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一带一路”是习近平主席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和时代进步要求，着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重大倡议。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成为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和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

　　党的二十大报告描绘了迈向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两步走”新征程。立己达人，在中国式现代化基础上，中国发起“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世界共同现代化事业。 

　　“一带一路”倡议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地区、重点项目，持续推进民生工程、民心工程，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了有力支撑和强劲动力。截至2023年6月，中国已同152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合作文件，给当地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和繁荣。可以说，“一带一路”是中国打造的共同发展合作平台，是实现“世界版共同富裕”的生动实践。 

　　回顾“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的理论与实践效应，有三个角度。从中国的角度来讲，“一带一路”倡议全方位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可以称为睁眼看世界的2.0版。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深刻改变了世界的中国观：从追赶型国家到领导型国家。从中国与世界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建设一方面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极大提升了开放水平；另一方面推动塑造新型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格局。  

　　近代以来中国“睁眼看世界”的主要对象是发达世界，而“一带一路”让中国彻底走出近代视野，开启引领未来的道路，极大丰富和提升了历史语言文化研究，促成地区与国别研究为国家一级学科。对“一带一路”上不少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整体性研究还处在“绝对缺乏”的状态，急需学术研究机构提供有力的知识服务，国别和区域研究成为直接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性举措。 

　　（一）“一带一路”从时间维度激活共同的历史记忆 

　　1.2000年的丝绸之路所凝练的丝路精神。“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激活了“丝绸之路”这一共同的历史记忆，核心目的是复兴“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在中亚地区提倡经济合作，力推上海合作组织建设，但一直面临挑战。后来，中国逐渐发现推进经济合作仅靠参与国际性组织的建设与合作是不够的，于是便想到了丝绸之路这个着力点。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国际延伸，其路径就像从发展深圳经济特区为起点，再形成经济走廊，最后发展成为珠江三角洲经济带。 

　　2.500年的全球化消除海洋型全球化的负外部性。全球化的命运其实是与丝绸之路的兴衰分不开的。历史上的丝绸之路非常辉煌。欧洲传教士盖群英（Mildred Cable）在漫长的丝绸之路旅程中如此记述：“宽而深的车辙分分合合，犹如江面上的涡流。在这条路上，无数人走过了几千年，形成了一条永不止息的生命之流……”。1453年，奥斯曼帝国崛起，把东西方贸易文化交流的桥梁切断了（史称“奥斯曼之墙”），欧洲人被迫走向海洋，从而改变了整个世界格局，世界进入以西方为中心、以海洋为主导的时代，开创了海洋型全球化。按照世界银行数据，当今世界产出的八成来自沿海地区的100公里地带，因为地球71%的面积被海洋覆盖，90%的贸易是通过海洋进行。自从古代丝绸之路被切断后，许多国家都曾试图恢复这条通道。然而，重建古代丝绸之路是百年梦想。欧亚大陆内陆国家的物流成本非常高，与海上物流相比没有竞争力，而且产业链大都沿海布局，内陆地区逐渐走向落后。因此，不打通丝绸之路，内陆与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就难以消除。 

　　3.50年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一带一路”最重要的意义，归根到底是鼓励各国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从东方到西方，中亚地区只是过道，古代丝绸之路没有帮助沿线国家实现共同富裕。“一带一路”要消除这种贫富的差距，真正将沿线国家的命运绑在一起，形成命运共同体。如果不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西方话语霸权仍将继续。欧洲人所创造的话语体系的逻辑是“东方（现代）文明来源于西方”。实际上恰恰相反，西方文明中很多成分都来自东方。我们提倡“一带一路”、努力复兴丝绸之路的目的之一就是告别西方中心论，让世界还原到本身应有的多元状态。“一带一路”是21世纪的跨洲际合作倡议，不只是打通历史上中断的丝绸之路，更是借助丝绸之路的历史概念，开创新型全球化。 

　　4.10年新时代的实践。新时代十年也是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十年，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不断取得新突破，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加快形成。随着我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认识更加深入、战略更加成熟，中国如期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面对更加复杂严峻的外部挑战，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生动体现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秉持大国责任和担当，为解决全球性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实现共同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二）“一带一路”从空间维度重构全新的世界版图 

