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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百年历史和未来走向 ——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暨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2022年年会述评(二)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网 
发布时间:2022-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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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和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主办,西南民族大学哲学学院承办的“哲学中的现时代:西方哲学的视野”为主题的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暨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2022年年会,于12月10-11日在四川成都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此次年会的学术研讨中,与会专家学者除了紧扣哲学与哲学的传统,关注时间性、时代性、当代性与历史性等现时代的哲学与哲学中的现时代的问题,另一大亮点就是从现代视野审视古代哲学、中世纪哲学和近代哲学,关注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百年历史和未来走向。

  一是从现代视野审视古代哲学、中世纪哲学和近代哲学。本次年会的特色之一是开设了“情感认识论”专场,主要围绕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谢文郁教授的“情感认识论中的主体与对象”的报告展开讨论。谢文郁的报告中,在分析中展示情感在认识活动中的主体性,以及情感所呈现的对象之实在性,追踪了烦恼、敬畏、信仰等情感在认识活动中的运作,特别对情感命题的真值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演示。来自南京大学哲学系的张荣教授、四川大学哲学系的熊林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的蔡祥元教授、山东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尚文华研究员等为代表的专家学者分别作了评议和发言,对情感认识论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实践哲学、中西哲学的贯通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在分组讨论中,亚里士多德的幸福理论、心灵哲学、道德形而上学的重建问题成为学者关注的话题。在分组讨论中,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陈治国教授以严格的理智主义解释为基础,提出理论理性的沉思活动是亚里士多德幸福理论的唯一成分,实践德性的活动是宽泛意义上人的自然本性的部分实现,实践德性的活动需要建基于理论科学,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严格理智主义幸福论在对儒家哲学传统定向的反思和调整、当代中国科学技术的自我创新和发展以及在从事理论活动的个体之生命理想定位等方面的积极意义。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曹青云教授对亚里士多德的思想遗产的意义进行了探讨,他以亚里士多德的心灵哲学为出发点,在对灵魂与实体等相关内容的阐释的基础上,提出亚里士多德从经验中寻找本质,而本质并非一种超验的固定模型,现代人不再认为关于宇宙的基本原理能够解释我们的心理状态或指导我们的社会实践,难以相信从最基本的物质构成到最普遍的认知对象是连续的、由统一的原理奠基的,更难以理解理智活动是作为实体和主体的人的一系列生理运动的高级发展阶段。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李哲罕研究员对政治形而上学进行了重新审视,并指出施米特认为国家学不过是世俗化的神学,施米特诉诸了机缘决定论,认识到了在此岸世界背后的彼岸世界崩塌之后,仍有必要重建政治形而上学。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邱文元副教授对实践转向背景下的“道德的形而上学”进行了探讨,认为在通达形而上学路径上,存在着中国实践性和西方思辨性路径的差异,中国和西方的学者对形而上学的前景报有不同的态度,前者是积极的,后者是消极的,并认为在思辨理性基础上建立形而上学的两千多年的探求最终失败了,而“中庸”道统中的实践理性才对重建形而上学保有热情和信心。

  二是关注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百年历史和未来走向。“现象学中国化”是近年学界的热点问题。中山大学哲学系方向红教授在主题报告中认为,现象学中国化一般是指用汉语进行现象学研究、现象学经典翻译研究以及利用现象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来研究哲学问题,他在梳理中国现象学发展的重要节点的基础上,对中国现象学发展现状进行了评价,指出了现象学作为一门哲学的意义以及中国现象学未来发展的方向。

  分组讨论中,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傅永军教授结合对现代诠释学类型的研究以及对诠释学现代性要求的剖析,指出中国诠释学建构既不能建构成服务于正确理解的技艺诠释学,也不能建构成致力于通过理解活动进行系统思想创造的诠释哲学,而是要建构成“哲学诠释学”类型的理解理论,结合中国悠久的经典注释历史及经典诠释主要以经典文本为对象的特点,建议将这种理解理论命名为“中国经典诠释学”。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牛文君副教授认为,经典往往被视为人类文明成就的制高点,经典的树立、诠释、效仿和践履是人类文化活动的重要方面,同时反权威、反经典、突破经典也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常态,与此密切相关的古今之争,不仅是中西方理论、也是实践中的重大问题,指出诠释学对古今之争和经典问题的思考,具有独特的视角和借鉴意义,为我们处理传统与当代、经典与诠释、历史性与时代性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想生长点。大连理工大学哲学系陈高华教授认为关于“哲学就是哲学史”的论争关涉到中国哲学学术和学科的建设方向,在问题导向与历史性的基础上揭示“哲学就是哲学史”的未来向度,将“哲学就是哲学史”由客观命题转换为一种主体观念,以历史自觉引领当代哲学创新,就可以把哲学与哲学史统一为朝向未来、不断展开的现实活动。而以往在哲学史中“缺席”的民族,才可能在未来的哲学史中重新获得自己的位置。“未来向度”的关键在于理解历史与历史书写之间的复杂关系。

  总而言之,此次年会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显著特点:

  一是从分会场的安排、参会人员的数量和结构等来看,此次年会的规模创造了近年来参会人数的历史新高。开幕式上线上线下约300余人。在大会的分组讨论中,共安排了37个分会场,主题报告和分会场发言人共计近200人,涉及到海内外百余所高校、科研院所及期刊杂志社,各分会场共近1500人次参与讨论交流和旁听。此次会议既有专家、学者,也有青年学子参与其中(如有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参加并做报告),这也显示了我国外国哲学研究队伍的建设情况,彰显人才的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的前景。

  二是正如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秘书长詹文杰研究员在闭幕式总结发言中指出的,此次会议研讨主题的广泛性和丰富性创了历史新高,同时研究重点相对集中。九场大会主题报告和37个分会场研讨的主题非常丰富,从涉及到的人物来看,比较集中的涉及到亚里士多德、康德、胡塞尔、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诸多西方哲学领域中的重要人物。从发展阶段来看,涵盖了古希腊哲学、中世纪哲学、近代哲学、现当代哲学等西方哲学发展的各个阶段。从问题域来看,涉及到形而上学、知识论、现象学、分析哲学、宗教神学、艺术哲学、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等诸多领域。

  三是关注时代问题,实践哲学研究多于理论研究。哲学作为思想的事情,但从根本上来说关乎时代的精神状况、日常经验样式、根本问题与未来命运。本次会议上,各位专家、学者和青年学子以西方哲学为视野,紧扣“哲学中的现时代”这一主题,比较多的关注实践问题,这也充分体现了哲学人应有的担当。

  四是此次会议专门设置了“情感认识论”和“江怡新著《时代问题的哲学分析》”两个专场,对于相关专家学者更加充分、深入、有针对性地进行思想的交锋提供了有利条件。讨论专场的设置也打破了传统模式,为更好地进行学术交流提供了新的可供参考的模式,这一点也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的高度肯定。

  此外,此次年会会风严谨、特色鲜明、讨论深入、气氛热烈、精彩纷呈、成效显著。各位专家学者学术研究站位高、学术视野开阔、学术话语语料丰富,为从哲学层次上反思我们生活的现时代,并且审慎思考什么样的哲学才是真正属于“现时代”的哲学,奉献出了深刻的理论智慧和思想智慧。

  本次大会上,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澳门大学、法国索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商务印书馆等百余所高校、科研院所、期刊杂志社的专家、学者、学生近200人分别作了发言,共近1500人参与会议。

  (西南民族大学哲学学院吴映平、李笛/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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