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欧洲构建欧洲共同体-欧盟的实践，其精神源头可上溯到古希腊时代。对于公元前8世纪以降的相关历史脉络的回顾，有助于理解欧洲“一体化”道路的内在逻辑与特质，进而厘清其与中国“一体化”道路的核心差别。

　　古希腊的政治以“城邦”（polis）为基本单位，在数以百计的诸邦并存的格局下，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雅典是城邦这一政治形态在文治与武功两方面发展极盛的代表。但即便是处于巅峰状态的雅典，相对于东方世界的“万乘之国”，依然可谓小国寡民。尽管存在着超越具体希腊城邦的“泛希腊主义”的文明认同，即将不同城邦的希腊人（Hellēnes）视作一个整体以与“野蛮人”（Barbaroi）相区别，但这种文明认同并未化作政治认同与政治行动，传统希腊的政治想象，包括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在内，均未超越城邦这种形态。与之相应的是，希腊的史学传统呈现文明史与政治史的疏离割裂状态，以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为各自的代表。这种文明认同与政治认同、文明史与政治史的割裂状态，其影响至今依然清晰深切。与之相比，中国的文明史与政治史彼此支撑，均无断裂。它既保证了中国文明生命绵长，也保证了中国文明始终将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作为自己的政治追求，作为载体与护卫，始终将强有力的统一国家当作维护与发展文明的必要条件。中华文明体的连续性是与政治体的统一性高度结合在一起的。

　　公元前350-前30年的“希腊化时代”，作为人类第一次全球化高峰，在西方语言中形成了oikoumenē（本意为“能被人所居住的土地”），这样既表达地理意义上的广阔空间，又包含普遍秩序意义的概念。罗马在群雄争霸的“天下时代”取得决定性优势后，建立了某种带有“大一统”意味的政治格局，这也是迄今为止的欧洲历史上唯一的一次。罗马治下的“天下”，正如黑格尔对于罗马世界的评价，是各民族的个性（Die Individualität der Völker）被据于统治地位的帝国所压抑（unterdrückt）的“抽象的世界”（abstrakte Welt），是一种“统治”（Herrschaft），一种霸主凌驾于文明的世界之上（Herr über gebildete Welt）的状态。

　　伴随罗马帝国的崩溃，欧洲陷入长达千年的分裂状态，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中世纪的教权（象征属灵精神）与王权（象征世俗权力）之间相互依托又相互对峙、相互斗争又相互妥协的二元结构。近代以来有关个人-群体、社会-国家、私有产权-公共权力、消极自由-积极自由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皆与中世纪的这种根本性的二元格局相关。

　　16世纪以来，欧洲（特别是西欧）占据了世界体系的主导地位，欧洲的思想家（如基佐之《欧洲文明史》）倾向于将欧洲各国的分立-多元状态视作是其富于活力、进而具有文明论意义的优越性所在。这种心态至今犹存，在配上了文化多元主义的外观后，深刻影响着今天欧盟的文化政策。

　　二战后，痛切感到以单一国家的形态不足以作为世界性力量应对世界大势的欧洲政治精英，着力推动具有更高“一体化”程度的欧洲共同体建设，但是，出于对某种凌驾于各国-各民族之个性与多样性之上的“统治”的警惕，欧共体-欧盟的“一体化”建设，长于“存异”而不易“求同”，较难形成某种问题导向的“长效机制”。欧盟这种新型区域共同体如何与传统的民族国家-主权国家形式相结合而构成一种有机体，始终处于探索之中。欧盟超越了一般性的政府间组织的范畴，承接了内部国家的部分国家主权（如与货币政策相关的权力），但远未形成有效运作的超国家实体。这种欧盟国家向欧盟让渡部分主权、共同进行治理的架构，即便在相对平稳的状态下，也需要经过较长时段的检验才能对其机制与效果进行合理评估，而原有世界体系的失效与失序，则使得这种机制的弱点——特别是不同国家间的利益分歧、针对重大问题的反应滞后、国家权力与超国家权力的协同困境，充分暴露出来。

　　精神层面的“泛希腊主义”与政治层面的对于具体城邦形式-城邦利益的坚持，“帝国”（imperium）带有“独断论”意味的“抽象统治”与各民族-各文明的个性-多样性的矛盾，这是希腊-罗马传统留给欧洲的深刻而又沉重的精神遗产，在今天依然现实地影响着欧洲人对于世界的认知与想象。在此意义上，对于传统的回溯，其意义绝不只是博物学性质的，更意味着对于现实之为现实的整体过程更深切的把握。有生命力的传统，总是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存活下来，并以新的形态延续自身。欧洲文明如此，天下文明如是。

　　（作者系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