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岁尾，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关于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及其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的函》中，将哲学类一级学科由原来的一个（哲学）增加为两个：哲学和应用伦理学。新增应用伦理学为哲学一级学科，似乎出乎多数哲学界教育人士的意料，可仔细想来确在情理之中。

　　哲学未来发展的两只“长足”

　　我曾受北大哲学系老领导的指示，于1993—1994年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对美国常春藤大学的哲学系（所）及其哲学教研情况做过一个大致的调研，结果发现多数哲学系均呈现出我所概括的“两极用力”情形——或聚焦于分析哲学和古典形而上学理论，或用力于以政治哲学、伦理学（尤其是应用伦理学）为主的哲学实用领域。比如，在当时仅有17位教师的哈佛大学哲学系，半数以上教师都在从事政治哲学和应用伦理学研究。回国后，我在汇报时特别强调了一点：在现时和未来一段时间的哲学教研中，哲学这一古老而抽象的学科至少有两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生长点，即政治哲学与应用伦理学。易言之，应用型的实践智慧与现实应用，将是哲学立足当代并走向未来的两只“长足”。

　　无独有偶，几年后我又考察了15所美国一流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群，哲学学科的情形再次印证了我的上述判断。而且十余年后，我以富布赖特访问教授的身份第3次回到哈佛大学哲学系时，这种“两极用力”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此，我想谈谈应用伦理学及其工作方式问题，而话题的起因则来自南京师范大学“应用伦理学前沿问题工作坊”一群勇敢活泼而又机智敏锐的青年伦理学者。他们卓尔不凡的工作和工作方式，激发我再次思考应用伦理学之于当代中国现状的普遍意义，而他们着力标举的“工作坊”（workshop），则促使我更加关注应用伦理学的工作方式问题，后者恰恰是迄今为止尚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的重要问题。

　　应用伦理学是一个现代性概念

　　众所周知，日常应用是作为体现哲学实践智慧特征的伦理学的根本特性（“status”，即“身份”）之所谓者，为何还需另外分立一个应用伦理学概念？所谓应用伦理学，当然是指伦理学之基本原理（原则）的具体应用。它是一个现代性概念，或者说，应用伦理学本身乃现代社会的产物，它得以成立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原理或原则之具体应用至少具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专业领域分化，二是专业技术运用。也就是说，作为现代性概念甚或现代性事件的应用伦理学，不仅是伦理学之实践智慧特性的一般表述，而且更根本的是，作为实践智慧的伦理学实际应用，已然随着现代社会生活本身的多元分层与多元领域分化，而形成诸领域分割且不同领域均呈现出对不同或特殊专业科技知识的依赖和援用。这两个特点共同构成现代应用伦理学及其前沿发展的基本学术样态和工作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越是趋于前沿地带，这两个特点越发凸显。就此而论，标举“应用伦理学前沿问题工作坊”不单合乎时宜，而且彰显该工作坊的创设者和参与者先进的前沿学术自觉和敏锐的前沿问题意识，值得鼓励和点赞。

　　我国的应用伦理学研究早在20世纪后期便已展开。20世纪80年代伊始，伦理学教学研究得以恢复。其时，以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大学哲学系创设伦理学教研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创立伦理学研究室，以及中国伦理学学会的成立为基本标志。随后，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大学和研究机构相继成立伦理学教研机构和开设伦理学课程系统。数年后，应用伦理学开始进入许多大学的哲学、伦理学课程体系，并出现一批专注于应用伦理学研究的伦理学者，甚至还出现专门的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和北京大学哲学系等都先后成立了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洎至今日，应用伦理学的学术研究机构、学术团队和学术成果已经蔚然成势，初露繁荣景象。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直接标举以前沿问题为目标的学术工作坊，南京师范大学称得上是百舸争游第一家。

　　应用伦理学研究无需定论

　　仔细阅读《应用伦理学前沿问题工作坊》（王露璐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版）第一辑所编集的十期工作坊主题和内容，深感其前沿捕捉的问题意识之敏锐，主持者与参与者的探究力度与广度亦相当出色，从言辞逻辑到论辩析理均让人印象深刻。比如，围绕秋菊打官司的困惑，对当今中国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礼法纷争展开深入多维的理论辨析；以“孤独大臣”为话题，引发当今虚拟（网络）社会与群体性孤独的伦理探讨；关于代孕、护理机器人、安乐死等最新生命健康伦理议题的伦理学诊断；关于人口老龄化趋势下老年人幸福生活的专题讨论；透过“活熊取胆”案例而展开的动物伦理探讨；对当今大数据时代私德与隐私的问题分析和无人驾驶可能带来的道德伦理风险分析；等等。工作坊对这些问题的专门探讨，几乎都显示出当今应用伦理学的新特点：或聚焦某一特殊生活领域和应用伦理学的前沿“问题域”展开深入、细致而专门专业的讨论，或援用当代科技前沿知识资源，在“伦理学＋”跨学科、跨领域的开放性融合视域中，讨论那些带有较高技术内涵的科技伦理问题，使当今应用伦理学前沿的特殊专业领域化与高度复杂之技术化特点得到充分展示。

