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打字机》与ChatGPT 

　　2023年下半年以来，广西师大出版社翻译出版的《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一书得到各重要榜单的青睐：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出版人杂志》书业年度致敬图书、《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搜狐文化好书之选年度图书、《中华读书报》年度历史好书榜、《今日头条》年度好书榜……这本书讲什么内容？

　　在这本2018年费正清奖、2019年列文森图书奖获奖作品中，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教授墨磊宁（Thomas S. Mullaney）的研究揭示出：19世纪下半叶，以打字机、电报为代表应用的信息技术革命席卷全球，以雷明顿打字机为代表的西文打字机是传播技术中里程碑式的发明，希伯来文、阿拉伯文、俄文、暹罗文等字母或音节文字纷纷自我裁剪、迎合潮流，唯独中国音—意—形一体的方块字难以适应，于是汉字被认为是“无法培养科学”的“落后文字”，国际上被轻视，国内也被自我否定，但有识之士没有放弃。要证明汉字能适应现代化，就必须发明中文打字机，于是一代代发明者，于狼狈、尴尬、挣扎、局限中实验和尝试。这是一段汉字反抗字母文字霸权的历史，更是一个古老文明面对现代性和适应信息技术革命的历史，填补了活字印刷术和电脑时代中文输入法之间漫长而巨大的认知空白。

　　那么，这本书所揭示的内容与ChatGPT是什么关系呢？众所周知，ChatGPT于2023年横空出世，标志着生成式AI发展到新的阶段。这是人工智能与自然语言处理的融合时代，其特点是AI系统能够更加深入和复杂地理解、生成和交互人类语言。

　　其实，从信息现代化角度来看，透过中文打字机发明过程中遭遇的种种挑战，我们能看到先贤如何将汉字的内在属性（如非字母文字、表意性）、结构特征（如字形、部首、笔画）与中文处理技术（如活字印刷、电报、中文输入法）紧密关联，如何探索人、语言与机器之间的相互作用。正是在中文打字机的设计探索中，中文的现代化传播逐渐摆脱英文打字机“所打即所得”思路的禁锢，当下我们正在使用的中文输入法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由此发出人机交互的先声。

　　在上一个人机交互的时代，汉字及其所承载的文明经受住了考验；在下一个人机交互时代，我们应当如何应对？

　　传播的偏向与文明的绵延 

　　传播学者哈罗德•英尼斯在其著作《传播的偏向》中指出，传播媒介在时间或空间的偏向会带来所在文明的偏向，即该文明是偏向在时间维度上的绵延？还是空间的拓展？作为有宽广历史视野的学者，哈罗德•英尼斯关心的是，文明在历史长河中的绵延。绵延是文明的本质，文明即绵延，而传播媒介则一直是文明的核心。

　　中华文明作为从未中断、绵延至今的伟大文明，得益于汉字及其传播媒介的不断发展、与时俱进。在哈罗德•英尼斯的定义中，传播媒介（medium of communication）这个概念通常不但指所使用的物理材料——泥版、羊皮纸，或纸张——而且指具体化（embodied）在这些媒介中的传播形式（the form of communication），如表意文字、拼音文字，因而是指媒介与传播形式的结合。体现在甲骨、简帛、纸张之上，电子系统之中的汉字符号体系，经历了镌刻、书写、雕版、（打字机）键盘输入等多个阶段，不断与时俱进，从而承载中华文明绵延至今；AI时代的来临，人机互动发展到新阶段，人类或处于新形态文明形式产生的前夜，传播媒介及技术的进步至关重要。

　　把握AI契机、加速出版融合 

　　应当看到，AI时代，同《中文打字机》一书研究的19世纪相比，汉字仍然面临着相类似的尴尬，即便不是同样的问题。前者是在人机交互初级阶段，汉字的编码检索传播问题；后者是人机交互进入新的阶段，汉字所承载内容的编码检索传播问题。在全球互联网信息内容的检索使用中，英语占据了五成以上，中文内容比例极低；人们常嘲笑初期的ChatGPT在应对中文内容时的幼稚，但却未深思其中的原因、以及可能的后果：如果最具备发展前景的语言大模型得不到优质中文语料的训练，在AI时代，中文与英文的差距将被拉到多大？其所承载的文化、文明将如何发展？

　　包括传统出版行业在内的出版传播领域应该积极把握契机，加速发展。出版行业既不应该低估生成式AI，也不应畏惧生成式AI。因为出版业本质上是运用技术传播知识和提供阅读服务的行业，所以自古以来，对于传播技术一直抱有积极的心态，对新技术的应用和探索相当敏锐，一直走在时代前沿。生成式AI技术的应用不仅仅是关于技术的进步，更是关于如何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知识和文化的传播。出版行业的未来将是一个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更加高效、个性化和互动的时代。只有不断创新，紧跟技术发展的步伐，出版业才能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中绽放新的光彩。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出版传播领域必须把握生成式AI契机，以“日日新、又日新”的姿态，助力和迎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辉煌。

　　（作者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