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化和网络化不仅对新闻事业产生重要影响，而且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信息化和网络化已成为衡量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网络建设及信息化工程的建立，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坎坷历程，发展至今，已经成为世界高新技术领先国家。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网信思想对推进网信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思想引领作用。

一

资源与产业：电子工业与信息化初期的信息技术思想

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开启之后，邓小平同志敏锐地洞察到，未来的经济发展一定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推动。恰逢此时，我国将经济建设作为主要目标，邓小平的这一观点获得了广泛关注。在中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之前，邓小平的“开发信息资源”思想打开了国家信息化建设的通道，实现了信息化建设的从无到有；江泽民的信息技术产业思想促进了信息化生产方式的发展。互联网的成功接入和快速发展离不开这一时期信息技术思想的奠基作用。

（一）邓小平与“开发信息资源”思想

自19世纪中期以来，电报、电话、收音机、电视机等设备的发明，加快了人类信息革命的进程。到20世纪中期，随着半导体、集成电路、计算机等设备的发明及数字通信、卫星通信的发展，信息革命发生质的飞跃。20世纪60年代，电子计算机普及应用，进一步彰显信息革命的深刻影响，不仅促进了生产力大发展，也推动了管理方式变化，引发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变化，更直接影响到人们的价值观念、社会意识乃至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与此同时，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理论的出现，提高了人们对信息革命的认知。

面对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中国必须尽快加入这场革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伴随科技革命与世界经济大潮的涌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都发生巨大变化，全球各国都在向着和平与发展这一主题共同努力。1984年9月18日，《经济参考报》刊登邓小平题词“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开发信息资源”为人们指明，信息资源在以后的社会中非常重要。邓小平多次强调，信息在各个领域对现代中国的重要程度。1985年，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国副总统，提出“中国社会过去闭塞，造成信息不通，是一个很大的弱点”。1989年6月，邓小平在接见会上这样说，“做管理工作的人没有信息，就是鼻子不通，耳目不灵”。再者，对信息资源强调开发重要性，可以实现信息资源的深化发展，这是信息化建设动力来源。至于如何实现信息资源自主开发，邓小平认为，应当以交通和通讯为切入点，必然要走出企业联合发展的新形势。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各个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都非常落后，特别是交通与通讯建设更是远远比不上发达国家，这造成信息获取及交流形式受到严重干扰。面对此情此景，邓小平认为，交通和通讯是基础条件。同时，邓小平发现企业发展过于分散，使得资源难以整合，造成资源浪费，这将导致生产效率低下。1986年，邓小平针对这一问题提出，“要搞企业联合。现在电子工业是否太分散了，为什么不可以左邻右舍挂钩，联合起来搞？太分散，各搞各的不行，那样质量上不去”，并认为行业发展必须“形成企业集团，就形成力量，信息也就比较灵通了”，亦体现出“开发信息资源”的思想。

信息资源开发是信息化建设中的根本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及时提出要“开发信息资源”，不仅成功打开了我国信息化建设的大门，有效推动了我国20世纪下半叶信息技术的发展，促使我国信息产业开始与世界接轨；而且也为我国今后发展信息产业以及引入建设互联网提供了重要指导思想。得益于对信息资源的高度重视，我国信息政策也得到完善。1985年，国务院提出要将服务重点以国民经济、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生活服务进行转移；将微电子技术作为基础、计算机与通信装备作为主体。这两个转移成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化发展重要的战略基点。

（二）江泽民与信息技术产业思想

信息资源是发展信息产业的基础。随着信息产业的发展，江泽民继承了邓小平“开发信息资源”思想，发展出一套建设中国信息技术产业的思想理论。江泽民提出信息技术产业地位及作用的重要性，同时制定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战略规划。

