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关系风云变幻，大国关系跌宕起伏，百年变局进入“深水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再次面临考验。如果接受“历史回归”的命题，承认国际政治正在“重回丛林世界”的判断，相信现实主义是解读国际关系恒久不变的灵丹妙药，那么以往的“范式”之争是否失去了现实意义？如果坚信当下的“危机”只是暂时的“波折”，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依然具备诠释当下和未来国际关系演进的功力，那么“乐观”的理由何在？除了有关大国和大国竞争的现实主义讨论之外，西方国际关系学界面对“百年变局”的新见不多，似乎再次陷入冷战终结之时的尴尬之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建立在欧洲和美国的历史经验基础之上的，但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已经超越了西方历史经验的认知范围。而全球史的兴起与发展，进一步拓展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为国际关系学者摒弃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弊端”，实现理论上的创新，开辟了新的前景。作为备受国际学术界瞩目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如何在“百年变局”的当下，构建起超越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理论体系，挣脱羁绊,实现突破，全球史研究的进展或许提供了一种新的视域和助力。 

　　世纪之交，全球化的发展不仅使世界各国、各地区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更为直接、密切和精细的分工体系，推进了世界经济的迅速增长，而且为一批非西方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创造了有利时机，使它们得以摆脱对世界体系“中心”国家的依附，改变了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独大”的局面，促成了全球化的“进化”。其中，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大国的崛起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最新一轮的全球化浪潮终结了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事务中的主导地位，推动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到来。这种历史性的变化不仅引发了国际关系学界的诸多讨论，也对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全球史研究的勃兴就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发生的。应该指出的是，全球史研究的勃兴不仅发生在西方学界，非西方学者也早已经投身其中。尽管近年来全球化的进程出现了“逆转”，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难以接受非西方大国的崛起，尤其难以容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与其“分庭抗礼”，在经济、政治和安全等方面实施一系列“遏制”措施，企图把世界重新撕裂开来，但人类社会日趋紧密地联结为命运共同体的现实难以改变。而全球史研究的勃兴在学理上颠覆了“欧洲中心主义”，对以欧洲经验为出发点的国际关系理论构成了直接挑战，值得国际关系学者关注。 

　　实际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就开始倡导“全球史观”，主张历史研究者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时代，建立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明确反对以西欧为中心的“古代—中古—近代”和“地中海时代—欧洲时代—大西洋时代”的世界历史阐释体系。但是，巴勒克拉夫作品的影响力有限，“欧洲中心主义”在西方历史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阐释体系中根深蒂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经邀请专家编写立足于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历史和国别史著作，但争议颇多，拖沓时日，都没有成功。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全球史或“新世界史”作品开始在美国以教材的形式出现，并在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马歇尔·霍奇森（Mashall Hodgson）和L.S.斯塔夫利阿诺斯（L. S. Stavrianos）等人的积极努力之下进入了高中和大学课堂，但其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影响依然有限。 

　　世纪之交，情况发生了变化，全球史研究在许多国家蔓延开来，一批新人进入全球史研究领域，不仅促成了全球史作品的丰富多彩，而且激发了有关全球史的学术争鸣，使全球史视角逐步渗透到历史研究的多个领域，“全球转向”成为历史学发展变化的一个突出标志。与L.S.斯塔夫利阿诺斯和威廉·麦克尼尔等“老一辈”全球史家不同，新生代全球史学者来自多个领域，越来越多的历史社会学家及区域国别史专家参与其中。新兴的全球史研究涉猎范围广、跨学科性质强，与现实世界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其研究不仅试图将过度强调的欧洲优势“还原”到它所应有的历史位置上去，而且日益凸显出东亚、南亚、中东等更广阔的地区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全球史的发展改变了围绕欧洲历史演进为“主轴”的传统认识，将世界不同地区、国家和人民的历史及其互动关系置于更为客观的背景之中，从而刷新了人们对世界历史进程的认识，为人文社会科学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学术探索奠定了基础。在《21世纪的世界历史叙事：全球与多学科视角》一书中，主编R.查尔斯·韦勒在第一章讨论的是“宏大叙事”和“新”世界史对西方学术的贡献和挑战，在第二章讨论的就是处在十字路口的白人民族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问题。如C.A.贝利（C.A. Bayly）所说，现在所有史学家都是世界历史学家，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这点。  