　　至于主持者、主讲者和参与者们的观点、立场如何，是否正确无误，我想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事实上，正因为问题的前沿性，俾使这些问题的解答具有开放性和不确定性，很难通过某个或某些人的一次甚或多次谈论而达于定见。恰恰相反，没有终极结论，只有基于相对合理性的道德伦理共识，很可能是这类前沿性应用伦理学问题及其探究的正常情形。职是之故，我们需要关注的不是每一次工作坊所给出或者暗示的某些结论，甚至亦不是他们在辩谈中所申言的价值偏好或判断依据，而是他们所援用的理据和学术信息。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赖以分析判别、表达各自观点、意见时所运用的方法，他们对这些问题形成各自看法并融贯表达这些看法的学术工作方式。

　　研究者应具有专业分化与科技装备两大资质

　　借此机会，我想特别强调现代应用伦理学的学术工作方式问题，因为此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当代应用伦理学前沿研究如何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可能？还关乎当代伦理学者自身的学识更新甚或学术资质预备问题，在更大一些的范围来说，该问题也是一个跨学科或学科交叉的知识融合问题。

　　如前备述，当代应用伦理学之特殊处，首先在于其专业领域的多元分化和专业性科技知识的诸多复杂装备与支撑。这是由现代社会生活本身多层次、多领域的快速分化与各分化之生活领域的日益科技化所决定的。道德基于生活，源于生活。人类生活实践的现代演进所带来的道德伦理挑战，是结构性的、具有根本意义的。其中，专业领域化与科技现代化两大趋势日益强劲，给应用伦理学的具体研究提出了专业分化与科技装备两个基本要求，且日趋明显和严格。很难想象，一个不具备最基本的现代生物（命）科学知识和现代医学暨现代公共健康管理知识的人，能够从事生命伦理学和公共健康伦理的研究或管理。同样，一个对现代计算机科学或信息网络技术缺乏基本了解的人，是不可能真正从事诸如智能机器人的伦理问题研究的；即使是乡村民俗伦理、经济管理伦理、生态环境伦理、动物伦理……这类看似不太“技术化的”应用伦理学领域，如果缺乏必要的专业领域的技术知识装备或专业化工作方法，诸如田野人类学考察，计量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统计学的方法，地球物理学知识，动物学或植物学知识，等等，相关的专门化应用伦理学研究也是不可能的。这似乎是一种无需论证、毋庸置疑的当代学术资质条件。

　　明乎于此，我们便不难理解并承认，对于所有从事或有志于从事应用伦理学研究的人们来说，学习并掌握除一般伦理学知识原理以外的一门或多门相关专业知识，学会用跨学科或多学科的方法，来研究并解答（决）当代乃至未来将要出现的各种特殊具体的应用伦理学问题，即便不是一个充要的学术条件（资质），也是一个最基本的必要学术条件（资质），非如此不足以进入现代应用伦理学专业技术化和专门化的诸领域，更遑论建立跨学科或多学科的融合视野与交叉方法。应该说，该书主编和全体参与者们对现代应用伦理学的前沿研究之工作方式早有自觉，也付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令人信服的学术成果。作为该工作坊的首批研究成果汇集，该书所展现的成果具有多领域、多维度、多进路或多方法、多新见的特点。“成功的第一步胜过半程。”作为全国最早的应用伦理学前沿问题工作坊，初心不凡，初步正直，初战成功，这无疑是值得庆贺的。“初者”（first）既曰之为初始、开始、最初或最早、首先等等，也读之为“第一”。我想把这“一语双关”的词义学解释作为一段留言，赠送给应用伦理学前沿问题工作坊的全体伦理学同仁们，以表达我的敬意与祝贺！

　　诚然，如同任何一项探索性研究一样，书中仍存在些许未竟和遗憾。譬如说，在我个人的了解中，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特别是哲学系的伦理学同仁，在国内经济伦理研究方面一直执有先鞭，学术团队和学术成果十分丰厚，堪称其伦理学研究的主要特色，但让我意外的是，经济伦理前沿问题却未进入首批应用伦理学前沿问题工作坊的课题目录。此外，在业已完成的十次工作坊的参与者中，伦理学以外的专家或专业技术人士，特别是一些既具有特殊专门化科技学养，又具有强烈人文伦理关怀的跨学科或“两栖／多栖型”专家学者还比较少，若在后续的工作坊活动中注意弥补，定然更加完美。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