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17日-18日、9月24日-25日，由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以下简称“马哲所”）和中山大学哲学系联合主办，广东哲学学会、广东省马克思主义学会、广东伦理学学会协办的第五届实践哲学中文论坛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有153位发言人，评论人117位，14家杂志社代表参会。来自海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500多人与会，他们来自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汉学、生物科技等9个不同的一级学科。

　　论坛开幕式上,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马哲所所长张伟教授在致辞中介绍了历届实践哲学中文论坛的基本情况，本届论坛将继续坚持把实践哲学的研究推向纵深，为汉语学界的实践哲学研究贡献力量。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徐长福教授在会议说明中表示，全球性风险是当今时代的重大课题，也是实践哲学不能回避的研究对象，需要汉语学者的专业造诣和道义担当，并以马克思强调的对哲学研究的勇敢的自由精神与学界同仁共勉。他指出，面对全球性风险，以多元化的方式解释世界尤为重要。本届论坛以“全球性风险与新实践理性”为主题，在为期4天的会议中，与会学者就全球性风险的性质及表现、风险社会的理论资源、全球化时代传统实践理性的局限、全球性风险防控对新实践理性的要求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一、全球性风险的性质与内涵

　　风险作为当下历史进程中凸显的现代性生存境遇，本身就是重要的哲学问题。全球化使得各种风险具有了全球性特征。与会学者对全球性风险的性质与内涵进行了深入探讨，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韩震教授探讨了历史演化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辩证关系。他指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社会亦具有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二重性质，人类的生存斗争就是在不确定性环境中追寻确定性的状态；越是基于消除不确定性的现代化进程，越是加剧了不确定性的强度，世界的不确定性反而是绝对确定的。中山大学哲学系钱捷教授聚焦灾难的哲学审视,他指出灾难是见证人类有限性的基本方式之一，它与人类的关系具有实践性；灾难既是人性显现的维度，亦是人自我实现的媒介，体现着人不断地从作为有限存在者的自身朝向无限的超越。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丁匡一副教授认为当前的风险意识隐含着全面控制与支配的人类中心主义逻辑，技术理性主导下的风险防控却招致了更大的风险性结局；我们需要超越现代性逻辑及其风险意识，扬弃确定/不确定、控制/失控—风险对置的二值逻辑，接纳而非克服不确定性。

　　全球性风险带来的挑战是错综复杂的：既挑战了传统的意识形态和地域文化生活，也冲击了传统的主权国家和身份政治，为实现公平有效的全球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捷教授认为，常识的客观真理性围绕体制而展开，当体制随历史条件变化而与社会生活发生矛盾冲突时，就会出现常识的失灵；当体系自身的批判维度被压制乃至丧失，意识形态无法以较小的代价进行自我批判时，意识形态就会陷于过度的自我确证，对社会生活的统治逐渐腐朽甚至沦为无政府状态，直至通过意识形态革命完成新体制的构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何国强教授从实践哲学的视角举例说明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某村近两年在经济变迁和外来文化冲击下牧民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变化以及其中表现的全球性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背景下传统民族国家的存续与危机成为多位学者的集体关切。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郭忠华教授指出，新冠疫情挑战了以往对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关系的对立理解，凸显出二者的内在亲和性与矛盾性；民族国家的政治特性既可促进全球化的发展，又对后者保持牵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黄裕生教授从民族国家的主权的合法性危机入手，揭示了由其构成的世界体系面临的冲突与不确定性。他认为，民族国家要走出合法性危机必须基于人民观，即获得人民国家身份，基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才可能建构未来可能的世界体系。比利时鲁汶大学哲学学院方思华（Fran?ois Boucher）研究员在对难民危机的分析中认为，对难民保护的国家主义理解应当为一个制度性的责任分担的世界主义框架所替代。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宗树人（David Palmer）教授则认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项目其风险评估需要考虑一带一路宏观远景及其背后的基本假设，探讨了如何在设定评估指标时调节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关系。

