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17日-18日、9月24日-25日，由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和中山大学哲学系联合主办，广东哲学学会、广东省马克思主义学会、广东伦理学学会协办的第五届实践哲学中文论坛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召开。马克思主义与全球性风险应对、新实践理性的性质内涵、新实践理性与实践哲学转型、新实践理性与中国式现代化等议题受到专家学者们的关注。

　　一、马克思主义与全球性风险应对

　　与会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应对全球性风险重要的理论资源。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陈立新教授指出，在马克思那里，以资本为原则导向的西方现代性生活呈现出文明与颓废交织相映的两难局面；应依照劳动原则重新组织社会生活，引领资本力量的积极发展。中山大学哲学系户晓坤教授认为，不同于对资本主义危机表现形式的经验研究，马克思立足作为“总体”的社会有机体的自我活动，将危机视为资本主义固有的性质，凸显资本主义危机研究的历史科学性质。中山大学哲学系王兴赛副研究员分析了《神圣家族》中的群众思想，指出当今社会实际存在的是“诸众”而非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应从异质性角度分析“诸众”的利益诉求和原则规定。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鲁绍臣副教授基于《资本论》指出，当下民粹的危机在于贱民（不能进入到生产逻辑中的群体）的日益增加和全球财富不平等的加剧，可能的出路是把过剩人口重新纳入生产的逻辑之中。此外，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蒋余浩教授从《共产党宣言》对小资产者的批判探寻通过技术革新实现对社会风险的审慎乐观应对。西北大学哲学学院刘宇教授比较了马克思和鲍威尔对犹太人问题的不同解决方案之间存在的理论激进性和实践可行性的反差。

　　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在不断应对各种全球性风险的过程中形成和锤炼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包含着宝贵的应对全球性风险的实践智慧和历史教训。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程广云教授指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是应对当时社会政治风险的实践理性的产物和表现，但规避社会政治风险却带来了副产品——意识形态风险。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张双利教授评价了哈贝马斯近年来对西方新一轮政治倒退的反思，分析了其可能存在的理论缺陷，指出应在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的高度上，重释黑格尔主义的对政治倒退的解释方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王凤才教授指出，全球性风险根本上是现代性带来的风险；阿多尔诺试图解构现代性的立场既非哈贝马斯的“现代性重建”，亦有别于霍耐特的“现代性悖谬揭示”，是从形而上学批判走向社会现实批判。此外，南京大学哲学系刘怀玉教授以《空间的生产》为核心阐述了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何以幸存”这一问题的回答。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王春明副教授回应了对阿尔都塞的询唤理论的两类批评，认为询唤理论的真正问题在于对“主体”概念的过于宽泛的界定。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静副教授阐释了普列汉诺夫哲学体系呈现出的全球化视野和世界历史的逻辑理路。广东药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施娜讲师分析了早期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化、在地化特点和“回到马克思”的选择对解决全球性风险的意义。

　　新实践理性的培育需要汲取马克思主义的宝贵理论滋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敬东教授基于《形态》指出，历史与自然的冲突是马克思恩格斯考察社会历史演变的一个方法论原则，从中可分析出资本、世界历史与共产主义之内在贯通、三位一体的历史图式和理论结构。清华大学哲学系夏莹教授认为，新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哲学架构的逻辑起点包含着对法国的社会的唯物主义传统的继承和超越；与此相关联，马克思对启蒙精神的理解在于理性自其诞生以来对任何绝对的、超验的、神性的、强加于事物之上的任何原则的拒斥。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郭春明副教授以古代目的论和近代理性主义的实践哲学为对比，指出马克思确立了以历史逻辑开辟“人的解放”的新的实践理性，将作为“底层”、“他者”的劳动者阶层的处境、利益与现实的解放进程置于新实践理论的关切中。此外，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卞绍斌教授从概念论缘起、范式转换、规范性内涵三个层面探讨了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方珏副教授分析了英国新左派代际之争折射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者处理基本理论原则与具体民族文化关系的思考。

