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是对清政府在其统治的最后十年（1901—1911）所进行的各项改革的总称。这次改革是继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之后，清政府发动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改革运动，其力度远远超出前二次改革，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与社会生活等领域的变革，是晚清历史上一场比较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运动，也是中国由古代封建王朝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和过渡的一个关键时期。清末新政改革虽然没有成功实现这一重要转型和过渡，并以清朝的灭亡而告终，但其成果却多被继承，成为中国现代国家生成的重要一环，对清末民初历史产生深远影响。

由于清末新政改革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清末新政史的研究开始受到学界的重视，并在2001年之后成为晚清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依我看来，在新政史研究成绩斐然的情形下，潘崇这部系统考察蒙旗官员锡良在清末新政改革中的作为及其困境和命运的学术著作，丰富了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关系的研究，具有以下特殊意义和学术价值。

首先，锡良在清末的为官遭遇及命运反映了一位游离在清朝政治派系和权力集团之外的勤政为民的“循吏”官员的从政处境和生存状态。朋党和派系政治是中国封建官僚政治一个挥之不去的痼疾和阴影。在清末政治派系和权力集团中，锡良除了其蒙古镶蓝旗贵族身份，似不归属任何政治派系或集团。一方面因不属任何派系或集团，缺乏奥援，导致其早年仕途并不顺畅，在山西州县官任上就长达20年之久，且在1903年出任四川总督之前，仕途始终颠簸：先是在晋抚任上因其积极备防及与主张排外的山东巡抚李秉衡的关系遭列强反对，于1901年初被清廷开缺，并改任湖北巡抚亦不果，勉强赴任与外事和新政无关的河东河道总督这一“闲曹”。至1902年初好不容易履任河南巡抚职，又因发生泌阳教案遭外人不满，不及半年而去职，经过一番努力和争取，于是年底赴任热河都统。但在此一任上也仅有四月又被调任，直到1903年9月11日履任四川总督才结束一段“颠沛流离”的官宦之旅，开始主政一方。此后，虽然被委以重任，先后任四川总督、云贵总督和东三省总督，但施政上还是常常因不得奥援而举措艰难，以致让这位生性耿直的蒙古镶蓝旗官员不时心生退意。另一方面，锡良也因其为“循吏”，在光绪二十年之后而得被保举、擢升，并成为朝廷权力斗争的“调解器”而受到重用，同时调任频繁，即使在出任四川总督之后也是如此：1907年他被调任云贵总督就与“丁未政潮”权力角逐不无关系；1909年初出任清朝“龙兴之地”东三省总督，则与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满族权贵与袁世凯北洋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有着直接关系。其为官经历和处境，与咸同年间亦不隶属任何权力派系或政治集团的历任漕运总督、署江苏巡抚、四川总督等职的汉族官员吴棠颇有类似之处，反映了“循吏”官员无论其汉族身份还是其旗人贵族身份，在君主专制制度官僚政治下的生存实态和共性。

其二，锡良的为官经历为我们更好地重新认识清末满蒙旗人官员群体及施政作为提供了一个比较典型对象。清末的满蒙旗人官员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保守、反动群体，新政伊始，锡良就因其对外人的态度，被视为排外的保守派官员而被排除在新政运动之外，不得参与其中。但锡良在清末督抚任上在革除弊端、兴学育才、发展实业，整顿旗务，禁毒，以及编练新军，强化边防，维护国家主权等方面实行的各项举措及其成效，以及在宪政上的主张，体现出的却是“有能力、有操守、有头脑”，负责、廉洁，开明、勤政，锐意改革的形象。这就提醒我们在历史研究中切勿脸谱化和简单化，有必要重新看待和评价清末满蒙官僚群体。并且，锡良的施政作为亦表明这位蒙古镶蓝旗官员已远远超越和摆脱了美国“新清史”学派所说的“满族认同”，已具有强烈的现代国家认同，体现了在反抗外来列强侵略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在满蒙旗人官员中生根、滋长。

