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它“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仍然是完全正确的”。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首要前提和根本标准。但自马克思主义公开问世以来，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就从各种层面攻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而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理解也存在一些分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问题，既是由来已久的问题，又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既是需要与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进行论战的问题，又是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中取得共识的问题；既是关于如何研究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学术问题，又是关系到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道路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理解存在着一个重要的转变。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教科书”范式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性。马克思两个“科学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虽然都是以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为研究对象，但它所具有的“严格的科学性”却与自然科学无异，它研究的是社会历史的“运动规律”和“发展规律”，能够达到“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成为“同实证科学一样精确的科学”。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后教科书”范式，在肯定“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这一前提下，要求重新理解“科学”，亦即要求不以自然科学为模板来理解“科学”，比如反对将唯物主义历史观理解为实证科学，主张把通常被视为政治经济学著作的《资本论》理解为哲学著作，甚至把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为一种政治哲学。从“教科书”范式到“后教科书”范式，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理解发生了从“自然科学化”到“去自然科学化”的转变。

　　这一变化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它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文价值，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重新理解”，也存在着一定的理论困难。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是因为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而无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是资产阶级哲学家，他们都是以自然科学为典范来理解“科学”概念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的。相反，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大多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革命性、道义性、人文性等特性给予高度评价。不在以自然科学为典范的意义上去理解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也就是默认了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批评。

　　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都是以自然科学为典范来理解“科学”概念的，并在这个意义上追求自己学说的科学性。马克思就指出，“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并提出在考察社会变革时，要考察“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恩格斯也指出，“推动哲学家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科学”概念的理解完全符合19世纪的时代精神。

　　最后，目前能够得到普遍承认的“科学”概念只能是以自然科学为典范的。历史上确实有人试图改变或扩展“科学”概念的外延进而改变它的内涵，比如维科的“新科学”、黑格尔的“哲学科学”、狄尔泰的“精神科学”、文德尔班的“历史科学”、李凯尔特的“文化科学”、胡塞尔的“作为严格的科学”的哲学，等等。但这些努力时至今日都还没有取得如牛顿力学那样的成功，甚至早已宣告失败。可以说，脱离自然科学的典范意义去谈论“科学”，至少在目前尚未成功，如建空中楼阁。

　　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理解之所以出现“去自然科学化”的趋势，一个原因就是对以实证性和精密性为特征的自然科学的片面理解。就研究对象来说，这种理解认为：（1）自然对象具有普遍性、人文对象具有特殊性；（2）自然对象具有可重复性、人文对象具有历史性；（3）自然对象具有无目的性、人文对象具有目的性；（4）自然对象具有简单性、人文对象具有复杂性。因此，主要研究人文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以自然科学为典范。就研究方式来说，这种理解认为：（1）自然科学着力于经验观察而非理论思维；（2）自然科学侧重于定量研究而非定性研究；（3）自然科学仅限于事实描述而缺乏价值规范；（4）自然科学采用实证方法而非辩证方法。而马克思主义则是上述各种方法的统一，或者更侧重于后者。

　　然而，通过对自然科学的历史和成就的考察就能发现，研究对象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可重复性与历史性、无目的性与目的性、简单性与复杂性等都是对立统一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作为马克思的“科学发现”，正是马克思从人类社会具有特殊性、历史性、目的性和复杂性的现象中探寻具有普遍性、可重复性、无目的性和简单性的规律的结果。而在研究方式上，经验观察与理论思维、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事实描述与价值规范、实证方法与辩证方法也都是对立统一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是这些方式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是如此。无论从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式上看，人类的理性探索都有着唯一的目标和统一的模式。

　　16、17世纪科学革命以来的自然科学，至今仍是人类理性探索活动中最为成功的部分，是一切理论的典范。自然科学是人类关于自然界的理性探索，但自然科学赖以成功的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价值却并不应该被局限于对自然界的研究。将自然科学对象与自然科学方法捆绑起来、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对立起来、将科学研究与人文精神割裂开来，将会损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回顾人类历史就会看到，实证的、精密的自然科学是削弱宗教势力、推翻封建统治、引领进步观念、塑造现代文明的革命性力量，每一个划时代的科学发现都曾令落后旧势力感到恐惧。很多人崇拜科学，但科学本身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革命的。真正指引我们前进的不只是自由解放的理想，还有历史发展和社会运行的规律；真正令资产阶级恐惧的不只是“联合起来”的号召，更是指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科学。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研究”（19ZDA017）子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的历史性检视与反思”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