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价值”作为哲学一个基础领域的核心范畴，这是一个具有公共性的理论“问题域”或“论域”的诞生。它不仅对整个西方哲学，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来说，都是一个新的挑战和机遇。

　　中国需要自己的理论自信和文化担当

　　据我所知，在国际马哲界，曾有两位著名的学者尝试过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理论。一位是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原哲学系主任图加林诺夫教授 ，另一位是日本的被称“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岩崎允胤教授。但由于种种历史条件、理论准备和政治环境的限制，他们都未能亲手实现自己的意愿。也正因为如此，后来由中国学者在改革开放实践中重新兴起的有关研究和成果，才显得引人瞩目。

　　在国际学术交流中，我有一个体会，就是要有中国自己的理论自信和文化担当。伴随改革开放、中华振兴而活跃起来的中国学术，也要用自己的努力和成果，塑造与时代相称的文化形象。我也发现，国际上真正的学术大家，应邀来华访问时，他们往往更关注并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学术的表达，希望了解得更多。因此，我们的一个心愿是：要让中国的价值研究“走出去”！

　　常说要“请进来，走出去”，不应变形成为“请进来，跟出去”。我们一定要了解世界，也要让世界了解我们。要做到这些，首先是我们要敢于以当代学术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为中心，有独立的批判和思考意识，不厚古薄今，不迷信传统成见，不回避现实“难题”，特别是不要永远以“学徒”“补课”的心态，满足于咀嚼和重复中外前人的既有成果。而要以平等的姿态参与进去，努力拿出具有相应水平和自己风格的产品，与外国同行进行“合作式对话”。

　　当然，要“走出去”的，主要是当代中国思想理论的内容和风格。在这方面，我们需要进一步创造条件，搭建平台，让这些成果登上国际学术的舞台，成为其“常客”。这才是中国学术真正“走出去”的标志。

　　中国当代价值研究取得丰硕成果

　　令人欣慰的是，这个心愿正在逐渐实现。近十年来，中国的价值研究一方面直接或间接地结合实际持续深化和展开，一方面扩展了国际交流，扩大了学术影响力，在理论和实践应用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丰硕的成果。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仅是时代赋予我国价值研究的一项重要使命，而且由中央直接主持、举国参与的这一重大理论工程，更是有力地推动了理论研究的深化和普及。这在国际学术史上，也是罕有先例的。

　　当国际上兴起制定“全人类普遍价值”的时候，我国学者发出的批判性和建设性意见的声音，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性倡议，代表着人类文明和价值观念变革的新的方向。

　　与此同时，在国家对外出版政策的支持下，国内价值研究的成果，如李德顺的《价值论》、汇集中国价值学会成果的论文集《我们时代的价值观念》两书，于2013年同时在国外出版了英译本。出版后的几年里，这两本书的销量在该社同类出版物中，一直居于高位。已有欧美的一些大学把它们列入了教学参考书。除此以外，我们的其他价值和文化研究著作，其英、日、俄、阿拉伯文版等，也已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分别进入了翻译出版程序。

　　比对外出版更加活跃和有力的，是大量学术论文的发表和国际学术会议的举办。如近几届的“世界哲学大会”，都有以中国学者为主的价值哲学专题场；中国学者与国际价值研究团体合作，在中国和世界各地举行了多场学术交流对话，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中美学者针对当前价值研究的“难题”和学术研究方式的问题，还曾在“哈佛论坛”上进行过面对面的讨论。

　　总之，中国当代价值研究目前达到的状况，虽然不敢说在国际同行中领先，至少也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具有当代中国特色和水平的。正因为如此，一个总部设在美国的国际价值研究学术团体，已经连续三届推举中国学者担任其“会长”，这对中国学者表示了一定的认可和尊重。

　　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研究的道路

　　那么， “中国式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研究道路”，究竟有怎样的特点和优势？我觉得，可以这样简要地概括它的学术道路：坚持“以问题为中心”的方向，走“中、西、马”汇通的道路，力求把握新的“时代精神”和“文明的活的灵魂”。

　　首先，我们的研究完全是“中国式”的。因为，中国自古以来的哲学一向关注伦理政治层面的价值问题。与欧洲哲学传统相比，中国更具有一种以构建（伦理政治）价值规范为主要线索的学术传统。立足于这一传统，使我们能够从人类生活的整体性和历史性高度，迅速理解来自西方的“价值”概念的普遍性和积极意义，并将其转化为主要关注人类现实命运的理论和实践思考，而不受那种狭隘的钻牛角尖式的实证化、简单化、机械化学科教条的限制。

　　其次，我们的研究是自觉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就是说，是在认真梳理中西已往研究进程，吸收其积极成果的基础上，直面前人遗留的问题和局限，从马克思哲学中找出解决问题和超越前人的理论钥匙，从而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一种新型的价值学说。例如，关于价值现象本质的理解和把握，是各种价值学说的起点和主线。我们尽量少走前人走过的弯路，在直接继承“关系说”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是一种更科学、更现实、更彻底的关系说。“实践”是人的对象性感性活动，即现实的主客体关系运动，是人类特有的、本质的存在方式；实践作为人的主体性存在方式，正是人世间一切价值关系的基础，是所有价值现象的根源；价值就是通过实践而形成的世界（包括人自身）对于人的“意义”……。据此，可以把西方的价值“关系说”，进一步提升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说”。这已成为我们的一个基本共识。

　　最后，依据以问题为中心的“中、西、马”汇通，这一研究基本上形成了一种有中国风格和时代面貌的、独立而开放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系统，并能够在进行理论辨析和思考的同时，力求结合实际，面对改革开放和世界形势的大局，随时应用和检验自己的理论及其思维方式，不断加以深化、拓展和充实。这一点也正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实质性要求。

　　可以说，我们的学术群体没有辜负时代，立足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当代世界文化，直面价值问题本身，通过向马克思哲学的回归和独立思考，对有关主要问题做出了自己的探讨和回答。质言之，就是在探索一条“中国式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研究”的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强调坚定文化自信，引领时代进步、推动民族复兴。在国内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人类整体层次上探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这个新时代的目标和特征之一。我们的价值论研究赶上了国内国际重大历史机遇，当代价值思维和价值观的研究与变革已经成为新的时代主题。这些既是尚未完成的历史任务，也是我们大有可为的历史条件。如果我们继续坚持以问题为中心，不受学派门户之见的隔阂和影响，更加深入地切入现实的历史进程，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点上，踏踏实实地提出和回答问题，那么我们在适应时代的建设性思考上，将会有更多的收获，作出更多新的贡献。我们要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