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明海英 通讯员 刘佳源 陈瀚钊 高金鹏）9月17日——18日，由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主办，武汉大学比较哲学与文化战略研究中心、湖北省哲学史学会协办的“中国哲学的历史书写：素材、策略与方法论”学术研讨会在武汉举行。

　　会议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等2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新闻界和出版界的编辑近百人参加会议。

　　重视经典诠释中的追问与创新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郭齐勇作题为“中国哲学史的问题意识与主体性”的主题发言。郭齐勇指出，中国哲学史中的问题与问题意识应当引起重视，哲学史就是问题史，通过列举出中国哲学关注的六大主要问题，他认为与西方哲学相较，中国哲学存在其自身的特殊性，我们应当自觉建构中国哲学史的主体性，在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过程中做到逻辑与历史的一致，重视经典诠释中的追问与创新。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杨国荣作题为“如何理解中国哲学”的主题发言。杨国荣认为，中国哲学作为哲学，集理论性与历史性、生成性与继承性、普遍性与特殊性为一体，应当建构有历史的哲学与有哲学的历史，二者不可偏颇。在哲学史研究过程中，既要把握其历史演化的内在脉络，也要注重现实的形态。他还阐释了他对中西哲学关系的理解。

　　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丁为祥谈到了他对哲学史书写的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理解，个体在面对古代文献时存在三个层次，分别为个体层次、社会共识、时代思潮，古典文献有许多可澄清之处，文献的解读应该以客观性为基础，诠释应当以主体性为主导。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吴根友以清代卷的写作方法论为例讨论了“中国哲学通史”的通与专问题。“通”指兼顾写作的全面性与内容的贯通，“专”指对断代史的专门研究、对具体问题的关注以及对写作上专业性的注重，他认为《中国哲学通史（学术版）》的发布为后人提供了视野与启迪。

　　暨南大学哲学研究所所长高华平围绕《中国哲学通史（学术版）》的书写方式、方法的创新与贡献、启示等三个方面展开讨论。该书的书写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坚持了历史与逻辑的“一致”，“以西释中”和“以中释西”的统一，此外，对于哲学中国化如何更多元地展开这一问题值得人们深思。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萧洪恩回顾了自己的珞珈山求学历程，并结合自己撰写的少数民族哲学卷阐释了珞珈中国哲学传统。对于“民族哲学”一词的渊源与概念理解、民族哲学的文献使用等问题，萧教授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文碧方分别从胡宏与二程洛学、胡宏与《中庸解》、以胡宏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对朱熹的影响三个维度讲述了胡宏湖湘学形成的渊源及其影响，梳理了作为湖湘学派的开创者胡宏的思想脉络。

　　武汉大学国学院教授胡治洪讲述了他写作《中国哲学通史·现代卷》的感想。他认为研究者在写作中应当重视第一手文献，还表达了他对于中国哲学未来前景的信心。

　　思考中国哲学史书写背后的时空观念

　　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周海春以《论语》中的“孟懿子问孝”章为例阐释了中国哲学史的书写问题，他通过对比出土文献认为原文前后两段对话可能并非同一事件，经典文本也会存在部分历史生成问题，因而中国哲学史的书写可能仍需处于“哲学在历史中”而非“历史在哲学中”的状态。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廖晓炜认为，未来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既需要体现相对于常识的哲学性，也要突出与西方哲学不同的内在特质，此外也面临哲学观念与历史时代的互动如何展现的问题。

　　暨南大学哲学研究所副教授黄燕强分析了中国哲学史书写背后的时空观念维度，对时空本质的思考奠定了对观念与客观环境关系的理解，此外，哲学史家对历史分期的重视体现了时间维度，而回应西方中心论则体现了空间维度。

