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一个历史范畴。研读哲学史可以看出，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流派的哲学家，对哲学有不同的看法。按照西方传统哲学的观点，哲学“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提供“全部知识的基础”和“一切科学的逻辑”，是“最高智慧”。可是，西方现代人本主义哲学关注并要解决的问题，是人的“精神的焦虑”、“信仰的缺失”、“意义的失落”和“人生的危机”；在西方现代科学主义哲学看来，哲学是确定或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科学使命题得到证实，哲学使命题得到澄清，用石里克的话来说就是，“科学研究的是命题的真理性，哲学研究的是命题的真正意义。”按照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哲学是关于整个世界普遍联系的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可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是，哲学的社会功能就在于对流行的东西进行批判，哲学的任务就是理智地消除以至推翻既定事实。

　　这些现象印证了黑格尔的一个观点：“哲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也可说是一个缺点，就是我们对于它的本质，对于它应该完成和能够完成的任务，有许多大不相同的看法。”这是黑格尔在《哲学史演讲录》中所说的。的确如此。对于什么是哲学，从未形成一致的看法，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派别的不同哲学家对哲学有不同的看法，不存在为所有哲学家公认的哲学定义。也从未形成超历史的、囊括了所有哲学的统一的哲学定义。哲学是什么、哲学的位置在哪里因此成为最折磨哲学家的问题，由此导致哲学“总是被迫在起点上重新开始”。这或许正如石里克所说，是“哲学事业的特征”。

　　对于哲学而言，不存在什么“先验”的规定。从根本上说，哲学的位置是由现实的实践活动的需要决定的，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从直接性上看，不同时代的知识结构和认识水平决定了哲学的位置。古代的实践需要、知识结构和认识水平，决定了古代哲学是一种“知识总汇”；近代的实践需要、知识结构和认识水平决定了近代哲学是“科学的科学”；现代实践需要、知识结构和认识水平，决定了哲学分化为人本主义哲学、科学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流派。

　　这是不是说哲学没有共同点？不是！既然都是哲学，它们总是具有共同点。在我看来，哲学之所以是哲学，就在于它是用最普遍、最抽象的概念来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分析哲学所实现的“语言学转向”，从本质上看，所体现的仍然是对人与世界联接点或中介环节的寻求，显示的是现代哲学对思想、语言和世界三者关系的总体理解。这种总体理解就是：世界在人的思想之外，人只能通过语言理解世界，表达对世界的理解，所以“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人们关于世界的认识成果就积淀并表现在语言中，从语言的意义去研究世界的意义，实际上就是从对人的关系中去理解和把握世界。当然，分析哲学走得太远了，在它那里，语言成了一个独立王国。

　　由此，引发出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哲学的“本义”是什么？就本义而言，哲学是“爱智慧”。但是，这很容易产生一个误解。这就是，认为哲学是“爱”智慧，它本身不是智慧。实际上，哲学本身就是一种智慧。这种智慧并不是体现为“博学”，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认为，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这种智慧也不是体现为无所不知，无所不知的不可能是科学或哲学，而只能是神学。历史证明，凡是以无所不知自诩的思想体系，就像希图万世一系的封建王朝一样，无一不走向没落。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对哲学能力的本质做这样的期望和要求未免过于奢求。

　　在我看来，哲学本身就是一种智慧，一种特殊的智慧，它给人的生存和发展以智慧和勇气，通俗地说，是一种大智大勇。现在宗教盛行，宗教是什么？宗教是关于人的死的观念，是讲生如何痛苦，死后如何升天堂的。哲学是什么？哲学是关于人的生的智慧，是教人如何生活，如何生活得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哲学关注的是人，注重解答“人生之谜”，它本身就是人生观。

　　人生观的核心问题，就是人为什么活着？这是涉及人生价值、人生意义、人生理想、人生信仰等等的重大问题。这一重大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伦理学的问题，更不是一个科学的问题。数学、物理学、化学、医学、生物学、考古学等等都不可能解答人生观的问题。再好的望远镜看不到“人生之谜”，倍数再高的显微镜看不透“人生之谜”，再敏感的化学试剂测不出“人生之谜”，再先进的计算机也算不出“人生之谜”……人生活在自然之中，必然有一个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生活在社会之中，必然有一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因此，对人生的不同理解必然包含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理解，对人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理解。

　　我们都知道文天祥的千古绝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人的生与死本身属于自然规律，而生与死的意义属于历史规律。英雄与小丑，流芳百世与遗臭万年的分界线就在于，你是如何处理人与历史规律关系的。顺历史规律而动、推动社会发展者，是英雄，流芳百世；凡逆历史规律而动、阻碍社会发展者，是小丑，遗臭万年。这就是说，人生观并不仅仅是一个对待人生的态度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如何看待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而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就是世界观问题，就是哲学问题。由此可见，人生观就是世界观，反过来说，世界观就是人生观，而哲学就是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高度统一，或者说，在哲学中，人生观与世界观是融为一体的。