　　1.欧亚大陆的互联互通、陆海联通从愿景到行动。《史记》记载：“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改革开放主要向西方开放，尤其是向美国开放，但这个发展模式无法持续。金融危机以后，西方消费能力不足，购买不了那么多中国制造的商品，中国出现了一定的产能过剩，产品卖不出去，这证明只盯着发达国家的市场是不够的。世界经济的循环也从传统的“中心—外围”式的单一循环，越来越变为以中国为枢纽点的“双环流”体系，其中一个环流位于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北美经济体和西欧经济体），另一个环流存在于中国与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之间。通过建立新的产业链环流，形成“双环流”来对冲发达市场的风险，这是“一带一路”最早思想的原型。17世纪前的欧亚大陆时代，马、骆驼和帆船是人类主要交通工具。到了18世纪的海权时代，蒸汽机车成为主要交通工具。19、20世纪以后，迎来了铁路时代、飞机时代。如今，人类迈入陆海联通、万物互联时代。高铁成为21世纪具有代表性的交通工具。中国已经在引领人类新型的工业化、城镇化，实现世界的互联互通和联动发展，这就是“一带一路”思想的精髓。 

　　2.全球互联互通伙伴网络。“一带一路”空间重点走向可以用“六廊六路”“多国多港”来概括。“六廊”就是六大经济走廊，“六路”就是铁路、公路、水路、空路、管路、信息高速路；“多国”就是培育若干支点国家，“多港”就是建设若干支点港口。“一带一路”具体走向分为陆上三条线，海上两条路，五个方向。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第一个方向是中亚、俄罗斯到波罗的海，第二个方向是通过西亚、波斯湾到地中海，第三个方向是通过中巴经济走廊到印度洋；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以及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它是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网络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合作平台，所以它也在空间上拓展。“一带一路”是天上、地上、海上、网上“四位一体”的联通，超越了原来的“有形世界”，连接了“有形”和“无形”，拓展了我们对世界观的认识。 

　　3.“一带一路”推动中国重新建构世界经济地理版图，很多人把它称为“第二次地理大发现”。从空间角度来讲，“一带一路”很大程度上帮助那些内陆国家寻找出海口，实现陆海联通，比如欧洲有“三河”（易北河、多瑙河、奥得河）通“三海”（波罗的海、亚得里亚海、黑海）的千年梦想。“一带一路”激活了这一梦想，助推欧洲互联互通，形成中欧陆海快线、三海港区等大项目。“一带一路”还通过发挥规模效应，建立大市场。地理上欧洲版图最后越分越细，“一带一路”提出以后，能够把小国连在一起，尤其把内陆和海洋连在一起，实现陆海联通。这是“一带一路”受欢迎的重要原因。把中国现在的产能优势、技术优势、资金优势、经验和模式优势转化为市场与合作优势，使中国机遇变成世界机遇，融通中国梦与世界梦。“一带一路”超越近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创造没有霸权的时代，开创东西和谐、南北包容的未来。 

　　（三）“一带一路”从自身维度弥补历史与现实短板 

　　1.从“大写意”到“工笔画”：中国改革开放升级版国际合作的新平台。近代以来，美西方逻辑越来越不能自洽。中国“睁眼看世界”，以前看的是发达世界，“一带一路”让中国彻底走出近代视野，开启引领未来的道路。为什么“一带一路”能够在世界上引起这么大反响？因为它解决了世界日益增长的国际公共产品需求与落后的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将有力推动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提升沿海开放水平，深化内陆和沿边开放，实施向西开放，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2.高质量建设阶段：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效应。投资基础设施，短期可创造就业、增加需求，长期来说也能促进经济增长。发达国家基础设施老旧，仍有投资机会，而真正好的投资机会在发展中国家。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投资所需资金约8000亿美元，非洲国家约需5000亿美元，全世界总需求约2万亿美元。发展中国家每增加1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将增加0.7美元的进口，其中0.35美元来自发达国家。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将增加发达国家的出口，为其创造结构性改革空间。中欧班列打通了陆海大通道，进一步提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便利化水平，助力地方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使重庆、河南等内陆省份从山区、从中原走向全球。 

　　3.人类发展的伟大事业：全球共同富裕的中国方案。近年来，广大发展中国家对西方模式日益失望乃至绝望，对中国模式越来越感兴趣，高度赞赏中国脱贫致富、快速发展的做法与经验。过去，中国对外援助不附加政治条件，减少了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的援助依赖。现在，中国投资模式又区别于西方模式，正在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短板。像乌兹别克斯坦这样的双重内陆国家，发展相对滞后，按现有市场条件很难获得国际金融机构贷款，但获得了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贷款，彰显“政府+市场”双轮驱动的中国模式魅力。而在印尼雅万高铁投标中，中方之所以能击败日方而胜出，就在于中方绕开了印尼政府担保的前提，背后拥有中国国有银行的有力支持。中国模式同样正在非洲大显身手，非洲的第一条中国标准跨国电气化铁路亚吉铁路，从设计、施工到运营全都采用中国模式，亚洲的蒙内铁路和蒙巴萨港口建设也是如此。因此，“一带一路”是人类发展的伟大事业、全球共同富裕的中国方案。 