首先，重视电子信息技术，推动重点技术攻关。1983年，江泽民作为电子工业部部长带团到北美各国进行电子工业发展的考察。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派代表团到北美学习先进经验。回国后，江泽民向国务院提交报告，认为电子技术对北美各国影响巨大，尤其表现在生产效率方面。而解放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正是改革开放的重要目标。江泽民感受到，电子信息技术，将是我国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在时代趋势下，发展战略也要与时俱进。江泽民提出了三点发展战略：进出口内容调整相结合；开发引进与自力更生相结合；重点攻关与广泛应用相结合。第一，进出口结合调整战略。比如中低层次的技术产品，可以将重心放在本土生产，争取实现技术普及，在此基础上，推进这部分产品的出口；而高技术性的产品，继续保持进口策略。这为我国早期电子技术发展提供了政策指南。第二，开发引进与自力更生相结合。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达国家掌握着信息科技的研究成果，我国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和学习。江泽民深刻认识到信息技术的发展不能靠照搬照抄，只有在学习吃透的基础上自主创新研发，才能真正掌握核心技术。江泽民在多次讲话中传达出要将开发引进与自力更生结合起来的思想。我国的电子工业要发展，一定要掌握核心技术，在当前技术落后的现实条件下，该如何拥有自主技术呢？首先，仍然要坚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引进之后，必须要深刻学习，真正把核心要点吃透，最终为我所用。这也就是江泽民所说的“消化”。第三，重点攻关与广泛应用相结合。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建设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而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初级阶段，国家财力难以支撑产业的全方位推进。针对我国国情，江泽民认为，首先要厘清什么是国家产业命脉、什么是产业的关键技术，然后在人才和经费安排上，向此倾斜，力争大的突破。其中，主要代表产业有集成电路、计算机、通信、软件等。这一时期对信息技术的重视，为我国互联网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次，重视信息产业发展，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江泽民认为，信息技术产业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制高点，而我国的电子工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基础还很薄弱，必须加强对电子工业，以及其背后信息技术产业的建设。对此，江泽民特别强调，国家一定会给予政策方面的扶持，早日将电子工业建设为成熟产业。经过江泽民的推动，国家层面将信息化建设项目及政策措施的系列化推广启动，信息化建设的目标和规划逐渐完善。特别是江泽民对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对信息化建设起到了推进作用。他提出，电子科学技术结合其他学科，可以完成向多个领域渗透的作用，广泛应用信息技术，主要是为各个学科提供技术进步的支持，这对于社会经济结构有很好的优化作用。基于这些思想，中国先后实现了金融管理电子化、国防信息化、军队信息化等，各个重要领域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都取得重大成果。

再次，重视国际接轨，完善国家信息化工程。1992年，美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正式开启，中国在1993年正式启动金桥、金关、金卡“三金”工程，目的是紧随时代发展，跟上世界潮流。1994年5月，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专门提供国家信息化建设服务。第一次全国信息工作会议召开后，正式通《国家信息化“九五”规划》。1996年1月，国务院成立相关机构，统领相关政策及发展规划的出台与制定，极大完善并丰富中国信息化工程内涵。20世纪90年代开始，《信息技术协议》《基础电信协议》《金融服务协议》等各项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中国信息革命时代来临。

二

互联网与信息化：互联网高速发展期的网络运用思想

20世纪末，互联网的接入是我国互联网发展史上的重要节点。1997年4月，全国信息化工作会议召开地点为深圳，“国家信息化‘九五’规划和2000年远景目标”正式通过，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内容增加“中国互联网”一项。1997年到2012年，我国互联网事业处于高速发展期。江泽民、胡锦涛围绕互联网建设尤其是互联网运用作出了系列论述，形成了丰富的思想体系。

（一）江泽民与互联网建设的早期布局

随着1997年我国接入国际互联网，互联网事业迅速发展起来。早期互联网政策是江泽民互联网建设思想的实践成果，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早期互联网事业的布局。