　　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李景林认为，哲学方法实质上就是哲学的内容和展开他自身的方式、次递、程序和历程。他主张将方法收归内容，从中国学术传统中整体性和创造性地转出来，通过中国经典及其意义系统的重建来面对时代问题，找到现代中国哲学自身的研究方法和书写方法。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郑开认为，哲学史与哲学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讲哲学要通过讲在哲学史中来进行。在这个线索下探讨中国哲学史的开端，就需要通过梳理哲学史来发现哲学突破，进而在这个方向下努力探求中国哲学独特的理论范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陈霞从七个方面介绍了贺麟先生对于中国哲学的创新研究。一是面对现实，应对危机；二是立足传统，华化西哲；三是另类的体用；四是改革道德，转向现代；五是加强推理，构建心学；六是知行合一新论；七是辩证直观的认识论，这七个方面全面且深刻地反映了贺麟先生对于中国哲学研究的贡献。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陈仁仁主要从易学的哲学史意义和易学哲学问题、易类出土文献的分类、易类出土文献对理解易经哲学的意义、易类出土文献对理解易传哲学的意义四个方面，讨论了易类出土文献的哲学意义问题，凸显中国哲学自身的主体性。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舒大刚以古典文献的现代诠释为中心，讨论了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方向、新方法。他主张，当今中国哲学史研究要有两个意识，一是历史的意识，指从古典典籍中梳理传统思想中的实践价值。二是关注当下的问题意识，即从具体实际中把握时代问题，书写有价值的中国哲学史。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曹峰认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哲学史书写存在两条线索的交融。他从“依据出土文献展开的先秦秦汉以及黄老道家研究”“从政治思想角度展开的先秦名学研究”“以中国哲学为中心的日本汉学译介与研究”三个方面切入，主张当今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应回到思想史的原貌，在“泛化”前提之下，才能提炼出“纯化”，在“返本”基础上，才能“开新”。

　　深圳大学哲学系教授问永宁谈及他关于中国哲学史写作的思考。首先，哲学史是漫长的写作过程，需要一步步澄清与推进。其次，在民族哲学写作方面，他认为民族是动态发展的，相应的民族哲学研究不能一概而论。最后，他建议本系列丛书可以注意宗教哲学方面的内容。

　　关注经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

　　深圳大学哲学系教授景海峰认为，经学作为中国传统的主体内容，在晚清以后面临西学冲击而被材料化，故只能在义理上被纳入哲学化的儒学之中以寻求现代价值，经学的复兴不应复旧，而应是儒学面向当代社会的延展。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丁四新回顾中国哲学研究的百年历程，指出自民国到1980年代，中国哲学史的书写由哲学自觉转变为重视特殊性，而在1990年代以来由重视特殊性的保守面向转进至主体性的建构，未来则应采取交互主体的对话模式，不断开放与丰富自身。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刘丰指出，历史学界针对哲学界的宋明理学研究而提出“宋学”概念，意在指责后者重视概念阐发而脱离社会联系、以理学为主而窄化了“宋学”的内涵，由此体现思想史与哲学史视域的差异，他进而认为两者应相互借鉴与吸收。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朱承指出，《中国哲学通史（学术版）》既在时代、学派与人物、中华民族思想、理论逻辑等方面体现了全面性与贯通性，又在哲学观、对文献的客观反映、提供思想资源、回应普遍哲学问题等方面体现了深刻性与指导性。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董平以浙东学派的历史哲学考量思想与时代的关系，他认为“道”虽然不变却通过“气”表现为独特状态，因此历史应当是对有意义事件的记录，哲学史的书写也应使中国哲学的独特内涵面向当前时代而重新显现。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王新春指出《中国哲学通史（学术版）》超越了摹仿西方哲学、教条式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依傍其他中外哲学形态等构建中国哲学的范式，充分结合中国哲学的生命学问向度与家国天下关切，实现了中国哲学史书写的范式转换。

　　《学术研究》杂志社副主编罗苹指出，以新方法重写中国哲学史出于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反应，但未来应以补写中国哲学史为重，应融汇多学科、全方面的研究以补写出系统的形而上学，《中国哲学通史（学术版）》在此意义上具有典范意义。

　　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张永路比照《国语·楚语》与上博楚简《昭王毁室》，说明《国语》的编纂基于春秋时期的事语类文献，这体现了早期文本以章为单位布局、增减故事的文本结构与生成模式，具有很大的开放性。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吴震以现代中国哲学学科的建设发展为背景审视了《中国哲学通史（学术版）》的出版，认为该书以通史为书写形式，以学术性、思想性为根本追求，以对中国哲学做贯彻的了解为根本旨趣，全书在时间上打通了上下数千年，重视方法论上的创新。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干春松讨论了“过渡时期”的哲学建构与写作，介绍了该时期“时代问题”和“思维方式”的变化，表达了他对《中国哲学通史（学术版）》如何处理康有为和章太炎在“哲学史”中的定位等问题的期待。

　　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陈声柏认为，《坚白论》的真正主旨是：通过坚、白两种性质在“定”“兼”“藏”三种“位”中的“正名”分析，揭示事物“性质（实）”的三种不同涵义：石之坚、白特性；物之坚、白共性；离之坚、白自性。

　　西安交通大学哲学系教授龚建平从对“疑”“惑”之异的辨析切入，谈及对孔子的道德理性与为学路径的认识。他认为，孔子哲学中包含“下学”需要且必须“上达”与“一以贯之”的哲理，“下学上达”的认识旨趣决定了儒家认识论的现实品格与理性传统，是“闻道”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