　　4.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应对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或全球区域化（gloregionalization）抑或全球板块化（glofragentation）的新型全球化（发展型全球化、包容性全球化），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一带一路”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历史和现实的三大短板：第一大短板是原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没有实现互联互通的短板；第二大短板是补世界经济短板，尤其是实体经济的短板；第三大短板是补全球化短板，打造包容性全球化。 

　　从世界角度来看，“一带一路”深刻改变了世界的中国观：从追赶型国家到领导性国家，从西方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以至于西方视中国为“系统性对手”（systemic rival）。 

　　宋代禅宗大师青原行思提出参禅的三重境界：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禅中彻悟，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十年来，国内“一带一路”研究也经历了这三个阶段和两次高峰。一定程度上，国际上也是如此。

　　（一）第一阶段：“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激活丝绸之路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和实施初期，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成就为向西开放提供了坚实基础。在这一阶段中国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不仅向东开放，也要向西开放，进一步扩大内陆开放、沿边开放，拓展开放的新领域和新空间。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外交的顶层设计，聚焦经济发展，不搞地缘政治，不搞排他性小圈子，注重与各国政策对接和机制建设，建立了全球经济合作新范式。 

　　2011年，中国在“十二五”规划中首次正式提出向西开放的概念，指出向西开放是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在提升沿海和向东开放的同时，进一步扩大内陆和沿边开放，大力实施向西开放。2013年9月、10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体现出“一带一路”在向西开放中的引领作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原西部开发司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这种机构设置强化了这种认识。相关学者从国家战略角度以及周边国家的回应进行了分析。袁新涛认为“一带一路”建设是构建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必然要求，是促进亚欧国家共同发展繁荣的必然选择。阮宗泽提出“一带一路”对于拓展新时期中国与周边的合作共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一带一路”建设已成为中国扩大开放的新窗口，是提升中国与周边互利共赢合作关系的着力点。卢锋等认为“一带一路”折射出清晰的合作共赢经济逻辑。 

　　2015年3月，以三部委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为标志，界定了“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等，提出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十六字丝路精神。刘卫东认为“一带一路”框架包含了与以往经济全球化完全不同的理念，“一带一路”具有多重空间内涵和跨尺度特征，是统筹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金玲通过比较“一带一路”倡议与马歇尔计划的本质差别，指出“一带一路”不是马歇尔计划，回应西方将两者相提并论的说法。通过对丝绸之路概念研究的持续深化，“一带一路”研究也催生了新丝路学的研究和学科发展。2015年以来，基于学科建设，上海外国语大学成立了以丝路学研究为核心的丝路战略研究所，2017年4月推出了聚焦“一带一路”与丝路学研究的专业学术集刊《新丝路学刊》。王文提出基于实践经验设立“一带一路学”，旨在重新总结中国与世界交往的历史经验，重新阐释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发展现状，重新评估中国影响世界的未来前景。此外，形成了以“一带一路”为主体的智库合作联盟、专业性国际联盟、百人论坛等政策和学术交流平台。 

　　“一带一路”获得了沿线各国政府层面的积极表态，国外学者和民众初期的认知和回应却并不积极，但有一点共识是欧亚大陆政治经济格局迎来了新变化，重回世界地缘中心。牛津大学历史教授彼得·弗兰科潘（Peter Frankopan）《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历史》一书的出版恰逢2013年“一带一路”提出。此书写的是丝绸之路历史，“数千年来，连接着欧洲和太平洋、坐落在东西方之间的那块区域，才是地球运转的轴心。”弗兰科潘认为欧亚大陆才是全球化中心，改变了海洋型全球化的观念。美国学者帕拉格·康纳（Parag Khanna）在《超级版图：全球供应链、超级城市与新商业文明的崛起》一书中描绘了全球范围内正在搭建的互联互通超级版图，康纳称之为“亚非欧大陆的回归”，亚洲、非洲、欧洲作为集体整体回归。“丝绸之路”的愿景更像是一种“空间修复”，而不是一种地缘政治策略。 