1.江泽民关于互联网建设的论述

江泽民高度重视互联网建设，积极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相融合。20世纪90年代，信息资源与各项物质资源同等重要，但各国信息网络化建设成效并不统一。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提出，要深刻了解到最新技术成果的重要性，并加以运用。2000年5月17日，江泽民在接受美国《科学》杂志专访时提出，只有将互联网作用充分发挥，才能实现信息在开放性及共享性两个层面增值效果。2000年8月，江泽民针对中国社会信息化战略提出，当前工业化进程中，要特别关注信息技术的使用，这是实现工业化水平的重要保证。2002年11月，江泽民在全国代表大会上总结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同时他提出，实现工业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为艰巨的历史性任务。而希望加快工业化及现代化就必须选择信息化，只有实现这条新型工业路线，才能实现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的目标。

江泽民坚持互联网发展与管理并重。随着互联网在国内的普及，信息泄露、管控复杂等弊端也显现出来，江泽民很早就意识到互联网管理是个重要问题。2001年7月11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举办的法制讲座上的讲话上强调，当今中国在信息网络健康发展方面要有依法保障和促进的重要认知，通过信息网络立法强化与完善的形式，将网络执法与司法进一步加强，通过对国际信息网络规制的参与，强化信息网络管理人才的培养。这正是中国互联网事业管理重要方向。2001年，《中国信息化探索与实践》一书出版，作者是曾任电子工业部部长的胡启立。在为本书作序时，江泽民写到，信息与网络安全管理是时代发展的需求，是互联网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前提。江泽民还提出了“积极发展，加强管理，趋利避害，为我所用”的互联网建设方针，从十六字方针中可以看出，发展与管理并重是江泽民对互联网的基本态度。

2.互联网事业的早期布局

互联网接入初期，我国企业和民众对计算机网络的使用需求被激发，与国内社会对互联网注册和使用的陌生产生了矛盾。面对这种情形，党中央积极推进互联网连接及域名注册相关规定的制定，这对互联网基础管理来说是必要的法律法规保障。

1997年至2000年期间，我国先后发布多个互联网基础管理的相关文件，对中国境内，域名注册方法及原则进行解释，统筹域名争议解决办法；强化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实现健康有序的国际计算机信息交流；将境内中文域名注册服务及管理方式进行说明。

随着互联网基础管理政策的不断完善，互联网的普及范围越来越广，互联网与各领域的广泛结合成为社会经济发展新形态。互联网与医药、银行、新闻传播、游戏等领域都呈现出融合发展的趋势。党和政府及时跟进，互联网跨领域管理的政策相继发布。这些政策及法律法规的出台，让中国互联网早期建设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网信事业早期布局由此完成，这是中国互联网发展建设的重要基础。

（二）胡锦涛与互联网运用的思想贡献

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推进了社会各界的发展。如何与互联网结合、如何利用互联网使行业开辟新生机，是各界都在思考并实践的问题。人们对互联网的使用迅猛发展，需求不断增加。在此背景下，胡锦涛积极推进国内互联网建设和互联网运用，形成了一套互联网建设和互联网运用思想，对我国互联网运用及相关技术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是重视互联网建设。2003年，下一代互联网建设工程正式启动。2004年12月23日，国家顶级域名CN服务器——IPv6地址，登录全球域名服务器，顺利接通。国家域名系统成为新时代互联网成员。IPv6网络接入，将网络地址资源数量相关问题有效解决，让多设备接入互联网障碍快速解决，对中国互联网发展进程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胡锦涛对互联网特征洞察极为深刻，互联网已成为一种渠道、一种思潮，更是一个多方意识形态的战场。现有的信息渠道将发生融合，各种话语诉求通过这个“网络”集散。这表明，在互联网背景下，“三网融合”将加速实现，这也是信息服务体系获得深化发展的重要保障。

其次是加强互联网管理。互联网具有自由性、开放性等特征，在互联网普及范围越来越广的同时，必须加强管理。胡锦涛提出了“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16字方针。网络治理的强化，一是要让网民有表达自己诉求的畅通渠道；二是以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来维护网络安全；三是确立网络舆论引导机制，要透明也要管理。2009年1月5日，国务院对全国范围内互联网低俗问题进行专项行动的部署。这次活动主要任务是强化网络文化建设，活动中删除淫秽色情及低俗信息超过330万条，违法违规网站有1250家被依法关闭，为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创建空间。