　　二、全球性风险的具体表现

　　本次论坛不仅在思辨层面与当前的全球性风险进行回应，还涌现了诸多对全球性风险之具体表现的经验研究，初步提出了应对风险的具体举措。包含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科学技术带来的风险及其应对。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刘益东研究员提出了言行双层理论和任性人假设，强调对科学共同体的认识应既听其言亦观其行；警惕以科学名义说话、受金权影响做事的灰科学、灰创新，并且提倡新型科学传播模式、构建持续向善的新型科学技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刘少杰教授认为，网络信息化时代的社会风险包括由海量信息快速供应而生成的客观性风险和试图用前网络时代的管理方式管控网络社会而制造的主观性风险；应当将应对风险的立足点转移到网络社会的现实基础上来。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田海平教授指出了人类增强技术中基于技术功能展现的“追求完美”“制造完美”与基于人性道德根据的“反对完美”的矛盾，认为应该在生物保守主义与超人类主义相通的中道间构建其伦理思考的“新实践理性”进路。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方晟讲师指出，虚拟游戏生成着新的全球性“虚拟风险”，由“娱乐消遣”，到“互动媒介”再到无意识“控制”主体，虚拟游戏拜物教遮蔽了其自身所蕴含的“虚拟风险”。

　　在承载着诸多美好想象的同时，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拓广也为当下社会治理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立达副教授论证了强人工智能的可能性，认为人工智能体有可能通过意向着无限性而获得自我反思这一人类的核心能力。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黄素珍副教授分析了当今智能化时代背景下新型的垄断性算法权力对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自主能动性、集体身份认同和集体行动的实践能力的危害。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王彦雨副研究员等提出了“人工智能巨风险（AI巨风险）”概念，对其形成机制、可能表现形式，以及未来的治理模式等进行了系统分析。

　　其次是关系人类生存前景的能源和环境风险及相关政策评估。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方芗副教授分析了四种理论视角——风险社会理论、风险文化理论、风险治理理论及风险系统理论——对能源利用困境的解释。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朱文杰和潘大为副教授分析了核废料处理方式引发的全球风险，论证了结成“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本科生吴品墨通过量化方法测定了碳交易政策在中国导致的反向区域间碳泄漏的情况，确定了碳泄漏与碳价格渠道和产业转移渠道的变量间关系。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性流行给公共健康和社会正义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与全面的挑战，其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也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中国政法大学郑永流教授以国家治理能力与法治指数为主题，讨论了法治与治理、法治指数以及世界正义工程（WJP）法治指数等具体内容，强调了法治在应对不确定性风险中的重要作用。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李哲罕研究员以疫苗分配问题为切入点，阐发了一种批判的全球正义理论以推动全球社会经济朝向更为广泛和实质的目标发展。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屠梦薇副研究员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导致跨国社会空间的缩减。南开大学哲学院周宏胤博士后和中山大学哲学系饶琳博士生考察了体外诊断（IVD）行业在疫情暴发后的发展情况，举例分析了IVD企业的风险及其应对。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邵健飞硕士生以丹尼尔斯提出的关于医疗公正的三个问题为线索，对全球正义理论与全球医疗公正的关系、全球医疗公正的国际决策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考察。

　　最后，在与日俱增的社会风险下，特殊、弱势和困难群体通常承受着社会风险带来的负面影响、生活方式的变化和更加困难的生活条件，也反过来造就着更深程度的社会性风险。学者们讨论了这些群体面临的现实处境及其理论定位。西班牙罗耀拉大学哲学教授温宁（Mario Wenning）从黑格尔哲学的视角对陷于赌博的民众的堕落进行了批判。中山大学哲学系张超博士生基于人力市场青年临时工的田野调查，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短工化现象，指出青年临时工“做一天玩三天”的不稳定状态构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循环模式。此外，还有学者从社会正义、全球正义的层面对解决这些困境的出路加以探讨。例如,南京大学哲学系戴雪红教授从女性主义视角探讨了全民基本收入（UBI）对促进性别平等和性别正义的重要价值。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伏佳佳讲师从辛格的效用论和博格的人权论出发，指出对等互惠将是更合理的富人义务观，在全球贫困问题上应该提供更多元化的解决方案。中山大学哲学系叶甲斌博士后提出马克思最优、帕累托最优等四种分配理想类型，并结合现代化历史中的分配正义与分配方式进行了考察。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马佳翔/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