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时代的课堂上总有许多只闻其名、不见其书的著作，许烺光的《祖荫下》正是其中之一。多亏了北京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后王燕彬的辛勤翻译，这本近八十年前的著作才得以面世。

　　20世纪40年代，许烺光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后，应师兄费孝通的邀请，到云南大学任教，并进入魁阁从事研究工作，与同侪一起在云南乡村做了大量调查研究。1943年费孝通赴美访学期间，许烺光代理其职，主持魁阁的工作。随后，许烺光也受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的邀请，赴哥伦比亚大学执教。至此，费孝通在外联络奔走并亲手翻译，许烺光等魁阁同僚则收集整理与协助编辑，魁阁学人的研究成果开始陆续在海外出版。史国衡《昆厂劳工》的英译本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费孝通及其弟子张之毅《云南三村》的英文版Earthbound China: A Study of Rural Economy in Yunnan，分别于1944年和1945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和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批英文研究的出版极大提升了魁阁学人的国际声誉。1948年，定居美国的许烺光也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自己魁阁时期的研究成果Under the Ancestors’Shadow，这正是读者手头的《祖荫下》一书。此书出版后，20世纪40年代魁阁学术成果的海外出版也暂告一段落。

　　在魁阁的学术光谱中，《祖荫下》显得格外奇特。一方面，许烺光的问题意识十分传统，希望借助自己在云南西镇（即大理喜洲）的田野调查，破解传统中国家族与王朝兴亡的周期率。另一方面，他对传统中国社会的理论解释又与同仁稍显不同，特别强调文化与人格对社会的驱动作用。

　　在许烺光看来，解释中国历史和王朝周期的核心关键不是魏特夫所言的传统官僚阶级寄生性扩张，也不在于马尔萨斯发现的人口法则，而在于传统文化对传统人格的强大形塑作用。《祖荫下》一书就以西镇为典型，推而广之，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有关中国历史周期演进的文化动力学解释。简而言之，许烺光认为传统文化强调权威与竞争，权威是对父系和辈分的服从，而竞争则贯穿于所有同性、同辈和同级之间。以这两种文化驱动力为基础，人们大部分行为及其动机都可以被总结成：服从权威、竞争高位。

　　人们既服从权威以享受祖荫，又相互竞争以争抢与延续祖荫。这是西镇乃至传统共享的基本人格结构，就此，社会范畴逐步构建起来：父子一体、男女有别、大家庭理想、老成教育、祖先崇拜，等等。这种基本人格结构又会因为经济社会地位有别而变异成为身份人格结构，为社会中不同的特定身份群体所分有。如果说富人家庭展现了祖荫文化及其社会范畴的理想，那么穷人家庭则展现了其缺环，穷人之子并非不想服侍父亲以求祖荫、驾驭妻子以求权威、合家共居以求敬宗和族、大笔挥霍以求荣耀门庭，但最终受限于经济条件，只能养育出顺从谨慎、务实理性、勤奋真诚的身份人格结构。

　　富人祖荫满庭，穷人却无荫可依。家庭如此，王朝亦然。高门世家、王侯贵胄之子弟人格多虚荣重名、放荡奢侈、鲁莽冷漠、虚伪无知，从而家族兴衰亦是王朝存亡。

　　整体而言，《祖荫下》一书的理论解释并不复杂，甚至很容易被进一步简化为一个富人与穷人、权威与竞争的二维列联表，从而推出一种传统文化人格的类型学。而许烺光正是如此行文，在最后一章就给出了五种类型的人格划分。但是当传统的问题意识与新潮的社科解释混合在一起时，《祖荫下》一书就展现出其复杂性。

　　一方面，就问题意识而言，许烺光和诸多魁阁学人一样，都在探索如何用学科特有的社区研究，在更宏大的时空尺度上来解释传统中国与转型中国，他们以当时独树一帜的社会调查、边疆调查和民族志书写构筑了社会学与人类学区别于传统文史研究的特殊方法。另一方面，许烺光没有对经济生计和节庆仪式等魁阁同僚的关注重点过多着墨，相反，他一直尝试在文化人格解释的道路上另辟蹊径，与林顿对话。这是人之常情，许烺光虽然早年受训于马林诺夫斯基的英国社会人类学传统，但在学术壮年期，反而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林顿给他递来橄榄枝，不仅帮他在《美国人类学家》刊发《中国表兄妹结婚》（Observations on Cross-Cousin Marriage in China）一文，而且还给予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职机会。《祖荫下》可以被视为林顿1945年出版的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Personality一书在中国田野的回响。

　　顺此脉络，我们才能理解《祖荫下》作为一部田野民族志，为何行文逻辑如此顺畅，类型如此规整，规范似大于实然，西镇几乎不出我们对传统儒家父系社会的想象，以至于读者在阅读此书时，可能感受不到丝毫惊异。自然有学者会批评许烺光在书中没有考虑民族之别，不应将西镇的白族社会作为汉家社会的典型，从而推导到整个中国。然而，许烺光的西镇田野如此顺畅，恰恰就根源于边缘地区之人对汉地的攀附。西镇可以说不是原初田野，却是真实田野、西镇人自身理想中的真实，而这重真实最终也在许烺光的现实关怀与理论对话中融合成了这本《祖荫下》。

　　纵使人们可以批评该书理论色彩太浓导致诸多误读，但无可否认其揭示出的服从权威与竞争高位的祖荫社会逻辑如此刻骨，至今仍可用于解释我们的现实生活，无论是教育军备竞赛还是人生履历集邮，多少都预示着现代人失去了祠堂里的祖宗牌位，但又在极小的家庭空间与生活中强化了个体的内卷与上位心态。可以说，没有祖荫，仍有阴影。

　　许烺光并非没有揭露祖荫社会的阴影。有父子一体的理想，就有形式化而非实质性的孝顺，死后的风光大葬远大于平日的嘘寒问暖；有大家庭理想和男女有别，就有同宅分家，同处一屋檐下却分灶分产各有小家；有祖荫，就有“半影中”的鳏寡孤独。后续的研究也以此为基点逐渐开枝散叶。我们可以像华南学派一般，回到历史现场，去探寻大宗族理想如何在晚清西南现实性地落地构建；或者追寻文化史的脚步，追问半影中无名者的历史；或可在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讨论现代教育与民族识别如何瓦解儒家家庭与祖荫理想；也可放弃此等结构化与专题化的社区民族志，偏好生活史（life history），以非虚构的笔触刻画现代喜洲镇的日常生活。凡此未尝不可说是《祖荫下》的余荫。

　　（作者系岭南古籍出版社编辑）