　　（二）第二阶段：“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打造新型全球化） 

　　在地缘政治理论中，最具影响的是马汉的“海权论”和麦金德的“陆权论”。中国是典型的陆海复合型国家，“一带一路”在与欧亚地缘互动中，不仅扩展了国内的双向发展空间，还着眼于陆海联通，旨在实现欧亚地区的互联互通，是对传统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的扬弃。“一带一路”地理范围大大拓展，相关的国家基于但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均可参与。2017年5月，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展现了倡议实施三年多的成果清单，涵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类，共76大项、270多项具体成果。 

　　共建“一带一路”具有打造中国式全球化的效应，将中国改革开放的逻辑从“中国向世界（主要是发达世界）开放”到“世界（尤其是沿线国家）向中国开放”转变，推动了世界的开放，尤其是南方国家之间的相互开放。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为各国开辟出一条通向共同繁荣的机遇之路，更为中国开放发展开辟了新天地。在参与主体上，不仅聚焦国有和民营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还提出平行经验分享，为“一带一路”建设、新型南南合作以及建设更高水平的国际发展合作提供指导。在孤立主义、民粹主义盛行的“逆全球化”背景下，原有的国际合作机制举步维艰，2016年11月，在第71届联合国大会上，联合国193个会员一致赞同将“一带一路”倡议写入联大决议，实现共建“一带一路”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对接，更加体现了“一带一路”是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新型全球化、新型全球治理的合作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 

　　在贸易畅通上，普遍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了跨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进而通过降低贸易成本、节约运输时间，对沿线国家的贸易发展带来积极影响。“一带一路”倡议赋予了古代丝绸之路新的国际贸易维度，是新的国际国内背景下对国际贸易理论拓展深化及延伸的结果。沈铭辉提出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以通过新型发展合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打破发展“瓶颈”，降低广义贸易成本。孙楚仁等实证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显著地促进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增长，且对中国与“一路”国家出口的促进作用大于对“一带”国家的出口促进作用。欧盟国家，特别是内陆国家，将从“一带一路”贸易畅通中获得很大的好处。 

　　 在“一带一路”倡议获得国际社会积极反响的同时，相关研究也注意到“一带一路”的风险和挑战。有研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水平进行测算排序，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综合发展水平确实在不断提升，但目前还存在粮食安全、能源依赖性强、金融市场不稳定等挑战。“一带一路”的风险包括经济、政治、安全、法律、道德等方面。其中，安全风险被讨论得比较多，因为“一带一路”正好经过所谓的“不稳定之弧”，文明的断裂带和板块的连接地带。“一带一路”在面临政治、经济、法律等风险的同时，也需应对来自国家、企业、个人三大层面的道德风险。还有关于“一带一路”倡议隐含的风险研究，主要涉及金融风险、供应链风险。从国际风险看，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22年全球风险报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与全球风险感知调查的受访者选择的“5个未来两年对本国构成严重威胁”的风险涉及五大类风险中的31个具体的风险，其中人为环境破坏、就业生计危机、大型经济体债务危机名列前三。总体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受访者的风险感知与这些国家的发展特征与现状较为契合。 

　　同时，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认识和理解不断深化，一些曾经胸怀成见、心有戒备的国家也逐渐改变看法，变抵触为接受，变消极为积极，更是掀起了全球“一带一路”研究的新高潮，几乎所有欧美重要智库都设立了“一带一路”或与此相关的研究项目。随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筹建和丝路基金启动，中外学者更加关注对五通合作重点领域、合作机制和战略态势的研究。 

　　世界银行2019年发布的《“一带一路”经济学：交通走廊发展机遇与风险》报告指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实施可帮助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日均生活费低于3.2美元），使全球和“一带一路”经济体的贸易额增幅分别达到6.2%和9.7%，使全球收入增加达2.9%。对于沿线低收入国家来说，外国直接投资增幅达到7.6%。在这些收益当中，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是最大的受益者，既包括“一带一路”国家，也来自非“一带一路”国家。“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2019年咨委会报告认为，“一带一路”是世界的机遇，将带来广泛收益，促进经济增长和国际合作。“一带一路”倡议与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理念和宗旨高度契合。“因为中国坚持拥抱多边原则，积极融入多边体系，我们应该共同选择对所有人都有利的方案”。 

