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文学家冯梦龙纂辑的三部短篇小说集《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合称为“三言”。作为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三言”蕴含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堪称中国传统文化集大成者。“三言”中有许多篇目阐释了仁、义、礼、智、信、忠、孝、悌等儒家思想,书写了生产劳动、岁时节日、民间文学、人生礼仪、婚丧嫁娶等民俗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先人忠义正直、刚健有为、积极进取、善良坚贞、机智聪明、侠肝义胆的传统文化精神。作为西方人最早接触的中国小说,“三言”可谓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先驱。
18—19世纪:译介之发轫
明清传教士是“三言”译介的发轫者,也是18、19世纪“三言”西传的主力军。“三言”译介到西方国家最早可以追溯到1735年,其作者殷弘绪是一名耶稣会士,他翻译了两篇“三言”故事,收录于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1736年,《中华帝国全志》的英文版在伦敦问世,其同样包含了上述故事,因而成为“三言”最早的英译本。“三言”故事最早在德国与俄国流传,这也是得益于《中华帝国全志》的德语译本和俄语译本。由此,“三言”译介与传播的时间跨度长达二百八十余年。
鸦片战争后,传教士晁德莅著《中华文化教程》五卷本(1879—1883年),在其首卷收录了“三言”译文四篇,此译文为拉丁语与汉语对照。戴遂良在《汉语入门》(1903年)中节译了“三言”的五篇作品,为法汉对照本。1922年,传教士翟雅阁翻译的《李汧公穷邸遇侠客》(《醒世恒言》篇目)出版,为中英对照本。
18、19世纪“三言二拍”的俄文翻译主要是从英文、法文或是满文转译而来,且都是《今古奇观》中的作品。如最早的1763年俄罗斯圣彼得堡出版的《学术情况通讯月刊》,发表了英国作家戈尔德·斯密斯《世界公民》俄译本,这个译本包括从英文或法文翻译并改写的《庄子休鼓盆成大道》。
20—21世纪:译介之高潮
20世纪中后期,特别是“三言”原本重新问世之后,“三言”译介在西方尤其是英语国家就更加活跃了。1941年,哈罗德·阿克顿(Harold Acton)和李意协(Yi-hsien Lee)合译的《胶与漆》,收录《醒世恒言》的四篇译文;1948年再版时改名为《四篇告诫故事》。1944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教授王际真翻译的《中国传统故事集》选译了《醒世恒言》中的四篇作品以及《警世通言》中的一篇作品,其后于1968和1975年两次再版。1956年,约翰·毕晓普(John Lyman Bishop)编译的《中国白话短篇小说“三言”选集研究》,收录《喻世明言》三篇译文和《警世通言》一篇译文。
1958年,美国汉学家Cyril Birch编译的Stories from a Ming Collection:The Art of the Chinese Story-teller出版,其收录了《喻世明言》六篇。1973年,美籍华裔杨富森翻译的Eight Colloquial Tales of the Sung收录了《醒世恒言》一篇和《警世通言》七篇。同年,爱丁堡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汉学家张心沧翻译的《中国文学:通俗小说与戏剧》,其收录了《警世通言》三篇。1976年,威廉·多比尔(William Dolby)编译的《错占美女及冯梦龙的其他故事》收录了《喻世明言》一篇、《警世通言》一篇及《醒世恒言》四篇。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第一本采用汉语拼音拼写人名和地名的译本。1978年,马幼垣和刘绍铭所著《中国传统短篇小说——主题与流变》共收录“三言”十七篇。
世纪之交,“三言”迎来第一部英文全译本, 即美国贝茨大学杨曙辉教授与其夫人杨韵琴历时15年合译的《古今小说》《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三卷本。该译本汇集120个“三言”故事,向英语世界读者忠实展现了原著的全貌,填补了其译介史、传播史上的一个空白。杨氏夫妇在译作“前言”中表示,作为“三言”的全译者,他们旨在“向英语世界读者展现中华帝国盛世繁华的全景”。美国知名汉学家何谷理(Robert E. Hegel) 在为译本所作的序言中表达了对译者的翻译经验和水平的极高评价:“他们的译本可读性极强,准确而生动……为英语世界的读者带来一场阅读盛宴……可与任何时期的中国小说的最佳译本相媲美。”
来自真实 源自美善 始于担当
检视“三言”在英语世界近三百年的“旅行史”可知,“三言”英译历经了从散篇选译到大量译出、再到全本全译的进程。总体而言,“三言”的译介是译者译介范围不断扩大、研究阐释日益深化的进程。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中,“三言”译介与传播的主体、方式、效用等情况,呈现貌似远近高低各不相同、实则承前启后紧密相连的流变脉络。对于英语世界的读者而言,连接这条脉络的是对一种全新的、异域的、中国特色的事物的探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讲故事、展形象历来是文学译介的重要属性。“三言”以其丰富多彩的题材、风格迥异的文风、栩栩如生的人物刻画,生动反映了宋、元、明各朝代城乡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国丰厚深邃的人文积淀、丰富多彩的节庆风俗、秀美旖旎的自然风光,在“三言”中一一呈现。
“可信”来自真实。“三言”中不少篇目通过依托苏轼、李白等诗人生平演绎成篇、化用诗文语典等方式,将诗人及其诗文作品巧妙融入创作之中。这些依史演绎的出色的小说作品, 基本贴合史实。“可爱”源自美善。冯梦龙在讲“三言”编纂的意义时说:“崇儒之代,不废二教,亦谓导愚适俗,或有藉焉。以二教为儒之辅可也,以《明言》《通言》《恒言》为六经国史之辅,不亦可乎?”即是说,他写这些小说主要是为了弘扬中国儒学思想的精华。“可敬”始于担当。“三言”不仅述写了春秋战国时期无数诸侯君王、公卿大夫、贤相良将等著名人物,也刻画了当时社会底层众多的小人物。这些勤劳勇敢、担当有为的人物可谓是中国形象的使者,展示的是中国人的精神内核。“三言”的译介,使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在世界范围内得以生动展现。
【本文系2021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题项目“文化认同视域下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项目批准号:2021SJB010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