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 （记者李秀伟 通讯员 李卓铭）2022年9月23日，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主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经典与现实”青年讲坛第三讲成功举行。北京大学哲学系长聘副教授方博作题为“青年马克思的公民浪漫主义”的学术报告。

　　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副秘书长王莅主持。他介绍了方博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和与谈人，方博长期耕耘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和政治哲学，并且致力于打通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国际和国内取得了很多突出成果。与谈人是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林青，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和政治哲学方面有研究专长。

　与会嘉宾合影 

　　方博讲座主要内容是针对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中的两个核心议题：一是政治解放是不是一个正确描述现代社会的恰当概念？二是如何理解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进步和动力？

　　首先，方博回到马克思和鲍威尔的争论过程中探讨问题。在争论中，鲍威尔的基本观点是认为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因为宗教信仰存在本质对立，所以犹太人在基督教国家中不可能得到解放，也不可能在基督徒占大多数的国家获得真正的解放。鲍威尔认为，只有消灭宗教才能实现犹太人的完全解放。马克思批判鲍威尔的方案是彻底否定了犹太人在现代状况中要求改善其不公正境遇的可能性，只看到以废除宗教为前提的人的解放这种唯一可能性。对此，马克思提出政治解放作为犹太人解放的可能性。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谈及的政治解放，对国家而言意味着国家可以超出市民社会的各种对立作为普遍性领域而存在，对个人而言则是每个人都能同等地参与政治生活，与他人共同决定普遍事务，而政治解放的完成意味着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遵行各自的运行原则相互分离。针对这种分离，马克思一方面肯定政治解放的进步性，另一方面批判政治解放的局限性。

　　方博进一步追问：发现国家如何超越这些冲突和对立或将其隔绝于政治领域之外，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马克思仅仅将其归结为“政治解放不彻底的问题”，无法令人信服。

北京大学哲学系长聘副教授方博作报告 

　　然后，方博从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的思想历程中发现马克思的政治解放思想直接来源于黑格尔的共和主义。但不同于黑格尔的是，马克思是站在公民共和主义的立场确定共同体的政治目标。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虽然借助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范式和卢梭的公民与市民的概念区分来阐述自己的思想，但同时忽视了卢梭和黑格尔体系中用以支撑这些概念和范式的配套条件。

　　对此，方博对共和主义的发展历程作了回顾。共和主义最初的源头在于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认为要实现政治的普遍性，必须使参与政治生活的主体具备公民德性，而只有那些能够超脱于经济生活的人才具备公民德性，所以要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古典城邦实现政治生活的普遍性，必须以奴隶制为前提。亚里士多德古典共和主义的问题在于他认为要解决经济生活和人的德性败坏之间的问题。

　　在近现代社会，卢梭在试图重新建构共和主义理念时，通过区分公民和市民的概念，要求共和主义的实现必须保证公民超出市民的狭隘性。但他意识到形式上平等的公民权利并不足以抵制财富占有的不平等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因此他提出建立一个良序政治共同体，对社会经济条件及组成共同体的人民品质有所要求，以消除这一影响，并求助于公民宗教来重塑政治所需要的公民德性。

　　黑格尔认为，由于市民社会的基本原则是利己主义，为了实现政治生活的理性，政治国家必须作为普遍性的领域超越市民社会的特殊性，而实现这一超越只有依靠世袭君主和官僚等级这种外在于市民社会的主体才有可能。

　　基于上述思想史回顾，方博认为，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在结构和功能上的分化虽是现代事实，但特殊性领域与普遍性领域的分裂只是黑格尔为拯救共和主义的普遍政治理想所做出的理论建构。然而，马克思却将这一分离当作描述现代状况的合理范式接受下来，并构成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论述政治解放的理论基础。对此，方博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在马克思这里是通过同一主体的自我分裂、自我矛盾而实现的。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如果针对的是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与国家范式，是成立的，但是对现代社会而言则不具有恰当性，因为同一主体的自我分裂在现代政治国家中并不具有现实性，所以马克思在论证政治解放的过程中实际上陷入了对公民的浪漫幻想之中，只是在抽象的意义上论述公民概念和市民概念。

　　接着，方博分析了马克思关于公民权利和市民权利优先性的认识，得出马克思认为公民权利显然优于市民权利的结论。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一方面认为市民社会是在唯物主义领域的解放，另一方面又认为国家仅仅是在唯心主义领域的解放。马克思仅仅试图回答了政治国家为什么会确认和保护将人与人相分隔的市民权利，而没有回答为什么有人会认为公民身份和政治共同体仅仅是维护市民权利的手段。

　　然后，对于如何理解现代世界的宗教自由问题，方博认为马克思的政治解放的逻辑无法对这一问题进行解释，但可以基于唯物主义的立场进行。他认为宗教在现代政治生活中之所以不再经常性地展现出压迫性的力量，而被更多人倾向于视为私生活领域的要素，是因为宗教在现代市民生活中的持续分化而不再拥有压迫性的统一。从马克思的角度来看，分化宗教的力量归根结底来自现代的经济生活方式。

　　最后，方博通过论述，指出马克思早期的政治解放思想难以恰当地解释现代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关系问题，以及马克思后来放弃了从普遍性的角度定义政治领域的做法。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表现出迥异于政治解放的思想立场，不再强调政治领域的抽象的、虚幻的普遍性，而是认为政治领域仍然是一个存在斗争的领域，所以当人民在市民社会生活中存在对立时，在政治生活中也同样存在对立。在这意义上，政治解放这一概念在马克思后来的思想发展中已经被扬弃,马克思早期的公民浪漫主义也完全地被消解。。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林青进行与谈发言

　　在与谈环节，林青从三个方面对讲座进行评价。首先，针对以往学界关于政治解放的“直观”研究，方博转向了“过程”研究，将政治解放的议题放到更加久远的思想史传统中，利用文本学和思想史的双重视角，引发了对政治解放的新思考。其次，林青将讲座内容概括为“一个主题”、“两种资源”和“三条线索”，即以宗教问题为讨论主题，以共和主义和黑格尔法哲学为思想资源，以鲍威尔、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解决方案为问题线索。最后，林青就讲座内容提出了几个问题：第一，政治解放在多大程度上仍是一个理论建构；第二，政治解放的内在困境是否成为马克思本人的问题；第三，政治解放的历史合理性；第四，超越了现代国家之后的普遍政治生活是否存在。

　　王莅高度肯定了方博此次讲座的意义和林青的点评，认为方博开启了对于马克思研究本身的再研究，进入到很高的思想史和问题研究水准，对于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文本学有很大启发。而林青的评议和提问则进一步把政治解放的问题展开了，让这个问题的理解、讨论有了更多元和更丰富的可能性。

　　在问答互动环节，方博就与会学者和学生提出的问题作了回应，并对“政治解放的历史合理性问题”“对政治解放概念的理解是坚持一元化还是多元化”“未来社会的普遍政治生活是否存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和科研院所的260余名师生参与本次活动，反响热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