　　（三）第三阶段：“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面对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的世界，“一带一路”给全球化提供了更强劲的动力，并推动传统全球化朝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方向发展。2021年11月，中国召开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提出“要统筹考虑和谋划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共建‘一带一路’，聚焦新发力点，塑造新结合点”。基于这一指导思想，2022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具体任务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巩固互联互通合作基础，稳步拓展合作新领域，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有序开展对外投资合作，有效防范海外风险。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格局，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增长，还提出健康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绿色丝绸之路将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新的发力点。Scopus数据库检索显示，2019年以来针对绿色和数字“一带一路”的研究快速增加。2019年中国正式启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签署了关于“一带一路”卫生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搭建了广泛参与的国际合作平台，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供了中国方案，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在世界发展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 

　　与此同时，西方媒体借题发挥、混淆视听始终未停歇，大肆渲染“一带一路”遇挫。例如，《华尔街日报》认为在乌克兰危机下，西方对俄制裁正在干扰中国向欧洲出口更多的商品，欧洲和中国的许多客户已将运输方式从铁路转向船舶。有的媒体文章从中国在海外援建、承建的数千个项目中，挑出厄瓜多尔科卡科多—辛克雷水电站等五个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攻击中国“一带一路”项目存在所谓“质量”问题。西方媒体还就部分沿线国家因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等引发的债务问题炒作“一带一路”项目投融资的“负面影响”。又如，西方提出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全球门户倡议等相应计划，与中国在基础设施等领域开展竞争。这些从反面证明“一带一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总之，“一带一路”具有多重效应，即国内开放效应、中国与世界的合作效应和全球效应。在国内开放效应方面，对新时代中国开放空间布局进行了统筹规划，提高了国内各区域开放水平，拓展了对外开放领域，推动了制度型开放，形成了“东西双向互济、陆海内外联动”的新开放格局。在中国与世界的合作效应方面，对中国与世界实现开放共赢的路径进行了顶层设计，搭建了广泛参与的国际合作平台，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供了中国方案，成为推动构建中国与世界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在全球效应方面：（1）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推动全球化转型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向发展导向全球化、包容性全球化转型；（2）聚焦基础设施建设这一最大实体经济投资，助推世界经济脱虚向实，消除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3）发掘世界经济新增长点，实现共建国内部、跨国和区域的互联互通，引领了疫情后全球地区化和分布式合作模式；（4）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分量，完善全球治理结构；（5）“一带一路”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回答“知识就是力量”——谁的知识，谁的力量，打造以人民为中心的全新知识体系。 

　　从中国与世界的角度看“一带一路”效应，一方面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的开放格局，极大提升了开放水平，打造互联互通伙伴关系网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推动塑造新型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格局。应因世界之变、时代之变与历史之变，呼吁建设“一带一路”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学，塑造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自信与自觉。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当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提出了大量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迫切需要回答好‘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题。……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一带一路”研究呼吁推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一带一路”自主知识体系遇到的挑战之一是西方成熟的科学是分科之学，而中国强调的是和合文化，以西方的个人主义或者个人理性来理解“一带一路”总是很困难。“一带一路”之所以能在世界上引起广泛的关注，主要内在魅力来自中国式现代化。中国能够成功，为什么其他国家不能成功呢？作为全球认可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旨在实现共同富裕、利己达人，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人类命运共同体成就新的世界观，开创了有别于西方的新的自主知识体系，形成了学术自信和学术自觉。 

　　打造“一带一路”自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关键是打造“一带一路”自主知识体系，遵循三大逻辑。 

　　（一）由内而外：从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人类共同现代化 

　　“要致富，先修路”的中国式现代化经验，吸引了全球2/3的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引发了三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第一，修“路”的钱从哪里来？世界上的热钱有几十万亿美元之多，而基础设施的缺口巨大。“一带一路”是创造机制将“热钱”变成“冷钱”，助力世界经济脱虚向实，减少贫富差距和金融危机风险。中国式现代化是通过农业—工业“剪刀差”，暂时牺牲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利益，快速实现工业化。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内敛型的，不同于西方殖民掠夺、发动战争攫取他国财富而实现的现代化。中国经验强调因地制宜，是可分享的。 

　　第二，修了“路”，如何致富？以高铁为例，京津高铁本身是亏本的，私人资本没有兴趣去投资。中国通过国企修建高铁，又通过高铁沿线的产业开发来赚钱，形成房地产、旅游等产业集群。通过基础设施先行，带动产业发展，实现人民幸福。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政府必须创造市场，而非任凭市场规范国家，导致陷入贫富差距和产业空心化。经济起飞后又践行“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理念，克服市场失灵、市场失真、市场失序的问题。这也是“一带一路”如此受欢迎的原因：不是让小孩直接到大海（市场）里游泳，而是先修游泳池（经济特区、产业园区）训练孩子游泳，最终使其能够到大海里畅游，这种形象的比喻是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普遍路径。 

