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这五个突出特性，为我们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思想和行动指南。从考古发现的早期聚落和建筑看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能够加深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深入理解，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添砖加瓦。

　　　　中国早期聚落结构和布局理念具有突出的连续性 

　　　　中国早期聚落强调组群布局，注重整体性和秩序性，这也是历代都城营建和规划的重要理念，传承发展有数千年。距今8000多年前的兴隆洼文化遗址环壕聚落内已经有了居住区、墓葬区、祭祀区等不同功能区，尤其在居住区内有成排分布的房址，非常强调整体的秩序性。距今6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阶段，聚落内部的整体秩序性更加明显，比如半坡、姜寨聚落都发现有环壕，环壕内中心有广场，广场周围成组群分布的房址有大、中、小之别，每一组群可能代表一个家族或氏族。距今5000年前后进入古国时代，聚落内部规划和布局开始突出等级差异。一些大型中心性聚落内的核心建筑一般都选址于聚落中央或高地上，体现出“择中（高）而建”的理念。核心建筑一般且都呈组群分布，有的还发现带院落和院墙的结构，类似于后来的四合院式宫殿建筑或宫城，与普通的生活居址区的建筑相区别。 

　　　　中轴对称的布局特点在距今6000年前后的一些高等级聚落和建筑中已经开始出现，之后逐渐发展成为历代都城规划和营建的重要理念。庙底沟时期的灵宝西坡遗址中心有广场，四角有四座五边形大房址，有了中心对称的布局特点。其中F105、F106等大房址门道和火塘位于同一条轴线上，室内四个顶梁柱和周围的墙壁柱也大致以轴线对称分布，显示出明显的中轴对称特点。距今50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晚期，南佐、双槐树、大地湾等中心性聚落中都已经明确有了中轴对称、主次分明的布局特点，比如南佐遗址的“宫殿区”大致以F1为中心东西对称分布，双槐树遗址的“中心居住区”大型建筑都位于中轴线上，大地湾遗址大型高等级建筑群是以F901为轴线分布。中轴对称的理念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陶寺、芦山峁等中心性聚落或高等级建筑中也有所继承，之后在夏商周三代及历史时期的都城规划中都有体现。 

　　　　环壕和城垣作为早期聚落的重要防护设施，延续传承有数千年，历史时期常见在都城或宫城外围营建城墙和护城河应是继承了早期聚落的城壕结构。另外宫殿建筑或宫门“一门三道”结构也有数千年的传承发展史，考古发现最早在仰韶文化晚期双槐树遗址二号院落、大地湾遗址大殿F901、南佐遗址大殿F1有“一门三道”的结构，之后在二里头一号宫殿基址南门、汉长安城城门、曹魏邺城的朱明门、隋唐洛阳城的定鼎门等传承延续下来。瓮城结构也有数千年的发展传承史。师村遗址发现目前最早的类似“瓮城”的结构，仰韶文化晚期南佐遗址宫殿南门、双槐树“中心居址区”南墙、西山遗址北门也发现有类似“瓮城”的结构，龙山时期的石峁、后城咀、碧村等遗址明确发现有内外瓮城。 

　　　　中国早期的建筑技术和材料体现出突出的创新性 

　　　　榫卯作为中国特色的建筑技术，在距今8000年前后的跨湖桥文化中就被发明创造。距今7000年前后的河姆渡文化发现有圆形和方形的木桩，还有梁、柱、地板等构件，大部分都用榫卯结构相接，有的还有二次加工再利用的现象，可见当时木构建筑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以榫卯结构为基础发明的斗拱等独特的构件，不仅实用、美观，在历史时期还发展为建筑的等级标识。 

　　　　木骨泥墙、版筑夯土墙等建筑技术和排水管、陶瓦、陶砖等建筑材料也是中国先民重要的创造发明。在距今10000年前后人类就开始用木头作为墙体的“骨筋”，并用草拌泥填补木头之间的空隙，有的还用火烧烤成硬面。黄土高原缺乏充足的木材资源，在距今5000年前后发明了版筑夯土墙技术，目前在南佐和西山遗址中有大量使用。版筑夯土技术的出现，与早期的木骨泥墙相比，使得墙体变得宽高，既利于保暖，又可以节省木材资源的使用，是黄土高原先民利用黄土资源、因地制宜的创造性发明。陶瓦最早见于距今5000年前后关中地区的马腾空遗址，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芦山峁、石峁、陶寺、桥村等中心性聚落的高等级建筑中普遍使用，之后在周秦汉唐继承下来。陶砖目前最早见于距今5000年前后的南佐和新街遗址中，排水管道最早发现于距今4500年的老虎咀遗址中，之后在高等级聚落或建筑多有使用。陶瓦、陶砖、陶排水管都是早期聚落的高等级建材，是黄土高原先民的重要创举。 

