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柏拉图的“学园”、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共和国”可以看出，学术是由志趣相投的人组成的交流学问、碰撞思想的知识场所，是推广新知、推动发展的动力源泉。这种共同体是在一定时空中依据一定媒介所发生的社会关系，是个人或社会群体之间特定的社会互动模式，我们可称之为“学术集体行动网络”。就学术共同体而言，前信息社会时代的学术交流主要是成立学会、协会、基金会，定期不定期举办各类讲座、演讲、会议，发行各种通讯、手册、杂志，来实现交流目的。但随着通信和虚拟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共同体的概念也在发生变化，个人和社会群体的交往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共同体不仅是以地理或空间上的接近来定义的，更是以虚拟和网络为基础的，出现了开放存取的概念，先前知识生产的模式也受到挑战。

　　期刊并非单一、纯粹的事物

　　英国的丹尼尔·笛福在出版《鲁滨逊漂流记》（1719）之前，其身份并不是小说家。他于1704年创办了一本关注欧洲事务的杂志《评论》，每周发行三次，这是他人生第一次成功的事业，名利双收。笛福一生与26种期刊有关，因此被称为“现代新闻学之父”。美国革命前夕，富兰克林已经意识到新闻在表达公众情绪方面的力量和引人入胜风格的重要性，他于1732年创办的《穷理查年鉴》中采用了这种风格，其中充满了实现财富和促进辛勤工作的格言，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1844年，马克思和阿·卢格在巴黎创办了德文刊物《德法年鉴》，恩格斯称之为“德国第一个社会主义刊物”。马克思则力求将杂志的理论任务同反对德国封建专制秩序的直接革命斗争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利用杂志作为改造现存世界的思想武器。刊物将论述：“（1）具有有益的或危险的影响的人物和制度，以及目前大众所注意的政治问题，不论它们涉及的是宪法、政治经济学还是国家机构和道德风尚；（2）我们将对报纸进行述评，这种述评对一些报纸的奴颜婢膝和卑鄙下流将是一种鞭挞，同时将引导人们注意另一些报纸致力于造福人类和自由的崇高活动；（3）此外，我们还将评介旧制度下德国（目前正走向崩溃和毁灭）的书刊和其他出版物，最后，还将评介两国的那些开辟并继续推进我们正在跨入的新时代的书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

　　我们再看看冷战时期美国创办的冷战文化杂志。成立于1950年的“文化自由大会”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文化外交桥头堡，是西方推行冷战政策的“脸面”机构，总部设在巴黎，在35个国家设有办事处。他们打着“加强连接世界各国的文化纽带，并向所有分享自由文化传统的人民揭示极权主义对知识和文化发展构成的内在危险”的幌子，资助了几十家知名杂志、全球大会、年度研讨会和艺术节。杂志有英国的《邂逅》、美国的《党派评论》《新领袖》、德国的《月刊》、法国的《普鲁夫》、澳大利亚的《象限》、意大利的《节奏》、奥地利的《论坛》、日本的《自由》、拉丁美洲的《探索》《新世界》、非洲的《黑色俄耳甫斯》《新非洲》《南方非洲》等，作为阻止共产主义在欧洲、亚洲、拉丁美洲、非洲等地获得影响的工具。其中一些杂志如《密涅瓦》《中国季刊》等，至今仍在发行。

　　可见，世上并不存在单一的、纯粹的事物。作为周期性的固定出版物“期刊”是资讯的、生活的，是知识的、学术的，也是革命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

　　期刊对于学术研究不可或缺

　　期刊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期刊文章是最常见的研究成果出版形式，是大学衡量和奖励机构活动的主要形式，也是就业和晋升的基础。期刊避免了书籍出版周期长的问题，既可以更加集中、更加灵活地深入研究某一专深问题，又避免了报刊报道式的简单叙述。此外，学术期刊一直在有力地塑造学术的实践，确立了学科的研究方向、专业话语，学术革命通常是由期刊引发的。

　　学术期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与学术团体有着密切联系，因为学术团体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促进本领域知识发展、信息传播。最早的学术期刊是由学者们相互之间的通信和学术团体会议上的谈话记录演变而来。期刊可以让那些与其他学者和会议地点相距甚远的成员了解到最新研究。科学和自然哲学的专业期刊在17 世纪第一次产生，巴黎科学院的《学者杂志》（1666）、英国皇家学会的《哲学汇刊》（1666）、莱比锡的《博学学报》（1682）等出版物都是由通信发展起来的。随着新领域的开辟、先前领域的不断分化，考古学、语言学、埃及学、亚述学、古典学、圣经学等领域纷纷单立门户，成立许多协会，每个协会都定期出版公报、论文集，因而此类学术杂志在19世纪得到极大发展。自此以后，学术期刊蓬勃兴起。

　　学术期刊是刊发研究者较为完整研究结果的平台，其目的是提供足够的信息、观念、思想，以便同行能够准确地评估所做的工作。一般来说，任何期刊都涵盖了一个相对专业的学科领域，是为了在传统基础上不断产生新的更加精深的、前沿的探究。各类期刊大多由学会、出版商或个人创办，出版频率各不相同，从周刊到年刊不等。二战后，学术出版变得有利可图，从那时起，学术期刊主要由商业出版公司掌控，大多数期刊都有同行评议制度。到20世纪60年代，期刊的数量呈指数增长。期刊数量和规模的强劲增长是所谓“信息爆炸”的表现，学者们显然不可能跟上所有的新工作，因此催生了文摘期刊、索引期刊。信息时代的文字的数字化又催生了新的刊物形式。