　　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化理论群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也促使人们走出“欧洲中心主义”，促成了全球史研究的勃兴。美国学者迈克尔·盖耶和查尔斯·布莱特承认，20世纪末全球一体化成为现实，而启蒙运动倡导的普世人类观和19世纪比较文明史范式，都无法为此提供合理解释，人类需要一种全新的世界构想。当然，全球史研究在不同国家依然呈现出不同的侧重点，其吸引力与不同国家的国内条件有直接关系。根据德国新生代全球史家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的观察，全球史研究的勃兴主要出现在积极参与全球化并从中受益的国家之中。在某些国家，尤其是美国和中国，全球史之所以引发共鸣，与广大民众意识到本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息息相关。“归根结底，是中国的崛起，尤其是中国应对变幻莫测的地缘政治局势的需要，推动了全球史的发展。” 

　　实际上，全球史研究在中国的迅速发展不仅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重要作用的发挥以及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日趋紧密的依存关系有直接联系，而且与中国多年来对“世界历史”的探索“不谋而合”有直接关系。与中国大学历史学科中的中国史和世界史两大基本专业的制度化设计不同，欧美大学历史学科从19世纪末制度化建制开始，就一直偏重希腊罗马，偏重欧洲史和本国史，非西方国家的历史研究和讲授被分置在如中东、远东、拉美和非洲等区域国别研究的系所之中，与语言、文学、宗教和哲学等学科交叉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以区域国别研究为目标的制度化设计，而世界史是20世纪60年代以“通识课”的方式进入大学课堂的“新生事物”。当然，这样一种制度化的设计并不是说西方大学不重视世界史，而是因为在当时西方学界看来，西欧和北美才是世界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发展的驱动力量，其他地区则被认为是“停滞”的，甚至是“没有历史”的，或者只是在对西方引领的现代转型做出被动的反应，所以，西方的历史就是世界史。西方国家也有多种世界史专著出版并被译成多种文字畅销全球，但其中欧洲和北美的历史叙事占据绝大部分，有的书甚至将“白种人的负担”作为章节题目。这是从启蒙运动开始就在西方世界延续下来的一种观念，世界历史的阐释实际上变成了一种“哲学”的表达。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欧洲地位的衰落和非西方国家的兴起，西方学界的世界历史观念也开始发生变化。 

　　与接受“全球化”及相关概念的过程相类似，中国学界对“全球史”这一概念也经历了一个吸纳、借鉴和为我所用的过程。进入21世纪，中国的全球史研究更是异军突起，成为促进历史学科创新、发展的有生力量。之所以出现这样一种趋势，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尽管存在诸多差别，以突破“欧洲中心主义”为出发点的西方全球史研究，与中国历史学界多年来的奋斗目标有“暗合”之处。第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之中，通过发挥比较优势，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中国的国家利益全球化了，中国人观察世界历史和现实的角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逐步淡去。第三，也是尤为重要的一点，与欧美国家不同，世界历史一直是中国历史学科制度化的基本设置，这是由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国情所决定的。中国历史学的传统源远流长，其中包括不同历史阶段对彼时所知“世界”的认知和阐释；这种认知和阐释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历史唯物主义逐渐成为中国历史学界的主流意识形态。新中国成立之后，世界史学科的建设水平不断提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成为中国历史学界尝试构建新的世界历史阐释体系的出发点。世纪之交全球史研究在中国历史学界的迅速发展，也是这种持续努力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西方被从其自视为世界历史认识主体的位置上拉下来，还原为认识对象，并成为普通一员。从“全球历史观”的讨论和相关研究领域的出现，到全球史理论的探讨，再到全球史实证研究的初步发展，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全球史研究已经成为中国世界历史和史学理论研究中最有活力的组成部分，并且作为一种新的理念，对中国史研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学者主张要重新将“中国史”置于“世界史”之中，即以全球史的视角重塑中国历史叙事。还有学者提出，中国全球史研究的发展,既表现在从史学理论的角度界定全球史的概念和方法,同时也表现为不断深化的各种专题研究正在成为中国世界历史学自身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的重要内容。深入探讨作为人类社会演变基本动力的生产和交往的相互关系,将会推动中国全球史的进一步发展。而在生产和交往的相互关系中，可以说，一切历史都是全球史。 

