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西方媒体发文指出，在英语国家，人们已经在谈论“中国峰值（Peak-China）”。这一概念借自于“石油产能峰值”，意指总有一天会越过巅峰开始走下坡路。“现在，许多迹象表明，我们已经见证了中国跨越了巅峰。”在对这一概念进行辨析之前，首先谈一谈第一次触碰“中国峰值”概念的观感。笔者觉得，这样的提法比较容易抓人，也的确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坦率地说，西方在打造意识形态话语方面一直有着“较高的工艺水平”，这是我们在讲好中国故事和传播好中国声音方面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不过，倘若深入分析这一话语背后的内容和实质的话，西方提出的这个概念就新意全无，无非是进阶版的“中国经济衰退论”，其一厢情愿的臆造所折射的，只不过是西方越来越深重的焦虑而已。

众所周知，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中国本身都是一个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力量，西方将中国作为竞争者和挑战者的观念由来已久。冷战结束之后的1997年，美国著名政治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预言：“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的10年或20年中仍以显著的速度发展，那么中国将有能力重建其1842年以前在东亚的霸权地位”，中美之间“紧张状态和对抗将不可避免地存在”。“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和“中国经济衰退论”等诸如此类唱衰中国的论调之所以此起彼伏、连绵不断，主要就是基于中国正在越来越靠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这一客观趋势，它们集中反映了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越来越掩饰不住的内心不安。最近粉墨登场的“中国峰值论”延续了这一基本态度和情绪。在他们看来，中国既然已经“达到了巅峰”，就进入了所谓“最危险的阶段”，也就意味着将会引发更多的不安定。“中国峰值论”的推送出场，显然是意识形态冲突上升背景下西方向中国射出的一颗新的子弹。

他们如果能从自己炮制的所谓“中国峰值”中获得些许自我安慰的话，除了一贯的偏见与傲慢之外，很大程度上出于对中国缺乏全面而深刻的认知与了解。作为一个超大规模和超强自主性的民族，中国的行进一直有着自己特殊的轨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也一直是中国成就与中国问题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复杂中国从来都拒绝盲人摸象式的分析与预判。一直以来，虽然中国社会经济的实际走势时常让西方的预测落空而被频频打脸，“中国悖论”不胫而走，但时至今日，西方对中国想象力的匮乏依然没有丝毫起色。仅仅从某个或者少数变量出发就轻易作出自己主观期待的结论，这种扁平化的视角和思维再次说明了他们对华认知根深蒂固的单一和缺失。当然，这一内在局限既不会减少西方对中国开展研判工作的兴趣，也不会阻止他们继续妖魔化中国的“努力”，唱衰中国并非从“中国峰值”这个概念起，也不会以这个概念作为终点。

中国还处于上升期。经过长期不懈的艰苦奋斗，中国不仅已经积累了巨大的物质力量，而且积累了巨大的精神力量，进而造就了一种不可逆转的向上趋势。这个历史必然性，不能只基于改革开放的历史视域去理解，而应从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长河的回望中去把握。这个历史必然性，意味着任何外部力量都难以阻挡之。拥有勤劳智慧和自强不息精神品质的中国人民、拥有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初心和具备应对任何风险挑战韧性的中国共产党，是造就这一不可阻挡之势的两个紧密相连的集体性力量。当西方有的媒体声称中国开始走下坡路是一个“无法扭转的大趋势”时，显露的与其说是短视，倒不如说是浅薄更为贴切。不过，对于外部世界围绕中国问题的分析，不论出于什么样的立意，我们都应冷静地作出辩证分析，将之转化为我们完善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启示。

中国的上升承载着人类的想象和希望。与西方现代化根本不同的是，中国的现代化是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奋斗目标的；中国的理想，绝不只是“结束其长期的伤痛，恢复它在19世纪的衰落中所失去的尊严”，而是对资本世界的扬弃与超越。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峰值”一词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意义无涉的词汇，它无法进入中国现代化的价值世界，更无法达到中国现代化的价值高度，这样的价值高度也决定了中国在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呈现出的始终是一种温暖而平和的建设者形象。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