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等，引发学界热烈讨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讨论，有诸多的阐释维度和面向，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讲清楚中国式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的关系。具体而言，可以从如下两个维度来把握，一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原初境况中呈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化，一个是从形式跨越到实质跨越 “卡夫丁峡谷”来呈现中国式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的新内涵。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原初境况中呈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是一个新议题。这个“新”，重在阐明社会主义为什么要进行现代化？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本身并不是一个致力于追求现代化的社会形态。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本身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现代化的超越之上，所以，不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问题。而对中国式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解，首先要回到中国式现代化发生的原初境况中。

　　考察中国式现代化的原初境况，核心议题就是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属性？这是毛泽东那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面对的重大问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是在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上理解、分析中国的社会性质、阶级关系和世界历史新形势的。在这个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华民族要实现独立自主的发展，只能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换言之，在追求民族复兴、寻求现代化的历程中，社会主义道路成为我们的必然且唯一的选择。

　　这是在原初语境中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基本定向和本质特征。这既是展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规定的原初语境，也是展示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关联。

　　中国式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的新内涵

　　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讨论有不同的维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个议题上要展示其本有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资源。因此，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讨论中国式现代化，有必要回到马克思晚年所思考的经典问题，即跨越“卡夫丁峡谷”议题。虽然在查苏利奇与马克思的问题域中，核心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但最终的问题是如何占有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问题，而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问题之一。当然，这个问题本身是跟第一个问题密切相关的，因为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走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里面缺失的环节，恰恰就是跨越“卡夫丁峡谷”所要思考的问题。

　　就中国社会革命成功而言，我们可能只是在形式上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而就中国式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而言，我们必须要思考如何实质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这是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认真面对的问题。实质跨越“卡夫丁峡谷”，说到底还是如何不经过西式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的苦难过程而占有其现代化的手段和文明成果。无论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还是现有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存的世界背景，都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要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成果。这里面核心的问题不是西式现代化的文明成果本身，而是如何“占有”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集中讨论了“占有”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简单地占据某个东西，并不能真正地占有。也就是说，占有并不是指简单地占有某物，而是意味着占有占有物所蕴含的社会历史效应。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占有受三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是“占有首先受所要占有的对象的制约”，这意味着我们首先要在理论上对占有的对象有清晰的认识，而且这个认识是变化的，因为当代资本主义有新的特征。社会主义并没有创造和发明现代化的手段，市场经济、工业化、城市化、科学技术、教育等这些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讨论“资产者与无产者”的时候就详细阐释过，并将此视为资产阶级现代化所借重的要素和手段。因此，核心的问题在于如何占有和驾驭的问题。

　　第二是“这种占有受进行占有的个人的制约”。这是个关键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代化的本质在于人的现代化。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占有的主体、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主体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方军研究员在《思想的散叶》一书中的《论世界历史的个人》一文中强调：“实现现代化就有适应现代化的活动主体的塑造问题。”这也涉及第一个占有的论题，即主体要首先在理论上达到对占有对象的完整认识。这仍然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维度展开对这个对象的新认识。

　　第三是“占有还受实现占有所必须采取的方式的制约”。占有方式，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就是联合起来的人共同占有，因为单个人无法占有那个庞大的物的力量。联合就意味着共同性，同时意味着维护共同性、创造共同性。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的描述，超大规模人口的现代化、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平发展道路，归根结底就是不断建构和夯实社会共同性的维度。

　　借助于马克思晚年对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讨论及其理论启示，就中国式现代化而言，应该实现从形式跨越向实质跨越的转换，而这是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要思考的论题之一。

　　最后，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本框架，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一种普遍性的阐释。无论是中国式现代化那个最初的定向，还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展开过程中对世界文明成果的占有，其实都是一种世界历史的效应。前者是世界历史在中国这个具体社会上的历史效应，这可能是一种被迫的效应；而后者是中国现代化主动参与世界历史的进程。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当然，这种阐释还要牢记马克思的教诲，那就是拒绝对此展开一种“历史哲学”的阐释。应该说，中国式现代化还处在一种展开过程中，如何去描述展开过程中的那些必然性的内容，这里面还是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规定性。这些都是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关注的话题。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