。

在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以后，我的科研工作发生了很大转变，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发展、 转型，我逐渐成长为一个专业的智库型研究人员，主要从事中国政治建设、政治发展相关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以及政策问题的研究工作，承担和完成了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部委、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以及一些省市交办和委托的大量调研任务和研究课题。20年来，我主持和承担主要工作的课题有一百余项。这些课题几乎覆盖了我国政治建设、政治发展的各个重要领域，涉及众多内外政策问题。2008年以来，我还主持和开展了政治发展的国际比较研究。

这些经历，对于一个政治学学者来说，是十分难得的。我自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之后，便有意识地在进行大量调查研究和完成各式各样的研究课题的同时，进行学术积累，从实际问题的研究中观察、思考、归纳、抽象及检验相关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问题。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记得1994年的时候，当时《政治学研究》的老编辑徐功敏先生对我说过一句话:“方法是政治学最需要重视和研究的领域。”多少年来，这句话我一直谨记在心。在做大量调查研究工作的过程中，我一直在留意、思考和探讨政治学研究的方法问题。多年来，我在政治学研究方法论方面积累了许多，有些是经验，有些也许可以称为方法，有些还只是做法。无论如何，方法也好经验也罢，抑或只是做法，我想这些并不仅仅属于我自己。我有责任把多年来在为国家、为人民搞研究、做学问中间获得的经验体会梳理总结出来，交还给政治学界的同仁，交给年轻一代的政治学人，希望对政治学事业、 对年轻一代有所帮助。

在我多年，尤其是近20年来的学习、观察和研究中，对于学术研究方法，我获得了一个深切的体会，那就是：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学问，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做学问的方法。中国古人有云：“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我想学术研究方法上的道理亦如此。学术研究的对象、内容和方法，一定会因时代变迁而有所变化。学术研究源于时代又服务于时代，故学术研究要跟随时代而变化。

我们处于什么样的时代?我们处在大变动、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也就是中国快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时代。变动、变革和发展的时代是实践走在理论前面的时代。因此，在这样的时代做学问必然要以实践为导向，学者要向实践者学习，向实践求知识。中国古代战国时期，秦国因商鞅变法而崛起。《商君书》中提出了“以吏为师”的思想，意在引导民众向掌管律法的官员学习，以此来规范民众行为。“以吏为师”不能简单理解为以当官的为榜样，谁官大谁掌握的真理多，而是提倡向国家治理实践中的操作者学习。在变革和发展的时代，学术研究要向实求学，要向有实践经验的人学习。

变革时代要向实求学，体现在方法论上就是要以观察法为主、以归纳法为主，即主要的方法是观察社会实践并从中发现规律，归纳知识，提炼理论。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学术研究主要不是采用演绎和推论的方法。观察法和归纳法，是变革时代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时代特色。 在我个人的科研实践中，我逐渐摸索、体会到的是：要用脚底板做学问，走到社会实践当中，走入人民群众当中，走到现场观察体验，搞清事实，还原事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总结经验，提炼理论，贡献新知。学问就是这样做出来的，知识就是这样获得的。

房宁

摘自《向实求学：政治学方法五讲》

《向实求学：政治学方法五讲》

房宁 著

出版时间：2022年6月

ISBN：978-7-5227-0247-6

内容简介

我们处于什么样的时代？我们处在大变动、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也就是中国快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时代。变动、变革和发展的时代是实践走在理论前面的时代。因此，在这样的时代做学问必然要以实践为导向，学者要向实践者学习，向实践求知识。变革时代要向实求学，体现在方法论上就是要以观察法为主、以归纳法为主，即主要的方法是观察社会实践并从中发现规律，归纳知识，提炼理论。

作者简介

房宁，政治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四川大学讲席教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长期从事政治理论与实践研究工作。曾两次为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讲解。倡导“向实求学”，用脚底板做学问。2017年曾徒步全程考察京杭大运河，2021年开始实地考察“瑷珲腾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