　　第三，如何实现共同富裕，而不是制造贫富差距？中国的经验是，不是修建孤零零的公路、铁路，而是天上、地上、海上、网上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形成规模效应，打造产业集群，建立统一大市场，带来共同富裕。如果没有高铁，湘西苗族山寨的土特产不会卖到世界各地，世界各地的游客也不会来到凤凰古城。中国怎能将8亿人脱贫，实现共同致富？如果没有高铁，沿线不会有开发区、旅游和房地产市场，当地居民只能生活在全球化的阴暗角落。这需要强大的政府来推进，需要国有企业来跟进，需要长远规划，因地制宜逐步实施。 

　　“一带一路”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没有中国式现代化就没有“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版。习近平主席说，“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一带一路”是中国打造的共同发展合作平台，是实现“世界版共同富裕”的生动实践，推进人类共同现代化伟大事业，让世界更美好。 

　　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推动人类共同现代化，必须构建“一带一路”自主知识体系。为此，需要超越“地缘政治—世界之变”“地缘经济—时代之变”“地缘文化—历史之变”，倡导“一带一路”政治经济文化学，以通三统：道统（新丝路学）、学统（“一带一路”学）、政统（人类命运共同体学）。 

　　“一带一路”政治经济文化学基于“一带一路”的成功实践，回应了世界实现可持续发展现实而紧迫的需求。“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多处于快速工业化阶段或初期阶段，未来将占世界碳排放的主要份额，如果不推行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全球气候变化减排目标无法实现。没有工业化就要碳中和，还要绿色、数字化转型，如何为之？如何避免进一步被边缘化，造成世界不可承受之重？“一带一路”国家的二元性、依赖性和绝对性使得这些国家对西方模式日益绝望，纷纷向东看。 

　　从供给来看，发达国家拥有先进的技术、充足的资金，可以帮助这些国家可持续发展，为什么还需要中国呢？换言之，中国提供了哪些是发达国家不能给或不愿给，给了也不管用或给了对方也要不起的帮助？首先说“西方不能给”：发达国家技术是以资本为中心而非以人民中心，巨额的知识产权费是发展中国家承担不起的。其次是“不愿给”：西方私有制服务于资本的利益，不做无利可图的事，导致热钱泛滥成灾，发达国家自己的基础设施老化、产业空心化，遑论给发展中国家搞基础设施和工业化。再有就是“给了不管用”：西方的高标准一刀切不适合发展中国家国情，体现了其自以为是。最后是“给了对方要不起”：成本、标准、政治条件都要符合发达国家要求，在发展中国家没有可行性。 

　　为什么中国能够给、需要给、还管用？对中国又有什么好处呢？首先，“中国能够给”：作为世界工厂，中国是全产业链国家，建设和生产成本最低、效率最高，几十年完成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进程，现代化经验最为鲜活。其次，“中国需要给”：中国要参与标准制订，要市场，要软实力。再有，“中国给了还管用”：不是高标准一刀切，而是创造高标准、接地气的条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通过丰富的国内转型经验和新发展理念，一直鼓励发展中国家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通过最优示范区，先试点、再推广，实事求是。 

　　为什么强调绿色是“一带一路”的底色？西方是为了维持奢侈的生活方式；中国则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也为了吸引发达国家参与，更好地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西方的表里不一和中国的知行合一形成了鲜明对比，“一带一路”倡导第三方市场合作，西方担心知识产权保障问题，担心来自“制度性对手”中国的技术竞争、治理模式的挑战，政治上缺乏信任，妨碍合作。因此，西方推出各种对冲“一带一路”的战略计划，最终都是流于形式、贻笑大方。 

　　（二）由古及今：从海洋型全球化到包容性全球化 

　　“一带一路”正克服种种全球化悖论。 

　　一是单向度全球化。如前所述，近代西方中心开创的海洋型“全球化”是“部分全球化”（partial globalization），或称为单向度全球化，正如《共产党宣言》描绘的：“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新大陆、人类学、东方学等歧视性话语主导了近代西方现代化概念和思维，折射单向度的人、单向度的现代化。 

