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降，媒介化研究逐渐成为引人关注的话题。相对于传统的媒介研究，媒介化研究反映了一种“分析媒介、传播的变化与文化、社会的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认识论变化。媒介化理论内涵较为驳杂，在相关研究成果逐渐累积过程中，学界对其理论来源持有不同看法。

　　作为开端的信息化社会论说

　　把信息化社会与媒介化研究结合起来考察，国内较早由殷晓蓉提出。她在《中国期刊的发展特征与媒介化社会的趋势》（《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一文中认为，所谓媒介化社会“若与信息社会联系起来考察，就会产生一种比较普遍性的含义”。遗憾的是，这一讨论并没有充分展开。

　　近十年来，媒介化研究逐渐成为国内传播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领域，一批研究者从对象、策略等不同视角加以探讨。通过理论引介与阐释分析，戴宇辰认为，媒介化研究脱胎于卡斯特“信息化社会”理论，经与齐美尔形式社会学等学说理路相结合，成为传播学的前沿话题。

　　“信息社会”是研究者们在描述社会发展形态阶段特征时常常用到的概念，卡斯特在信息技术与都市社会研究中将“信息化社会”置于重要位置，信息化社会与信息社会一字之差，如果说后者偏向于静态描述的话，那么“‘信息化’这个用词表明了社会组织之特殊形式的属性。在这种组织里，信息的生产、处理与传递成为生产力与权力的基本来源”，“化”字本身具有状态或性质在时间维度上改变的意涵。在信息化社会，“知识产生、经济生产力、政治—军事权力，以及媒体传播的核心过程，已经被信息化范式所深深转化”。在这里，“信息化”表明了一种影响、控制的社会构成过程，以及相应逻辑的展开，媒介化研究正是在“信息社会”转向“信息化社会”思考讨论的背景中提出的。在戴宇辰看来，媒介化研究者普遍接受了这一理论前提，但“更倾向于将信息化置换为媒介化这一更为具体的概念，也就是说，媒介成为社会发展的基石，并且以自身的逻辑塑造社会文化”。

　　信息化社会理论反映了技术发展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与之密切关联的社会学思想成为其孕育的土壤。近年来，齐美尔社会学所蕴含的媒介与传播思想日益受到重视。在社会学研究传统中，齐美尔一反实证主义把社会视为可加以量化分析的外在对象，将“社会是什么”的思考转化为“社会何以可能”的发问。在此意义上，社会不是先验存在需要加以探索的“内容”，而是各种“形式”交互作用的结果，从而以此理路调整了“内容”与“形式”的主次关系，认为社会经由各种形式的联系互动呈现出相应面貌。

　　戴宇辰认为，“取道齐美尔使得媒介化研究学者找到了立足媒介形式之论断的合法性”，媒介形式所建立的普遍连接与互动方式确立了相应的尺度与法则，从而使其比内容更为重要。媒介因而既有工具性也有建构性，媒介正是“社会何以可能”的一种形式。由此启发了媒介化研究的核心概念“媒介逻辑”的出场。“媒介逻辑”概念的引入将社会与媒介化研究紧密联系起来，打开了媒介对于社会影响与塑造的研究面向。

　　“第二个芝加哥学派”的萌动

　　在关于媒介化研究的理论引介与阐释中，胡翼青就其理论来源提出了不同看法，信息化社会论说虽然对于媒介化研究具有先导价值，但它们二者之间并没有直接关联。作为形式社会学延续的制度经济学与符号互动论，虽然对于媒介化研究的制度主义取向与建构主义取向可能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需要中间环节的演绎传导才有可能发生作用，并不是媒介化研究的开端，而且这种理论来源的回溯似乎有些久远。他认为，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回到人”为旨趣的社会科学革命才是媒介化研究的起点，当时立足不同学术领域的研究者共同认识到社会结构对于个体与行动的影响，并使用不同概念对此进行表达。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一批学者的研究对于这一社会科学革命的发生具有开端意义。更具体地说，媒介化研究始于“第二个芝加哥学派”。

　　20世纪上半叶，芝加哥大学形成社会学研究的一方重镇。“第二个芝加哥学派”延续并超越了这一学派初创时期符号互动论的看法，发现了结构对于行动的限制作用，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间的脱离状态被并联起来。“第二个芝加哥学派”“将社会结构、社会变迁与个体感受以相对完美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统合了社会的‘结构’和行动层面”，结构是个体互动所形成的结构，个体则是结构支配下的个体，相互影响。在“第二个芝加哥学派”对于结构宰制性与个体行动性关联思考中，社会经由交往互动所形成，而社会角色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

　　有关社会学芝加哥学派思想的阐发中，其所蕴含的传播思想不断受到重视。总体来说，这一学派的理论建构较为丰富，戈夫曼的拟剧论对于媒介化研究则具有重要启示。在这一理论所搭建的“前台”与“后台”、“剧班”与“观众”等概念系统中，个体的社会角色在不同框架中具有多种可能性，框架成为结构化行动的基模，既为行动提供视野可能，也进行约束限制，媒介逻辑在此也可以理解为相应框架的展开。

　　“从关系和交往的角度来看待社会的方式是第二个芝加哥学派最重要的认识论”，胡翼青认为这一学派对于媒介化研究具有起点带动意义。如果向上回溯，可以看到齐美尔与芝加哥学派的关联，而就走向影响来看，包括20世纪80年代风靡英语世界的文化研究等都受到这一学派的影响。在唐士哲等人的研究中，“媒介化”作为核心概念的研究恰恰是在与文化研究的关键词之一“中介化”的区别分析中起步的。

　　上述对媒介化研究理论来源的不同看法有重合也有分歧，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论及了作为“远亲”的齐美尔社会学研究；“近邻”看法的不同则各有侧重，从不同方向推动了媒介化研究的深入。不可否认，“媒介化”对于创新传播研究具有“撬动性”，这一理论概念的统合力对于宏观、中观与微观各层面均有关涉，从而具有形成普遍过程、状态与趋势的潜在可能。有学者将媒介化视为元过程，但就其理论效度而言，媒介化作为一种总体性话语表达在追求影响力上还有漫长路程。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西安工业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