　　因此，谈到哲学，我们应当注意三个问题：哲学与其他专业的关系、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学哲学与学其他专业的关系。我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说过一句话——“哲学的崇高任务就是使人成为圣人”。冯友兰作为哲学家可能对哲学作了过高的评价，哲学不可能使人成为圣人。但是，哲学能使人智慧和崇高。所以，我们不能只“为学”而不“为道”。 “为学”，就是学习专业知识。学习专业知识可以成为某一方面的专业人才，例如学物理学的能够成为物理学家，学化学的能够成为化学家，学经济学的能够成为经济学家等等。可是，单纯的“为学”有局限性，因为它能够把人培养成专业人才，但往往又把人局限在某个专业之内。所以，我们还要“为道”。什么是“为道”？“为道”就是学哲学。

　　哲学问题不同于科学问题。飞机为什么会飞，这是科学问题，可飞机“飞”的道理是在飞机之外，还是在制造飞机的过程中，这是哲学问题。人的生和死情况如何，这是科学的问题，可人如何对待生与死，这是哲学问题。数学有正数与负数、力学有作用与反作用、化学有化合与分解，这是科学常识，可从中引出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引出对立统一规律，这是哲学智慧。诗人们说，诗，需要激情；哲学家们说，哲学，需要理性。在我看来，哲学是理性的激情和激情的理性。哲学的作用就在于，在“润物细无声”的过程中引导人走向智慧和崇高。我们既要“为学”，也要“为道”。

　　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哲学不是科学，或者说，哲学不同于科学。不同在什么地方？教科书认为，不同的地方在于，哲学研究整个世界的一般规律，科学研究世界某一领域的特殊规律。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无原则的糊涂观念，实际上混淆了哲学与科学的区别。科学与哲学是理论思维的两种不同方式，体现着理论思维的两个不同维度。科学活动的本质，是以理论思维去抽象、概括、描述和解释思维对象，即存在的运动规律，实现对人对世界运动规律的把握，也就是实现思维与存在在规律层次上的统一，所以，科学体现着思维与存在统一的维度；哲学是以理论思维的形式反思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如思维能否表述存在、思维如何反映事物运动的本质，等等，科学及其理论成果也成为哲学反思的对象，所以，哲学体现着反思思维与存在关系的维度。这就是说，在科学与哲学之间存在着一条“逻辑的鸿沟”。科学家一旦跨越这一“逻辑的鸿沟”，去反思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那么，他就超越了科学的疆域而进入到哲学的殿堂。这种现象时常发生，所以，贺麟先生认为，“伟大的科学家亦自有其高明的哲学识度”。

　　哲学与科学的不同地方还在于，科学追求的仅仅是真理，哲学追求的既是真理，又是某种价值，是真理观与价值观的高度统一；科学仅仅是一种知识体系，而哲学既是知识体系，又是意识形态，是知识体系与意识形态的高度统一。具体地说，哲学对对象的认识不是止于对其规律的认识，而是必须进入到对对象的意义和价值的认识；不仅要知道对象是什么，而且要知道对象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从而形成某种价值观，成为某种意识形态。哲学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是以抽象的概念体系来反映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现实的社会运动，体现特定的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哲学家在主观上可以超越某个阶级，但在客观上总是某个阶级的代言人。

　　我们还应当注意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哲学不等于政治，哲学家也不是政治家，有的哲学家甚至想方设法远离政治、脱离政治，但政治需要哲学。比如，辩证法本身是很抽象的，但马克思之所以如此重视辩证法，是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之所以能在当代中国发挥巨大的社会作用，就是因为它契合着当时的政治问题，那就是，批判“两个凡是”，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寻找正确出路。从历史上看，任何政治变革之前都是哲学变革。所以，恩格斯认为，哲学变革是政治变革的先导。这就是说，政治需要哲学。

　　当然，哲学也不可能脱离政治。无论哲学家个人多么清高，多么超凡入圣，他都不能不食人间烟火，不能不生活在现实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中，不能不在现实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下进行认识活动、提出问题并拟定解决问题的方案。不管哲学在形式上多么抽象，实际上都可以从中捕捉到现实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存在主义哲学极其抽象，实际上它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一种文化反映，人已经无所适从，所以总是“烦”。解构主义哲学被很多人认为是“纯粹哲学”，与政治无关。其实不然。

　　哲学总是具有自己独特的政治背景，总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蕴含着政治。哲学不能成为某种政治的传声筒或辩护词，因为哲学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哲学也不能脱离政治。哲学与时代的统一性首先是通过它的政治效应体现出来的。哲学家不能“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不能像“沙漠里的高僧”那样空谈智慧；也不能像吐丝织网的蜘蛛那样，看着自己精心编织的思辨之网，自我欣赏、自我陶醉，处在“自恋”之中。哲学，蕴含着人的特殊智慧，体现为融为一体的人生观与世界观。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