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玲（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在气象灾害叠加新冠病毒肺炎大流行向人类敲响警钟的关头，联合国2022年全球减灾评估报告做出了及时的回应。其主要内容是对2015-2030年仙台减灾框架实施状况的中期评估，以及对未来风险管理的建议（参见：联合国减灾办公室发布的2023高层会议总结报告，https://www.undrr.org/news/summary-report-17-19-may-2023-high-level-meeting-midterm-review-sendai-framework）。报告特别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人类面临的灾害愈益带有跨国特征，气候变化和新冠病毒肺炎大流行便是明显的例证。灾害的地方性影响蔓延全球，全球性的影响又波及地方。尤其是，灾害的影响犹如瀑布奔流，跨越社会、经济和环境等多个系统从而形成新的挑战。

　　第二，为了有效管理系统性的灾害风险，必须创新社会、经济、政治、筹资、技术和生物物理防灾减灾体系，而不是囿于原有的体系且只是重复以往的作法。

　　第三，为了改进现行防灾减灾路线和方法，需要改造地方、国家和全球防灾系统。对此，联合国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文件、全球应对气候问题的《巴黎协定》和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相辅相成地提供了指导。(参见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2022). Global Assessment Report on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2022: Our World at Risk: Transforming Governance for a Resilient Future. Geneva，www.undrr.org/GAR2022。)

　　我们团队近两年的农户和农村迁移工人调查，主要从应对气候变化条件下的灾害风险和巩固脱贫成果的角度展开，正巧与上述联合国减灾报告的主张大体一致。（参见拙文《2022年山西调查：多灾种叠加之下的农户韧性》， https://cj.sina.com.cn/articles/view/6652024365/18c7dd62d019013g2e）。2023年3月26日-4月3日，我们在江西财大同行的帮助下完成了瑞金和龙南调查。

　　一、遭受新冠病毒感染的群体

　　2022年12月初，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爆发。2023年3-4月，我们在江西遇到的访谈对象几乎95%以上都“阳过了”（被新冠病毒感染）。目前，病毒感染的长期影响还难以观察，但短期影响则受访者皆可自述。

　　首要的易感高危群体是老年人。在我的受访者当中，年龄最大的是1948年生人，受访家庭中最年长的老人生于1935年。老年受访群体在去年12月新冠病毒感染高峰来袭时无一幸免，他们或在村卫生室/卫生所拿药，或到乡镇卫生院打针住院，极少数去往市（县）医院就诊。为了弄清老人获得的医疗服务，我们团队于2023年3月27日走访瑞金武阳镇中心卫生院，4月1日对龙南市（县）程龙镇程龙村个人卫生所的乡村医生C先生做了访谈。C医生自述，他初中毕业考取卫技校，毕业后拿到乡村医生资格证，接着通过助理医师执业证考试。他强调，自己每年冬春两季都预先购入抗病毒药、感冒药和咳嗽药，故而在新冠病毒感染爆发期间并不觉得缺药，而且“还能做到对症治疗”。第一，对轻度感染者给予口服奥司他韦和金刚胱氨治疗，对中度及以上患者加以利巴韦林注射。第二，针对发烧症状使用退烧药。第三，对咳嗽者使用止咳药。

　　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医药费因症状轻重和用药不同而各异。例如瑞金武阳镇罗石村的L家，母亲（1938年生人）在感染期入住乡镇卫生院一周，合作医疗报销费用95%，自家支出100元冒头。L妻在村卫生室注射针剂6天，每日30元；女儿打针花了130元；他自己（1968年生人）仅打了两针，共支出37元。还有部分自愈者，例如龙南渡江镇莲塘村的Z家，孙女（2016生人）和孙子（2018生人）出现感染症状，“一下午就好了！”他家的成年人都在村里的个体诊所就医，服药打针平均每人费用200元。

　　老Z（1964年生人）认为，使他因病负债和造成劳动力长期损失的并非新冠病毒感染，而是贲门肿瘤和冠心病。为了治疗这两种疾病，他曾去广州和赣州各两次，住院手术费用分别报销40%和55%，报销之后仍欠亲戚5万元。迄今，他不但为消除心血管4个支架的影响每月支出药费近200元，而且身体虚弱干不了重活。相形之下，同村一位老年女性菜农（1953生人）也“阳过”，但在我们走访之际已健康良好、活力四射。儿子一家外出打工，她留守村里种植蔬菜与水果，“收入够花还有余！”