　　史学杂志是史学专业化、系统化的开始

　　就史学而言，经文艺复兴洗礼，历史撰述已逐渐从神学的约束中走出去，到19世纪，历史学已经成为一门强调档案研究和系统知识积累的独特学科，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为促进历史研究和历史知识普及，史学杂志应运而生。

　　史学杂志的出现是史学专业化的必然结果，预示着历史知识系统化的开始，是史学成为一个学科的标志。历史上第一批史学专业杂志产生于19世纪后半期的西方世界，与学术职业化的过程同步，丹麦《历史杂志》（1840）是现代意义上最早的史学杂志，德国学者则加以发扬光大，先后创办了《动物学杂志》（1848）、《历史杂志》（1859）、《民俗学杂志》（1860）、《埃及语言与考古学杂志》（1863）等，《历史杂志》以19世纪的兰克主义为指导原则，主张历史是一门严格的科学。其他各国仿照德国的例子，相继创办了《历史杂志》（法国，1876）、《历史杂志》（意大利，1884）、《英国历史评论》（英国，1886）以及《美国历史评论》（美国，1895）等。这类期刊彻底改变了传统历史知识的传播途径，被视为历史变得更加专业的一种手段，亦为学者提供了一个更加职业化的交流场域。

　　伴随近代西方文明在全球的扩延，创办史学杂志之风也蔓延到世界各地。比如在亚非地区，日本的《史学会杂志》（1889，后更名为《史学杂志》）由史学会创办，是亚洲最早的自办历史学术杂志。近代中国早期的史学杂志有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学会创办的《史地丛刊》（1920）、南京中国史学会创办的《史学杂志》（1929）、燕京大学历史学会创办的《史学年报》（1929）等。《震檀学报》（1934）是用韩文编写的最早的本土学术杂志，也是韩国历史研究会震檀学会的机关报。越南文史地研究会创办的《文史地》（1954），原名《史记、地理、文学研究杂志》（《史地文》），是越南两本重要期刊《历史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前身。《历史研究》第一期于1959年3月出版，是当代越南最早的史学杂志。倡导“本地人写本地史”的伊巴丹历史学派创始人戴克（Kenneth Onwuka Dike，1917—1983）创办的《尼日利亚历史学会杂志》（1956）是非洲大陆第一本史学杂志。

　　随着史料的不断增加，研究范围的不断拓展，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化，又产生了分科更细的史学杂志，如经济史、社会史、环境史、城市史、妇女史、书籍史、人文史等专业杂志及地区史、国别史等区域或断代专业杂志，如《全球史杂志》（2006）、《人文史》（2016）等。同史学发展趋势相适应，欧美还出现了以史学为基础的跨科学专业杂志，如美国的《历史女神：文学、历史及历史哲学期刊》（1970）、《交叉学科历史杂志》（1970）等。有人推算，20世纪70年代全世界大概有1200种史学杂志，当今已有5000种各类历史期刊。在这些杂志中，较早创办的杂志一般比较忠实于传统，主要发表文章、评论、总结等，以客观反映史学研究成果为己任，但大多数后起的史学杂志则通过定主题、出专刊、约专稿等方式来左右或指引着史学研究，一些杂志甚至成为史学更新的强有力的武器，如法国的《年鉴》杂志（1929）便是典型代表。

　　当代中国学术期刊数量远远不够

　　据统计，全世界大约有近7万种学术期刊，其中三分之一左右的期刊为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这些学术期刊，按数量排序的国家依次是美国、英国、荷兰、德国、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中国。按出版社排列则依次为荷兰的爱思唯尔（Elsevier，1880）、德国的斯普林格（Springer-Verlag，1842）、英国的泰勒·弗朗西斯（Taylor & Francis Group，1798）、美国的约翰·维利（John Wiley，1807），上述四家所拥有的学术期刊都在1000种以上，其中爱思唯尔拥有近2000种。就是以出版学术图书为主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所拥有的学术期刊分别为300余种、200余种。

　　中国目前大约有6449种学术期刊，其中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共有2400余种（包括人文经济地理、自然资源与环境等学科期刊）。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组织评定的CSSCI来源学术期刊567种，其中历史类30余种。

　　我们再看看21世纪以来几个主要国家新创刊的史学刊物情况，韩国142种，美国113种，法国84种，德国29种，日本24种，英国16种。中国有《历史评论》《经济社会史研究》《世界历史评论》《台湾历史研究》《历史地理研究》等几种，中国创办的史学新刊物是个位数。

　　可见，当代中国的学术期刊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史学类期刊更是如此。要实现“三大体系”的建设，必须加快学术期刊的建设，积极促进“向世界汲取智慧”这一知识生产模式的推广。近年来的“集刊现象”从反面凸显了我国学术期刊存在的问题，即通过编辑集刊、申请书号出版的方式，组建类似期刊的连续出版物。这是当今中国学术界对学术前沿动态无奈的、直接的反应，说明现行的期刊体制亟须进行改革，以适应蓬勃发展的学术环境。

　　（作者系《世界历史评论》总编辑、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