再次是推进互联网应用。当代中国人获取信息重要渠道主要来自互联网，政府可以利用互联网实现向多领域赋能的目标，而互联网信息来源与传统信息渠道差异很大，结合其他产业时，一定要结合互联网特征来完成有效融合，推进网络信息改革。在政务工作领域，胡锦涛认为使用现代科技方式，对网络舆论引导特征及规律进行深入研究，是掌握网络思想人民阵地的重要前提，这对于群众工作执行来说意义重大。通过网络文化建设管理的强化，利用互联网功能，将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推进为新的时代发展重点。在反腐工作领域，胡锦涛提出，应当以电子政务的形式，利用互联网的透明度、公开性和互动性，将多个重点领域及关键环节实现电子监察，主要包括行政审批、政府采购、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群众窗口等。2006年3月19日，《国家电子政务总体框架》发布，明确了信息化领导小组信息化的建设目标及建设路径。胡锦涛将互联网应用到政务工作领域，并且取得了显著效果，极大推进了互联网发展。此外，胡锦涛还关注到互联网在文化传媒领域的应用，积极推进传媒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胡锦涛认为主流媒体应当积极推进技术升级，对新兴媒体管理要不断强化，对互联网为基础新兴媒体社会影响力进行充分认知，由此来实现现代化传播系统的构建。这对于信息产业发展与网络文化发展统筹协调优化意义重大，可以为网络文化产品自主知识产权的建构开拓新的空间，积极推进网络文化产业，为网络文化信息装备制造业发展提供路径。

（三）互联网运用及其政策发展趋势

1997年到2012年间信息产业和互联网事业的迅猛发展，要求我国政府必须及时完善法律保障，跟进政策支持。通过对这一时期政府相关活动的梳理可以发现：解决互联网基础管理的政策已基本完善，互联网跨领域管理和网络安全管理逐渐成为互联网政策关注的重点内容。

2005年到2010年期间，我国颁布《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统筹互联网新闻管理原则；对电子政务要求及目标的构建路径进行制定；试行网络游戏管理的规章制度。这些文件的出台为互联网跨领域管理提供了重要参考。

与此同时，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信息泄露等网络安全问题。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网络安全管理，推出了系列预防治理措施。2012年5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对信息文化发展及信息安全保障等工作进行研究部署，并通过正式文件。同年12月28日，保护个人电子信息、防范垃圾电子信息、确立网络身份管理制度等决定正式颁布，并赋予了有关主管部门必要的监管权力。这一时期，我国相继出台多个互联网政策文件，先后成立了信息产业部、中国互联网协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机构，为我国网信事业提供了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

三

网络强国与网信事业：互联网时代的网信思想体系化

经过20多年发展，我国互联网建设取得跨越式进步，互联网与各领域的结合应用已经逐步成熟。在此基础上，习近平进一步关注到互联网为国际竞争助力的重要作用，以及移动互联网时代愈加凸显的网络安全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国家网信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正式提出网络强国战略，标志着中国已经向着网络强国方向发展，并将其作为国家战略。中国网信事业深化改革由此拉开帷幕。

（一）强化互联网技术创新，推动网络强国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网络强国战略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为此，作为网络强国基础的网络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上升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位置。习近平对中国网络强国战略发展规划分析后，认为相比于世界先进水平，中国的差距主要在于核心技术的落后。习近平还特别指出我国农村地区网络基础建设是短板，要加快推进农村网络建设，实现宽带在农村的全覆盖。针对如何加快互联网技术创新和基础建设，习近平把握大势，提出几点建议：技术引进方面，要把握开放和自主的关系；科研投入方面，要将主要力量用于高技术攻克上；在成果转化方面，要多方协同。