　　以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和“国家本位”为特征的全球史研究，与专注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产生以来国家间互动关系研究的国际关系学之间似乎正好“背道而驰”。但是，如果深入进去，人们就会发现它们之间正在形成一种必然的联系。于尔根·奥斯特哈梅尔（Jürgen Osterhammel）就认为，全球史成为世界史的新方向，这并非意味着整体性地描述过去，而是分析在特定领域和某种特定观念之下的国际关系和跨文化关联。其中，特别受到关注的问题是技术与文化的传播、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超越文明界限的移民、文化适应与文化混合（“混合性”）以及清除环境影响。可以说，与传统意义上的世界史乃至国际关系史不同，全球史为国际关系研究拓展了新的视域。 

　　第一，全球史研究将“西方的崛起”、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蔓延、欧洲国家世界主导地位的形成、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战和冷战以及非殖民化运动及其结果等，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时空中去考察，从而使人发现，从1500年左右的地理大发现开始，到19世纪中期欧洲国家在世界上建立起主导地位，中间仅经历了三百多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中东、东亚乃至非洲等非欧洲地区，大部分依然处于本土力量的支配之下。从19世纪中期到二战结束，欧洲国家的世界主导地位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就垮掉了，只是由于美国出手相助，“西方”的优势才得以延续下来。而百年变局中非西方世界的崛起，正在消解西方的优势，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的力量对比，正在向一个“正常”状态回归。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历史阐释体系，夸大了西方的历史作用和力量优势，简化了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演进过程，塑造了一种以欧洲历史演进为世界历史演进主线的世界史观。当然，我们并不否定欧洲国家在推动世界历史“大转型”方面的重要作用，也难以立即抛弃“古代”“中世纪”和“近代”这种已经使用多年的世界历史断代标识，但我们应该看到将欧洲和北美历史还原为区域史之后世界历史的本来面目，这将是我们洞察当今世界走势的新起点。 

　　第二，全球史研究把当今世界的“底色”更为清晰地展示在人们面前，为人文社会科学，包括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知识营养和更为多元的历史参照。所谓当今世界的“底色”，就是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蔓延到全世界之前及过程中非欧洲地区的组织状态。这些组织状态千差万别，有的是延续几千年的文明古国，而有的则依然处于部族社会状态，从而使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构成多样化了，同时也使当今世界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种简单的区分，并为无视这种复杂性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构建制造了“软肋”和“陷阱”。从宏观上讲，在这一过程中，有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世界的形成及边界的演进，中东和非洲等地部族社会的变迁，近代欧洲“文明标准”的衍生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奥斯曼帝国、沙皇俄国和日本等国家对欧洲“文明标准”的争相践行，东方文明古国的瓦解与再生，殖民化与非殖民化的历史遗产，等等。根据拉尔夫·布尔特晏斯的研究，“第三世界”的人民在对时间观念、文化边界与民族国家边界、政治及性别政治学、科学、宗教、移民和探险等方面的理解，与西方人都不一样。尤为重要的是，对比民族国家体系，他们可能更看重种族、文化和宗教的区分和界限，因为这是他们世界观的根源。许多政治冲突的焦点很可能依然是旧的忠诚和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之间的斗争。全球史能够将人们所熟悉的“世界近现代史”置于一个更为多元和通透的视角之下，据此，“西方的崛起”不再是一个神话，非西方国家不再是世界历史中“跑龙套”的角色，从而把一个更为客观的现实世界展现在人们面前。 

　　第三，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全球史主要关注跨国家、跨文化、跨民族、跨地区的历史现象，包括不同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国际移民与流散社群、跨文化贸易、物种交流与生态变迁、帝国扩张与殖民、不同区域的历史比较等，强调从不同文明间的互动来理解世界历史进程，并由此探求全球化进程中的社会变迁以及全球性与地方性的关系。这些关注点与百年变局中国际关系研究的新趋势直接或间接地“契合”在一起，为百年变局中国际关系历史性变革的现实研究和理论构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知识背景，也为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长期战略的谋划提供了多方面的智力支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研究是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人口规模的增减、迁徙与族群结构的变迁，全球贸易路线和方式的阶段性演进，环境与生态的演化，传染病防治经验的梳理及“微寄生”与“巨寄生”平衡体系的维护，以及经济与社会危机的跨国传播与全球治理，等等。按照布鲁斯·马兹利什的理解，世界史是普世史的扩展，某种程度上是面向过去的。而全球史由于全球巨变的驱使，关注全球范围内的动力，是向前看的，并与新兴的全球共同体理论联系在一起。 