　　正因为大多数青少年和儿童感染新冠病毒后康复速度较快，村、镇小学和幼儿园在2022年下半年仅关闭一个月。此间中小学生在家上网课，受访家庭普遍有宽带，每月费用15元。2023年春节过后的新学期里，病毒感染对教学秩序的冲击已不见踪影。小学生全部正常上课，校内附设的学前班孩子在绿色的操场快乐地游戏。瑞金原属国定贫困县，国家财政支持下的营养午餐制度遍及当地中小学。我们团队走访了武阳镇中心小学和国兴村希望小学，校园内均设有整洁的营养餐食堂。每个学生每日实际午餐费6元，其中财政拨款5元，学生家长支付1元。这一财务安排不但为农家儿童获得均衡的午餐营养提供了资金保障，而且有助于促使家长参与制度化的监督并教育孩童珍惜食物、避免浪费。

瑞金武阳镇中心小学营养餐厅

武阳镇中心小学餐厅厨房一角

武阳镇国兴（村）希望小学营养餐厅一角

国兴希望小学幼儿班的孩童在操场游戏

国兴希望小学课堂上的学生

注：国兴村希望小学一到六年级附加幼儿园共7个班。小学生90个，幼儿园孩子21个。小学教师12名，幼儿园教师1名。

　　村庄里极少见到年轻人，受访者的年龄段缺口分别在瑞金和龙南的经济开发区得以弥补。最近十多年来，江西省和赣州市政府一直采用考评措施督促县（市）政府推进工业发展。龙南因毗邻广东不但承接深圳东莞一带转移过来的产业集群，而且为工业园区吸纳了与产业链条相匹配的文理技师学院。在瑞金和龙南的受访企业中，接受我们问卷访谈的农村迁移工人大多来自当地乡村，其核心家庭的住宅距离厂区最远10公里。

　　我在企业遇到的受访者不论男女都遭受过新冠病毒感染，耗时一个星期左右康复。在病毒感染高峰期，企业按市府要求对病患工人采取一周带薪休假政策。有两位女性受访者曾在政策实施前感染，为了保住工资硬是坚持照常出勤。一位要养育两个年幼的女儿，另一位要资助在南京医学院上学的大女儿攻读研究生。每个工作日的收入都是她们维护家庭生存和发展的经济保障，所以对自己的就业岗位无比珍惜。她们视新冠病毒感染为寻常的感冒或“重感冒”，认为疾病负担最重的是老年慢性病。

　　其中一位清洁工L（1974年生人）讲到，20年前她和丈夫从龙南躲到广东生育第三胎（多年后补交罚款2万元）。产子后夫妇俩去往深圳打工，L先后在玩具厂、手表链厂、鞋厂和包装厂的生产线上工作。因婆婆（1935年生人）的认知障碍症日渐严重，L于2022年到龙南这家受访企业做清洁工。这份工作每月工资3000元，比她在深圳挣得少，但方便其照顾老人。除了家庭分离和个人收入损失以外，L深深感叹工余时间照护老人不易，而且医疗花费大。2022年，婆婆住院报销了900元，非报销药费支出大约1500元。

　　还有一个通常隐于社会角落的群体就是僧尼，她们并不因出世而幸免于新冠病毒感染，但受灾期间依然为寺院附近的世俗百姓提供心灵抚慰服务。2023年4月3日我们团队结束调研回京，途中由陕西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的老友搭桥，于当日上午去庐山南麓的万杉寺与众僧尼座谈。此间不但知晓了她们的寺院管理和日常活动，而且了解到封控期间僧尼的作为。第一，住持能行法师介绍，万杉寺的常住僧尼60~70人，2022年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十多位，在寺内服药加休息痊愈。第二，寺院曾按政府防疫要求封闭，但僧尼照常从事早晚课。此外，她们除了按规定接受核酸检测，还携带饮料慰问驻守路口的防疫人员。在寺院开放期间，住持带领众法师为信众答疑解难。第三，寺内未曾中止土木建筑维修，技术项目聘用大工匠，小工全凭僧尼担当，所需经费皆来自善款。万杉寺有专职会计和出纳，每一笔收支都有记录。税务局对寺院不征税，政府也不拨付一分钱。