为此，中央有关部门陆续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2013年9月，《互联网接入服务规范》落地，电信业务服务质量及通信质量有了法规依据。建设“宽带中国”、加强网络提速等内容，都在这一时期的文件中呈现出来，大力推动了互联网基础建设。2016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出台以后，将网络强国建设三步走战略详细罗列，第一步就是需要提高核心技术，与国际市场接轨，掌握技术自主知识产权，才是开拓自身网络安全管理路径的前提。这些政策及纲领性文件的发布，都为我国互联网技术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网络强国战略是系统性的。在强调互联网技术创新的同时，习近平从党的领导、网络安全、网络生态、信息化建设、数字经济、全球互联网治理等角度，对网络强国战略作出了系统性的论述。这些论述已经成为推动新时代网络强国战略的重要思想指南。

（二）加强网络媒体管理，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随着互联网的媒体属性越来越强，习近平高度关注互联网的思想传播功能，提出要构建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媒体赋能正是来自于互联网传播高效率、覆盖广等特点，对于舆论宣传工作改进正面推进效果巨大。

媒体融合发展是互联网发展的必然要求。自微博、微信兴起以来，媒体格局、舆论生态和传播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何掌握舆论引导主动权成为重要课题。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中，习近平提出，面对当前社会信息化发展倾向，要将传统媒体与互联网新兴媒体有机结合，将宣传主动权及舆论引导权牢牢把握。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将当前新闻媒体资源全面整合，将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相互融合，实现有机发展，并于2014年8月出台正式文件，为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提供了政策指导。

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要在遵循规律的基础上进行创新。2015年，习近平视察解放军报社，他认为要对现代新闻传播规律即新兴媒体发展规律等研究掌握，要通过互联网思维及一体化发展理念来实现。2016年，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从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等方面创新，推动融合发展。

媒体融合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2019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到人民日报现场开展关于媒体融合发展的集体学习。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要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加快从相加阶段迈向相融阶段”，“加快构建融为一体、合而为一的全媒体传播格局”。经过几年的发展，我国媒体融合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新闻网站、“两微一端”基本普及，打造出一批富有竞争力的融媒体产品，全媒体传播体系正在逐渐形成。

（三）完善互联网法治建设，重视网络文化建设

互联网的发展也伴随着网络诈骗、信息泄露、传播不良信息等问题，导致人们赖以获取信息的网络空间蒙上一层阴影。党的十八大以来，网络空间建设及治理成为新的课题。2013年，《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等文件出台，为中国个人网络信息保护作出规定。2014年，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为互联网治理和信息化发展提供制度保障。2016年4月，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国家安全必须建立在网络安全基础上，现代化发展要以信息化为保障，个人信息安全被上升到与国家信息安全等同地位。

习近平就网络安全和网络治理提出，“要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此后，相关法律陆续出台。如2016年，作为中国网络领域基础法的《网络安全法》，以及《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约谈工作规定》《防范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通告》等各项规定。这些法律法规的推出，为中国互联网法治建设提供有效保障。

当前，我国已经成为网络大国，但网络强国仍有距离。在成为网络强国的路上，党的网信思想是重要的思想指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网信思想伴随着互联网技术和应用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一方面，几代领导人的思想奠基是网信思想得以发展的源泉。邓小平和江泽民在我国电子工业发展初期推进国家信息化建设，开启了我国互联网时代的大门；胡锦涛在我国互联网高速发展时期把握了互联网的特点和规律，推进互联网的普及。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在继承和发展党的网信思想基础上，提出网络强国战略，形成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网信思想体系。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网信思想都是基于时代背景中的国内国际具体形势，保证了网信思想可以焕发生机活力。邓小平强调开发信息资源，为四化建设服务；江泽民重视信息技术产业，推进国家信息化工程；胡锦涛关注互联网管理政策的发布，为互联网引入和初期建设提供支撑；习近平提出网络强国战略，争取更多的国际网络治理话语权。这些都是时代所需。在全球化与信息化交织的时代，我们要在中国共产党网信思想的指引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的系列重要论述，努力把中国建成网络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