　　回望冷战终结之时，面对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徘徊在“喜庆”与“失望”之间。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和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分别提出了“历史的终结”和“文明的冲突”两种论调，查尔斯·克劳塞默（Charles Krauthammer）的“单极时刻”论也走红一时，而有一部分历史学家却注重探求全球史，试图在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同时，把世界历史上的跨文化互动和全球性问题的来龙去脉展现出来，从而与今天国际关系研究面临的诸多理论和现实问题“契合”在一起，为这个学科的再出发创造了一种前提。按照全球史家的理解，在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各人类群体如何自处（即身份认同）和如何处理彼此关系（即文明对话）的问题。当人们深切认识到“当今的国际格局，根源在于历史上各社群的原始关系”之后,人们自然会将目光转向世界历史。 

　　百年前，为了汲取一战的教训，防止欧洲再次陷入战争的泥潭，英国威尔士阿伯里斯特维斯大学率先设立了国际关系教席，开启了这一学科的制度化过程。但自从这个学科设立以来，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的反思和批判就没有停止过。在这个过程中，国际关系理论变得越来越系统和精致，但对其理论内涵、价值和范围的争议则扩展至“国际关系理论的边界在哪里”“国际关系理论终结了吗”“为什么没有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等问题。当前，面对百年变局下的国际关系恶化，国际关系理论家似乎只能“静观其变”，当年创立国际关系学的初衷似乎依然无法实现。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以往国际关系理论的反思和批判都是以欧洲的历史经验为基础的，而百年变局的发生和演进，已经远远超出了欧洲经验所能涵盖的范畴，新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反思、批判乃至重构，将不得不越来越以全球史的视角为出发点。 

　　首先，“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内涵的局限性问题。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实质上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历史经验的总结。应该承认，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形成、发展并扩散到全世界的过程，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是，伴随着历史的发展与国际关系的变化、人们对历史与现实愈益深入的感悟，超越这个体系局限的必然性也正在显现出来。事实上，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表象的掩盖下，国家之间千差万别：有的国家具有几千年的历史脉络、组织经验和文化传承，而多数国家的历史不到百年，是在不同水平、不同类型的共同体组织形式基础上“人为”建构出来的。有的国家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具有超强的自立能力；有的国家却幅员狭小、资源贫瘠、人口规模有限，既没有足够的能力自立，又经不起国际经济或政治形势的冲击。但国际关系理论是建立在所有国家被视为“类似单位”的基础之上的，不仅未能反映国家之间的差别，反而忽略和遮盖了多数新兴国家的实际情况，从而失去了对这些国家和整个国际关系走向的研判能力。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既没有预见到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终结，也没有对中国的崛起给出有力的理论阐释，更没有对已经失去方向的当代世界提出令人信服的说明和导引。“不确定性”成为当今世界最为流行的词汇之一，实际上也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研判、解读和引领世界走向方面越来越“无能为力”的一个主要标志。 

　　尤为重要的是，国家并不是国际关系中唯一的行为体。除了人们经常提到的政府间和非政府国际组织以及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之外，人类社会各种形式的网络组织及其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也构成世界历史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就是以多种叠加的网络形式共同演进的，约翰·麦克尼尔（John McNeill）和威廉·麦克尼尔对此曾经有过精彩的阐释。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进步，“人类之网”也在更新换代，以多种形式深入到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中来。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家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更是以“棋盘与网络”为名，撰写了美国应该采取的“网络时代的大战略”。正如约翰·M.霍布森所言，国际关系学是通过“大传统”叙事的非历史透镜来概念化的，它沿着一条统一的线性路径向前推进，对每一个大理论都做了非历史性的理解，消除了任何重大的差异或非连续性。而实际上，这个世界要比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能观察和定义的复杂得多。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经验基础之上的国际关系理论正被淹没在全球史的历史阐释、急剧变化中的国际关系现实和网络社会兴起组合在一起的知识、认知和行动的汪洋大海之中。换言之，围绕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与拓展所涵盖的历史进程，远比迄今国际关系理论所能阐释的丰富和复杂得多，实际上它是一个复合型的国际关系体系，还有诸多理论研究和构建的空间需要去突破和拓展，安妮玛丽·斯劳特有关“棋盘与网络”的阐释，实际上就是一种这样的尝试。 