　　　　中国早期聚落布局和建筑形制具有突出的统一性 

　　　　中国拥有广大多样的自然环境，不同区域先民因地制宜营建了不同形式的建筑。同一区域或文化聚落布局和建筑形制的相似性和统一性还应与文化认同有关。比如兴隆洼文化的聚落内都发现成排分布的方形半地穴式房址，同一聚落内房址的形制及门道朝向大体一致。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姜寨、大地湾、疙瘩川等同时期聚落内部的布局也大致相似，外围都有环壕，中心有广场，广场周围都发现有成组群分布的房址，环壕外有统一规划的墓地。仰韶文化中期，庙底沟类型的核心分布区晋南豫西及关中地区发现的五边形大房址形制和结构非常统一，这类五边形房址还见于晋中北、内蒙古中南部和冀西北等地区，只是面积更小，体现出文化认同基础上的高等级建筑形制的统一性。 

　　　　夏商周时期，都城内布局有了统一的规划，宫城一般位于都城之中或显要位置，宫城内有院落式宫殿建筑，主殿位于院落北部居中位置，两侧有对称的侧殿，宫殿南部正中位置有大门和门塾。最晚在周代建筑等级制度应已形成。如《周礼?考工记》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都城四周开三门以及祖庙、社稷等礼制建筑被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再比如《周礼》中记载：“王城方九里，公城方七里，侯伯城方五里，子男城方三里，不得僭越。”又如《礼记?王制》中记载：“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无庙，祭于寝。”这说明周代在城市与建筑的规模上有严格的等级规定，之后被历代统治者修补、完善，发展成为一套完整、连续、严格的等级制度，在屋顶的式样、屋身的间架、台基与栏杆的尺度、装饰与色彩等方面都有明确的等级规范与相应的制度，体现出制度基础上建筑等级的统一性。 

　　　　中国早期建筑形制和技术具有突出的包容性 

　　　　首先是不同区域之间在建筑形制和技术上具有融合性。比如，北方大区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一直以半地穴式建筑为主要形制，到仰韶文化晚期阶段南佐和大地湾等遗址突然出现大规模地面式建筑，尤其南佐遗址还有成熟的版筑夯土技术。从技术源流的角度看，仰韶文化晚期阶段受屈家岭文化北上影响，郑洛地区出现了大量联排式的地面建筑，关中地区这一时期以新街F1、F3和案板F3为代表，也都出现了木骨泥墙的地面式建筑，因此陇山西侧的大地湾遗址第四期突然出现了大量木骨泥墙的地面式建筑，可能源于长江中游，或通过郑洛和关中地区影响至此。仰韶文化早期在晋南夏县师村遗址已经发现最早的夯土围墙和台基，仰韶文化晚期郑州西山遗址还发现版筑夯土围墙，陇山以东的南佐遗址营建大量的版筑夯土建筑，墙体垂直规整，明显比西山遗址大小不等的版筑更加成熟，但不排除也是受到了东部技术的启发。 

　　　　另外，南佐、新街等遗址发现的陶砖和土坯等建筑材料在西亚地区有数千年的发展史，在黄土高原最早发明使用不排除与西方影响和启发有关，体现出早期建筑技术上的借鉴性与包容性。 

　　　　中国早期建筑形制和布局理念具有突出的和平性 

　　　　中国早期的聚落有环壕或城垣结构，防御战争冲突只是其部分功能，防洪、防野兽侵扰、界定领地范围等功能也不容忽视。与西方城邦国家高耸的城墙和堡垒建筑相比，中国早期不少聚落的窄环沟和低矮土围结构也起不到实质性防御战争的作用，还有一些普通聚落或大型都邑性聚落未发现有城壕结构，即所谓“大都无城”。西周早期青铜器何尊铭文记载“宅兹中国”，《周礼?考工记》中关于都城规划和营建理念，都体现出中国古代统治者追求“中和”的思想，其本质是追求整体的和平、稳定。 

　　　　中国早期“天人合一”的思想，在聚落规划中体现在与自然和谐相处。比如中国早期建筑具有“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的显著特点，南方地区的干栏式建筑，北方地区的半地穴建筑、窑洞式建筑、夯土墙建筑，都是人类适应自然、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实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也影响到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最终形成中国古代“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和而不同”的社会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