其三，深化了清末新政史的研究。经过40余年学界的不断探索，清末新政的研究虽然已取得辉煌成果，学界对这场改革运动的内容和历史意义亦多有认识，但鉴于中国地域辽阔，存在比较多的地方差异，有关这场改革在各地的实际实行情况和差异，我们的研究尚不充分。而清末锡良主政的川省、云贵和东三省三地，都在多民族聚集的边疆地区，就与其他省份有很大不同。因此，这部著作对锡良与清末新政关系所做的研究，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清末新政在其任职省份的落实情况及所遭遇到的一些共性问题，也有助于我们清楚清末边疆地区新政遇到的其他省份不存在或不突出的个性问题，诸如川边的改土归流和治理、开发问题，云贵土司的改土归流和禁毒问题，东三省的筹办八旗生计和旗务改革问题，抵御列强对东三省的觊觎问题等。这些问题事关边疆地区与内地的一体化和民族融合，事关边疆地区的宗教和经济发展，事关边疆地区的边防和边政，事关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生成。这部著作在这些方面所做的拓展性研究，无疑增强了我们对清末新政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及其历史意义的认识。

这部学术著作的另一学术价值还在于，充分利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馆藏的“锡良档案”资料。该档案系20世纪50年代由锡良后人整理后捐赠近代史研究所收藏，共179函，9万余页，起于1875年，讫至1911年，包括奏稿、电报、函札、公牍、训辞、演说、自撰履历、州县事实清单等，比较完整地记录了锡良一生的政治活动和经历及同时代与锡良有往来官员的活动，是国内外研究锡良独一无二的最完整的档案资料。这也是当年潘崇来近代史所从事博士后研究时，我建议他以锡良与清末新政为主题展开博士后报告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因，甚至在此数年之前，我就建议我的第一个硕士生利用该档案资料写了锡良与清末东三省改革的硕士学位论文。而难能可贵的是，除了“锡良档案”资料外，潘崇这部著作还广泛挖掘和利用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锡良相关档案和其他清朝官方档案与文书，以及相关文集、日记、信札、报刊等。可以说，正是在史料挖掘和利用上的突破，决定了这部著作在锡良研究中尚能走在学界前列。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从潘崇当年从事锡良研究到今年付梓出版，转眼整整十年，这部学术著作的诞生，正践行了“十年磨一剑”的箴言。然而，学术研究终究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在锡良研究领域，这部学术著作依然不能说臻于理想，在如何做到知人论世、跳出就锡论锡论，在思辨和史论的再深化，以及史料的再挖掘和再利用等方面，都尚有待完善之处。而令人欣慰的是，潘崇在与我交流过程中，也说及锡良人际关系、政坛遭际、对外交涉、历史定位等方面内容尚有较大探讨空间，计划在后续的“锡良年谱（1853—1918）”研究工作中进一步加以深化，在史论的阐释和史料的再利用和再解读等方面继续有所突破。相信他在锡良人物以及晚清政局研究上一定能够更上一层楼。

以上所言，是我个人在读了这部学术著作之后的一点小小体会和感言，权作序文，以与作者和读者做一交流，并祝贺这部学术著作的付梓出版！

作者：崔志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进退失据：旗人总督锡良与清末新政》

潘崇 著

ISBN：978-7-5227-0724-2

2022年8月

内容简介

本书试图系统讨论蒙古镶蓝旗人督抚锡良，在四川、云贵、东三省的新政改革思想与具体实践。作为清末一名旗人督抚，锡良对国家前途命运注入何种运思，其新政改革作为与成效究竟如何？对这两个问题的解答是本书的基本思路。本书即以锡良履历为经，以新政举措为纬，旨在从实证角度全面系统地还原锡良新政改革的思路与实施情况，展示督抚作为与省域新政改革成效的关系，凸显清末新政改革的困境所在，进一步彰显清末政情特色，从而裨益于我们对清末政治与社会的深入认识。

作者简介

潘崇，1981年生，河北曲阳人，历史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清末新政史、清末政治人物研究，先后入选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人文社科类）、福建师范大学“宝琛计划”中青年人才支持计划，出版专著《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研究》、译著《儒学与近代中国》，在《近代史研究》《民族研究》《史学月刊》《史林》《澳门理工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五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