万杉寺僧尼教室

　　二、气象灾害对务农者影响深重

　　农业特别是种植业，是与气候联系最紧密的产业。无论是大田作物还是园林果木，都因在节气环境的自然变化中完成生产过程而对气象灾害凸显其脆弱性。近年来江西灾害频仍，2022年6月中旬，瑞金和龙南均遭遇特大暴雨引发的洪涝灾害。事实上，我们在江西调研期间大雨和中雨轮番来袭，各级地方政府基于汛期提前到来的判断已开始部署防汛抗灾。受访官员和农民对2022年的水灾都记忆犹新：

　　其一，如今的天气预报精准度大为提高，预警信息通过广播电视、手机短信微信和各类电子屏幕迅速传播。降雨之前和之中，从市政府到行政村组的干部分头组织高危区居民转移，因而有效避免了人员生命损失。在集中转移点，灾民或多或少地分到了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送来的防雨保暖物资、方便面和饮用水。遮雨设施和食品营养虽然谈不上充足，但足以使灾民免受令人绝望的冻馁威胁。

　　其二，此前城乡均已实施财政支持下的危房改造项目，尤其是贫困户的住房重点得以修葺或更新，故而水灾中少有房屋倒塌。由于洪水退却较快，遭灾后的房子大多可以继续居住。还值得一提的是，江西省已推广住房保险。龙南农村每户住房的保费为9元，省、县财政和保险公司各承担3元。毁损房屋维修户可通过住房保险得到部分赔偿，此外还能从政府部门申请最高2000元的补助。房屋严重毁损而不得不重建者，最高补助标准为25,000元。

　　其三，沿江村落进水，住户的家具和电器遭受浸泡，财产损失程度不等。

　　除了城乡基础设施毁损，水灾中损失最严重的是种植业和水产养殖业。市（县）政府根据乡镇受灾范围和累计直接经济损失占灾害总损失的比重等因素，划分极重、重灾和一般灾区。我们在瑞金和龙南调研的乡镇和村庄都属于“极重灾区”，大多数受访农户或种植脐橙，或种植蔬菜，只有少数农家从事水稻种植。

　　脐橙，是赣南丘陵地带农家发展多元化农业的主打产品，也是当地留守老人的主要收入来源。据龙南程龙村一位女性受访者ZH（1956年生人）回忆，2021年和2022年农作物均遭灾。2022年，冻灾、旱灾和水灾接踵而来，她家的脐橙幼树偏多，正常销售收入大约一年16,000元，2022年降到10,000多元（减少了37.5%）。其他受访者补充：每亩山地栽种橙树40-50株，每亩平地50-60株。每亩成年树产果1100公斤以上，田头售价每公斤4.6元。ZH家更大的损失在于，她家的橙树冻死500株左右，每株成年树估价300元，补种树苗每株65元，小树还需三年才开始挂果。这就意味着，灾害造成的损失不仅包括当年的脐橙减产和果树死亡，还有接下来的果木更替成本和至少延续三年的低产。

　　当地果农没有为脐橙种植购买保险，灾害带来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只能硬扛。所幸ZH的儿子和儿媳都在县城打工，其工资收入使得全家生计不至于陷入绝境。一般情况下，多元种植结构能够降低灾害风险，然而随着气候变化而来的极端天气致使小农祸不单行。ZH家以每亩350元的价格租种水稻3亩，正常年景下平均每亩产稻400公斤，2022年每亩收获100多公斤，产量损失大约75%。瑞金和龙南辖区均已推广水稻保险，每亩保费24元。按保费分担规定，中央财政承担45%，省财政分担25%，县（市）财政分担5%，农户交纳25%。截至目前，瑞金和龙南两地农户应交的水稻保费皆由市财政承担。

　　受灾水稻种植户知晓保险公司的定损和赔偿程序，但记不清自家获得多少赔偿，原因是款项直接打入储蓄卡而且数额不大。他们对每年发放的地力补贴和水稻种植奖补款更为关切，因为将其视为一笔稳定的纯收入。2022年，每亩水稻种植奖补款为100元，地力补贴112元。龙南莲塘村的Z家只有一亩水田，得到的地力补贴还在三兄弟之间平分。老Z租了6亩地种菜，没有购买保险。他听说，只有那些成规模采用大棚设施的蔬菜种植企业才购买保险。水灾给Z家菜地造成的损失不仅是一季蔬菜泡汤，还有不得不清除遍地淤泥的用工。老Z健康状况不良，说起清淤就直呼干不动。