　　其次，民族国家史的再认识问题。民族国家史的撰述在民族国家的构建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而迄今依然是几乎所有国家历史研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毫无疑问，民族史与国际关系研究有着更为直接和密切的联系，而全球史则是因应超越民族国家叙事的需求而出现的。但全球史并不意味着抛弃民族国家史或民族国家史叙事不再重要了，而是将民族国家史的撰述纳入全球史视角，从而进一步丰富了人们对民族国家史的理解。 

　　全球史家认识到，“历史绝不仅仅发生在民族国家的边境之内。同样，‘世界’也并不是存在于某个国家之外”，并据此对传统的民族史叙事进行了系统性重构。托马斯·本德(Thomas Bender)的《万国一邦：美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被视为全球史家重构民族史叙事的代表性作品。作者认为，“合众国的历史是与全球史的开端紧密相连的；全球史和美国史都是诸多历史事件聚合而成的一种共同的情势的产物；美国史早已被全球化的背景深刻地塑造过了。” A.G.霍普金斯(A.G. Hopkins)的《美利坚帝国：一部全球史》，更是颠覆了“美国例外论”的神话，揭示了美国与欧洲帝国同样的历史轨迹。至于全球史家的中国史研究著作更是琳琅满目，中国学者在这方面也已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具体到中国的语境中，全球史的目标不是超越或消解民族国家，而是在一个更大的时空范围内重塑对民族国家的理解。它要求中国历史学家在立足本国历史的基础上，对中国作出新的理解和认知,认识到中国不仅是内部诸种力量协作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国际性乃至全球性因素合力形塑的产物。实际上，近代以来的大国兴衰，都是在一个日趋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中实现的，认清中国崛起过程中内外合力的辩证关系，对于大国崛起战略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最后，国际关系理论阐释体系的构建问题。国际关系研究不仅是国际关系学家的“主业”，也是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在理论和方法上差别很大，但研究内容的“重叠”使两个学科又经常交叉在一起，两个学科的关系也是学界关注并进行过认真讨论的话题。实际上，有学者就是从研究国家问题开始创建其理论体系的，而这种理论体系往往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关系，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经典理论范式。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最初是想通过研究16世纪新兴国家是如何发展的，从而更好地理解20世纪新兴国家的发展轨迹，但他发现这是一个“糟糕的想法”，因为两者难以遵从相似的发展路线，从此开始了他“世界体系”理论的探索和创造历程。 

　　不过，也有学者试图打破以威斯特伐利亚式国家间关系为基础的阐释体系，从全球史的视角出发重构国际关系学理论，约翰·M.霍布森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认为国际关系学的第一波“历史社会学转向”并没有改变其“欧洲中心主义”取向，因此他借助于世界史研究的“新全球史转向”，将国际关系学第二波“历史社会学转向”推向新的方向，以此重构国际关系学。在这个过程中，他寻求发展一种非“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社会学的“文明路径”。新全球史否认1492年之前世界各地区的封闭与隔绝状态，认为全球化和全球经济在1500年之前就出现了，西方直到1800年之后才跃居世界主导地位，而在这之前居世界优势地位的是亚洲国家和地区。“欧洲中心主义”掩盖了500—1800年之间东方全球化的存在，西方是在一个东方主导的全球经济中诞生的，西方文化更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混合的“克里奥尔化文化”，而世界政治的转折不是发生在1648年，而是发生在1800—1840年之间。 