　　二是“中心—边缘”模型分工体系。从殖民时代开始，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以牺牲部分国家为代价的，其根本原因是资源的有限性和分配不公。在传统全球化模式中，由于发达国家掌握了资本和核心技术，在“中心—边缘”模型分工体系下，攫取了大量的非对称利益。传统全球化形成了一套“世界分工体系”，极大地整合了全球产业链效率。这种分工体系基本上是跨国公司的全球市场配置形成的。跨国公司的发展促进了生产、资本、贸易、技术的全球化，而跨国公司绝大多数是西方的。 

　　三是文明等级秩序。全球化由西方发达国家引导，这个国家群的主体文明是基督教文明，基于“一神教”的特性，基督教文明（尤其是新教文明）拥有相当强的征服性和排他性，所以传统贸易、资本的全球化也带来了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全球化，其表征就是推广“普世价值”和输出“民主革命”。这本质上形成文明等级秩序，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的扩散化就是这种矛盾下的产物之一，而基于文明和宗教价值观的矛盾在现有制度安排下几乎是不可调和的。 

　　四是区域化与全球化悖论。传统全球化理论认为，区域一体化是全球化的初级阶段，全球化是区域一体化的终极阶段。但在实际操作中，凡是区域一体化程度高的超国家组织会自然出现一种“圈子化”的内化性，从而抵触进一步全球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欧盟，在本轮世界经济危机之前，欧盟80%以上的“外贸”都是在成员国之间进行的，这种“自闭”不利于全球化的发展。英国脱欧表明通过欧洲地区一体化推进全球化出现逆转，英国不惜以退出欧洲单一市场的硬脱欧方式更好地拥抱全球化。 

　　克服上述全球化悖论，打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型全球化，正是“一带一路”的使命。 

　　（三）由表及里：从“五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如何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大写意，不仅是为了再现昔日“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繁华景象，更是对全球化未来的想象，就是为了人类的未来。未来的世界怎么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带一路”建设得怎么样。中医认为，痛则不通，通则不痛。“一带一路”致力于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理念，推动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网络，正在克服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 

　　《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是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思考人类前途命运以及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推动中国和世界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作出的重大决策。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既对新时代我国开放空间布局进行了统筹规划，又对中国与世界实现开放共赢的路径进行了顶层设计，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大创举，是我国今后相当长时期对外开放和对外合作的管总规划，是我们党关于对外开放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共建‘一带一路’搭建了广泛参与的国际合作平台，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供了中国方案，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受到国际社会普遍欢迎，在世界发展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对于“一带一路”沿线低收入国家来说，外国直接投资增幅达到7.6%。过去20年里，中国帮助非洲国家修建了约100座海港、1000条跨江大桥、1万公里铁路及10万公里高速公路。这是构建命运共同体的中非合作生动实践。 

　　习近平主席指出，“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概言之，“一带一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道可从三个维度理解：一是历史维度，消除西方殖民主义流毒，帮助非洲等地区脱贫致富、实现命运自主（发展新大陆）；二是现实维度，消除以西方为中心的海洋型全球化造成的贫富差距（发现旧大陆），打造开放、包容、平衡、普惠、共赢的新型全球化；三是未来维度，助推后发国家实现“弯道超车”，实现地区一体化的全球互联互通（真正的世界历史），引领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 

　　具体而言，打造“一带一路”自主知识体系，可率先建立全球发展学、全球安全学、全球合作学、全球生态学。 

　　全球发展学。“一带一路”所提出的全球发展学尊重国家的发展国情，这是“一带一路”发展学很重要的合作学。“一带一路”强调的全球合作学不是资本导向的，也不是大的欺负小的。通过双边或多边沟通和磋商，各国可找到经济优势的互补，实现发展战略的对接。“共建”强调共担责任和风险，塑造责任共同体，同时鼓励沿线国家在引入资金、技术后培养相关人才，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只有做到了前面两点，才能保证“一带一路”建设的成果能够被参与国所共享，建设命运共同体，最终实现共同发展。 

　　全球安全学。“一带一路”是改善全球治理的新抓手，是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良方。用发展保障安全，这个安全才是可持续的。比如最新加入“一带一路”的国家叫巴勒斯坦，这个国家的很多地方被以色列占领。用发展求安全，这也是东方智慧和“一带一路”精神的体现。通过倡导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一带一路”正在治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顽疾，引导热钱流向实体经济，消除全球金融危机之源，实现全球金融治理。通过以发展促安全，以安全保发展，强调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观，推进全球安全治理。 