龙南渡江镇莲塘村一位菜农到村头购买罐装山泉，每罐泉水0.5元，用于焖米饭（摄影：何伟）

瑞金武阳镇国兴村受访农民以老人为主（摄影：何伟）

20230331，企业中的农村迁移工人问卷访谈，受访者以年轻人为主

　　三、小河翻大浪

　　回顾2022年瑞金和龙南的洪灾，其诱发因素除了特大暴雨外，还有上游水库泄洪、境内堤坝破口和排水系统不畅的原因。流经瑞金的绵江和流经龙南的桃江均为赣江二级支流。绵江全长130公里，落差243米。桃江全长289公里，落差558米（https://www.163.com/dy/article/G9D6LLE505386QQT.html）。无论是防洪设施建设还是灾后恢复重建，城区的防洪设施建设都纳入了国家投资规划，但乡镇和村庄一级的设施则不然。用龙南莲塘村LL的话来说，她们村是防洪堤缺口村。2019-2022年间，桃江两次发水，她家都首当其冲。

　　渡江镇莲塘村紧挨桃江，平时河面不宽水位也不高。LL和丈夫在河畔开了一家农家乐餐馆，餐馆占地1000多平米，正常情况下一年毛收入大约10万元。2019年发水时餐馆倒塌房子3间，2022年洪灾过后房间尚且完好。问题是，浸泡过的房子需要重新装修，餐室装修一次耗资10万元左右。三年两次装修导致LL夫妇欠债35万元。

　　2023年4月1日，我们团队去察看了两段桃江水漫之处。其中一处就在LL家的餐馆后门，2022年河水涌上来的痕迹还清晰可见。LL家的住房距离河岸50米开外，洪水漫过高坡时家人只来得及躲到两层半小楼的顶层。LL提到，村里已发通知，村边要修防洪堤了。她那餐馆地皮租自七八户邻人，每年租金共计3000元。LL打算年底就退租，把餐馆迁到村里去。

龙南渡江镇莲塘村2022年水漫之处

　　另一处水漫地段紧挨乡间公路，距离渡江镇政府所在地不远。那里的河面最宽处像一泓小湖，沿公路两侧的防洪堤于2019年建成。不想2022年6月的洪水冲出防洪堤、漫过路面、淹没了农田。灾后镇人大和政府积极争取上级投资支持，从龙南市水利局获得项目资金170多万元，于2023年雇用施工队加固防洪堤并修筑了一堵挡浪墙。镇人大主席介绍，还有一些河段需要弥补和加固防洪堤，缺少资金是目前最大的困难。

渡江镇乡间公路一侧2022年水漫之处

2023年完工的一段渡江镇沿河乡间公路挡浪墙

　　四、小结

　　从2023年春季的江西调查来看，新冠肺炎病毒大流行对农村正常生活秩序的干扰已经过去。病毒感染带给农户的直接经济负担，远不似慢性病、特别是老年慢性病造成的生计损失那般沉重。在疫灾爆发期间，慢性病患者仍属高危人群。基于这一视角，健康教育和慢病管理在任何时候都具有防灾减灾作用。

　　但凡灾害发生，公众最先关切的是灾区和灾民的直接损失。江西农户调查使我们深切感受到：第一，农业依然是受灾风险最高的产业。目前处在农业生产一线的劳动力当中老年人居多，他们本就属于脆弱性最高的群体。第二，灾害的打击足以使脱贫不久的人口重新陷入贫困，灾害造成的间接损失和长期影响还会使低收入和返贫群体难以摆脱困境。第三，气候变化条件下极端天气和大灾发生的频率正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增加，公众和决策者只能将其视为常态。防灾减灾和抗灾措施因而也必须纳入政府部门、公共机构、企业、社区、农户及个人的常规决策之中。

　　为了回应新出现的系统性风险, 以往的防灾减灾抗灾方案还需做出调整，以增强乡村基层社会的韧性。眼下，鉴于村庄一级防灾基础设施尚未纳入国家投资计划，国家发改委下达的以工代赈项目恰好可以弥补这个投资缺口。

2023年8月23日，北京

　　（编辑：熊晨玮；审校：张佶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