　　全球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不仅在学理上颠覆了“欧洲中心主义”，而且也正在改变世界历史特别是世界近现代史阐释体系，将这个体系的“主角”请下神坛。全球史研究的主要开拓者威廉·麦克尼尔已为其当年成名作《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的书名和思想进行了“反省”，明确承认“西方的兴起”只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段“插曲”。同样的反思也出现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曾经先后担任美国政治学会（APSA）和国际研究会（ISA）主席的美国知名学者戴维·A.莱克，承认国际关系学不仅是世界体系“中心”国家的学问，而且更是美国的学问，甚至是美国白人的学问。国际关系学界与国际关系现实一样，是一个按照性别和种族排序的等级制共同体，白人、男性占据主导地位。法国国际关系理论家伯特兰·巴迪（Bertrand Badie）声言，欧美模式“世界之唯一”的幻象导致了灾难性后果：无法理解去殖民化过程，也不知道如何引导这一过程，闭锁在冷战和两极格局的旧图式中，误解了正在出现的全球化的意义，错以为可以工具化地利用全球化来巩固昔日霸权。他声言其目标就是要走出自己，放眼世界，以更好地相互理解；思考“他者”能为当今国际关系带来的贡献；让国际关系学重新融于世界。为此，他要“走向他者”，“归根结底，世界不再只有我们”。 

　　当然，从全球史研究的拓展、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家的反思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真正成为一种没有“他者”的理论体系，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被某些西方学者定义为“历史的回归”的世界，一个已经被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聚合起来，但又被大国政治撕裂的世界，一个实力已经衰落的西方还想要用自己的“文明标准”规制正在崛起中的非西方国家的世界，一个“中等强国”群雄并起，但大国政治似乎又“卷土重来”的世界。作为昔日世界的“主角”，西方国家依然是按照“我者”与“他者”的区分来看待这个世界的，但这并不影响它们按照西方大国兴衰的历史逻辑来看待和判断非西方大国的发展壮大和行为取向。约翰·J.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大国政治悲剧”的历史逻辑成了西方特别是美国领导人判断中美关系的出发点。但米尔斯海默的历史逻辑恰恰是建立在西方大国兴衰的历史经验基础之上的，而他却自认为这是恒久不变的真理。实际上，从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的《大国的兴衰》到戴维·S.兰德斯（David S. Landes）的《国富国穷》，也都是凝练西方历史经验的“佳作”。而全球史所展示的大国的兴衰，则是在一个更为广泛和深入的全球多层次互动基础上实现的，远比西方学者的传统阐释更为丰富和复杂。 

　　国际关系理论的根本缺憾，是以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代替了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尽管西方和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家也做出了种种尝试，努力把当今世界不同国家的历史经验阐释出来，但都没有能够冲破“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的束缚，出发点还是要把非欧洲国家的历史经验“整合”进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理论中来。但这种“削足适履”的努力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全球化的进化，百年变局的发生和全球史研究的进展更加显示出这种努力的局限性。中国国际关系的理论创新，中国与世界的对话，将不得不回到中国历史经验的阐释中来。 

　　归根结底，全球史研究的价值在于将中国历史经验的阐释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在全球史的视野之下，中国历史不再是欧洲历史的“配角”，其被既有的世界历史阐释体系，特别是世界近现代史阐释体系遮蔽住的“真相”正在逐步展现出来，并为新的世界历史阐释体系的构建提供了不一样的依据。在百年变局的当下，中国历史经验的梳理显现出更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面对整个世界的期许或疑虑，中国历史经验的梳理可能首先需要回答三个难以回避的问题。第一，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第二，在其他地区的国家、社会和文明都几经转换和断裂之后，为什么只有中国生生不息，历经几千年而屹立不倒，依然坚守在这个世界上？第三，在历经百余年西方重压下的落伍之后，崛起的中国将以怎样的方式与这个世界相处？而这三个问题也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这就是“何为中国”的问题，这也是近年来引发国内外学界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的问题。当然，关于中国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梳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既需要历史学家的努力，也需要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包括国际关系研究者的积极参与。 