　　全球和平学。和平学现在面临世界和平的问题，各个地方都搞板块化，将来的世界是走向分裂、对抗，还是重复“冷战”的悲剧？我们今天强调各个地区之间的互联互通，强调开放包容，也是“一带一路”所推动的。在整个“一带一路”建设中充分尊重沿线国家对各自参与合作事项的发言权，妥善处理各国利益关系，打造利益共同体。沿线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一带一路”的平等参与者，都可以就本国需要对多边合作议程产生影响，而不是对别国所选择的发展路径指手画脚。 

　　全球生态学。习总书记的生态文明思想是数字化生态和绿色低碳发展，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同样会遇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西方以前是无限碳排放，而中国要约束碳排放，而且“一带一路”国家也要注重减少碳排放和实现碳中和。中国主动宣布不再新建煤电项目，这些都是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 

　　因此，打造“一带一路”自主知识体系，就是在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基础上，通过“一带一路”推动全球共同现代化、共同富裕，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按照由内而外、由古及今、由表及里的三重逻辑，把“一带一路”的定位和国内的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和世界层面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有机地衔接在一起。 

　　“一带一路”消除了西方殖民主义的流毒，帮助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脱贫致富、实现命运自主；消除了以西方为中心的海洋型全球化造成的贫富差距，打造开放、包容、平衡、普惠、共赢的新型全球化；助推后发国家实现弯道超车，实现地区一体化的全球互联互通（即真正的世界历史），引领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未来，关于“一带一路”与中国式现代化、“一带一路”与双循环、“一带一路”与三大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的关系，以及“一带一路”如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学理化研究将不断深入，会成为新时代中国学最恢宏的篇章。 

　　“一带一路”被誉为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和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其外延也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一带一路”是指《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等文件界定的“欧亚大陆互联互通合作倡议”，包括65个国家。广义的“一带一路”则是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新型全球化、新型全球治理的合作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 

　　总体来看，“一带一路”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征，有关这一倡议的研究热度不减。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内容日趋丰富、方法多样，不能从文化、历史、经济学或国际关系等某一特定领域出发去理解“一带一路”，需要超学科的研究，打通各个学科的界限，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现有的国际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基于中国实践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如“一带一路”经济学，让原本学科林立、界限分明的经济学细分领域出现了一股需要基于跨学科视野、理论联系实践进行研究的新风尚。 

　　目前“一带一路”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和需要完善的地方。第一，在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上还存在“两张皮”的现象，常常挂以“一带一路框架或视域”为名研究自己熟悉的话题，或机械强调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重要性，而非改变自己的世界观、方法论，真正将“一带一路”置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而非简单的新开放、新外交）下；此外，重论文轻著作，重宣传轻学术，“一带一路”研究学术性不显著（因为内涵外延不明确）。第二，“一带一路”受限于非通用语种文献，尚未形成对带路国家研究的系统梳理，无法抹去英文文献的西方底色。第三，跨学科方法正在不断涌现，基于田野调查等方法的研究还存在巨大空间，需要打通各个学科的界限去开展研究。第四，数据库的标准化、通约性亟待加强，造成ChatGPT式的以讹传讹现象，忽视了全球化的底层逻辑。目前，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云南大学“海外中资企业调查”数据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建立了一些“一带一路”数据库，但缺乏权威的、一体化的数据网络。第五，面向“一带一路”的国际组织人才、国别区域研究人才等还存在短板，缺乏理论联系实际的机制。 

　　着眼未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必将对沿线国家乃至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深远影响。“一带一路”的特点是实体经济全球化，路径是发展导向的全球化，方向是包容性全球化，目标是共享型全球化。对学界来说，笔者认为还有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启发性问题。第一，“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问题。“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倡议，“一带一路”学或者“一带一路”研究如何在海外开花？自主性如何？如何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第二，如何引发中外学术共振、共鸣、共情？进一步厘清自说自话、对外宣传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作用、存在的问题，以及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影响进行客观评估，为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第三，政府与企业（民间）、理论与实际、国内与国际如何协同？通过中外共建“一带一路”案例传播，为理论升华提供支撑。鼓励不同领域、不同学科背景的参与者采用创新性的研究方法，从实践经验上升到知识交流，扩大世界各国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内在动力。第四，借“一带一路”深入研究全球区域化、本土化、国际体系新变化等，通过一系列针对性的理论研究充分彰显“一带一路”倡议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方面的学理价值与现实意义。最终，以“一带一路”政治经济文化学推动构建“一带一路”自主知识体系，书写自主现代化理论，编撰人类命运共同体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