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经济增长与制度变革的关系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震惊世界。中国奇迹般的增长遵循了哪些基本规律，又有哪些自身的特色，是学界研究的热点话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与他人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有一句名言：“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曾对中国经济改革产生过重要影响，今天，随着实践的发展我们对待西方理论应持有怎样的态度？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其新著《制度与经济增长》中提到，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取向和结论不是无懈可击的，制度是制约或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人力资本、国际环境等也是重要因素。就制度本身而言，也不大可能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佳制度，而只存在适宜的制度。我们需要吸收新政治经济学对制度研究的成功经验，也需要以更加批判性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研究的方法和结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刘守英认为，研究制度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首先要对制度和体制进行区分，制度分大小，大制度是指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等，小制度是指客观世界运行中微观层面的一些规则。大制度和小制度各自起什么作用以及如何联系和互动，即体制的秩序需要深入研究。

　　制度移植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应从中国现实出发创造关于制度变迁和制度绩效的新理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传播中心主任王贤青谈到，西方经典理论可以为我们的理论和实践提供启示和借鉴，不能盲目崇拜和简单套用，对于中国来说，究竟什么样的制度才能更好地支持经济增长、兼顾效率和公平，有很多值得认真探讨的细节问题。

　　诠释中国道路的独特性

　　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化探索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刘守英谈到，从1978—2019年，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40多年间保持了年均超过9%的高速增长，人均GDP由220美元上升到16117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9%上升到2019年的60.6%。中国仅用40年就初步完成了发达国家100年以上才能完成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可以说，中国的发展奇迹没有遵循西方经济学家设计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不是在现有发展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实现的。在刘守英看来，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经济学自然实验场，我们改革开放的过程实际上是一整套权力开放的过程，我们国家建立的一整套富有弹性的体系，实现了制度结构的重构和整体秩序的维护。

　　如何认识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姚洋谈到，作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赶超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往往需要采取一些超常规的手段。在制度建设方面，中国从实际出发，采取渐进方法，先建立“有用”的体制机制，然后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和制度转型之路，为经济的平稳发展提供了条件。诠释中国道路，需要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姚洋提出，中国的务实主义态度和成功经验具有显著的世界意义，但不能仅仅停留在研究中国问题或者就中国论中国，中国理论研究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需要更加清晰地呈现出解决问题的系统理论。

　　开拓中国发展经济学新境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推动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和构建中国发展经济学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基础和独特的理论资源。刘守英提出，一个国家从传统走向现代，对不合时宜的思想进行批判，对人类共识的价值观念进行吸收之后，需要再回到本民族文化中寻找主体意识，构建自主价值。对于中国经济学界来说，我们的重大使命是基于中国发展奇迹进行理论创新，解释中国式增长和结构转型，分析中国式制度变迁，开辟崭新的发展经济学领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姚洋认为，基于西方经验的社科理论至多只能解释中国的局部，中国国力日隆，不是对西方实践亦步亦趋的模仿，而是来自于中国传统的伟大力量，我们应基于中国深厚的传统，发掘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构建与当代世界主流价值观接轨的新思想、新理论。《经济观察报》执行总编辑文钊认为，西方经济学理论已经无法解释过去40多年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成功，我们需要用更加独立的思考，认识真实的经济世界，用西方学者信服的方式，读懂中国经济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