　　如果我们摒弃“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将中国历史置于全球史的视野之下，并与欧洲、中东和南亚等地区的国家进行一番对比，就会发现作为一种文明的载体，中国之所以能够几千年生生不息，即使遭遇生死存亡的危机，也能够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的奥秘。在这其中，地理环境、经济网络、大一统的文化传统和统一的文字书写体系等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尤为重要的是，中华文明一直有一个相当坚实的核心，在同一个地区持续发展壮大，并且依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做出改变，而这些都是上述地区其他文明未能做到的。中国历史演进的过程更多地表现为一个“我者”与“他者”之间相互转化和融合的过程，而不是陷于非此即彼、势不两立和持续冲突与对抗中不能自拔。历史上，任何一种文明、宗教、区域和国家认同的形成，都是以“他者”的存在为前提的，中国历史经验也不例外。但中华文明的历史经验更多地体现为融合他者，实现“他者”与“我者”的相互转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历经千年而没有割裂和中断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中华文明始终抱有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的原因所在。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与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的历史发展为例，双方都经历了中央政权衰落，割据势力强大，国家由统一走向分裂，政权更迭频繁，内忧外患并存，社会发展受到严重破坏的阶段。但中国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动乱和分裂之后，最终在6世纪末重新归于统一，欧洲则延续了分裂的局面，始终没有重新统一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历了“百家争鸣”以来的文化活跃期，儒释道三家并存，既有竞争又有相互借鉴，呈现出合一的文化趋向；而欧洲则一度出现了文化的衰落。 

　　作为一个有着延续几千年历史的国家，中国的崛起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课题。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成为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拥有日趋发展和扩大的共同利益，进而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推力，并且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不仅源自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客观条件和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更在于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积累下来的与“他者”寻求交融与合作的经验和智慧。而这样的经验与智慧能够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供实践支持。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的提出，拓展了传统意义上“国际”的内涵。从人类共同利益、共同命运的视角重新思考参与全球经济与政治事务的各种行为体，为构建一种涵盖范围更为广泛、更为贴近世界政治经济现实的国际关系理论奠定了基础。实际上，“共同体”作为一个概念，可用以解读从部落、城邦、王国、帝国到民族国家再到区域共同体等共同体纵向的历史演进，还可以用来考察族群、宗教、文化以及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等横向组织形态在这个过程中的形成、发展、伸缩与蜕变，而探索不同形态的人类共同体在不同历史环境中演进的规律和经验，将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供一种更能面对现实和未来的视角。更为重要的是，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共同体之间“我者”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相互转化。在民族国家主导世界的时代，塑造新的共同利益，拓展新的合作纽带，不断实现“我者”与“他者”的相互转化，形成更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或许是当代国际关系走出各种“陷阱”的必由之路。以全球史视角观之，国际关系理论如果能够走出“类似单位”的误区，包容更多行为体的互动，积极介入对时代主题的阐释和塑造，将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提供更为强劲的动力。 

　　其次，就“大国的兴衰”这一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共同关注的重要话题而言，中国的崛起正在构成一个新的命题。中国是在英法德美俄日等大国之外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的历史经验、基本国情和崛起的时代背景决定了中国展示的是不同的大国兴衰的历史逻辑。中国的崛起不是延续西方大国崛起的又一个惯例，而是一个新时代的“先例”。关注全球史的深入拓展，不仅在于全球史会把更为真实的世界历史进程展示出来，而且还在于全球史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长时段跨学科的多角度研究，能为中国（当然也为其他国家）发展进步的大战略提供更为丰富的背景知识和政策建议。中国也需要在全球史视域下构建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因为作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语境中的“他者”，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只有建立在全球史研究的基础之上，拓宽观照范围，注重共同利益，解构零和逻辑，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作为国际关系理论演进方向，才能超越东西方“我者”与“他者”之间的鸿沟，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视域和境界，引领国际关系理论走向一个新的时代。 

　　全球史研究依然在发展变化中，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和成熟的世界历史阐释体系，这或许与全球史涵盖范围太广、涉及学科太多有关，或许与百年变局中世界局势的剧烈变化有关，但这或许正是国际关系理论家跟踪、了解甚至加入全球史问题研究和讨论的一个有利时机。通过介入全球史研究，将自己的历史视域建立在一个更为广博和久远的基础之上，从而为超越西方学界同行，构建能够适应“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大理论”，贡献国际关系学者的智慧。人文社会科学的“全球转向”正在进行之中，而历史学的“全球转向”或许正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全球转向”的基础。历史学“全球转向”的重大命题与国际关系研究取向的高度“契合”为这两个学科的合作、交流与融合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如果说兴起于19世纪的民族国家史回答的是“我是谁”的问题，20世纪兴起的全球史则不仅要回答“我是谁”，还要回答“我们是谁”，而这或将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能够挑战“欧洲中心主义”、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