　　二、新实践理性与应对全球性风险的前景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全球性风险的叠加挑战，时代呼唤有别于传统实践理性的面对全球性问题的新实践理性。与会学者从价值哲学、文化哲学、伦理学等视角对新实践理性的性质、内涵、要求等展开了讨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阎孟伟教授认为，实践理性包含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基本方面；其中，为实践活动提供价值预设的实践理性是第一位的，人类通过实践理性为属人的世界即自身的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立法。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沈湘平教授认为，传统实践理性预置了存在无忧的生存状态；面对全球性风险带来的本体性安全的丧失和生存焦虑，承接人类社会全部的文明成果的新实践理性是后启蒙的、非先验的、反思性的生存理性，本质是基于共在以及底线伦理的公共理性。中山大学哲学系李萍教授指出，全球化时代下文明的生态建构应当遵循互尊包容、互鉴共生的道德理性原则，尊重异质性的文化解释系统及其预制性功能，在历史实践和世界体系中实现对文化本源的历史扬弃和对他者文化的理解扬弃。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孙美堂教授认为，基于重建传统信仰之文化语境的不可能，当下仅能做的，一是在不同价值观的对话中按“最小公倍数”原则寻求价值共识，二是在复杂性、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的生存方式中，寻找相对确定的价值基础，探讨以动态平衡为特征的信仰体系建构之可能。中山大学哲学系张伟教授阐释了介于义务论与动机论之间的“责任理性”：新的实践主体需要涵括责任的意识，责任理性作为新实践理性植根于人格之中。

　　与会学者认为，在对新实践理性的培育中，亚里士多德和康德是不容忽视的重要资源。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义天教授介绍了赫斯特豪斯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动机理论何以破除自身同现代规则伦理学之间的对立和隔阂。中山大学哲学系田书峰副教授基于《尼各马可伦理学》指出，实践智慧的作用不只在于确立有利于目的的手段，还能设立欲求的目的，这样更加符合亚氏强调的伦理价值。此外，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朱会晖教授阐释了康德对技术理性、公共理性与实践的实在论的论述及其现象学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李科政讲师将康德的道德论证方式解读为一种实践的证义，其揭示出行动与信念的必然联系。

　　培育新实践理性作为当代哲学工作者的使命担当，同时要求哲学研究的时代性、创新性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张文喜教授指出，哲学与人民、人类共命运是哲学意识形式的本质，真正走出学徒状态的关键在于以改变意见、习惯和坏的理解图式所构建的支离破碎的现代世界为学术使命。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马天俊教授认为，培育新实践理性需要首先涵养理论思维；理论向实践提供尺度以及远见，殊非从属于某种实践的廉价论说；理论也不能简单兑现为实践，须避免理论的天真和狂热。就具体研究领域而言，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邹诗鹏教授指出，民族实践的复杂多变以及学科化问题，特别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既要求民族研究向哲学开放，突出哲学性质和哲学自觉，同时也要求哲学本身的学科反思及其论域开放。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继红教授认为，作为地方性道德知识的中国道德话语只有转移为普遍性道德话语，才能获得参与全球风险治理的能力；转移即重构的叙事进路是“现代”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邓安庆教授指出，鉴于规范秩序的瓦解带来的存在危机以及“美德伦理复兴”和“责任伦理转向”两个关键性重构尝试的失败，今天的伦理学重构要将历史上形成的三种规范伦理学类型建立在一种新的道义实存论基础之上。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李佃来教授认为，基于古典政治哲学和现代政治哲学提供的不同理论视点，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要在形而上学的立论高度上，以对当代中国现实性的切实把握为前提，发挥内在描述和思想引导功能。

　　与会学者认为，新实践理性的提出，不仅为应对全球性风险挑战指明了前景，还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前见。北京大学哲学系丰子义教授指出，文明是全球化的内在要求，全球化过程也是文明不断发育的过程；面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矛盾及新形势下的冲突对抗，我国的文明建设要形成整体性和全球化的双重视角，在全球化格局的互动中，缩短文明发展的时间和距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吴晓明教授指出，现代世界秩序和国际权利体系由市民社会为其制定方向；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以超越现代性及其逻辑为前提，要在占有现代文明成果和成为现代化强国的同时，把社会主义定向与和平主义传统的重建整合到新文明类型的构造过程中，从而获得世界历史意义。

　　论坛闭幕式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户晓坤教授主持。马天俊教授和实践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徐长福教授分别致辞。马天俊高度肯定会议在学术眼界、议题层次及现实责任担当上的实质性成就，同时期待更广泛更深入地将包括非西方在内的全球文明生活问题纳入学术考量。作为会议召集人徐长福教授对大会主题作了总结性阐述：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个体要在应对不确定性中达成自我实现，新实践理性也要在直面、应对全球性风险中得到锤炼。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代文勃/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