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阿伦特思想的成型期，到流放过程中的转型期，再到定型期，有一个问题隐秘地贯穿始终：复数性问题。这个问题来自莱布尼茨、谢林和海德格尔对存在之追问：“为什么有（some-thing），而不是无（nothing）？”阿伦特的独特转化在于：“为什么有人（some-body），而不是无人（no-body）？” 两个问题以不同的方式追问人存在的根据。问题是，阿伦特何以从存在之根据转化到人之政治性存在的根据？这一问题道出了基础存在论的难题：我们每一个个体相同又不同，我们生活的世界是共同的、显现的，但每个个体对世界的体验却不尽相同，甚至自我封闭。

　　这一复数性问题直指阿伦特思想的范式转化，直接道出存在的事实性：“人们（men），而不是人（Man），生活在地球之上并寓居世界之中。”透过现象学对阿伦特政治哲学进行范式转化，是理解阿伦特思想动机和理论兴趣的关键。一方面，现象学方法有助于理解阿伦特思想的深层结构和隐含的方法论；另一方面，阿伦特提出的复数性、行动理论、诞生性等关键理论有助于进一步发展现象学在实践领域（伦理、美学和政治学）的应用。

　　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对人的问题以固定不变的人性（nature）为把握，而复数性则是以人的境况（condition）为范式的现象学式展开。唯有在现象学语境里思考复数性，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复数性的本质和范式转化的能力。《人的境况》在结构上就是对人类三大基本活动（劳动、制作、行动）及其相应境况（生命性、世界性、复数性）的现象学分析。

　　然而，在古希腊，复数性问题并不会引起哲学家的惊讶。从《理想国》到《尼各马可伦理学》《政治学》，预设了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前提：动物性服从于理性，实践行动让位于理论静观，政治服务且派生于哲学。奥古斯丁作为现代主体哲学先驱开启了西方哲学向内反思的开端，将人从对自然的兴趣转向内在探索的兴趣，复数性由此隐匿在以神学为依托的主体性叙事中。然而，实践主体的神学关联孕育现代主体性危机。信仰一旦崩塌，这种无以为继的状态则导致现代性的一系列“断裂”以及由此带来的权威的、文化的和教育的危机。

　　近代以来，人从与神的关联性中解放出来，构建了纯粹抽象的理性主体。人凭借理性、自我意识和反思能力构建关于自己的认识论，并基于主客二元论构建世界以及自身与世界的关系。笛卡尔基于“我思”确立了自我的绝对性和明见性。康德和黑格尔的纯粹理性和绝对精神以绝对、永恒、超时间和无条件的观念，赋予世界以存在、意义、价值和规范。然而，传统实践哲学基于理性主体的困境恰恰在于基于理性而来的普遍性、抽象性、单一性和思辨性。理性主体以对自由的解释，对历史性的合理化、合法化解释，一方面确立了人自身的解放，另一方面却造成了实践主体在具体政治、伦理方面的理论困境，即这种抽象的我思、绝对精神和理性主义对现实情境下人的生活世界、日常此在的忽视。传统主体性哲学强调的是理性建构的功能，而忽略了带有独特历史、文化和社会习俗的个体。

　　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现象学家为复数性的实践主体提供了深层的理论奠基，从而为走出传统实践哲学的主体性困境提供了可能。胡塞尔通过现象学悬搁和还原，将理论兴趣从对理性主体的关注，回归到对以生活世界出发的经验主体的关注。胡塞尔指出，人的主体性悖论（对世界来说，主体的东西同时是世界中客体的东西），以及交互主体性的悖论（我作为原初的我构成我的超越论的他者的地平线，而超越论的他者是构成世界的超越论的主观间的别的主观）。然而，不管是从身体—必然性所归属的私人领域，还是以身体—显现（身体作为现象学的被给予性）为嵌入方式的公共领域，具身性都在道说着某种胡塞尔所言明的那种既构成世界又归属于世界的主体性悖论，从而陷入了本质主义的窠臼。

　　海德格尔用事实性，并从哲学的希腊性为源头和依据，批判胡塞尔的本质主义。他从生存论出发，解构传统实践哲学中的实践概念。海德格尔认为，对实践的理解不能局限于理论与实践的区分，不能以伦理学、政治学为指代，而应回归其词源含义：与周遭之人、物打交道的上手状态。对海德格尔来说，去存在、在世之在、共在等概念都是人之存在样式，因此也是此在的在世结构样式的呈现。然而，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哲学呈现一种唯我论倾向，未能将共在和在世之在延伸到更广泛、更具体和更切中要害的实践领域。总之，现象学对复数性的主体性奠基仍然将实践主体限制在前实践领域。

　　透过对传统与现代、哲学与政治、自我与世界等问题的全面理解和深刻诠释，阿伦特既看到了传统实践主体概念的困境，又以现象学的交互主体性概念作为原则和方法，突出了复数性的实践维度，以及实践的复数性的现象学式根基，从而真正走向了复数性的实践哲学。阿伦特指出，行动和复数性具有固有的灾难性，表现为结果的不确定性、过程的不可回溯性和作者的匿名性。出于对复数性本身的中立性、随机性和无道德责任性的考量，阿伦特重新思索现代性技术—工业文明席卷下的人类境况，并重新诠释了爱欲、死亡、对世界的爱、诞生性和行动。

　　复数性伴随着诞生性和创造性。行动就是人们从幽暗而温暖舒适的私人领域进入未知的以复数性为前提的公共领域，犹如一次次的冒险。阿伦特用二次诞生形容这种冒险——世界总是预备着迎接和接纳新来者。阿伦特总是乐观的。面对复数性带来的灾难性，总是可以通过原谅和承诺，不断地重新开始，以行动嵌入世界，与他人发生关联，去存在、去显现。阿伦特试图从根本上对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进行政治性的回应和修复，发展出了自己的经验存在论，即政治存在论，对诸如行动、公共领域、显现的世界、自由、初生性和有朽在内的人类境况进行回溯性考察。

　　复数性问题是阿伦特政治哲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代表其现象学的范式转向。一旦建立起了现象学（作为阐释途径和有效性说明的手段）与阿伦特政治哲学（基于复数性与开放性政治空间的行动理论）之间的链接，很多关于阿伦特政治倾向的争论，对其思想模糊性、理论表达非体系性等问题的批评都能够得到妥善的平息和适当的修补。必须明确认识到，政治现象学不单单是在现象学内部或边缘开辟一块独立的研究领域，或者将哲学纳入个别政治事件做方法论的说明和解读；而是将哲学（现象学）带入广义的政治（作为人类基本存在模式）的考量中，将存在和意义嵌入政治的前提和根据中，从思想和存在者之为存在的最原初问题视域出发，对存在进行不断的描述、测度和纠偏。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